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懋

　　两次危机之间的间隙期

　　当前台湾海峡正处在两个危机之间的一个间隙期。

　　第一个危机发生在二○○三年秋至二○○四年春，是由陈水扁在“大选”竞选期间大力推动“公投制宪”引起的。二○○三年十月至十一月间，陈水扁正式提出了“公投制宪”的时间表。即在二○○四年结合“大选”搞第一次“公投”，二○○六年通过“公投制宪”，二○○八年“实施新宪法”。当时陈水扁为了争取台独基本敎义派的支持，并不隐瞒通过“公投制宪”，建立一个“正常完整伟大的国家”、实现台独的目的。因此陈水扁“公投制宪”的三步曲，就是台独时间表。这个时间表的提出，就是台海一次新危机形成的标志。

　　在以微弱多数赢得这次选举后，陈水扁向华盛顿邮报、BBC、读卖新闻等外国媒体的记者毫不讳言地表示，他将在二○○六年内完成“公投制宪”，二○○八年实施“新宪法”。他要实现他的时间表的迫切心情溢于言表，一再强调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难怪华盛顿邮报用大标题说陈水扁“继续对中国的强硬路线”、“推动独立”，并报导“陈说即使有战争危险，台湾人民决心拒绝与大陆统一，继续建立他们自己主权独立的国家”。

　　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政策是一贯而明确的。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都一再重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强调“将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陈水扁的急进台独计划——他的“公投制宪”时间表逼得北京不得不作出强烈反应。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坚决措施，包括发表强硬声明，严重警告台独；在外交上采取措施，巩固和加强国际上一个中国的架构，以遏制台独的倡狂活动；加强军事斗争的准备，以应付台湾可能出现的紧急事变。

　　当时两岸关系形势严峻，事实上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美国也觉察到了情况的严重性。从维护美国的战略利益出发，布希政府对台湾当局施加了强大压力，明确表示反对陈水扁单方面改变现状，要求台北“在处理所有两岸关系问题时必须谨言慎行”。同时美方还深度介入了陈水扁就职演说稿的起草。美有关官员与陈水扁的代表在美国务院的办公室具体讨论了演说稿，演说稿的每一稿都送到白宫和国务院审阅。所以陈水扁的五二○演说稿，实际上是由美台合作起草的。

　　在北京和华盛顿的强大压力下，陈水扁在其就职演说中被迫表示放弃“公投制宪”计划，宣称“将依循现行宪法及增修条文的规定”进行“宪法改进”，并不把“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及统独的议题”列入“此次宪改范围之内”。陈水扁的被迫退却，使台海危机暂时避免升级，没有立即出现爆炸性的严重局势，并使两岸关系得到了一段缓冲时间。

　　但另一方面，必须清楚看到的是，这个缓冲期仅是两次危机之间的一个间隙。台湾岛内政治形势的发展正在酝酿着新的危机。陈水扁在其就职演说中仍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他的基调仍是“一边一国”，他的退却完全是策略性的。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大选”，台湾分裂势力急剧膨胀，岛内的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分裂派的变化。同时以李登辉为代表的台独基本敎义派面对大陆国力的日益状大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怀有很深的危机感，他们急于抓住当前岛内政治力量对比有利于分裂派搞台独。李登辉公然叫嚷，如果在二○○八年北京奥运会举行前不能抓紧完成独立建国，以后可能就没有机会了。这些情况表明，危机虽然暂时中断，但构成危机的因素依然存在，而且有了新的发展。

　　五二○后台湾当局继续推行“一边一国”的台独路线。在“国号”、“正名”上大玩花样。陈水扁公然鼓吹“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的台独言论。吕秀莲宣称两岸已进入“准战争状态”，游锡堃又发出战争叫嚣，提出所谓“恐怖平衡论”，扬言用导弹打上海。在立委选举过程中，陈水扁又重提“时间表”，宣称要在二○○六年“透过公民投票来复决第一部新宪法”，二○○八年“正式实施”新宪法。他又限时限刻，要求所有岛内以中国冠名的公司、机构在两年内都把中国两字拿掉改为台湾，要求以台北冠名的“驻外机构”也一律改为台湾代表处，还扬言要以台湾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这一切也说明新的危机正在酝酿中。

　　最近“立法院”选举“泛蓝”获胜，取得了过半席位。这对台湾分裂派是一个重大打击，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陈水扁的“制宪”计划。这次选举表明台湾泛蓝、泛绿两大阵营大致上势均力敌，处于拉鐻状态。但民进党仍挟有执政优势，分裂派不会就此甘心失败。陈水扁已经表示，他不会放弃制定新“宪法”，建设一个“正常完整进步美丽而又伟大的国家”的目标。如果不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二○○六年前后爆发新的危机恐怕还是难以避免的。

　　新危机将是前一个危机的延续，但不是简单重复，而是更危险，更具有爆炸性，更接近战争。因为前一个危机是由陈水扁鼓吹、策划“公投制宪”，提出急进的台独计划引起的，而新的危机将由台分裂势力实施这个急进的台独计划，从法律上把台湾自中国分割出去，这将逼使中国政府除使用武力外别无其他选择。

