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煌

　　“去中国化”的五种类型

　　台湾的“去中国化”问题因泛绿推动“正名”运动而成为两岸关系的敏感议题之一，特别在去年底泛绿立委选战未尽理想的情况下，台湾行政当局更急于推动台湾的机关、公司、学校去“中国”之名的运动。这种“去中国化运动”，又可以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在民族认知上：区分和对立台湾人与中国人的差异，否认台湾人在民族认同上垂直认同的可能性。

　　在历史敎育上：重编台湾历史，强调台湾悲情，突显中国治台的错误，配合台独的精神需要。

　　在文化政策上：否定中国文化是台湾文化的主体地位，强调台湾文化的多元性、自主性，夸大两岸文化的差距。

　　在意识形态上：深化反共意识，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的缺陷，夸大中共政权的黑暗。

　　在政治取向上：强调中共的威胁与打压，证明台独的必要，提升台湾人民的主体意识。

　　以上的作为除了第四类是反共政策的延续之外，其余的作为就是“去中国化”的具体事证。“去中国化”的目的，是要彻底推翻两岸原有的“一中原则”的共识，造成“逢中就反”，以便使台湾人开始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为两岸关系增加本质性的困难。

　　台独文化与文化台独

　　二○○一年六月底陈水扁掌权刚满一年的时候，大陆“海协会”所属的“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就在福建的厦门市举行一场名为“中华文化与两岸关系”的学术研讨会，针对当时台湾当局所推动的一系列有关“文化台独”的政策措施，提出批判式的研讨，会后主办单位还将与会的论文编印成册。

　　何谓“文化台独”呢？林劲敎授认为包括了两个层面：一是海内外分裂势力在文化领域的“台独”主张；二是台湾执政当局利用其统治地位，在文化领域中推动分裂主义的文化政策。简而言之，就是“文化台独”与“台独文化”。依据此一理解，林劲敎授在文章中列举了“台湾民族”、“台湾文化”、“台湾母语”、“台湾妈祖”为文化领域的“台独”，同时指出自李登辉开始推动的“台语敎学”、“通用拼音”和“台独历史”为政治推行的“台独”即“台独文化”。陈孔立敎授则比较偏重对台湾执政当局所推动的“去中国化”的种种措施，将之定位为“台独文化”。例如：鼓吹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强调台湾文化的多元论，贬低中国文化在台湾文化中的重要性，甚至鼓吹台湾文化是海洋文化，中国文化是大陆文化，而且进一步丑化中国文化，重塑台湾文化成为台独文化。除此之外，还有赵暇秋敎授批判“文学台独”，大体也有以“台独文化”的角度来批判。综合而言，几位敎授对台独势力在文化层面的作为之批判，自有其政治的警觉性和学术的批判性，然而，在“文化台独”中并没有进一步区分“去文化本土化”和“去中国化”的差异和不同，以致在某些例证上给人一种不能完全说服的感觉。

　　例如推行台语敎学，其实可以理解为台湾人民不愿失去母语、保护母语的本土化作为，何况闽南语保留的古汉语比北京话更多，它是更中国的中国话。至于强调台湾文化的多元性等说法，可以解释为台湾人民在长期被殖民的过程中，一方面不失自己的文化主体，一方面又融合了各种类型的不同文化，从而形成一种新型的闽南文化，所以强调其多元性并没有不妥。在台湾历史的敎育上，也包括了台湾先民从大陆移民来台，“荜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奋斗开垦的过程。无论在过程中，所获得的正面或负面的经验构筑于台湾历史之中，也是中国人的共同历史经验，其中必有值得学习的部分，是以台湾的中国人学一学“台湾史”也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早期国民党的文化政策在有形、无形之中，灌输大家一种高低文化的价值观，例如在公共场所讲“台语”(即闽南语)必须受罚，规定闽南语的歌、剧、戏曲播放不能放在黄金时段等。无形之中就是一种文化歧视政策，此一部分是必须被批判、被纠正的。因此，从纠正国民党早期的文化歧视角度来看，台湾某些文化人士甚至是台湾官员的呼吁、说法和努力都值得肯定。

　　文化本土化与文化本土主义有本质的区别

　　这是“本土化”的部分，而应该加以批判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部分是源自将文化本土化滑向文化本土主义的歧路，一部分是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的政治的“去中国化”干预政策。这两种倾向之所以有必要加以批判，也是因为这是经过人类以往的实践证明是一条危险而错误的道路。文化本土主义会导致文化的排他性，而造成自大的民族主义，政治干预的错误在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正是殷鉴不远的例证。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政治对文化的干预都祇能有短期的表面的效果，不可能成功，不可能真正有效，因此批判的基本立场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必要对台湾的“文化台独”和“台独文化”的作为加以批判。任何政治力量对文化的发展不论是顺势的加速或是逆速的消灭，其结果常常是白费工夫。尤其台湾是一个岛屿，台湾人民是移民，岛屿的特征是政治无法改变的。

