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谭元亨教授主笔的100多万字的《客家文化史》终于付梓了。这部历时八年，增删多次的鸿篇巨制，不仅仅是这么一个拥有近亿人口的族群的第一部文化史，而且是国内汉民族八大民系中的第一部民系的文化史。它的出现，对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而言，无疑具有带动意义乃至标志意义，它标志着，多元文化在中国不仅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而且发展到了自觉与成熟的阶段，与世界多元文化的浪潮相呼应，并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伟大动力。所谓“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是世界发展的双翼，缺一不可。没有文化的多元化，经济的全球化只会成为强权单一的话语，最终只会令这个世界失去色彩、失去活力乃至生命。因此，在海峡两岸，客家文化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复苏，便成为整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部分，是令人振奋的。

　　作为广东，中国客家的第一大省，拥有近3000万客家人，出现第一部客家文化史，是在所必然的，正如第一位客家学大师罗香林出在广东，出在我们中大一样。因此，让我们来评这么第一部客家文化史，也势在必然。广东三大民系，广府、客家、潮汕，各有千秋，而客家学成为世界的一门显学，则有其不同寻常之处。这令我想起了谭元亨在十多年前于此书雏型《客家圣典——一个大迁徙民系的文化史》中所说的：

　　
　　客家文化史，当是这么个民系在惨遭摧残、砍伐之际演绎的，它的神话、传说、典故种种，是给一个几欲沉沦的民系注入的生命激素，或者说，是刀斧落处冒出的树胶——都是血泪之结晶。因此，追溯这么一个民系的文化史，不可以拘泥于种种的考证。

　
　　这一段话，不仅是作者给自己出了难题，然而，却也揭示出了一部文化史寻溯的线索，不拘泥于考证而作形而上的演绎，从其神话、传说、典故这样的最初的精神材料着手——这一工作，迄今仍没有人去做，一下子，便显示出了作者异乎寻常的见识来。

　　关于这一条，台湾著名的客家学者罗肇锦尤为激赏，他在《长诗一般的岁月——评谭元亨<客家圣典>》中是这么说的：“建构一部诗史，传说神话部分正是族群精神所在”，不可或缺。

　　谭元亨正是这么做的，他信守了十多年前的诺言：

　
　　迄今为止，客家研究，从我接触的大量论著、文章来说，还是停留在形而下的阶段，哪怕是对客家精神的研究，也都太拘泥，太“实在”而失去多少文化学、人类学诸方面的价值。对其所作的研究，也应有形而上的迸发与高度，所以，这里从全球的广阔视野中去俯瞰它，从整个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去把握它，也正是要作这种形而上的努力。

　　在这部文化史中，他首先是从整个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去把握这么一个民系酝酿、萌发，成长与崛起的历程，我们不难看到，全书对客家先民“中土发祥”，作为全面而又深入的研究，打通了自秦汉至隋唐这么一部中华民族的远古至中古的文化史，并视其为客家文化的“前史”，而不曾完全拘泥于多少次的大迁徙。他又把两宋视为客家民系形成并定型的重要时刻，对其在明、清时期的蛰伏、发展更作了针脚细密的连缀，清晰地勾勒出了这个民系历史演进的轨迹，尤其是文化沉淀的过程，为后来这个民系在近代迅速崛起并惊动了世界埋下了伏笔。而这些，则概括为客家文化的“古史”。

　　这部文化史新颖之处在于，他把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土地革命及抗日战争中客家突出的历史主动精神，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深刻的剖析，把客家民系的崛起，视为一部“血史”——即由前史、古史与血史构建成为一部“文化史”，这是意味深长的。这其间，史料的发掘意义非凡，连戊戌变法这般人认为与客家人关系不大的维新运动，他都找出了极为重要的史料，不仅菜市口喋血的六君子中，有章京行走的刘光第是客家人，而当日唯一呼应变法的省份，即湖南新政，则完全是客家人在主事，其主帅为陈宝箴、黄遵宪，为湖南日后出了一大批革命家打下了坚实基础。而黄遵宪与戊戌变法的主帅梁启超，更有不同一般关系。陈宝箴被赐死，黄遵宪也差点被杀。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十大战区司令长官有六位，共产党两大军队（八路军与新四军）均是客家人……中国近代的觉醒与崛起，无不与客家人息息相关。

