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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汕头开埠历史的一点看法



  邱立诚(邱立诚,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岭南考古研究专业委员会。)

  【中文摘要】在潮汕地区的近代史上,汕头开埠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作者认为,汕头开埠的时间当以1860年1月1日最为合适。尤如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一样,汕头开埠的过程也标志着粤东人民进入反对西方列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入侵新的历史时期。。

  Abstract: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aoshan area, the opening of Shantou Port was a major historical event.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most accurate date of the opening of Shantou Port should be the 1st of Jan in 1860. As the Opium War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modern history in China, the opening of Shantou Port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a historical stage in which people of East Guangdong were fighting against the economic intrusion from the powerful western capitalist countries.

  

  在潮汕地区的近代史中,汕头开埠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尤如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一样,汕头开埠的过程也标志着粤东人民反对西方列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入侵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汕头”一名源于何处,学界多有研究。一般认为,“汕头”的得名来自于海滨泥沙积聚而成的沙脊。宋末元初,今汕头市区的光华埠一带已形成名叫“厦岭”的渔村。至明初,厦岭渔村已是“扼商彝出入之冲”,明洪武二年(1369年)为此而设“蓬州守御千户所”于此。明嘉靖九年(1531年)今汕头市外马路附近一带沙脊出露,到万历三年(1575年)沙脊出露已成片,被称为“沙汕坪”。而由于此地居民日渐增多,出海捕鱼之海民及商贸船只也较前增加,故在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粤海关成立之时,清政府即在潮州府庵埠总税口之下,设立了“汕头口”,这是迄今为止在官方文件中所见到的最早的“汕头”地名。钦差大臣何桂清在1859年12月30日《奏美请定期在潮开市拟将税务归粤海关画一办理折》中亦称:“查潮州地方,粤海关原设有分口,以庵埠为总口,汕头等处为子口,签派丁书征收内地海船货税,历年已久〔1〕。”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政府在今汕头市外马路筑烟墩并建炮台,故该地又称“沙汕头汛”,当地人俗称为“沙汕头”。此后,“汕头”一名在雍正年间(1723~1735年)蓝鼎元的《潮州海防图说》中再度提及,文中有“商艘往来,不过旗岭、汕头、神泉、甲子……。”始建于嘉庆年间(1796~1820年)位于今汕头市区光华埠的天后宫与关帝庙〔2〕,见证了当时当地香火的兴旺与繁华,也表明其时汕头已是一处有相当规模的商港。

  从时间上来看,西方列强对汕头的认识早在1858年签订《天津条约》以前。1853年3月,美国驻厦门领事布拉德莱在给美国驻华特使的报告中写道:“本省的移民,从1847年起是从厦门装船的。近年,在某种程度上,改在广东省北部获得移民,并在南澳岛附近的某处,即汕头装船运出。”稍后,美国驻华公使伯驾在1856年2月给美国国务卿马西的报告说,1855年从汕头载运苦力出洋的外国船有12艘,载运苦力6388人,其中美国船5艘,载运苦力3054人。1857年10月1日,英国怡和洋行大班约瑟夫渣甸在给英国对华全权大使额尔金的一封信中就说到“一个未经条约承认的非常重要的港口就是汕头港。汕头为广东沿海北部位于韩江口的一个最好的寄碇港,距离重要城市潮州不远。”“除了条约中已经列举的口岸外,汕头为常有沿海船只开来的唯一口岸。这些船只往返汕头,有时赚到很可观的运费。”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在1858年初给美国国务卿加斯的报告中也说,“汕头,是厦门西南约一百英里的一个口岸,它是未经条约承认的,……那里进行着大量的鸦片贸易和苦力贸易,……香港的报纸定期刊登汕头的船期表。”可见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分子早已对汕头港虎视眈眈。事实表明,这时期已有不少外国船进出汕头港,据英国外交部的档案记録,1857年有120艘外国船只在汕头港作业。1858年,汕头在西方国家中已小有名气,故此恩格斯在1858年发表的《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一文中也提到“汕头这个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又不属于那五个开放口岸。”这种情况说明清咸丰三年(1853年)在汕头妈屿岛上设立潮州新关是有所依据的,其原因之一就是富有商业气息而又日渐繁忙的汕头口岸引起了清政府的高度关注。

  鉴于汕头为潮州所辖,因此,西方列强最初与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时均强行指定“潮州”为通商口岸,如1858年6月18日签订《中美天津条约》,第十四款列明“广东之广州、潮州、……,任其船只装载货物,……。” 

  1858年6月26日签订《中英天津条约》,第十一款列明“广州、……潮州、……,英商亦可任意与无论何人买卖,船货随时往来。”

  1858年6月27日签订《中法天津条约》,第六款列明“广东之琼州、潮州,……准令通市无异。”

  1861年9月2日签订《中德通商条约》,第六款列明“广州、潮州、……,船货随时往来,……。” 

