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孝斌（吴孝斌，曲江县博物馆。）

　　【中文摘要】北宋时期随着政府重商政策的推行，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通用货币需求量不断增加。加上海外贸易中钱币的外流，这些都道致社会出现钱荒。为解决此困难，北宋政府只能采取提倡和鼓励开采各种金属矿产的采冶政策。广东的矿冶经济也因此得到应时的发展，韶州作为广东的主要矿产地，一向以矿产的种类齐全、储量巨大而闻名。其中以铜的采冶最为突出，它的兴衰可为宋代广东的矿冶经济的缩影。

　　Abstract: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a currency shortage was caused by governments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merce-valued policy which improved the social economy and the demand of currency. An additional outflow of the currency in oversea trades made the situation worse.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e government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 had to advocate and encourage the metallurgy of all kinds of metals. The metallurgy economy in Guangdong Province was developed accordingly. As the main mineral-producing area in Guangdong Province, Shaozhou was famous for its variety of minerals and giant reserves. The mining and metallurgy of the copper is so outstanding that its rise and decline could be seen as an epitome of the metallurgy economy of Song Dynas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北宋时期随着政府重商政策的推行，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使得作为通用货币的铜钱需求量不断扩大，加上海外贸易中钱币的外流龢民间普遍存在的销钱铸器现象，这些都道致社会出现钱荒。此外，政府每年向辽、西夏等邻国的巨额纳贡和“赐币”，亦要耗费大量的金银和铜钱，这些都急需大量的金、银、铜、锡、铅（后三种金属乃铸造铜钱的必需材料）。因而如何最大可能地扩大对上述金属矿产的采冶，便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也因而促使北宋采取与以往历代不同的矿冶政策：提倡和鼓励开采各种金属矿产。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北宋初期广东的矿冶经济得到了应时的发展，矿冶业呈一派勃兴之势，并很快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据《宋会要辑稿》载，北宋广东各矿场，除旧置者外，最早新置的要数太宗淳化二年（991年）的连州桂阳县的丰官银场。继而各矿迭兴，至神宗时，据《元丰九域志》载，广东各矿冶业共有银监、钱监及银、铜、铁、锡、铅场61处，与英宗治平年间全国271个矿冶处所相比较，广东矿冶业约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强。

　　韶州作为广东的主要矿产地，一向以矿产的种类齐全、储量巨大而闻名，《宋史》便把韶州列入“金之冶”、“银之冶”、“铁之冶”、“铅之产地”之列。就元丰元年（1078）广东的矿场分布而言，全省共有银场23处，其中韶州占6处；铁场8处，韶州占1处；铜场5处，韶州占3处。

　　北宋广东的矿冶业以铜的采冶最为突出，而产铜之地莫若韶州，韶州产铜诸场中又以岑水场产铜最多且声名远扬，据说岑水铜场规模最大时有工匠十多万人。作为宋时全国三大铜场之首的岑水铜场，它的兴衰无不对当时广东的矿冶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说，岑水铜场本场就是宋代广东矿冶业的一个典型代表或历史缩影，透过岑水铜场的盛衰，我们可以间接看到宋时广东矿冶经济的发展历程。

　　据清光绪《韶州府志》卷十三舆地略载：“岑水，一名胆矾水，又名铜水，郡南七十里。源出翁源县羊径山，分二派，一西流经县南入溱水（北江），一南流入江镇水。宋初置场采铜日岑水铜场，谓水能浸生铁为铜。”经考古工作者实地考察，现已证实宋时岑水铜场遗址的分布范围在以现大宝山矿主峰为中心的方圆数十里地域内，包括现翁源县龙集镇的铁屎坪和新山子。据大宝山矿705地质队1961年的勘探总结报告称：宋时的矿坑老窿地表可见者即达400个以上，其形式有圆井、斜巷、平巷；其规格有仅容单人的小巷，亦有宽达1.5米以上的大巷；其深度有深仅数米的浅洞，又有深达数百米的深井。宋时冶铜遗留下来的矿渣分布面积达0.2平方公里，宋代的砖瓦和陶瓷残片亦不时可见。种种迹象均证明这是一处规模极大且开采多年的古代矿冶遗址。

