吴孝斌（吴孝斌，曲江县博物馆。）

　　【中文摘要】曲江县小坑镇曹角湾村新近发现的10余块清代牌匾，其中10块横匾，竖匾5块。年代上迄嘉庆丁丑年（1817年），下至光绪十六年（1890年）。内容各异，名称不同。

　　Abstract:More than ten inscription boards of Qing Dynasty were recently discovered at Caojiaowan Village in Xiaokeng Town of Qujiang County. Ten of them are horizontal boards and five are vertical ones. The age of these boards lasted from Dingchou year （1817） of Jiaqing period to the 16th year （1890） of Guangxu period. The boards are of various contents and different names. 

　　

　　座落于曲江县小坑镇东北的曹角湾村，是座仅有400余人的邓姓自然村，这里群山环抱，交通不便。然而这个原本并不起眼的小山村，近来却颇引人注目，常有一些外地人驱车前来寻访。原来，吸引他们的并不是这里的青山緑水，而是村中新近发现的10数块清代牌匾以及保存完好的清代民居建筑。今年6月初，曲江县博物馆对该村牌匾进行调查，发现曹角湾村共有清代牌匾15块，其中横匾1O块，竖牌5块。其年代上迄嘉庆丁丑年（1817），下至光绪十六年（1890），距今已有一、二百年历史。清代牌匾因题赠者多为朝廷命官或尊长者，为示上下尊卑，其题款格式也有异于一般对联书画，即名署于上款（右侧），其下方多有一“为”字；受匾者姓名多书于下款（左侧），其下方常有一“立”字，通匾读作“某某为某某立某某匾”。这是识匾时不可不注意的，现依各牌匾年代早晚逐一考释如下：

　　“神恩德泽”和“熙朝拔萃”匾

　　同立于嘉庆丁丑年（1817）十一月。前匾为“沐恩社户信生邓天荣偕男同立”，“神恩德泽”意谓神明恩佑和祖上积德，应为邓天荣庆贺自已以“恩拔候选登仕佐郎”而立。清初修明北监为太学，称国子监，考选官生龢民生送监读书，为国子监生。在监的学生有贡生和监生，贡生又可分为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和副贡、例贡6种。“恩贡”是遇国家庆典时，额外收取的贡生；拔贡则是从各府、州、县学生员中，经选拔择优送监的贡生。“恩拔”即恩贡和拔贡。登仕佐郎乃清代文职散官品阶之最低品从九品，前既加“候选”，可见并未实授。“熙朝拔萃”匾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广东等处兼理粮饷阮源”等地方高级官员为邓天荣而立的贺匾。“熙朝”旧指盛明之世，臣子多用以称颂当时王朝；“拔萃”指才具特出，清代也用以称拔贡。清代以总督为地方最高长官，辖一省或二、三省，为正二品官，但加尚书衔者为从一品（清代总督照例加兵部尚书及右都御史衔，称为座衔）。

　　“洪庥远被”和“荣兮胶序”匾

　　同立于道光二十九年（1 849）十二月。前匾为“沐恩信生邓炳文偕男绍光绍祥同立”，意为洪运绵长，泽及后世。后匾乃“经筵讲官户部尚书”、“广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等官员为国子监生邓炳文而立的贺匾。“胶”乃周代的大学，相当于清时之国子监；“序”为周时学校名，《汉书·儒林传序》：“乡里有教，夏日校，殷日庠，周日序。”是以后人多以“庠序”指代学校（乡学）。“荣兮胶序”即为国学及乡学之荣，因在当时能人监学习是件极可荣耀之事。明代以大臣掌内廷经筵事，以翰林官充经筵官，虽名为讲学，实仅是一种典礼仪式。清代沿置，从左都御史以上的官中选派满、汉各6人为经筵官，作为近侍大臣的荣誉职位。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为从二品官，掌一省之行政，宣传国家政令于各府、州、县，管理一省之民政、财政。

　　“琴堂佐绩”匾

　　乃“经筵讲官户部尚书教习庶吉士正黄旗汉军都统柏俊”于咸丰戊午年（1858）十二月“为裔孙上超立”的嘉匾以表彰政绩。旧称县官衙门为“琴堂”，可能邓上超时任县衙主簿一类辅官，故乃有“佐绩”可嘉。进士始入翰林院者称庶吉士，清代以尚书、侍郎、阁学士之不兼掌院事者为庶吉士教习大臣。  “京元”和“文魁”匾  前匾立于同治元年（1862）八月，乃“太子少保体仁阁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周祖培、太子少保经筵郎官吏部尚书掌院学士全庆”题赠“国学生邓炳銮”的贺匾。“京元”意为京城学府（国子监）之翘楚。“太子少保”乃清时荣誉虚衔，常加赠给军机大臣、大学士等高官重臣。“体仁阁”为三阁大学士之一，为正一品。“文魁”匾乃“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广东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瑞麟、监临兵部侍郎广东巡抚部院额哲克、代办监临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广东全省学政加一级纪録七次杜联”等朝廷命官为“同治六年（1867）丁卯科乡试中式第106名举人邓抡英”而题的贺匾。清代乡试前五名又称“五经魁”，故亦有称举人作“文魁”的。邓抡英见光绪《韶州府志》卷八选举表：“邓抡英，曲江人，同治六年丁卯举人”。监临乃清代科举乡试之监官，除主考官、同考官外，全场办事人员场归其监督。学政为清代各省管理学校教育事务的官员，以进士出身的侍郎、翰林官简任，位在巡抚后，布政使和按察使前。清代对官员的奬励，有纪録和加级两类，加一级相当于纪録四次。

