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林

　　港澳台在经济转型和发展中面临的巨大挑战

　　对香港来说，市场空间有限是影响其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问题。随着劳动力和租金成本上升，香港原有的劳动密集型轻加工制造业已基本转到内地，发展资本密集型的传统重化工业既不具备基本条件也不适宜，而要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投资金额大、周期长、风险高，开发成功率约为百分之三十，这一切并非香港中小企业财力和人力所能承担。仅靠商贸、航运、地产业已不足以支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长期繁荣稳定，也难以形成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服务业，特别是那些生产型服务业是以制造业为依托的，但是由于内地服务贸易的开放程度有限，电信及金融等服务业不能像制造业北移那样简单地移动以为其服务；现代物流业的发展也由于内地市场发育不足的限制，难以在短期内成为支撑转型的增长点。其结果，因为服务贸易自由化滞后于货物贸易的自由化，使得香港服务业的发展和向高增值服务转型受到阻碍。

　　而香港要维持和巩固其仲介地位，就需要由传统服务转向高增值服务，由劳动密集型服务转向智力型服务。所以香港服务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及转型均与内地对服务业的开放息息相关。“入世”意味着中国内地将进入全方位开放阶段，如果香港服务业企业不能够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对手竞争，则可能将自己的服务对象让出去。因而香港政府应积极推动与内地的服务自由化安排，以抢先于其他世贸组织成员进入内地市场以抢占先机。

　　对澳门来说，随着外部优惠条件逐步削弱和丧失，其出口加工业陷入困境。而本地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澳门地价、劳动力价格的优势相对减小，在澳门的港资转向中国内地和其他地区，澳门本土制造业也部分迁往内地。而作为澳门经济支柱的博彩业虽然依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也随着亚太地区赌业的兴起，面临多方面的困难和挑战。

　　而台湾经济正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压力，在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不断向内地转移的过程中，新的支柱产业的定位和形成还没有跟上。一方面，以台湾现在的工资水准、土地和生产成本，很难再以生产相同的产品与后起的国家及地区竞争，产业外移速度日益加快，除传统产业几乎全部走光外，资讯、半导体等科技产业的外移地有不可阻挡之势；另外一方面，受岛内基础研究、高科技人才、技术实力、市场规模、深化的产业群聚等不足的制约，科技业的研发创新速度远远赶不上它们外移西进的步伐。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台湾服务业的竞争力未能与产业结构调整同步提升，填补第一、第二产业退出来的空间。过去台湾经济发展以“服务业”为思考主轴，服务业竞争力较低，一些高增值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尚处于萌芽状态。

　　两岸四地经济一体化制度安排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现实选择

　　随着内地的改革开放深化和台湾对两岸贸易、投资的各种限制政策的放松，两岸四方的经贸往来和要素流动日益密切。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港澳台始终是内地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内地与港澳台的货物与服务进出口贸易额占据内地对外贸易额的第一位。内地是香港第一大出口市场，并且占香港总出口比重不断提高。与此一致的是，内地是香港的第一大进口伙伴，也已成为台湾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港澳台投资占内地直接投资流入的半壁江山。二○○四年，对内地的投资占据台湾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两岸四地间的相互贸易占其总贸易额的比重已达百分之四十以上，而欧盟经过近五十年的努力，其区域贸易占全部贸易的比重达到了百分之六十以上，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域内贸易已经超过百分之四十五，也就是说，在事实上，两岸四地的贸易一体化水准已经达到较高水准，超过了大部分现有的区域贸易安排内部的贸易依赖度。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日益深层次的经济融合并没有产生两岸四方间重大的协定和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安排，而且两岸之间的经贸关系一直是在台湾当局各种政策限制和阻力下实现的。

　　换言之，如无政治障碍，两岸四方现实的经济一体化将会发展到更高层次。尤其是对大陆和台湾来说，其一体化的特点在于它是绕过政治障碍“自然”形成的。其隐含的意义之一就是，当政治壁垒拆除工作迈出一小步，由于经济关联的相互作用而引致的经济联系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将迈出一大步。