　　有关岑水铜场的初置年代，《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十三有“岑水场，庆历七年（1047年）置”的记载；《舆地纪胜》卷九十亦载：岑水场“出产银、铜，庆历七年置”。在岑水铜场开采的第二年，恰巧又逢“韶州天兴场铜大发，岁采二十五万斤”，有司遂“请置监铸钱”。“从此，广东的铜采冶业大发展，铅、锡和铁的大规模开采，也是由采铜带动的”。由此可以看出，庆历后期乃是宋代广东矿冶经济勃兴的起点，其发缘与岑水场的建置不无关系。

　　据《广东通史》古代上册第九章载：“北宋岑水场炼铜有火冶、湿冶两种。起先，品位高的‘矿铜’用火炼法炼得黄铜，但矿铜难采，另一种是用含铜量较少而极易采取的‘胆土’加水煎炼，是为湿冶，炼得之铜称胆铜。后来又增加胆水炼铜一项，亦属湿冶，是新炼法。”可见宋时岑水铜场已采用三种不同的炼铜方法以保障产量的稳步提高。其中胆水炼铜这一新炼法乃北宋后期饶州人张潜发明的，并令其子献于朝廷，遂被采用，于哲宗元佑末年（约1094年）开始推行。其具体操作，乃是将生铁片置于富含硫酸铜的胆矾水中，通过化学反应，使水中的铜离子被铁离子置换而生成单质铜并附着于铁片表面，再将铜屑刮下，入炉三炼而成胆铜。当时人们已知“率用铁二斤四两，得铜一斤”这一置换比率。正是由于“胆铜法”这一新式炼铜方法的推广运用，才使得藴藏丰富胆水资源的岑水场的铜产量逐年提升。

　　皇佑二年（1050年）朝廷在韶州新置永通监，利用当地铜资源（主要是岑水场所产之铜）铸造钱币，这亦直接促进了岑水场的发展。据何维鼎《永通和阜民两钱监》（载于《广东经济史话》）的统计，永通监的年铸钱量，从开始的四万七千贯，增至元丰七年的八十万贯，在全国钱监中居于首位。而铸钱量的增加反过来又刺激了对铜资源的开采。这种铜矿采冶与铸币的良性循环，使得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出现“诏三司，韶州岑水场铜大发，其令转运司益募工铸钱”这一情况，永通等钱监的铸币能力已赶不上岑水场铜产量的提高。

　　有关岑水场的产铜量，据余靖《韶州新置永通监记》载：“初，郡之铜山五岁共市七万，前太守潘君一岁市百万。及栾公继之，乃市三百万，明年又差倍之，岁运羡铜三百万，以瞻岭北诸冶。”余靖此文作于岑水场置后三年，说明正是岑水场的开发方使得韶州铜大发，产量由原来数万斤剧增至六百万斤。至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韶州岑水、中子二场共收铜一千二百八十多万斤，占当年全国收铜量的87％以上；即使到了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岑水场产铜仍近400万斤，相当于全国铜产量的57％。岑水场在全国产铜方面所占的举足轻重地位，使它得到朝廷的重视。宋时因其地盛产铜、银、铅、锡、铁等多种金属，曾立有“七宝神祠”，徽宗崇宁年间朝廷特封其神为灵应侯。宣和三年（1121年），为加强对岑水场的管理，特从曲江划出廉平、建福二乡和从翁源分出太平乡新置——建福县（宋室南度后废）。这种因岑水场缘故而以三个乡设县的例子在中国封建社会是絶无仅有的，由此可以想象当年岑水场的繁荣盛象。

　　岑水场的兴盛，既有其本身所具有的资源和技术等方面优势，同时也与当时有利的社会政治和政策有关，概括地说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一）朝廷对矿业开采提倡和优惠政策的实行

　　自西汉设立铁官以来直至唐代，矿冶业一向以官营为主，极少私营，因而多出现管理不善、营私舞弊和亏损严重等弊端，劳动生产效率极低。宋时出于对矿产开发的迫切需要，采取了一些较为开明和优惠的政策以鼓励民间开采。官营矿山则把原来的劳役制改为募役制，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工匠开矿的积极性。北宋中期，为了刺激矿业生产的发展，朝廷公布了统一的矿税征收率“熙丰法”：矿主只要向政府交纳20％的实物税，就可以将矿产自由出售，官府不再强行征购。正是由于统治者采取的上述优惠政策，方使北宋时期的矿冶业获得长足发展，岑水场自不例外。

