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殷弘

　　新策略的由来

　　从一九九五年到二○○○年，中国大陆在台湾问题上使用强硬方略或“对称性战略”，其最大标志为一九九六年对台“导弹试验”、反覆的对台军事演习和宣布对台动武“门槛”的国务院台办白皮书。这个方略在二○○○至二○○一年间被放弃，而放弃的原因在于：

　　（一）尤其因为二○○○年台湾大选的结果，强硬方略在大陆自己一边被许多人反思为低效甚或起反作用，同时其基石即绝对必需时动武的意志、力量和体制准备实际上大为不足，使之对台湾以及对美国不具真正的可信性。

　　（二）对于争取台湾公众人心、等待不主张台独的国民党重新上台、让两岸经济交往逐渐“自动”发挥阻独促统的政治／战略作用等目标或“柔性手段”，逐渐怀抱颇大希望。

　　（三）中美关系很不稳定，几度出现较紧张状况，更未有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足够协商、协调和“游戏规则”的成熟化，因而很大程度上缺乏台湾问题上的强有力的外交工具可用。

　　二○○○年台湾大选后，中国大陆逐渐改行某种意义上的温和方略或“非对称性战略”，直到二○○四年台湾大选为止。严格地说，这个方略的根本毛病，在于未能确立阻独威慑的真正可信性。就旨在阻独的军事、外交和政治、经济工具四者（特别是前两者）而言，大陆这些年里措施不少，但大体来说都是“减半”性的。这意味着虽然在各方面都有所作为，并且避免了在某一个方面走极端，从而伤害其他方面，但是“减半”性措施依其本性不足以阻独，因而无法真正达到大陆的最低限度的根本目标。对此，新加坡东亚研究所的一位著名学者近来有个很形象的说法，那就是“胡萝卜不够甜，大棒不够硬”。

　　不过，到中台办国台办五一七声明为止，实行了大约三年的温和方略或非对称性战略有其成功之处。在此期间，中国大陆从大战略目标的角度，将阻止台独与促进统一适当地区分开来，将阻止台独置于最突出、最优先的地位，并且为之构设与促进统一有所不同的基本战略。再加上中国政府决不容忍台独的坚决表示，在陈水扁步步升级的台独行为对美国利益的刺激之外，决定性地促成了美国总统与其行政当局近几个月来再三明确反对台独和台湾公投（包括“防卫性公投”）的重要表态。台独倾向的恶性发展和中国战略策略的优化，导致美国政府越来越明确地将台湾当局（并且祇有台湾当局）看作正在谋求“未遇挑衅地改变现状”，可能给美国带来损害其至关紧要的利益的严重风险。当然，温和方略或非对称性战略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在中国大陆自己还未做好随时准备摊牌的力量和意志的准备的时候，将随时准备摊牌的最明确宣告往后拖下去，以免可信性受到真正的考验。

　　新策略的内涵

　　然而，渴望台独、计划台独的陈水扁的连任，使得中国大陆在上述意志的形成和宣告方面不能再拖下去了。同样重要的是，近年来台湾公众中台独心理和台独情绪的非常显着的发展，加上选举政治背景下国民党内部愈益明显的本土化或“跟进”台独的倾向，使阻独失去了很大部分岛内的力量依据，同时两岸经济交往也没有表现出多少“自动”的政治／战略作用。当然，从二○○三年到二○○四年三月二十日台湾大选，台湾问题上的对美外交显得颇为有效，成了大陆方面在此问题上从未有过和差不多必不可少的主要“战略资产”之一。但是，尤其在三二○往后，美国在阻独方面的表现仍然有限，而且有些暧昧，它早早认可了陈水扁的大有争议的当选连任，并且对大陆反台独的强硬态度一再非难，它反覆主张不设任何前提地进行两岸政治对话甚或政治谈判，它还反覆重申有义务履行《与台湾关系法》中的对台军事保护规定和坚持对台武器出售。所有这些，使得中国政府显然认为不能主要依靠美国对陈水扁施加压力来阻止台独。不仅如此，从关于二○○三年末到二○○四年初在台湾问题上的对美外交及其总体效果的总结中，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要使美国认真地阻止陈水扁的台独动向，最重要的是要导致美国真的担心中国大陆要为阻止或制止台独而对台大规模动武。