　　“岛屿”政治的特性

　　在地球上有许多岛屿，而岛屿政治常常具有三种特性，即岛屿、地缘及移民，而三者又是有机地相互影响：

　　从“岛屿”的角度说，它同时具有开放和封闭二种可能性，因为水对人而言，既是一个方便的交通管道，又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障碍。当人们视之为管道，而能驾御水性的时候，岛屿以其四面不受阻条件就成为最佳的开放之所。反之，水也是最佳的防御工事，确保人们的安全，则成为四塞之岛，完全可以自成体系。当然近世纪以来的科技改变了岛屿的封闭特性，但是岛屿仍有陆地的深山老林难以媲美的封闭条件。

　　从“地缘”的角度说，岛屿所在的位置其与陆地的距离，构成岛屿不同的地缘特征。岛屿距离陆地很近，则容易成为他人经略陆地的“跳板”，距离较远则成为“中途岛”、“中间站”。所以从地缘上说，一个岛屿距离陆地远近，对陆地国家而言，都有不同的地缘战略意义。特别在海权盛行的世纪里，岛屿的位置、特产和资源往往成为陆权国家与海权国家之间争夺的要点，这就增加了岛屿的不安全性。而且也由于海权时代的来临，岛屿在平时也成为海陆交通的要冲，是以岛屿的封闭性特征已经愈来愈不可能，关键在于岛屿上的人们如何利用岛屿的地缘优势，为自己的岛屿创造出最佳的开放价值，来保障自己的安全。

　　从“移民”的角度来看，此一特征未必是所有的岛屿共同具有的特征，然而大部分的岛屿都是移民或是包含部分的移民，移民在性格上常常带有冒险、矛盾、多元等性格。移民无论是自愿或是被迫都是一种冒险，都必须有勇气去面对一个不可能、不确定的未来，必须有接受和敢于挑战的性格，才有可能移民。因此，移民的性格也包含了某种赌博的性格。移民人口的性格表现出的第二种特征是矛盾。因为一方面他们去到外地“入侵”他人的领域，为了生存，必须遇强则服，一旦不服则不可能幸存；另一方面也会以众凌寡，一旦自己居于多数，则对其他的外来客和后来者也很难相容。作为岛屿，土地面积是最大的限制，所以移入人口越多，分配必然越少，因而移民者对后来者的不包容和必须容忍的矛盾性格在移民身上也十分明显。移民迁往他地必然保有自己原本的文化特征，之后在移居地的生活，又无法不容纳当地的文化特色；除此之外，又有不同的移民文化交汇杂处，虽有斗争，但也有相互的观摩和学习。所以多元的表现和对不同文化的适应常常使移民者形塑出的文化中，可以感受到鲜明的性格特点。

　　“去中国化”策略不可能成功

　　这样岛屿发展所依赖的特征是开放、多元和变化等，而不可能是封闭、排他和孤立特性。台湾作为一个岛屿不但具有上述岛屿的特征，而且台湾文化的构成和组建部分中，是以中国文化为主体去包含消化多元文化的过程。可是当台湾当局希望以本土主义方式来建构所谓的“主体性”时，他们首先面对的就是岛屿的有机生态所给予的反弹。换言之，在外向型经济、依赖型国防和开放型社会的情况下，建立封闭而排他性的文化主体以及仇恨中国、对抗中国的政治主体，是完全不可想像的。因为从岛屿经济和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台湾当局想要排斥的对象，正是它必须依赖的对象，从移民的角度不但是在现阶段仍有移民的易动，还有五十年前才移居的近二百万所谓外来人，以及虽然世代累居、却仍然保留大陆祖先堂号的台湾人。是以台湾当局的“去中国化”的策略，注定是不可能的任务。

　　台湾的“再中国化”现象

　　我们说台湾当局的“去中国化”是不可能的任务，不仅在于台湾无法废除中国文字、中国语言、中国习俗、中国宗敎以及中国人留传数千年的价值系统和生活方式，最重要的是层出不穷、天天发生在台湾青年身上的“再中国化”现象。例如一九九九年《天下》杂志在调查台湾人最喜爱的移居地时，中国大陆的上海竟然是台湾人民第四个希望移民的地区，而且同一份报导也指出常驻大陆的台湾人近百万。除此之外，个人还可以例举在台湾的大学长期任敎所觉察的变化：

　　第一，台湾青年在求职心态上的变化：以往台湾青年十分排斥到“落后”、“贫穷”的中国大陆去就业，因此，台商老板祇能以加薪为手段、福利为诱因，促使台湾青年去大陆“吃苦”。所以青年在求职时往往被问到是否愿意去大陆，成为人事录取的考量因素。如今台湾青年在就业之前有许多管道去大陆，同时他们在网路上也接触不少有关大陆的资讯，其观念和价值均出现变化，现在求职的青年则是主动提问是否有机会去大陆，因此，老板的加薪、福利、优待也就不是必要条件。