　　（二）社会对铜的大量需求

　　岑水场在北宋时期的迅猛发展，跟当时整个社会对铜的巨大需求是分不开的。北宋时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社会对铜钱的流通需求量空前增加；同时朝廷每年向辽、西夏等国的巨额纳贡和“赐币”，亦需大量钱币。除此之外，民间广泛存在的销钱铸器现象和海外贸易中大量铜钱的外流，这些都造成了全社会对铜的需求量始终处于不饱和状态。虽然宋代是中国历史上铸钱最多的一个朝代，但还是普遍存在钱荒现象，一些地方不得不使用铁钱来代替。严重的钱荒使得铜价日益昂贵，因而开采铜矿便极易获利，这是刺激岑水场迅速发展起来的内在动力。

　　（三）胆水炼铜法的推广运用

　　宋代铜产量达历史最高峰，与“胆铜法”的大规模推广应用有着密切关系（此法宋以后不见）。据《中国冶金简史》载：北宋末年胆铜产量仅占全国铜产量的20％，到南宋时期很快升至85％，这足以证明“胆铜法”在宋代铜冶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由于岑水场本身藴藏着丰富的胆水资源，因而运用胆水炼铜法之后，便能以低成本方式源源不断地获取铜资源，从而长期保持铜的高产量。

　　韶州岑水铜场起于北宋庆历年问，元丰初达于鼎盛，以后又盛极而衰，铜的产量开始走下坡路。至干道二年（1166年），岑水场年产铜已不及10万斤，在整个南宋时期，岑水场产铜最多时亦不过50余万斤，只相当北宋末年产量的1／8。岑水场在北宋中叶到南宋的一百多年期间，从发展、兴盛乃至衰落，内中原因固然是复杂的，但主要与几方面有关：

　　1．因北方沦陷而缺乏胆水浸铜的铁资源。

　　胆铜的生产在岑水场所占比例极大，进入南宋后更是如此。如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岑水场的胆铜产量为黄铜产量的1／4，至干道年间（1165-1174年）胆铜的产量变为黄铜产量的8倍多。胆水浸铜需要大量铁材，宋人张端义《贵耳集》载：“韶州岑水场以卤水（胆水）浸铜，会百万斤铁，浸炼二十万（斤）铜。”

　　宋室南度后，由于当时重要的铁矿生产在山东充州、江苏徐州和河北邢州、磁州等北方地区，北方的沦陷使南宋的铁产量骤减，南方有限的铁又要应会战争之需，因而不可能提供太多的铁用于岑水场的胆水炼铜，从而严重影响岑水场的生产。正如南宋一官员所述：“韶州岑水、信州铅山等场，所产浸铜，非无胆水，止缘给铁不如其数，遂时致税课亏少。”

　　2．国力的衰退因长期的内外战争，较之北宋已极度匮乏。官府缺乏征购铜材的“本钱”，便唯有向矿民打“照贴”，同时难以兑现，极大打击了民间开矿的积极性；同时官府在抗金口号下普遍提高矿冶税收，由原来的二八分成变为三七分成。繁苛的矿税，飞涨的物价和微薄的工钱，使矿主和工匠因无利可图而纷纷置采逃散，从而造成岑水场铜产量的鋭减。

　　此外，政局的混乱和各级官吏的腐败无能亦是造成岑水场衰退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与岑水场的发展轨迹相似，广东的矿冶业在宋初太宗后期逐渐发展起来，韶州铜矿在仁宗庆历年间的大发，带动了省内铅锡的开采；韶州永通监的设置，又极大刺激了本地的矿冶生产，到熙宁年间，广东的矿冶业达于极盛。然而好景不长，到元丰末年，广东的矿冶经济便开始走下坡路。其原因除部分地与矿产藴藏量和开采的难度有关外，更主要的则与国运的盛衰和政策有关。历史证明，只有在宋王朝强盛统一、政局稳定、政策开明和社会繁荣之时，广东的矿冶经济才能获得自身的发展并创造辉煌；否则，渐其衰落便是历史的必然。

　　

　　（原载《广东经济》2003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