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万勤（余万勤,韶关市曲江区博物馆。）

　　【中文摘要】宋钱中发生凿边现象，不同于以往出现的磨边、剪边、和环凿方式，是一种新的从钱币上盗取铜材的方式，它往往还伴随着花穿现象。宋钱中凿边现象的发生，与当时宋钱的形体为厚大有关。这种盗取钱材的新方法的发现，对研究宋时钱币的匮乏和盗铸现象具有一定的意义。

　　Abstract:The frame-chiseling happened among coins of Song Dynasty was a new method of stealing the copper from coins, and this phenomenon was different from frame-grinding, frame-cutting and round-chiseling. There was always a phenomenon of irregular through-holes along with the frame-chiseled coins. The cause of this phenomenon was related to the thickness and the large size of the coins in Song Dynasty. The discovery of this new copper-stealing method is significant in researches on the coin shortage and private minting in Song Dynasty.

　　

　　众所周知，铜币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上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流通货币的功能。中国古代最早的货币大约出现于夏商时期，当时的货币主要以海贝为主，后来又出现以铜铸造的钶贝代替天然海贝。到了战国时期，开始出现了圆形的圜钱，这可以说是我们平常所见的圆形方孔钱的鼻祖。圆形方孔钱在中国古代流行的年代之久。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故其虽历经千百年的岁月磨难，但仍得以完好保存至今者，真可谓如恒河沙数，数量之多已是不可想象。笔者近年因工作需要在整理博物馆收藏的众多历代钱币的时候，常常发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铜钱的品相有异于普通钱币，其外郭出现部分或全部缺失，且缺失的部位参差不齐，粗看略似动物噬咬的痕迹，然若仔细观察，便不难发现那是因使用铁、钢等尖鋭硬物而留下的凿痕。笔者通过实物观察，注意到这种现象大多发生在有宋一代的钱币中，宋以前及宋以后的铜钱上却未见此种情况出现。究其原因和目的，笔者认为它们应与当时人们从钱币上凿取铜材有关，其目的或为私铸钱币，亦或是为了铸造铜镜、铜像等器物。

　　古时候由于钱币的铸造工艺操作较为简易，民间盗铸的现象历代皆有之，甚至在某些朝代，私铸的钱币还得到官方的认可而准予流通使用。如《汉书·食货志》载：“汉兴，以为秦钱难用，更令民铸荚钱。”即言西汉立国之初为了笼络民心（当然也与当时国力匮乏有关），曾一度允许民间自铸钱币。汉文帝时，亦允许民间私铸半两钱，然规定每钱重四铢，不准掺杂铅铁。因而汉时的一些巨室商贾便是依靠拥有铜山大肆铸钱以至暴富的，如汉文帝时的宠巨邓通便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例子：据说有一位善于相面的术士给邓通相了一命，断言他终将死于穷困。汉文帝大不以为然，说：那我就赐给他一座铜山，让他自己去铸钱，看他还会不会穷死。邓通得到皇帝的特许，拥有铜山自铸钱币以至邓氏钱遍于天下，富可敌国。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文帝死后，邓通因得罪景帝而被削罪为奴，最终还是贫困而死去，此是后话不提。

　　那些有权有势的达官贵人可以堂而皇之地据山开矿，大肆铸钱：至于民间百姓，亦千方百计获取铜材以私铸铜钱，如《汉书·食货志》上所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盗铸，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这种以牟暴利为目的的私铸现象的泛行，势必会造成大量铸工粗劣、形小质轻的钱币在社会上的大量流行，严重影响了货币的正常流通，并不可避免地造成钱币贬值。

　　历朝统治者都无法容忍因流通货币的无限度贬值而带来的大量社会矛盾和危机，因为这样会极大地动摇其阶级统治的稳固性，因而自汉代以后的历朝都明令严禁私人铸造钱币，并对敢于触犯法律者处以峻刑。然利之所趋，盗铸现象从来便屡禁不止，只是存在程度上差异而已。王莽时期，由于无休止的钱币盗铸现象，造成社会上货币的严重贬值。为了摆脱这一困境，王莽竟然冒失地进行了多次的货币改革。隔三岔五地推行新的货币以取代原有货币。然而，这种带有明显敛财目的的货币制度的改革，不仅没有延缓国内的通货膨胀，反而加剧了货币流通的混乱局面，受到民间的强烈扺制，从而最终道致了新莽政权的灭亡。据史料记载，通常民间获取铜材的有效方法之一，便是从已铸好的铜钱上面打主意。例如他们常用的方法之一就是用钢锉之类工具对铜钱的边郭进行磨锉以获取铜材少量的铜屑，经过积少成多后便可用于铸造钱币，而因此所形成的窄边或无边的铜钱便被称为“磨郭钱。”  磨郭钱以西汉五铢钱为多，称“磨郭五铢”：此外也有采取铜钱的边郭剪去或凿去的办法取铜，称“剪边钱”。这种现象在西汉五铢、新莽货泉和布泉已有出现，而以东汉五铢为最多。更有甚者，还出现将一枚五铢钱凿为内外两部分使用的。其中内一部分称剪轮或剪边，因其钱文去其半、存其半，故又名“对文”；外一部分称“蜒环”，蜒即线，因外郭残存狭如线，故名。采取这种方法并不是为了取得铜材，而是直接将钱一分为二地使用，对此古人有记载，如秦宝瓒《遗箧録》云：“民之盗者益多巧，改磨为凿，内对文，外诞环，一钱分为二，无庸盗铸矣”。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物价踊贵，货币减重现象十分严重，旧有的西汉五铢钱常被凿成内外两枚使用，称剪边钱。而公私竞铸小钱，当时民间私铸钱往往无轮郭面文，最轻薄者每千钱厚不满三寸，甚至入水不沉，随手破碎。造假造到这般地步，难怪当时有不少地方已取消钱币的流通而直接以物易物了。