　　新的台海战争是否不可避免

　　岛内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台分裂势力急于抓住时机实现台独，使台湾分裂的危险急剧增长，台海进入危机频发、高发时期，发生新的战争的可能性确实是增加了。特别是两岸双方互不信任——台湾当局视大陆为敌人，在竞选过程中一再攻击、丑化大陆，挑动民众对大陆的仇恨。大陆方面经过四年的对陈水扁的“听其言而观其行”已经得出结论，他不仅毫无诚信，而且是一个台独的积极推动者。事实上双方都在为一场可能发生的台海战争做准备。中国人民解放军多次进行渡海作战、争夺海峡的制空权、制海权和对付强敌介入的演习，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台湾方面也一再进行对付大陆进攻的军事演习，还研究所谓对大陆进行反制的计划，包括攻击大陆沿海城市甚至攻击三峡大坝。美国军方也介入了台海战争的准备。五角大楼派出不少军官检查台湾的战备，并具体帮助台湾改进防卫。美太平洋司令部与台军方多次进行兵棋推演。山雨欲来风满楼，有一段时间形势似乎已经到了战争的前夕。

　　然而，这并不是说，新的台海战争已无法避免。因为：

　　（一）台湾大多数民众主张维持现状，稳定和改善两岸关系，不赞成搞台独。无可否认，在李登辉、陈水扁的统治和影响下，台湾民意确有很大变化。其主要表现是台湾主体意识高涨，大中国观念削弱，“台湾认同”成为民意主流。这次“立委”选举再次证明瞭这点。

　　（二）在经济全球化的驱动下，两岸经济一体化日益发展。台湾每年对大陆有很大顺差，二○○二年台对大陆顺差达三百一十四点四亿美元，二○○三年达四百零三点七亿美元。过去二十年台湾对大陆顺差达二千二百一十七点二四亿美元。台湾每年对日本约有一百几十亿美元的逆差，因此如果没有对大陆的顺差，台湾经济早就出现巨额贸易逆差并陷于严重危机。台商对大陆的投资估计实际上已超过一千亿美元，这些都反映两岸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以及大陆经济对台湾影响的增强。前一时期大陆经济要搞巨集观调控的消息传出，台湾股市立即猛跌三百多点。不久前北京一位学者在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台湾经济经不起制裁”的短文，台湾商界一度陷入恐慌，股市大跌。台湾商界、财界强烈要求维持现状，改善与大陆关系，尽快解决“三通”问题。这种情况对台独有很大的制约作用。

　　（三）美国从战略全局出发，不希望海峡两岸发生军事冲突。当前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仍是国际恐怖主义，美国在伊拉克遭到严重挫折，现正急于从伊体面脱身。美国想通过在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推广“民主化”计划，以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然而中东情况错综复杂，各种矛盾盘根错节，这决不是三、五年内就能轻而易举地完成的任务。美国为维护自身的战略利益，力图稳住亚太，稳住朝鲜半岛，稳住台海地区的形势。美国是台湾的保护者，没有美国的支持和保护，台湾实现“独立建国”是不可能的。

　　（四）中国政府一再表明，动用武力是制止台湾独立的最后手段，祇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还有一线希望，就不会放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不会轻易使用武力。

　　因此，目前两岸关系的形势虽然十分严峻，但还不能说和平解决的希望已经完全消失。新的台海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

　　需要注意的是，在当前两岸紧张对峙的形势下，擦枪走火、局部冲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一般说，这样的冲突不会发展至两岸全面交战，但由于双方缺乏互信，更没有互信机制，处理得不好，一丝火星也可能燃起一场燎原大火。努力寻求防止新的台海危机

　　争取和平解决问题的途径

　　面对严峻形势，海峡双方是继续当前剑拔弩张的态势，听任一次新的危机的发生，最后导致两岸兵戎相见，还是充分利用目前的缓冲期，努力寻求两岸关系的缓和与改善，化解新的危机，防止一场可能给两岸中国人民、给中美两国人民、给亚太地区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战争，这对两岸领导人、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是严峻的考验。

　　胡锦涛主席最近重申了在台湾问题上两个“最大”（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两个“绝不”（绝不容忍“台独”，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立场。“五一七”声明虽然对台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同时也明确指出“无论什么人在台湾当权，祇要他们承认世界上祇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摒弃台独主张，停止台独活动，两岸关系即可展现和平稳定发展的光明前景”。这里实际上是说，“祇要台方从法理上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两岸关系就可以柳暗花明、出现转机。事实上当今的国际法以及两岸的法律，包括台湾当局的现行‘宪法’都包含一个中国的原则。台湾领导人是按这个‘宪法’选举出来的，并宣誓遵守‘宪法’，奉行‘宪法’中的一个中国原则自是应有之义，否则不是违‘宪’吗？所以这对台湾当局并不是过高的要求。如台湾领导人能明确表示奉行‘宪法’中的一个中国原则，那就可以认为是回到一个中国的立场，这样就可为两岸恢复对话、谈判铺平道路，就有可能逐步改变两岸的紧张关系，争取两岸双赢的光明前景”。