　　自中国大陆面前的“台湾问题”（以台独势力通过一步步的“有限”行动追求台独目的为本质的台湾问题）于一九九五年因李登辉访美抛出“中华民国在台湾”论而显着浮现以来，主要由于下列三大因素，阻止台独的努力和斗争复杂、艰巨和漫长。那就是：在台湾当局迄今长达十年的台独言行背景下台湾公众中严重发展的台独情绪；台独势力的台独战略；台湾问题与美国有关政策之间紧密和复杂的联系。然而到今天，三项有根本意义的战略必须应当认为已经很清楚，从而中国大陆的战略思维和抉择得以在相应程度上相对地简化：

　　（一）在台湾问题上，阻止台独具有超过其余一切的优先地位，而且为此最为关键的是通过足以显示（对台湾当局、台湾政界、台湾公众以及美国政府显示）无可置疑的决心的言行来真正确立威慑的可信性，即迫不得已时为了并且祇是为了制止或粉碎台独而坚决动武的可信性。

　　（二）在包括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精神文化等各类大战略手段中间，军事和外交手段远为突出地重要，而这两类手段之间的平衡是“战略平衡”的唯一关键。

　　（三）台独势力已经取得迄今为止的最大突破性进展，因而形势要求中国大陆在军事与外交手段彼此平衡的前提下，进行迄今为止综合力度最大的阻独努力。

　　三二○台湾大选后，大陆显然经过惊奇、困惑、重新思考和争论，到中台办国台办五月十七日受权发表声明时，业已确定新的根本方略。在这个完全可称二○○○年初以来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最重要的立场和政策宣示中，最重要的话语在于：“‘台独’没有和平，分裂没有稳定。我们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决不妥协……对‘台独’决不容忍”；“中国人民不怕鬼、不信邪……如果台湾当权者铤而走险，胆敢制造‘台独’重大事变，中国人民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彻底粉碎‘台独’分裂图谋”。由这个受权声明象征的新的根本方略，就是改变大致从二○○○年下半年起一直实行的对陈水扁台独动向的“非对称性战略”，也多少调整最近几个月略微夸大地说主要通过争取美国对陈水扁施压以便阻止台独的做法，转而回到针锋相对的对称性战略和主要依靠军事威慑，在此前提下力促美国愈益清晰和具体地反对台独。

　　就任何旨在阻独促统的对台战略来说，坚持以台湾当局用某种方式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为两岸政治对话或政治谈判的前提条件至关紧要。中国大陆意欲从这政治对话或政治谈判中得到的唯一真正需要的东西（也是中国大陆能够从中得到的唯一东西），就是台湾当局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以此保证阻绝台独。如果不以此作为两岸政治对话或政治谈判的先决条件，那么中国大陆在这对话或谈判中必输无疑。不仅如此，这样的政治对话还会导致：显着增强陈水扁和台独势力在台湾岛内的政治优势；使之能够大致修补妥善由于他自己的争取台独行为而受到颇大伤害的美台关系；国民党或泛蓝联盟在两岸问题上原有的近乎“一个中国”的立场受到重大损伤；中国大陆内部在阻止台独方面的根本共识可能严重削弱，甚或在很大程度上逐渐消解。因此，我们必须一如既往地坚持以台湾当局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为两岸政治对话或政治谈判的前提条件，在这方面决不听从美国政府的频繁“劝告”或屈从其反覆的压力。

　　新策略的初见成效和潜在问题

　　由五一七声明代表的新战略和作为其必要政治支撑的强烈反台独舆论很快就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局部成效：在其五二○就职演说中，迫于中国大陆几乎力度空前的政治威慑及其种种效应，三二○大选后一度在台独言论方面异常猖獗的陈水扁不得不言不由衷地做出不搞修宪台独的“保证”；台湾某些媒体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半数以上台湾民众开始认真相信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就必将引发战争，这种思考的结果已在去年十二月十二日台湾“立委”选举中显示出来；不仅如此，美国政府也在中国强烈的反台独态势作用下，比先前任何时候都远更相信中国“绝不容忍台独”的决心和意志，认真确信中国大陆为阻止或制止台独而大规模对台动武的相当大可能性；并且反覆如此告诫台湾，要台湾当局信服单方面改变现状必将招致巨大危险，甚而招致毁灭。所有这些恰恰符合台湾问题上新的战略方针的原本目的，尽管它们祇是“初见成效”而远非“大功告成”。所有这些比此前几年里任何时候都更展现了一种切实的可能性和希望，即能够争取不经实际战争而阻止台湾独立。