　　两岸四方经济一体化是两岸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受经济利益所驱动的不可阻挡的潮流。但是随着两岸经济一体化的深化发展，以及国际经济环境和格局的变动，两岸四方自发形成的经济融合正在呼唤两岸高层次的制度安排，以为其持续深化发展提供保障。另一方面，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对两岸四方都是挑战和压力，两岸四方应意识到强化业已形成的利益共同体的紧迫性。

　　因而，承认这种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尊重经济发展的规律，并辅之以必要的制度安排，以促进两岸四地共同的经济与贸易繁荣，是两岸四方最现实的选择。

　　创建中华自由贸易区应是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重中之重

　　现在美国、欧盟、日本都将区域一体化战略纳入到其国家经济安全战略之中，通过双边、区域及多边关系的不同特点来达到其政治、经济目的。而中国目前尚末形成一套完整、系统的双边和区域及多边并重、协调发展的经济安全战略。单边、自主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是近十年来中国经贸政策的基调，在区域内的对策与互惠安排仅限于《曼谷协定》。而《曼谷协定》的影响毕竟有限，区内成员间的贸易比重较低，产生的贸易扩大与创造效应太小。虽然已经签署协议，在二○一○年建成“十加一”自由贸易区，能否在二○一○年实现自由贸易，很多人尚存谨慎态度。而以东盟国家与中国的经济、贸易结构来看，自由化带来的政治利益可能大于经济利益。

　　而亚太经合组织随着成员的增多，体制的局限越发暴露无遗。自我约束的单边自由化是相当脆弱的，随着国际及国内环境的变化，自由化进程可能很快逆转。况且APEC仅仅是个论坛，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其他各种形式的区域合作模式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离真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仍较远，更需各方共同努力，寻求新的突破。

　　笔者认为，作为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无论是从全球战略还是从地区战略的角度，中国都需要建立以自身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的三个单独关税区，又互为重要的贸易与投资伙伴。两岸四方建立自由贸易区即中华自由贸易区是两岸四地经济繁荣与发展的需要，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举措，更是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需要。

　　从各种已有的及正拟议中的区域贸易一体化安排中，笔者认为，中华自由贸易区拥有如下特殊优势：第一，同为中国人，同祖同宗，无语言、文化的障碍，实现中华民族在二十一世纪的伟大复兴应是四方共同的理想与目标。第二，彼此间的互补与合作远大于竞争。作为腹地的祖国内地经贸发展潜力巨大，少有的庞大消费人口和市场、多层次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准为两岸四方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演进提供了空间和机会。既有的经贸一体化程度远大于一般的经贸集团，民间、工商界、学术界呼声与日俱增，政府理应作出积极的回应，并通过制度安排加以确认和推动。因而，建立中华自由贸易区应成为新世纪中国区域一体化的首要选择和重中之重。并在自由化进程中与“十加一”、“上海合作组织”等其他一体化安排对接，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不断扩大辐射范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体系。

　　为此，笔者对中华自由贸易区的进程构想如下，第一阶段：二○○四至二○○七年。在CEPA架构下内地与港澳开始实施占贸易额百分之九十的货物和服务自由贸易安排，在WTO架构下与台湾努力实现正常贸易。第二阶段：二○○八至二○一一年。内地与港澳实现占贸易额百分之一百的货物和服务自由贸易安排，但敏感产品或产业可作例外安排，与台湾实现占贸易额百分之六十的货物自由贸易安排。第三阶段：二○一二至二○一三年。内地与港澳实现服务的自由贸易，大陆与台湾实现占贸易额百分之八十的货物和服务自由贸易安排，但敏感产品或产业可作例外安排。第四阶段：二○一四至二○一七年。与港澳台实现所有货物以及服务贸易自由贸易安排。第五阶段：二○一八年以后，两岸四地应考虑建立共同市场，努力实现货币一体化。

　　建立中华自由贸易区是切实可行的

　　根据WTO规则，允许在主权国家内部、不同关税领土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而“一国两制”是中华自由贸易区建立的政治与经济基础，中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并不会损害一个中国的原则。

