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庆朱崇山的《深港澳小说系列》隆重出版

　　丙戌年到，大地回春，神州鸡鸣，喜庆连连。其中尤引我注目的是：年过古稀的老作家、广东省文史馆馆员朱崇山同志的《深港澳小说系列》由上海文艺出版社隆重出版。这小说系列包括：反映中国改革开放最早开办的深圳特区25年艰苦历程的《鹏回首》、反映香港经百年沧桑而回归祖国的《风中灯》、反映澳门经450年殖民地岁月后回归祖国怀抱的《十字门》，共三部，长达百余万字，是很有份量、很有价值的作品，是广东文艺界、文史界的重大收获，因为无论从其思想、历史、文化内涵，或者从其艺术形象的塑造上，都堪称为民族振兴的文学碑记。

　　这首先表现在这小说系列的结构上，是有深刻思想内涵和内在逻辑的。作者之所以将写深圳、香港、澳门三地生活的小说构成系列，固然在于熟悉生活的原因（他年青时曾在香港、澳门生活，解放后曾在深圳一带工作，改革开放初期，他成为专业作家又在深圳挂职体验生活），但更重要的是作者意识到深、港、澳同在珠江口的不可分割的地理、历史和经济、文化关系，尤其是在中华民族近代史上从辱到荣的重大转折之标志性、潜在性意义：众所周知，澳门被葡萄牙占领，香港被英国割借，是民族的耻辱，是民族衰弱所致，而港澳回归祖国则显然是民族的光荣，是民族振兴的显着标志。民族的振兴、强盛，是改革开放的直接成果，而改革开放的成功，正突出体现在深圳特区的成功试验上。所以，深圳特区的成功，具有典型体现民族振兴直接原因的意义，同时也具有促使港澳回归祖国的内在原因的意义。可见作者以深港澳结构系列，是匠心独运、饶有深意的。

　　从这系列的整体和分体上看，都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从弱转强的历史长河画卷：《鹏回首》主要写深圳短短二十余年开办特区的历程，但也从中缩影了广东以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并由点及面地映现了中国解放后从极左思潮转向改革开放的历史；《风中灯》以正面描写20世纪80年代初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前后在香港金融界掀起的惊涛骇浪，反映了这块“西方的天，东方的地”的百年沧桑和回归祖国的历程与必然趋势；《十字门》则以对张拔三代人分别在鸦片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三个历史时期生活的正面描写，反映了百年澳门的风风雨雨，也体现了澳门被葡所占450年的历史风云及其必然回归祖国的历史走势。所以，从整个系列而言，是中国从近代到当今历史进程的艺术写照，而每个分卷，也分别是深圳及其所体现的大陆、香港和澳门从近代到当今的形象历史。从而，这小说系列，既是深、港、澳三地的振兴史，又是中华民族从辱到荣的百年振兴史。

　　这小说系列的历史和时代价值，固然在于它以深港澳三地映现了中华民族的百年沧桑，更为重要的是它以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密切结合的方法，在真实的、典型的、生动的艺术形象中，反映了真实的历史和历史的特质，在艺术的真实中体现了历史的真实和特质。这首先表现在：将具有重大作用的真实历史人物与虚构的艺术形象的关系和描写结合起来，达到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密切结合而又相映成趣的效果。例如，《鹏回首》中先后写到邓小平、胡耀邦在中央决定开办特区时接见省委书记史田天的情景，《风中灯》中写邓小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谈时提出收回香港、以及撒切尔夫人会谈后在人民大会堂石阶上跌倒的情景，《十字门》中先后写林则徐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中指挥张拔向英军开炮、民主革命先驱容闳、孙中山在澳门与张拔的交往，都写得历历在目、栩栩如生，既将这些重要历史人物塑造为艺术形象，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性；又使虚构的艺术形象增强了历史感和真实感，强化了小说反映历史的高度时代性和权威性。