　　然而，现在的强硬方略仍然有实在和潜在的问题：首先，这强硬方略的根本成效有赖于真正的准备摊牌决心和切实的实践措施，为此还需要大为努力，需要防止它成为一种“权宜之计”。

　　其次，阻止台独与促进统一虽然已被区分开来，但仍未区分得那么清楚和截然，因为大陆的任何人都会想到“祇要不统一就总是有台独危险”，于是，便存在一种可能性，即过早地急于使用武力实现统一，从而导致整个战略和外交格局倾覆。

　　第三，强硬的时间长了，军事威慑表现得多了，美国就有可能回到四年前的基本判断，即最可能“未遇挑衅而单方面改变现状”的是中国大陆，何况陈水扁在此任期的前半段必定会表现“温和”。

　　第四，如果陈水扁除了决不接受“一中”外，在今后一两年里多说空洞的“软话”，以修补美台关系和试图令大陆尴尬，那么大陆坚持强硬方略就可能碰到一定的国际困难，首先来自美国。

　　五一七声明以后两个多月里，在台湾问题上的对美政策舆论看来一度出现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关于美国对台态度和政策的意象和判断由严格的“两分法的”趋于变为大致单面的。我们要像过去和最近几个月里那样，坚持认真考虑如何对待美国对台态度和政策的实有的根本两重性，如何为了阻止台独和促进统一而尽可能最大程度地“开发”利用其中有利于这一根本目的基本方面。与此同时，几乎始终要有一种“战略平衡”意识，那就是念念不忘军事工具与外交工具之间的总体平衡和动态分寸。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战略意识，是要能够敏锐地预料到，显着升级的对台“强力方针”和“强力舆论”可能导致美国改变它近两三年来关于台湾问题的基本政策的一个头等决定要素，即要“未经挑衅地单方面改变现状”的是台湾而非中国大陆。如果要承受美国这一既定意象的改变，那就必须是出于战略上的绝对必需，而且必须有对付战略格局由此变更的全面和充分的准备。

　　新策略与中国对美政策目标

　　争取保持和推进美国反对台独，是第二届布希政府时期中国对美政策和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与此同时，主要从实现台湾问题上阻独促统的大目标出发，并且旨在争取中美关系更有利的长足发展，需要开始设想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在中美两国间力量差距稳步缩小、中国对美重要性加速增长的总趋势背景下，经过正确、审慎、精明和坚决的战略与政策实施，促使美国今后一两届新政府趋于逐渐接受中国统一，包括逐渐促使美国政府从自己真正的根本利益出发，在中国与台湾当局之间作出政治选择，逐步结束它在两岸间“脚踩两只船”的状态。为此，最重要的是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经久地、令人无疑地表明强烈的阻独促统决心。

　　中国需要以非常认真有力的备战和毫不含糊的坚决态度，保持和适当加剧美国对于中美两国为台湾问题发生战争的担忧和恐惧，这是促使美国趋于逐渐接受中国统一的最关键因素。中国需要在其他一些对美国至关紧要的问题上逐步适当地、但坚决有力地加大对美外交压力，同时也准备在其他某些问题上，很有策略和利多弊少地为争取美国逐渐接受中国统一而作出使美国得到重要实惠的政策调整。

　　为了上述目标的逐步实现，在策略和战略上审慎妥当极为重要。如前所述，近期甚或中期主要战略目标需要进一步更加合理化，正确的战略操作必须做到“战略性平衡”——军事工具与外交工具的平衡，军事态势与外交态势的平衡，还要努力保持美国关于谁要“未经挑衅地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的基本意象，随形势的可能变化而及时和适度地调整某些态势和策略。此外，还应当显着加大政府层次、半官方层次和民间层次的旨在逐步促使美国接受中国统一的工作力度和灵活性，特别是讲清美国在这方面的重大利益。最后，在军事力量加速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较经常地考虑和研究一个问题：到哪个点上和在哪些领域，美国可能变得不能容忍中国军力的进一步大幅增长？就此而言，应当避免过早过急地建设大型航母、远洋战斗舰队和过大幅度地剧增远程战略武器。

　　(原载《中国评论》二○○五年二月号，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敎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