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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始祖、哲圣的发现而初显文化系统



  在逐步完成以上课题之后,我感到要揭开深化的盖子必须对珠江文化进行系统研究,弄清其结构系统、理论框架、学术和形象定位,发现和论证出其系统性和可持续发展性。于是我仍继续采用从现实所需引发历史文化研究的做法,逐步探究下列课题:

  首先是珠江文化的始祖是谁?众所周知,黄河文化的始祖是黄帝,长江文化的始祖是炎帝,由此才有中华民族子民是炎黄子孙的说法。这说法又源于两帝分别是生活在这两条江河流域的华夏民族首领,两族战争后并为一族,后来才取名为中华民族。位于中国南方的珠江水域,民族众多,均各自立,故被统称与百越族,长期没有统一,也无共同首领,所以,一直未有珠江文化始祖是的谁的说法。2001年春,我应邀参加广西梧州历史文化研讨会,发现这里是古苍梧之地,有关于虞舜的史料和遗迹,经认真研究包括《尚书》《山海经》《史记》在内的许多史书和现场考察之后,我撰写了《珠江文化的始祖——舜帝》一文,在《岭南文史》发表,受到广泛关注。我首先依据在开创中华民族的“三皇五帝”中,只有最后一位舜帝(即虞舜)到过珠江水域,生前多次南来“祭祀”、“巡狩”,死后又“葬于芲梧之野”;他即位才开始有“中国”之名,始开德政和乐教,将南方各族感化,将其领土统一划归中国版图,也用武力将少数不服氏族遣送北方;清政亷明,赏罚分明,初具国家行政雏型;这些作为,是起到统一岭南百族并使其归并中华民族的始祖作用的,其文化内涵和性质,也是初显珠江文化的包容性、兼融性特质的。为珠江文化始祖定位,意味着找到这块水域文化的开端,明确这一文化系统之原始元尊。

  接下的问题是珠江文化的古代思想领袖(即哲圣)是谁?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之大势》一文中有言:中国传统文化“实以南北中分天下,北派之魁厥为孔子,南派之魁厥为老子,孔子之见排于南,犹于老子之见排于北也”。以我理解,梁启超所说的“北派”即黄河文化,“南派”是指长江文化,可惜喝珠江水长大的梁启超当时尚未能注意到珠江文化的存在事实,否则他定会找出珠江文化之“魁”的。其实,梁启超已为解决这问题开了路,一方面是以这段话为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的哲圣定了位,另方面是在其他著作中对六祖惠能评价甚高,极高评价惠能禅学对学术和诗坛的影响,称“唐宋两代皆六祖派”,“宋儒皆从佛书来”,“宋士大夫晚节皆依佛”,并说“自唐人喜以佛语入诗,至于苏(轼)王(安石)其高雅之什,大半皆禅悦语”。这些话实际上已尊惠能于哲圣地位,只是未点明而已,令人感叹的是这点点学术距离要梁启超百多年后,才由要人、洋人和后人逐步解开。所谓要人,是指毛泽东。据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回忆,毛泽东曾说:“惠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造悟性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亦是真正的中国佛教始祖。另据有关人员回忆,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来广东视察时,曾问当时广东领道人陶铸是否知道广东出了两位圣人是谁,陶铸只答出一位孙中山,毛泽东当即解说另一位是六祖惠能。可见毛泽东早称惠能是创立禅宗的圣人了。外国洋人和华人又将这说法推前一步,在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所世界十大思想家头像中,立有孔子、老子、惠能三位中国哲圣,西方媒体评其为“东方三圣人”,加拿大华人会馆尊奉三位哲圣的坐像,以尊崇他们在三教(儒教、道教、禅宗)和三学(儒学、道学、禅学)的至尊地位,又可以说是沿着梁启超的思路而潜在地缩小其学术距离,以列尊的方式将他们分别是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珠江文化的哲圣定位显示出来,而其未能消除的一点距离,只好由我们这些后人去点明瞭。2001年11月,六祖惠能的发祥地广东韶关南华寺,为庆祝建寺1500周年而举办了惠能禅学研讨会,我提交了题为《珠江文化的哲圣——惠能》的长篇论文。我从六祖《坛经》这部中国人写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佛典中发现,这既是一部佛教禅宗经典,又是一部自成体系的思想哲学经典,堪称为惠能所创造的禅学思想专著,可与孔子的儒学、老子的道学相并列,从而可称惠能为与孔子、老子并列的代表一种哲学思想的哲圣,同时又可以称惠能为与黄河文化哲圣孔子、长江文化哲圣老子并列的珠江文化哲圣。这不仅是因为惠能出生于广东、长期活动在广东,主要是他的思想文化特点体现了珠江文化特质,体现了珠江人在中古时代的文化意识、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珠江文化土壤中诞生,又影响并促进珠江文化的发展。他主张“人人心中有佛”,“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葛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见性是功,平等是德”,体现了中古时代在南方随商品经济萌起的市民意识和平等思想;他创造修佛“顿悟”之说,撰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名偈,所体现的唯心思想,可谓后来以陈白沙为代表的南方“心学”之先声;他认为“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何处去求佛”,反对向外求佛,反对崇拜,反对去追求“西方净土”之“彼岸”,典型表现了他自立自强、不信神、反权威的个人意识,与后来从西方传来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异曲同工,是中古时南方商品经济兴起而初显资本主义思想的胚芽;他主张“农禅合一”,“农禅并重”,强调自食其力,不拘修行地所和方式,重在实效,使南方禅宗在唐武宗灭佛之时(会昌大难)得以幸存,后来成为佛教主流,这种思想和举措,正是重实用、实际、实效的小农经济思想向商品意识过渡的体现;惠能的南宗“顿悟”派虽与神秀代表的北宗“渐修”派有分歧,禅学也与儒学、道家不同,但惠能均无排斥之意,指出:“本来正教无有顿渐,人性自有利饨,迷人渐修,悟人顿契”;他尊奉父母,力行孝道,倡道修行中的辩证法,都与孔子、老子不悖,可见其器量和兼容气度。这些学说和行为,都是源自并体现着珠江文化的市民性、重商性、平等性、自由性、实在性和包容性的特点或特质,幷且体现得最全面、最集中而时间也最早、影响最深广,所以,称惠能为珠江文化的古代哲圣是名至实归的。

  至此,由于发现舜帝是珠江文化始祖、惠能是珠江文化哲圣,使得珠江文化初显自身系统,从而使其可与以黄帝为始祖、孔子为哲圣的黄河文化,以炎帝为始祖、老子为哲圣的长江文化相并列,初显作为一种水域文化的文化系统。

  (2006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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