　　陈水扁在“五二○”就职演说大谈建立“两岸和平合作的新架构”，还要成立什么“两岸和平发展委员会”，“共同策进两岸和平稳定”，但却回避一个中国的原则，其实质是要在“一边一国”的基础上与大陆交往，因此理所当然为大陆所拒绝。最近他又在“双十”谈话中提议，两岸“以九二香港会谈为基础”，寻求“虽不完美但可接受”的方案，作为进一步推动协商谈判的准备。陈水扁本人和台方的人在事先还宣称这个讲话是对“五一七声明”的回应。这里的要害问题是他说的九二香港会谈基础指什么：众所周知，大陆方面认为九二香港会谈的基础是“九二共识”，即一九九二年十一月海协会与海基会曾就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达成的共识。（台湾方面在国民党执政期间曾把这种共识说成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如果“一中各表”是指双方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保留对一个中国政治内涵的不同认知，即与大陆方面对“九二共识”的解释是接近的）。如果陈水扁的“九二香港会谈基础”是指回到“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就能出现重大转机。但台当局陆委会主委吴钊燮已明确表示，“九二香港会谈基础”是指“搁置争议，进行谈判”，与“九二共识”不能“混为一谈”，那么其实质仍是要在“一边一国”的基础上与大陆恢复谈判，并无新意。其目的恐怕祇是为了争取中间人士的选票，或者为了蒙骗国际舆论。这样的提议当然不可能得到大陆的正面回应。

　　近来美国的一些专家已觉察到在美国的现行政策下，两岸关系遵循目前的轨道，有可能发展到完全失控，引发一场把美国卷入其中的灾难性的战争。为了避免这种对美国极为不利的局面的出现，他们提出了种种方案。较多人主张的一个方案是美国应努力推动两岸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恢复对话。这个方案看似公平，但实际是行不通的。因为所谓没有先决条件对北京来说，实际上就是要接受放弃一个中国的原则、默认台方的“一边一国论”或“两国论”的先决条件，而北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是决不妥协的。

　　还有一个有较大影响的方案是美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和兰普顿提出的。他们主张美国应利用自己的影响大力促使两岸达成一个协议，即在五十年时间内，台湾保证不追求法律上的独立，大陆保证在此期间不使用武力，而其他国家则必须保证不承认台湾独立。这个方案的要领是用具有法律意义的协议把两岸现状巩固下来。这里且不论在几十年的长时间内两岸各自的情况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即或双方觉得可以考虑这样的协议，也还有一个如何达成协议的问题，关键仍然是一个中国的原则，这是回避不了的。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归根结底要靠两岸中国人的共同努力。但在制止台湾独立，防止台湾问题失控上美国是能起很大作用的。在当前两岸关系紧张、战争危险增长的形势下，美国要防止台湾问题失控，就更要注意按照“三个公报”的精神办事，不与台方进行官方交往，不再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不给台湾当局以错误的信息。美国既害怕台湾问题失控，又一再对台湾施压，胁迫台方迅速通过庞大的购买美国武器的预算，加剧台海的紧张局势，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无异于缘木求鱼，并可能为台湾的分裂势力利用，导致严重后果。

　　在两岸之间的政治僵局难以突破的情况下，为防止新的台海危机和避免台海战争，似应另辟蹊径。“三通”直航符合两岸双方的利益。由于两岸在“三通”问题上的立场较为接近，双方都表示愿按“钱其琛模式”解决“三通”问题，因此，这似乎是现阶段两岸僵持局面唯一的突破口。台湾当局如果真想改善两岸关系，就应抓紧制订两岸直航细则，经过讨论，进一步在“三通”问题上凝聚共识，采取主动，按“钱其琛模式”与大陆谈判解决直航问题。中国政府一贯重视推动两岸直航，实现全面“三通”。在台湾岛内政局大体上尘埃落定后，如届时台湾当权者遵守不搞“公投制宪”的诺言，不挑起破坏两岸关系的重大事端，北京就有可能按“钱其琛模式”，遵循“全面、直接、双向”的原则推动“三通”，实现直航。在“三通”问题取得突破的基础上，参照港台模式建立两岸沟通的新管道，并就两岸建立互利互惠的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与台方进行讨论。通过三通问题的解决和两岸新的沟通管道的建立，台海形势必将获得缓和与改善。如果美国能运用其影响帮助台湾当局克服岛内阻力（主要来自台独基本敎义派和受他们影响的部分台南民众）与大陆谈判解决“三通”问题，那就是为维持台海和平作出了实际贡献，必将受到两岸中国人民的欢迎和国际社会的赞扬。

　　台海危机的源头仍然存在，有关各方都应作出重大努力，防止和化解新的危机，防止灾难性的战争临头。

　　(原载《中国评论》二○○五年一月号，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敎授,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