　　钱币铸造混乱的局面到隋唐时期已有所收敛，尤其是唐代。唐时由于开元钱的铸造较为规范精美，私人仿铸难度较大，已无甚利可图，加之国力强盛，物价相对稳定，因而钱币的私铸现象较少。

　　到了北宋时期，随着政府重商政策的推行，社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加上海外贸易中钱币的外流龢民间普遍存在的销铜铸器现象，使得作为通用货币的铜钱的需求量不断扩大；此外，由于北宋政府军事上的软弱无能，屡次被辽、西夏等北方少数民族邻国战败，被迫与辽、西夏、金等签定了极不平等的条约，根据约定，北宋政府每年要向辽、西夏等邻国输送巨额的纳贡和“赐币”，这些都不可避免地要耗费大量的铜钱。因而即使北宋朝廷每年都铸造有大量的铜钱推向社会，但社会上却仍频频出现“钱荒”现象。据《宋史》载：宋神宗元年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性窘迫，谓之钱荒”。而早在仁宗朝，大臣余靖在《论两税折纳现钱》的奏议中便已提及：“当今天下，钱货至少，江淮之地，名为钱荒”。究其原因，乃因北宋时铜禁解除，造成中国大量铜钱外流。当时日本、朝鲜及西南地区缺乏铜钱，于是多以香料、药材、犀角、象牙等物交易换取铜钱。同时由于社会上铜材的价格高于铜钱，大量铜钱被重新销熔以铸造铜镜、铜像等物，所以流通在社会上的铜钱便显得匮乏，这就是造成北宋时出现钱荒的原因。为防止民间私自将铜钱熔化用于铸造铜镜、铜像等器物，政府规定对铜镜的铸造进行严格管理和控制，除允许少数商家制作和出售铜镜，其余无牌铸造和出售将被视为非法；同时也采取措施加强对各寺庙铸造铜佛像和其他铜制品的控制和监督。除此之外，为防止每年铜钱的大量输出和外流，在四川、陕西及河东等与辽、西夏接界的地区，普遍推行使用铁钱以取代铜钱。但由于铁钱具有笨重和易于贬值等缺点，有时要用十枚铁钱才能扺一枚铜钱，因而私铸铜钱可以获得厚利。凡此种种，都为民间私铸铜钱注入了太多的诱惑力，因而民间私铸钱币的现象又空前地发展兴盛起来了。为了能获取铸币所用的铜材，民间在未能开采铜矿的情况下，便只有采取取铜于钱的老办法，对政府铸造的合乎标准重量和大小的铜钱进行再“加工”，即用凿子将铜钱的一部分边郭凿去，一般为两面对凿，这样既达到偷取铜屑的目的，又不会影响铜钱的正常流通使用。由于宋时货币制度较为严格，铜钱上被凿去的边郭部分一般不超过整圆的三分之一，以免因过轻而被拒絶流通。这种钱币被凿边取铜的现象主要发生于北宋神宗、哲宗、微宗诸朝，尤以熙宁、元佑、宣和、政和钱为多。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凿边钱往往还同时有花穿现象存在，主要为八角形的菱花穿。对于这种现象，笔者认为，除少数花穿确实系因铸造后打磨时因钱币发生移位而造成的外，相信大部分花穿的出现应该是当时人们为锉取铜屑而有意识地模仿自然花穿所致，由此也可看到宋人“惜铜如金”的程度。

　　纵观历代从钱币中偷取铜材的方式，有磨边、剪郭和环凿（即将一铜钱凿分为内外二钱）等，唯有宋钱中出现采用不规则凿取的方式获得铜料。究其原因，极可能是因为宋钱较为厚大，不易剪磨而适于凿取的缘故。宋钱中这一现象的发现认识，对我们瞭解当时铜材的紧张程度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