  1863年10月6日签订《中荷天津条约》,第二款列明“广州、潮州、……等口,荷商皆准贸易,船货任便往来。”

  又由于1861年6月发生潮州民众拒絶洋人入城事件,一些西方国家便改而指定“汕头”为通商口岸,如1862年8月13日签订《中葡和好贸易条约》,第十款列明“广州、潮州(汕头)、……皆准居住、……。货、船随时往来……。” 

  1863年7月13日签订《中丹天津条约》,第十一款列明“……广州、汕头、……各口,……可任便出入通市。” 

  1864年10月10日签订《中西和好贸易条约》,第五款列明“……广州、汕头、……各口,……可任便出入通市,……。” 

  1864年11月2日签订《中比和好贸易条约》,第十一款列明“……广州、汕头、……各口,……亦可携眷前往居住、贸易、……。” 

  1866年10月26日签订《中意通商条约》,第十一款列明“……广州、汕头、……各口,……任便出入通市,……。” 

  1869年9月2日签订《中奥通商条约》,第八款列明“……广州、汕头、……各口,……亦可携眷前往居住、贸易、……。”

  由此可见,汕头开埠在文件(条约)中的时间,1858年是暗指,而在1862年则转为明指。实际上,1859年8月16日,美国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法,与清政府就《中美天津条约》互换了批准书,首先获取了在潮州口岸通商的法律地位。而汕头口岸设关及开市之时间,这在清朝官员两广总督劳崇光给朝廷的奏报中有明确的记録,其奏报称:“于咸丰九年十月二十一日钦奉谕旨:准米国先行开市,其应行设关征税之处,……于澄县属之汕头设立新关,于咸丰九年十二月初九日(即1860年1月1日)准米国先行开市。凡附近汕头各子口海船货税,均赴新关就近输纳。”基于此,可以认定,从妈屿岛迁至汕头的新关(即潮海关),其时间当在咸丰九年十月二十一日至咸丰九年十二月九日之间,而汕头开埠的法定时间,则应以咸丰九年十二月九日(1860年1月1日)更为准确。

  诚然,汕头开埠的基础并非一朝一夕所形成,而有其历史发展的渊源关系。宋元以来,潮州沿海地区的海外贸易有很大的发展,南澳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航海通道。有明一代,青花瓷器的泛起更是世界各国热切追寻的物品。明万历年间,因景德镇发生“火烧御窑厂”事件,漳、潮地区的漳州窑系青花瓷业得以兴起,产量大增,一度成为青花瓷器外销的主要产品。在澳门的葡人亦因景德镇供货数量未能满足需求,而在漳州、大埔、饶平一带窑场大量订购青花瓷器。2007年6月在南澳岛西南3海里水下发现的“南海Ⅱ号”沉船,船上运载的大量瓷器就有漳州窑系青花瓷器,包括有大盘、碟、碗、杯、罐、盅等类别。明清以来,这类瓷器多远销世界各地,被欧美各国称为“克拉克瓷”,因产地在闽粤沿海,其后汕头口岸又名扬欧美地区,故而被一些研究者误称并命名为“汕头器”。可见汕头开埠以后在国外有很大的影响力。

  十九世纪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南澳岛与妈屿岛附近海面多有贩卖鸦片的商船进行走私活动,此时西方殖民者的眼中就已盯上了汕头口岸。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西方殖民者将苦力贸易从澳门转至汕头,大量装运苦力华工从汕头贩卖至美国、南美和澳洲等地。此时的汕头港,实际上已成为西方殖民者进行非法贸易的港口,这在清朝官方的报告中也有反映。钦差大臣何桂清在1859年11月1日《奏美大使要请潮州台湾先行开市订期会晤折》中报:“臣于六月间风闻潮州、汕头地方有英夷苏里完假充司税,与内地奸民在彼盘踞。……并据吴煦等访得潮州、台湾两处,各国私自买卖,已越三年,税饷全无。”从文中可知,西方殖民者在汕头开埠之前,走私活动已十分猖獗,致使清政府“税饷全无”,颜面尽失。

  汕头于1860年开埠后,自当年4月起,英、法、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在汕头设立领事馆、洋行、银行、教会、教堂等,对当地经济、文化形成巨大的冲击,客观上也推动了潮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以上述所探析,笔者认为,汕头开埠的时间,当以1860年1月1日(咸丰九年十二月九日)最为合适。

  鉴于汕头开埠历史对汕头城市发展的重要性,建议汕头市博物馆筹办汕头开埠历史陈列展览,这对认识汕头、记忆汕头、推动汕头城市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注释:

  〔1〕本文所引资料,多出自郑可茵等编辑点校:《汕头开埠及开埠前后社情资料》,《潮汕历史资料丛编》第7辑,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等出版,2003年。以下不一一注明。

  〔2〕刘平主编:《潮汕胜迹——汕头天后宫与关帝庙》,汕头大学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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