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戌初冬，岭南如春，天高气爽，政通人和，著名岭南文化古都封开，迎来了首届广信文化节！在这个佳节里，具有深厚丰富文化内涵的广信塔落成了，具有填补学术空白意义的跨境性学术论坛——广信文化论坛开幕了。这两个盛典，都可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事，两者又可说是具有日月双星座意味的交辉喜事。因为广信塔的落成，是广信文化的物化标志，广信文化论坛则是对广信文化的学术定位，两者是相印相成的。

　　我们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的专家学者，从1995年开始至今一直关注并进行着广信文化的研究开发。在这十余年时间里，我们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5年至1996年，主旨是发现和论证封开是“岭南文化古都”：第二阶段是2004年至2005年，主要内容是论证封开是“岭南文化发祥地”，以及参与广信塔的设计和封开旅游发展规划的制定或评审工作；现在2006年是第三阶段，中心议题是：广信文化的概念和内涵是什么？这个议题，虽然在前两个阶段的研究中都有所论及，但由于焦点分别集中在封开是否是“文化古都”和“发祥地”上，对于作为在岭南历史上长达将近四个世纪（375年）、几乎古岭南汉代史全部的广信时期，从文化视角上去进行探讨，则是微乎其微的；而对于具有如此漫长历史的广信时期，究竟能否作为岭南发展史上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化能否构成为一种具有特质的历史性和地域性的广信文化？等等，则似乎是学术界迄今尚未提到议事日程的课题，所以具有里程碑和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

　　一、 广信文化在时间与空间上的界定

　　广信之名，始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岭南时所颁“初开粤地宜广布恩信”的恩示，从中取出“广信”二字，作为当时创建的监察岭南九郡之交趾部刺史首府所在地之地名。九郡即：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交趾部刺史职能虽然主要是监察，但也有皇帝特令持节的部分权力。西汉后期（一说东汉初期）演变为州一级政权，名为交州，仍是管辖岭南九郡，州治所在地仍是广信。直至三国时吴国国主嫌其管辖范围过大，于永安七年（公元264年）分出南海、苍梧、郁林、高梁四郡为广州，州治番禺；而交州则只辖交趾、九真、日南、合浦、珠崖等郡，州治龙编（今越南河内）。至此一分为二的分割，可说是岭南九郡以交州所辖地域统称的结束，也即是以广信为州治首府时代的结束。从公元前111年至公元264年，持续375年时间，将近四个世纪，时间长且持续，地域广且完整稳定，就时间空间而言，是完全可以确定其为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和地域性的文化整体的，也即是具有一定特征性的文化形态的。

　　作出这样的文化定位，必须回答两个历史难题：一是汉武帝时的交趾部不是一级政权，怎可称为地域文化范畴？其实，从地域文化而言，岭南地区本来早是一个文化相通的地域，秦代划为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赵佗又并三郡建南越国，也为建立地域文化打下基础；虽然交趾部不是一级政权，但其具有监察、沟通的功能，同样起到促进文化整体化的作用，不久接着实行州治，正说明其所起前期铺垫作用，所以是不能将这个前期作用否定，也不应将其机械分割开来。

　　其二，是广信应是何地问题，有说是广西梧州，有说是广东封开，争议良久，莫衷一是。其实，应当是梧州与封开的交界地带，即：梧州的桂（漓）江以东和封开贺江以西（即封川）地区。此说的依据是郦道元的《水径注》。书中《温水篇》指出：“郁水（即西江）……东延苍梧广信县，漓水注之。……临水（贺江上源）又径临贺县东，又南至郡，左会贺水。……临水又西南流，径郡南，又西南径封阳县东，为封溪水，故《地理志》曰：县在封水，又西南流，入广信县，南流注入郁水，谓之封溪水口也者。”（见《永乐大典》11140卷）由此可见广信原址是漓江、贺江（封水）分别汇入西江的地带。所以，广信是封开与梧州的共有历史文化，不必为此争议，可以各自或合作开发。也因为如此，在两广分界和三江汇合处建广信塔，同时举办广信文化论坛，是有理有据并有深厚文化内藴的。