　　同样，作者更从全球的历史视野中去审视这么一个民系。首先，他第一个指出，引发永嘉之乱中原移民大规模南迁的原因，是由于欧亚大草原千年不遇的大旱，逼迫匈奴人西迁与南下，西迁的结果是古罗马帝国的灭亡，而南下则受阻于淝水之战北府兵的奋勇当先，从而维系了华夏文明的延续。就这样，他把客家前史，便置之于世界民族大迁徙中，证明这个民系的命运与世界文明的共生关系。

　　而今，客家人遍布了全球五大洲，不少世界名著中都出现了客家人的生动形象，客家学更成了欧、美、亚大学研究机构中的显学，这证明客家人在世界历史发展中所具备的影响力。不了解客家人，就不了解中国，也不了解世界，更成了学术界的共识。所以说，客家文化同样是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之所以超出汉民族其他民系而为世界所关注，自是有深刻、长远的历史背景的。

　　当然，作者亦深情又不乏警醒地说：

　
　　我们完全可以恪守对客家人所持的信念与理想的一往情深，但是，对于一个曾经守护在自己文化疆界便又富于开拓精神的民系来说，今天所需的，难道不正是要对自身更深认识以适应一个开放的世界？

　　因此，他对全球化中的客家人，亦专门辟出了不少章节，为其比较、引伸出更具现实性的命题来。

　　同样，他也以深厚的人类学知识，把客家人与周边的其他民系，乃至犹太人作出了独到的比较，不仅引人入胜，且让人获益匪浅。

　　还有美学的观照……

　　他在客家学上开拓性的推进，研究上的创新，已有不少人评价，这里就不多说了。

　　的确，当我们看到谭元亨以其丰富的哲学、史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的理论来阐发他的研究对象——客家民系之际，我们亦不难真切地感受到他同样作为名作家那种知人论事、谙熟艺规、独识机杼的优势与学者的鞭辟入里、洞若观火的深度结合在一起的震撼力。一如他的道师陈美兰在评价他的另一部理论专著所说的：“他的社会学、历史文化学的理论阐发，极少空论，而是通过作品和艺术形象相当生动细微的艺术化分析，去获得理论性的结论……其论述不仅见解精辟，且情浓意切，文词酣畅。无疑，这是溶进了论述自己在这文化氛围中的真切感受，使其理论著作渗透着艺术情感的光辉……”

　　显然，谭元亨教授是下了决心，要在客家学研究上走出自己的新路来，近日人民出版社的《重绘客家文化地图》正是显示了这样的决心。而这部《客家文化史》，不仅凝结了他20多年来惨淡经营、苦心孤诣研究的心血，而且在众多方面，获得了可喜的开拓性成果，把客家学的研究整整提升了一个高度，上升到历史哲学的高度，从而使这么一个伟大的民系，更遍披上人文理想的无限光辉，从而让人们更深入地认识与理解这个民系，更加激赏光辉灿烂、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客家文化正是其中的一部分，是其中的华彩乐段。他这些贡献，业已得到国内外一致的公认，也确定了他在客家学上的重要地位。

　　写到这里，不由得感慨系之。这些年来，谭元亨的作品几乎年年处于喷发的状态，他获得的课题也一个接着一个，这种超前的消耗，不是一个普通人所能承受的。我想起了25年前一位作家为他作序时写的一句话，切切不可增加内心的焦灼而过早把自己燃尽，因为企翼在不测与无常中多些理性，每每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不妨悠着点来。

　　谭元亨教授可以然否？！

　　                     2008年教师节于广州康乐园寓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