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旅游出版社2001年11月出版的拙着《浮生文旅》中的第二部分：《生涯情思》实际是我的回忆録，在《康乐风云》一节，写到1983至1984年在全国性的“清除精神污染”中，将我在1980年提出的“社会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的理论作为批判对象（当时在省的文件中点名的代表人物中排列第三，“文革”时在羊城晚报被划为“黑秀才”也是排列第三，真是“老三”的命运！）之事为止。之所以至此停笔，乃在于关系到好些真人真事，得罪不起，不说为妙；另方面是从这时开始，我即被有关领道周知有关单位，不要让我参加公开的文艺活动或发表我的文章，也即是将我“冷藏”起来。实际上，从1983年至1988年这五年时间，我都一直处在“冷藏”期中。如果是按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心态和做法，完全可以“无所作为”而应对之，奈何我不服输的性格所驱使，反而逼出了更多的作为。《浮生文旅》代跋所写的：“天生我才必有用，别人不用自己用；山重水复路何方？走得一程是一程。”正就是这时的肺腑之言和心态写照。

　　其实，我在1980年提出“社会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的理论，是从当时涌现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创作实践提出来的，概括其特点是：在揭露中表彰、在批判中歌颂、在思考中前进；同时也是从创作方法多样化的理论提出来的，认为社会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创作方法，应当让其与提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则是歌颂现实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相并列而存在、发展。所以，这创作口号，是有创作实践和理论依据的。当时的批判，无视这些依据，我很不服！逼使我下决心继续深入研究创作方法理论。于是，我便于1983年至1986年的三年时间，研究世界各国从古至今的所有创作方法，撰写了四十余万字的《创作方法史》和三十万字的《创作方法论》，由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先后出版。

　　之所以由花山文艺出版社连续出版我这两部书，是因为该社编辑（后任副社长）李屏锦同志，据欧阳山同志和黄秋耘同志的推荐，约我撰写《欧阳山评传》书稿。当时我向李屏锦同志陈述了受批判的处境和研究创作方法的决心，受到了他的理解和支持，同意我先进行这两部创作方法论著的写作，并予以优先出版。后来，两书均先后获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奬。

　　1986年后，我才开始对欧阳山创作的全面研究，陆续写出有关论文近三十万字，结集为《欧阳山创作论》，由花城出版社于1989年9月出版，翌年获广东省文艺最高奬——鲁迅文艺奬。同时，中山大学出版社也出版了我的首部文学评论集《新时期文艺论辨》，此书也于翌年获中国新文学学会“云冈杯”文学奬。至此，对我的“冷藏”才算结束。

　　其实，在“冷藏”中埋头苦干的成果，不仅有以上这些专著，此外尚有：《欧阳山评传》和第二部论文集《文化与文学》，只是由于客观原因，延至九十年代初才先后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出版。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期间，我还不讳“冷藏”之嫌，主动提出并参与创办一些重要的文艺教育事业：一是在著名文艺理论家肖殷的支持下，提出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设立文学研究所的建议，并起草了报告和建设方案；二是在著名老作家杜埃支持下，参与创办华南文艺业余大学（后易名为华南文艺职业学院），并主持文学系的工作；三是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提出创办刊授教育，受到陆一帆教授和系领道的认同和支持，在全系教工努力下，办出了“没有围墙的大学”，持续至今，成绩显着，效果良好，甚有影响。

　　以上记述，可以说是拙着《浮生文旅》的《天涯情思》之续编，也可说是《珠江文踪》的《文旅足印》的前奏曲。由于以下章节主要记述探索珠江文化的历程和成果，不宜横生枝节地记述我同时所作的其他方面的事，但又不应将这些事略去，所以特在这节文字中先作简单记述。

　　我在探索珠江文化、并担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的十多年历程中，我一直是以担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主业的。直到2004年我68岁时退休，才正式结束这主业，转为以省政府参事工作和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工作为主。在退休前，我一直担负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工作，为博士生讲授部分课程，开设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当代中国文艺思潮》、《文艺辨证学》、《文化与文学》等课程；在1998年至2001年，先后出版个人论著：《中华新文学史》（下册）、《当代中国文艺思潮论》、《当代中国文学》、《文艺辨证学》，散文集《浮生文旅》，以及与人合作主编《当代中国文学名篇选读》、《英州夜话——知名文化人在英德五七干校的日子》等文集。这些教学与科研工作及其成果，与珠江文化的研究开发工作，是相辅相成的。

　　（2005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