　　二、 广信文化的总体形态及内涵

　　我们提出广信文化是岭南汉代文化形态的说法，固然是因为以广信为首府的交州（含交趾部）为岭南地域统称的时间，大都在汉代（三国时名义仍为东汉），但更主要的是在这段近四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岭南地域逐步形成了具有特征性的整体性的文化形态。这就是：以汉化为主道的多元融合，以汉化在本土中除旧，以融合在汉化中创新。

　　在细述这种形态的具体体现之前，必须先对秦汉之交赵佗所创立的南越文化进行研讨评说。秦始皇统一中国最后一战，是派任嚣统率五十万大军进入岭南，这是汉族文化正式进入百越族文化为主体的岭南的开始。由于百越族在此栖息已很长时间，势力强大，曾打败过秦始皇的进攻。虽然军事失败，但文化势力仍强大，并占着本土的优势。赵佗任南越太尉后，曾报请秦始皇拨三万妇女南下为军人妻室，后只批准一万五千人，这事说明百越人不愿与其合作，扺抗汉化。他只得采取“汉越杂处”的方针，才得站住脚跟。他自立为南越国后，断絶了中原来往，也即失去了汉文化的后盾和依靠，更使其孤立，无力更推行汉化，反而更接受百越族的本土化。他在接见汉史陆贾时穿着越服，态度傲慢，受说服后，起立认错，坦诚地说：“屈蛮夷中久，殊失礼义”。（见《史记》）可见南越国有近百年（确切是93年）历史，堪称创立了有自身特色的整体性文化，即南越文化，其总体形态是“汉越杂处”，但其内核还是以百越族的本土文化为主道的。但它为广信文化的汉化打下基础、作了铺垫的功劳不可埋没，可以说，南越文化是广信文化的过渡期。

　　广信文化由于有南越文化为前车，尤其是有西汉皇朝的强大政权背景及其在岭南的强力统治，加之汉武帝施行的“罢黜百家，独兴儒术”的政策，使汉文化在全国处于统冶地位，新统一的岭南地域在文化上自然也以汉化为主体。政治是文化的主道，但不能取代文化或决定文化的全部。百越族本土文化盘根错节，生命顽强，积淀期越长，其生命就越持久。汉文化毕竟是南下文化，虽有政治力量推波助澜，也无力并不可能完全取代或灭絶本土文化，不管统治者是有意识或无意识，汉化的进程，也只能是沿着在主道中与本土文化多元融合的途径，其结果也往往是：既以汉文化的主道，清除了本土文化之旧，又以本土文化的融合，促进了汉文化的创新，其成果往往既与原来的汉文化有别，又与原来的本土文化有异，形成为具有独特性而有整体性的新型事物，或者体现于具有重大文化意义的历史事件或学术论著之中。这些事物或事件、论著，都是广信文化的产物，又都是广信文化内涵的代表性标志，是广信文化总体形态的具体体现和佐证。具体是：

　　（一）陈家三世与士燮“一门四士”为代表的经学。

　　被尊为“粤人文之大宗”的陈钦，是广信人，曾向王莽传授《左氏春秋》，自着《陈氏春秋》。西汉哀帝年间，他与古文经大师刘歆一道提出立《左传》为官学，理由是左丘明与孔子同道，曾亲见孔子。而被称为今文经学所立的《公羊》《谷梁》是七十子后学，是“信口说而背传记”之作，有“失圣意”。双方论争激烈，因今文经派势大，遂败。王莽执政后，支持古文经派，陈钦之子陈元以提出立《左氏春秋》博士发难，与范升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再次展开论争，双方论辩十多次，终于获胜。陈元之子陈坚卿，也是造诣甚高的经学家。屈大均《广东新语》云“坚卿亦有文章名，能传祖父之业。噫嘻！陈氏盖三世为儒林之英也哉！”可见陈家三世都以经学为业。东汉交趾太守士燮，既是政绩卓著的地方州官，在任40多年，动乱的三国年代保住岭南避过战祸，又是著名的经学家，着有《春秋经注》。其弟士壹、士黄、士武，也分别曾任合浦太守、九真太守、南海太守，又是著名的经学家，故被誉称为“一门四士”，也都是以经学为业。此外，在东汉年间，尚有北海郡人刘熙、南海郡人黄豪、汝南人许靖等著名经学家，先后到广信避难期间从事讲学、著述的记载。