　　“佑我厚德”匾

　　乃光绪十一年（1885）九月“沐恩社户信生邓炳馨偕男炯渊、涂渊同敬立”，是出于考取功名而感谢神恩的。

　　“荷天驰赠”匾

　　乃光绪十二年（1886）十二月“钦命太子少保兵部尚书云贵总督岑、钦命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林、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李”等地方高官为邓赞襄而立之匾。“荷天驰赠”意谓蒙皇恩而予以封典追赠。清代封典制度，封典给官员本身的称为“授”，给予其祖先和妻室的，生者曰“封”，死者曰“赠”。“驰赠”专指赠及三代以上如祖父母、曾祖父母。由此可见受匾者邓赞襄早已不在人世，且生前未有功名，故仅提及其名。从题赠者均为贵州大员看，当时邓氏有人在贵州任职。

　　[BT（2+1]“奉旨诰封三代正二品授振威将军记名简放总镇都督府着男巴图鲁”匾

　　该匾立于光绪十六年（1890）二月，署名“臣邓高魁恭承”，可见受匾者与立匾者均为同一人。清代封典制度，官员因品级不同，封典范围也不同：一品官封典给予曾祖父母以下，三品以上官给予祖父母以下，七品以上封其父母以下，九品以上仅及自身。“振威将军”为从一品而非正二品武官散阶，故得以封及三代。清代对兵权控制极为严密，八旗副都统以上各武官均应先由兵部开列请旨简放（任命），称为“记名简放”；如不是奉特旨补放者，则由兵部知照军机处，由军机处开列应补人员请旨。清代总兵为緑营兵正二品武官，受提督统辖，掌理本镇军务，又称为总镇。都督府为明代设置，后渐成虚衔，清初沿用，后废。故疑此处之“都督”或为“提督”，亦指提督军务总兵官。清代初制，提督带左右都督衔者，为正一品，带都督同知衔者为从一品，带都督佥事署都督事者为正二品。干隆十八年后俱省兼衔，定为武职从一品官。“巴图鲁”满族语为勇士之意，清代作为对作战有功官员的称号，称为勇号。有两种，一种只称巴图鲁；另一种在巴图鲁前尚加有字样，分清字勇号和汉字勇号两种，汉字勇号有劲勇、干勇、诚勇、奋勇巴图鲁等，故疑“着男巴图鲁”原为“奋勇巴图鲁”之误。

　　“广州府花县儒学”、“奉旨特简”竖牌（俗称高脚牌）各二块“奉天勅命”一块

　　从这5块牌的制作样式、大小尺寸等方面观察它们应立于同时。查光绪《韶州府志》卷九选举表有：“邓炳彪，同治年间廪贡，花县训道”的记载，可知这5道竖牌的主人即是同治年间任花县儒学训道的邓炳彪。清时各府、州、县均设有儒学，称为府学、州学和县学，为生员（秀才）肄业处，分设教授、学正和教谕管理，并以训道辅之。训道作为府、州、县学之副教官，为从八品，例由岁贡生任。清时规定凡儒学官之任用，皆用本省人，但均应逥避本府、州，是以邓炳彪出任花县儒学训道。“奉旨特简”即“奉特旨”而“简授”（任命）。清朝高级官吏，如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八旗驻防都统等，都由皇帝特命指派，称作“特简”，即特别委任之意。用于一从八品之儒学训道身上，则未免显得小题大作和虚张声势。因此推测这5道竖牌并非官制，应为邓氏为宣耀门户而立。

　　牌匾在古时候主要用以彰善、扬名、立威，朝廷常用以笼络人心，表扬忠俊贞节。牌匾的这种政治宣传性质，注定了它有褒誉不实之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我们对它的正确评价，因而在试图以匾证史的同时，不可不警惕牌匾的这一缺陷。但无论如何，各历史时期所遗留下来的牌匾，对我们研究当时的官衔品阶制度、科考制度、封典制度等提供了实物资料佐证，这是极可宝贵的。以上有关曲江小坑曹角湾村清代牌匾的考释，失实或失当之处或有之，万望行家不吝指正为盼。

　　

　　（原载《广东文物》2002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