　　这种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高度结合的特色，还表现在小说的故事情节有机地寓于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进程之中，或者说是在小说人物之间的矛盾纠葛和浮沉命运中，反映了时代风云和历史进程，尤其是体现了历史的必然走向。例如，《鹏回首》以主人公洛古从20世纪70年代末受命创办南门经济特区，经20余年数度大起大落、最后直至辞世的坎坷历程，将中国改革开放和兴办特区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发展进程反映出来，同时也将要以办特区而“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历史必然性和走向体现出来；《风中灯》以香港金融界两大家族——孔氏家族和杜氏家族之间的一系列斗争、尤其是在香港回归前夕，杜氏为显示英资在香港的威风，玩弄一场迁册百慕大的游戏而引起的激烈斗争，反映了香港从开埠到回归的百年历史，同时又以代表华资的孔氏家族从弱小到壮大、最后在金融风暴中必然取胜的过程和走向，显示了香港回归是人心所向、势在必然的历史步伐；《十字门》以张拔和他的儿子张乃庸、孙子张江和张海等三代人，分别在鸦片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对英、对日、对葡抗争和他们家族的悲欢离合，历现了澳门在这三个历史时期中的重大事件和历史进程，同时也显示了澳门儿女代代心向祖国、日益企盼回归的深情憧憬。所以，这小说系列是具有史籍价值的艺术形象史，又是具有深厚思想力和发展力的时代风云史。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这小说系列塑造了很能体现民族精神而又力求民族振兴的多种人物典型，而且这些人物典型既构成家族或战友谱系，又组成前仆后继的形象系列，显示出民族振兴的精神和事业，已成社会人们的精神和彼此交往的纽带，幷且代代相传。《鹏回首》的主人公洛古是试办特区的南门市市委书记，为民族振兴担当大任，忠心耿耿，数度大起大落也无悔无怨，取得成功也不骄不躁，最后辛劳辞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洛克的两位挚友：最早提出市场经济理论的经济学教授白言、法籍华人大画家海谷，都是力求民族振兴的人物。他们三人是行业不同、经历各异、性格悬殊的朋友，而追求民族振兴的理想和事业，使他们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数十年如一日，友谊常在，理想长存。《凤中灯》以主人公孔希伦为代表的孔氏家族，与有英资背景的、以杜尼斯为代表的杜氏家族之间，延续三个世代的利害冲突、恩恩怨怨，体现了在香港沦为英帝殖民地后，社会上一直存在和延续着的倾向祖国与倾向英帝之间的思想观念与情感冲突；孔希伦代表的孔氏家族第三代，正体现着倾向祖国、力求民族振兴的情结始终延续于香港百年的历程中，幷且一代比一代更强大、更强烈。《十字门》分别在第一部“澳门风”、第二部“澳门雨”、第三部“澳门情”所写的各部主人公：张拔、张乃庸、张江和张海，是父、子、孙三代人，分别是在鸦片战争、抗日战争、抗葡斗争中的典型人物；各部的时代背景不同，斗争对象和方式各异，但他们的理想和斗争精神是一脉相承、而且是代代增强的。因此，可以说这小说系列是民族振兴的人物典型系列，是体现民族精神的深港澳家族英雄谱，因而这也是其堪称民族振兴文学碑记的一个依据和标志。

　　还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作者这小说系列的创作中，始终以现代文化意识去把握历史和艺术创造，尤其鲜明地体现在着重塑造人物的文化性格，体现人物的文化观念，并在故事情节中着意体现文化上的矛盾冲突，从而使小说具有鲜明的文化色彩和深刻的文化底藴。《鹏回首》的洛古、白言都是敢想敢干、坚持正义、受尽迫害也刚正不阿的形象，他们既有崇高的现代革命精神，又体现着中华优秀知识分子传统的高风亮节；洛古从延安整风肃反扩大化时敢讲真话，之后一次又一次的肃反、清查、反右中的被审查，在“文革”后复职的塘鱼事件，到《三浦开发区方案》事件中被诬陷等等，表面看是政治斗争，实则是人品之争，是文化精神和品质上的美丑之争。《风中灯》中写孔氏家族三代人之虽然也有许多矛盾冲突，但在每个人的意识上，都不是从对立或力图置对方于死地的目的出发的，都是主要从“和”、从“化”的传统文化观念上去为人做事的，即使是最有现代西方观念的青年金融家孔希伦、何大伟也是既有西方文化风格，也有传统文化观念；小说所写的故事情节，主要是金融上加矛盾冲突，实际上其内藴也仍主要是文化上的冲突。小说中与孔氏对抗的英人杜尼西开道他的儿子说：“那是中国仁者之言。遗憾得很，世界上哪有这些仁者的地位。孩子，你该学会不仁之道，那你才懂得什么是仁了。……仁就意味着失败。”可谓一语中的。《十字门》的张拔、何静芳尽管同英人、葡人长期相处，关系密切，但始终未见同化，一直保持着中国汉子和坚强女性的风格气度；张乃庸、张江和张海等后代人虽生长于海外和殖民地，也丝毫未变华人本色。小说所写的故事情节始终贯串着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抗争。

　　耐人寻味的是这小说系列三部的书名：《鹏回首》之“鹏”，是深圳之别称，源于庄子《逍遥游》：“有鸟焉，其名大鹏，背若泰山，翼若埀天之云，传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絶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溟也”。“南溟”即南海。深圳的地理和地势似之，故有鹏城之名。以此书名概括深圳改革开放历程固有“回首”总结之意，但更主要的是“不回头”之意，即洛古的女儿林林所说那样：“大鹏决不回头，因为他是大鹏呵！展翅盖泰山扶摇九万里击水三万丈，一往无前”。《风中灯》在扉页上引用苏轼诗句：“过眼百年如风灯”，显然是以此体现香港百年风雨之意；其“灯”者，民族魂、文化情也。《十字门》是在澳门与珠海之间的一个珠江出海口，有地理寓意，更有历史和文化寓意，即：澳门始终像十字的形象那样，处于中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汇和要冲地位，而小说从鸦片战争开始写到1999年回归前夕，澳门都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可见三部书名都是具有深层寓意和文化底藴的。这正就是作者以强烈的民族振兴精神和时代责任感进行这小说系列创作的聚焦凝现。     

　　（2006年2月元宵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