　　这些历史事实，起码说明下列现象：首先，经学是汉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广信文化时期出现陈家三世和士燮一门四士这样的杰出代表，说明在这期间以汉化为主道的进程甚速，成效甚大，成熟甚早；同时，也说明经学在这期间已成为广信文化的内涵要素之一，是广信文化构成为形态的一个佐证和标志。其次，陈元在为古文经学派论争中提出“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的观点，申明瞭做学问不应因陈守旧，应因时而异，重实在、重创造；士燮治经学，也实际用于保持地方安定的施政上，从而被陈国袁徽与尚书令荀或书赞曰：“交趾士府君学问优博，又达于从政，处大乱之中，保存一郡，二十年疆场无事，民不失业，羁旅之徒，皆蒙其庆。”士燮的学以致用的思想和贡献，与陈元是相通的，即都注重实在、现实、适应、变通、创造，这些特点，正就是汉文化与本土文化多元融合而逐步形成的，与原汉文化和本土原文化都有所不同。所以，陈家三世和士燮一门四士所代表的经学，在全国汉文化中是别开生面的，是有创造性的，而在岭南本土，它则是有吐旧纳新的作用和贡献的。所以，这也是广信文化形成的标志、内涵和佐证之一。其三，陈家三世和士燮一门四士的显赫，也反映出岭南社会结构进入了家族社会阶段，跟上了中原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的步伐，这在百越族为主的阶段、以至南越国时期尚未出现或尚未成熟的。可见家族文化已是广信文化的成分之一，并是其构成为文化形态的一个标志和佐证。

　　（二）牟子的《理惑论》。

　　牟子，广信人，汉献帝时随母自中原落籍广信，原是儒家学者，又通道家学说，至广信后，研究自海外传入不久的佛教，成为精通佛教的学者，以“佛”字翻译佛教“般若”之音义，首创“佛”教之名，是“三教合流”的首创者。他以设问的方式，写出《理惑论》37篇，是中国第一佛学专著。北京大学著名宗教学者汤用彤教授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指出：“牟子作《理惑论》，公然黜百家经传，斥神仙方术。佛教自立，而不托庇他人，其精神始见于《理惑论》。不仅因其为现存支那（中国）撰述之最早者而可重视。又两汉尊黄老之道，与阴阳道术，至魏也一变而好尚老庄之学。东京佛法本可视为道述之一种，而魏晋释子则袭玄学清谈。牟子以引《老》《庄》以申佛旨，已足证时代精神之转换。明乎此，则《理惑论》三十七章，诚佛教之要籍也。”

　　从上可见牟子《理惑论》对于广信文化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重要意义：首先，它证实了梁启超曾说佛教最早自海外从岭南传入之说，证实了佛教是自外传入而成为广信文化内涵之一；其次，它体现和证实了牟子是以儒道两教而解佛教、也即是以汉化为主道去融合佛教，使其适应汉化而又有本土化。所以，牟子《理惑论》所阐述的佛学思想，既与印度的原教有别，也与中原所传的有异，是一部有创造性又有适应性的学术论著。这正是广信文化的以汉化为主道而多元融合特征的典型体现，也是其构成为文化形态的重要标志和佐证之一。其三，在广信时期，除牟子外，尚有一些佛教大师在岭南传教、著述，如：三国时古西域人康僧会，被称为“南方佛教的重要布道者”，也是融合三教的佛教学者。可见牟子现象，不是个别的、偶然的，而是带普遍性、持续性的。正因为如此，广信以后到唐代，才会出现被世界称为“东方三圣人之一”的珠江文化哲圣——六祖惠能。这也是广信文化的重要性和构成形态的重要标志及佐证。

