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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时·地利·人和——序韩春华散文集《浮生幸遇》



  丙戌年初,元宵节刚过,我的研究生、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总编辑郭伟民先生亲临寒舍造访,递上韩春华先生的散文集《浮生幸遇》书稿,嘱我写序。理由是:作者乃我老友,且书稿中《秦牧同志在茅坪》一文写有我和一班文化人“文革”期间流放乐昌的往事,有根有由,言之凿凿,盛情难却。捧读书稿一过,才知此书不同一般,甚有价值,倒觉得为其写序是义不容辞的事了。

  古语云:“天时、地利、人和”。此语通常理解为成事者的铭言,即欲要战争取胜、获得政绩,抑或事业有成,皆必须善于把握或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等三者的优势或条件。这无疑是对的。但我觉得其义不仅如此,还可泛指为一切人际之间的交往(包括共事、爱情、婚姻、合作等等)都皆由于这三者而产生的“缘份”。

  所谓“天时”,是指自然现象或社会历史时代现象的际遇,包括季节、气候、灾害、节日,历史的变迁,时代的发度,以及某些相关的政治或工作的关系,经济、文化或生活的交往等等。“地利”是指地方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以及历史、生产、交通、特产、风俗等的特色和优势。“人和”是指人际之间的关系,思想感情、道德风范、人品性格等所形成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三者而言,“天时”、“地利”是客观条件,“人和”则主要是指主观上的作为,是将天时、地利结合或转化为“缘份”的动因或动力之所在。

  《浮生幸遇》所写的篇章,大都是作者对20世纪“文化大革命”期间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往事回忆,其中尤重于描写他在这些年代与一些知名政要、知名文人、民间艺人的之间交往的细事末节,写得短小精干,以小见大,生动自然,妙趣横生,亲切感人,饶有意味,堪称一部成功的回忆録佳作。其成功的原因,正在于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掌握了“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结合,并以自己的“人和”转化为“缘份”的道理。

  丛书中可以看到,作者的社交面是够广泛的,从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马万棋、王光英,铁道部长吕正操,省委书记习仲勋,省长朱森林,国画大师关山月、黎雄才,散文大师秦牧,科学院士李国平,以及花鼓戏老艺人何万杰,拾字纸的百岁老人祝汉荣等等,从社会高层到社会基层,从领道到群众,从文化名流到平民百姓,“三教九流”、各界人群,莫不有所交往,而且,用现代时兴话说,都有“零距离”接触,都“走进”他们中去。在社会人群中,能有如此众多而可贵的幸遇者是不多的。作者能有这些“缘份”,从客观条件说来,是恰逢其时,地处优势,因为作者长期生活并工作的乐昌,在粤北的湖广交界地,是南北交通要冲,是自然风光圣地、革命老区,还是“文革”中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流放地等等,作者又先后担任宣传文化部门和政协领道工作,这些都是其“天时、地利”之所在。但是,如果作者不去利用这些条件去接触人、“走进”人,也必会白白放过这些机遇;而且,即使有过这些机遇的话,如果不是全心地“走进”去心领神会、汲取营养、并认真勤奋地写出来,也必是白白失去这些“缘份”的。

  由此我们更可见作者的难得可贵之所在,那就是以自己高尚的人品和坚强的毅力,加之深厚的文学素养和杰出的艺术才华,去把握这些客观条件,使之转化为“缘份”,并创作出成功之作。也因为如此,使这部回忆録不同一般,既有以小见大地透过这些要人、名人、艺人的小事管窥其人、其地、以至某段历史、某个时代风貌的史料价值和意义,又从一般中创出个别,在多如牛毛的回忆録作品中,自创出具有鲜明个性风格的作品。

  作者的高尚人品和坚强毅力,对于创作这部作品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书中《秦牧同志在茅坪》一文,写的是“文革”期间一班文人流放乐昌的往事,我本人也身在其中,当时是被作为监督改造的对象对待的,政治歧视,低人一等,一般人不敢过密交往。当时作者尚有一官半职,对我等理当有所歧视或顾忌,但他却格外尊重,不仅平等而诚心地与我等交朋友,而且虚心听取意见,事后又认真切实地去办,可见他不当“风派”的政治立场和高尚人品。同时,书中所写的要人、名人、艺人,大都是在“文革”中受过灾难而又坚强走过来的人,他与这些人交往密切,“走进”这些人,写出这些人,也可见他与这些人的人品一致,心灵相通,由此才能写出人品与文品一致的文章。作者年过古稀,多年前中风,身残多病,仍坚持写作,出此精品,非有巨大毅力不可!仅此一点,也足使我敬佩之至,焉敢拒写序乎?实言之,此文与其称之为序,不如言之为读后感或老友寄语更恰切,因为所写的都是丛书中所学、所思、所悟、所念的浅言心语。感慨良多,纸短情长,谨借苏轼诗句作结吧:“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006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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