　　第二，台湾青年在求学心态上的变化：以往我们所说台湾青年去大陆求学、进修硕士，主要以中医为主，人数有限，也有少数其他系，如历史、考古、中文等等，去读书多半以硕士为主；近几年来，高中生赴大陆念大学，大学生、硕士生赴大陆进修硕、博士的学生意愿上大大上升，人数上也有相当成长，特别是大学生希望赴大陆就学意愿比较以往明显增加。换言之，大学生已经不在乎台湾的敎育部是否承认大陆的学籍，有不少的学生认为从大陆去国外读博士更方便，同时他们也开始觉察到大陆大学的水准和素质，以及未来的实用性。

　　第三，台湾青年在台湾投考大陆研究所的比例有所上升：这代表他们对研究中国大陆的兴趣的上升。据知在美国发动侵略伊拉克战争的当年，台湾大学生投考大陆研究所的比例超过投考美国研究所。而且近年以来在台湾做“大陆”研究的人口也明显增加，学门的分类也趋细、趋繁，已经改善了过去的研究集中在中共中央、北京和集中在政治、经济的偏颇现象。目前的研究包括了地方、边疆、少数民族、社会问题的各个层面，应该说大陆研究已经再度成为台湾社会的“显学”，这也有助于台湾青年赴大陆求学的氛围。

　　第四，在台湾出售大陆出版品的专卖店如雨后春笋：几年之前书商贩卖大陆书籍是以游击战的方式出现于台湾大学附近的书摊和藏之于深巷之内的小书店，现在已经有了正式的门面，屹立在大路之旁，而且有的开了四、五家的连锁店；而北、中、南台湾的大都市也都出现专卖大陆出版品的书店，如问津堂、若水堂、秋水堂、结构群、唐山都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书商。他们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大学生读书的习性，而且参考书单不仅仅是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哲学，早已拓展到社会科学的各个学门，从翻译书到大陆学者的著作都成为大学生、研究生购买的对象，足见在台湾的知识精英已经注意到大陆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

　　第五,近年来台湾青年赴大陆旅游的兴趣大大提升：在台湾有三个非营利的社会团体专门在每年的寒暑假承办台湾青年赴大陆访问的团体，它们是华夏青年交流协会、夏潮基金会及台生联谊会。据其负责人称，近几年同学报名的情况十分热烈，每一梯队所提供的名额总是快速爆满，这与早些年不相同，而且青年去过大陆之后，他们的感觉大部分都觉得“震惊”、“被骗”（指被台湾原来的敎育和资讯所蒙蔽）。因此，他们在心中自然重新评价大陆，而且在校园中也发挥口耳相传、眼见为凭的口碑效果，进而扩大了对大陆的好奇，增加了对大陆理解的需要。

　　上述几种现象交织在一起，台湾青年的“中国图像”开始逐步调整，他们开始逐步脱离台湾当局所进行的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开始以自己的眼光来理解中国，已经不再高度排斥中国、轻忽中国。当然在政治上敌对现象仍然存在，不过在其他部分已经明显地转变。

　　这些转变并不是中共对台统战的绩效，而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无心插柳”所带来的收获。这说明中国自己越是努力，越是提得出自己的成绩，中国的吸引力也越大，台湾社会也自然在同文同种的情况下，必然被其吸纳。因此，我们以为台湾当局的“去中国化”的作为，在中国大陆而言，不应该祇进行政治的批判，而应该进行学术的统战，分析台湾本土化与本土主义的区别，客观地鼓励本土化的作为，真正认识到台湾越本土其实也越中国。至于“本土主义”和“去中国化”的部分大陆批不批判，其成功率都十分有限，至多祇能去中国之名，难去中国之实、中国之心。

　　中共要思考的问题

　　在对台湾的“去中国化”作了深入的分析之后，中共当局反而必须忧虑的是当台湾青年自动地“再中国化”之后，当代的中国能给台湾青年什么样的中国呢？是传统的中国，还是西化的中国或是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换言之，中共必须认真去思考如何在发展的道路上走出自己中国的特色？如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在以人为本的发展方面，中国能否在自己的文化基础上为人类谋求另一个出口，而不是完全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否则对“再中国化”台湾青少年的吸引力就仅止于对西化中国的“震惊”而已，而不可能使“再中国化”的台湾青年人真正归心。中国大陆的努力必须能激发出台湾以至全中国青年的中国心，使他们真正感受到中国特色的生命力，才能持续发挥其吸引力。特别是在中国特色中，如何去融合各个民族，包括台湾人民的优点和特色，使得各族各地的中国人都能有在中国特色中看到自己民族、族群的优美和优越，才能真正激发大家共同平等的参与，共同构筑此一中国特色。如此才能真正吸引包括台湾在内的各族青年投身在“中国特色”的大工程中，一同献身，一起奋斗。

　　(原载《中国评论》二○○五年三月号，作者系台湾东华大学公行所敎授兼大陆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