　　（三）葛洪的《抱朴子·内篇》。

　　东汉的著名道教领袖葛洪，是江苏人，24岁时到广州，并先后到越南、柬埔寨，48岁到罗浮山修道、著述，直至病逝。他前期崇尚儒家，着有体现儒家思想的《抱朴子·外篇》，后期崇尚道教，着道教理论代表作《抱朴子·内篇》。他是在广信时期在岭南的道教代表人物，是汉代道教的理论代表。他从崇尚儒家转向道家，实际上是以两教合流解道家，同样体现了以汉化为主道而多元融合的文化途径。他的道家理论，既源于中原，又有别于中原；有融合性，又有岭南的本土性；有创新性，又有大众性。他在《抱朴子·内篇》中声言：“俗人多讥余好攻异端，谓余为趣欲强通天下之不可通者”。又说：“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置于万物，无不温气以生者”，“受气者各有多少，多者其尽迟，少者其竭速”。这些话，活现了他的创新性和大众性，也可见其以汉化为主道而多元融合的特点。

　　葛洪南来后从儒家转为道家的原因，有待深入考证，从文化学而论，显然是与岭南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相关的，而且，与以汉化为主异而多元融合为特征的广信文化不无关系，因为这与“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相通。所以葛洪从儒转道、以儒释道，本身就是广信文化内涵和特点的体现与佐证之一。而其理论的创新性和大众性，也是广信文化构成形态、形成自身特性的标志和体现。

　　（四）粤语发源和广府民系的形成。

　　据语言学家罗康宁、叶国泉论证，粤语形成于广信时期西江中游一带，也即是古广信所在的地方。原因是这里已是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量从中原南下移民至此定居，或者从事商贸、文化往来，尤其在中原战乱频繁、岭南安定的形势下，南来者更有增无减。而且在此之前，秦始皇统一岭南的时候，曾有50万大军南下进驻；赵佗南越国时也有中原人南移定居。这样，从尧舜时在黄河流域形成的夏语（华夏族语）发展成的、以秦晋方言为标准音的“雅语”，也随这些南下人群而传入岭南，成为官方推行的标准语言（相当现在推行的普通话）。但当时岭南毕竟是百越族人天下，日常流行的是本土越族语，即使讲雅语也会加上或保存着本土语色彩，与现在“广东牌普通话”同理；中原人在岭南生活，也不得不入乡随俗，学讲土语，即使讲雅语也会与土语混杂。这样的“混杂”局面，持续一段时间，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既非雅语、又非土语的新型地方语言，这就是粤语。从粤语的词彚、语法、语音、句式等要素上看，原古汉语的成分保持较多，有些语音词彚在中原汉语中已失传，在粤语仍继续着。从总体看，粤语吸收了一些百越族语成分（如当今封开尚有标话），但与中原汉语的渊源较深而密切，可见其主体仍是南下的汉语，并非完全是本土东西，而是中原雅语为主体而与本土语结合的产物。粤语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也体现和证实了以汉化为主道而多元融合，是广信文化的重要特点，也是其构成为文化形态的一个标志和佐证。

　　与粤语的形成过程相似而又相关，广府民系也同样在广信时期形成。“广府”者，广信首府之谓也。广府民系，即是在广信为首府的时期和地域所形成的民众体系，即带有族群性的地方民众群体。广府民系，应当源自秦始皇派遣南下的50万大军，经过南越国近百年“汉越杂处”的过渡，于广信时期正式形成。之后在唐宋时期，经珠玑巷大批中原移民的补充而再扩展。粤语又称为广府语。当今两广的粤语区，基本上可称之为广府民系族群。这些地域的族群，不仅语言相通，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包括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等也都是相同或相似的，这也就说，其本身就形成和构成为一种广府文化的。所以，广府民系的形成，也是广信文化的内涵和构成为文化形态的标志和佐证之一。这里必须说明的是：除广府民系及广府文化是广信文化重要成分之外，尚有包括原百越族、南越族等土著在内的其他族系、民系及其文化，也都是广信文化的重要内涵。将广府民系的形成过程提出来谈，主要是因为它较典型地体现了：广信文化以汉化为主道而多元融合的特征与形态。