　　从经贸关系上，由于港澳是内地的特别行政区，某种程度上有别于主权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谈判，经贸利益在三者之间的让渡易于实现，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之间也易于协调，达成谅解。即使出现利益不平衡的分配，也可以很快通过其他体制性的安排加以调整，不致于危及整个自由贸易区的实施或冲击三方经济稳定。

　　从两岸经贸关系看，台湾经济的出路在于与大陆及港澳的一体化。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在岛内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对内地的贸易和投资，没有与港澳密切的经贸及区位优势，台湾的经济将更加恶化，民生将更加艰难。所以，绝大多数台湾人民是愿意与大陆及港澳更进一步实现经贸的融合和一体化的。因此，台湾最好的选择是与大陆和港澳建立自由贸易区。

　　两岸四方都是WTO成员，在WTO框架下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改革及政策、法规的调整为中华自由贸易区中的合作奠定了基础，特别是两岸四方都有一套原产地规则及实施体系。作为自由贸易港，香港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原产地管理体制，违规惩罚严厉，风险极高，这为中华自由贸易区优惠性原产地规则的建立和实施奠定了基础。而港澳现有的服务业的风险监管体制，也值得中华自由贸易区借鉴。

　　以由易到难、逐步推进方式分阶段实施自由贸易安排

　　中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应分阶段由易到难，逐步推进。特别指出的是，在谈判初期，主要目的是尽快启动建立中华自由贸易区的进程，而尽量避开触及一些特殊利益、敏感产业利益及其他一些意识方面的障碍。一方面，因为这一阶段的主要目的是为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营造一种积极的氛围，为各经济体、不同利益集团提供一个心理准备和调适期。另一方面，因为除内地参加《曼谷协定》外，其他经济体迄今为止尚未参加过任何实质性利益的区域贸易安排，需要一个相互间的合作、协调及磨合过程，需要经验积累和制度建设过程。因而第一阶段的关税减让，不应该成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难点。

　　从两岸关系的角度，在二○○八年台湾领导人选举之前，完全实现“三通”的可能极小。因而这一阶段较乐观的估计是，在二○○五年以后，争取实现两岸贸易的正常化，并在自由贸易区中给台湾留个位子，并让台湾民间和企业界感受到自由贸易区所带来的利益并非遥不可及。

　　考虑到两岸仍处于加入WTO的过渡期安排之中，正是四方产业转移、实现新的产业分工的关键时期，所以，不能过快、盲目地推进自由贸易进程。既不致对两岸造成太大的压力，也与多哈回合自由化进程相一致，以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尽快实施。对彼此都有困难的，则应安排在自由化的后期，让各利益方有一个心理准备和调整期来接受自由贸易安排，也可让区域间合作机构能有充分时间研究和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

　　另外，建立中华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是实行优惠性安排的关键，为了使各经济体能很好地执行所制定的原产地规则，中华自由贸易区应制定出一套保证规则实施的配套法规和实施措施。从内地和港澳台现在的原产地管理制度来看，总的来说，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都有一套各自的非优惠性原产地规则及原产地措施实施的体系。特别是香港现有的原产地制度的法律保障最有力，对于违规者的重罚使投机者不敢铤而走险。目前香港的原产地管理机制已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信任和认可，澳门对违反原产地规则的处罚也十分具体。尽管目前台湾原产地管理中存在一些问题，如签发原产地证明书的工商业团体家数众多，遍及各地，管理不易，但台湾最担心的情况是，近年来大陆的货物有冒用台湾原产地证明书的情形，造成非台湾生产出口的货物持用台湾产地证明书的情形增多，妨碍台湾货物的正常出口。但为避免以上情况发生，台湾“经济部”正进行原产地证明书签发计算机化操作系统的建设并重新规划未来原产地证明书管理制度。内地原产地规则及其实施办法目前都很不完善，但可以借助中华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建立，借鉴其他经济体的经验，完善中国原产地规则的管理体制及其法律保障。可见，中华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建立与实施是一项涉及两岸四方技术、法律、行政、工商业利益等多个层面的协调。

　　(原载《中国评论》二○○五年八月号，作者系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敎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