　　三、广信文化在岭南、中国以至世界的地位和影响

　　著名学者罗香林在《世界史上广东学术源流与发展》一文中指出：“各种学术思想的发展，多数在人才集聚的区域。秦和西汉的国都在西安一带，关中为当时国都的外围，人口比较密集，故当时中国的学术思想，都总汇于西安，以至关中各地。此时广东与中原的交通，亦以西安为中心。由西安经汉中沿汉水南下，至洞庭湖，溯湘水而至粤桂交界，中原思想由此通道向广东传播。东汉时代，印度佛教，以至海外各国的文化亦多自安南河内以及广东的徐闻、合浦等地的港口传入，而扼西江要冲的苍梧，遂成为中原学术文化与外来学术文化的重心。现在广东的封川，就是汉代苍梧郡治的广信。”这段论述，是对广信文化是汉代文化形态的又一佐证，是对广信文化以汉化为主道的又一佐证，而且进一步指出了广信文化在沟通中原与岭南、中国与海外国家之间学术文化的桥梁作用和枢纽地位，同时揭示了在广信文化中除汉化和本土文化外，尚有海外文化的成分，幷包括对海外文化的吸取与融合。这是极其可贵的真知灼见。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文语》中指出：“广东居天下之南……天下文明至斯而极，极故其发之也迟，始然于汉，炽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这段对广东文明史的概括论述，是很精辟的。它实在地指出了岭南地处边陲，故文明“发之也迟”的事实，确切地梳理出广东文明发展的几个时期，而且画龙点睛地点出了每个时期在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相互之间的影响和“步步高”的发展层次。“始然于汉”，正就是广信文化在岭南文明史上所起到的开创和奠基作用的简明说法，也即是广信文化是岭南汉代的文化形态说的又一佐证；所谓“始然”，既是指文化形态的开始构成，又是指各种学术文化开始有成，如陈家三世和士燮一门四士的经学，牟子的佛学，葛洪的道学，既在岭南是开创的，在全国也是有创造性的，其影响也是有开拓性和承传性的。唐代岭南涌现“诗祖”张九龄、第一状元莫宣卿、尤其是被毛泽东称为“中国佛教真正创始人”六祖惠能，构成了“炽于唐”的岭南文化盛世，显然与广信文化的经学、佛学、道学的“始然”有着承传发展关系；明清的陈白沙、康有为、梁启超等代代才人出，也都清楚地显现出广信文化的深远渊源。所以，广信文化是岭南文明史上具有发祥意义的开篇史章。

　　广信文化在汉代，已在全国有重大影响：以陈钦、陈元父子为代表的“古文经学派”，是岭南文化史上第一个学派，它与今文经学派由三代人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论战，最终取得胜利；牟子和葛洪的专著分别是佛、道的开山理论著作，影响古今，名扬海外。

　　广东位于中国的南海岸，自古与海外交往密切，旅外华人华侨遍布世界各地，凡有华人华侨的地方都有说粤语的广府人。这就是说，在广信时期形成的广府民系已遍布世界，粤语也成了仅次于英语的世界第二大流行语。这样，不也就意味着广信文化早已传遍世界了么？

　　寻根问祖，探流索源，神游岭南文化和珠江文化的历史长河，又迈步于粤桂交界的西江河畔，面对作为汉代广信文化标志的巍峨广信塔，怎能不对其内藴的辉煌历史和文化长久地凝思和赞叹呢！

　　

　　（2006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