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有珠（肇庆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琼花、八和两大会馆都是由广东本地班创建的行会组织，分属于不同的历史时期。琼花会馆坐落在原佛山镇的大基尾。清咸丰年间，粤剧名伶李文茂率领红船子弟响应太平天国起义，招致满清政府的残酷镇压。起义失败后，清廷迁怒于广东梨园，严禁本地班演出，并于咸丰四年（1854）下令捣毁了琼花会馆。同治版《南海县志》载：“李文茂者，优人也，素骁勇，善击刺，日习焉。咸丰四年，竟率其党倡乱，及败，竟无确耗，岂果学雪窦禅师耶？乃潴其馆曰梨园者，严禁本地班，不许演唱。”〔1〕俞洵庆《荷廊笔记》亦称：“琼花会馆设于佛山镇，咸丰四年，发逆之乱，优人多相率为盗，故事平毁之。”〔2〕由于会馆被毁，碑刻无存，有关琼花会馆的创建年代就成了一个难解之谜。八和会馆是粤剧弛禁后于清光绪年间修建的行会组织，但具体修建时间由于史料的缺乏同样众说纷纭。

　　一、问题的提出

　　较早提到琼花会馆创建年代的是粤剧编剧家麦啸霞，他在写于1940年的《广东戏剧史略》中云：

　　雍正继位为时甚暂，戏剧潮流无大变易。时北京名伶张五号摊手五，因愤清廷专制，每登台则发挥革命论调，以抒其抑塞不平之气。清廷嫉之，将置之于法，五遂易服化装，逃亡来粤，寄居于佛山镇大基尾。时广东戏剧，未形发达，内容外表，具体而微；摊手五乃以京戏、昆曲授诸红船子弟，变其组织，张其规模，创立琼花会馆。〔3〕

　　麦啸霞认为，琼花会馆创建于清雍正（1723—1735）年间，是由前来避难的北京名伶张五号摊手五创立的，后人纪念摊手五创业之功，都尊称他为张师傅，并祀奉为行业祖师。此说一出，影响甚大，在学术界几成定论。如著名戏剧理论家欧阳予倩，粤剧表演艺术家刘国兴、陈卓莹等，都赞同此说。

　　建国前八和会馆最后一任会长黄君武，在其《八和会馆馆史》一文中则认为，琼花会馆创建于明万历年间（1573—1619）。该文称：“在佛山大基尾水埗头边，我见过有一个石碑刻有‘琼花水埗’四字，是明朝万历年立的。可以推断，该馆成立于明万历年间或万历年前。”〔4〕打武家出身的黄君武于1948年当选为八和会馆会长，时年37岁。据称，他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看到那块刻有“琼花水埗”的石碑的，并称这块石碑是琼花会馆停泊戏船的码头的碑石标志。解放初期，曾有人赴当地进行过实地考察，但一无所获。这块碑石除黄君武外，也就再也没有第二人看见。

　　吴炯坚在《琼花会馆拾零録》一文中，进一步将琼花会馆的创建年代往前推进到了明嘉靖年间（1522—1566）。该文称：“据现仍健在，但已八十余岁的佛山老博物工作者孔翟光先生说：记得曾看过现仍暂属失传的康熙版《佛山忠义乡志》，志内便有谈及琼花会馆，称该馆为佛山会馆之冠，属戏行会馆，建筑瑰丽。还曾说该馆建于明嘉靖年间。”〔5〕

　　关于八和会馆的创建时间，目前至少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说法：1.落成于光绪八年（1882）。此说来自八和会馆最后一任会长黄君武，他在《八和会馆馆史》一文中认为：“八和会馆落成于光绪八年（或九年）”〔6〕；2.落成于光绪十五年（1889）。此说来自粤剧艺人任俊三口述的《琼花八和历史拉杂记》一文，该文称：“光绪十五年八和始落成。”〔7〕《中国戏曲志·广东卷》“八和会馆”条，采用是说。3.成立于光绪十八年（1892）。此说来自粤剧艺人刘国兴《八和会馆回忆》，该文认为：“八和会馆已于光绪十八年（1892）建成。”〔8〕赖伯疆等人的《粤剧史》，由广州市文史研究馆撰写的《广州百年大事记》等书采用是说。

　　通过上述梳理不难看出，无论是琼花会馆，还是八和会馆，其创建年代都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论，有待于作进一步的考证。

　　二、琼花会馆创建年代考

　　现存有关琼花会馆的最早记载是干隆十七年（1752）刻印的《佛山忠义乡志》。该志卷五《乡俗志》中，明确写有“琼花会馆在大基尾”的记载，志书所附的“乡域图”，亦画出了琼花会馆所在的具体位置。这条材料说明，琼花会馆的修建年代至迟当不晚于干隆十七年，位置坐落于佛山镇的大基尾。

　　从干隆版《佛山忠义乡志》所附“乡域图”可以看出，琼花会馆所在地大基尾位置在大基铺境内。大基铺地处佛山镇东北角汾江南岸的一个狭长地带，它西接汾水铺，北临绕城而过的汾江，南面与岳庙铺、社亭铺、福德铺接壤，是当时佛山镇面积最大的一个铺社。琼花会馆就坐落在大基铺境内与汾水铺交界的地方，北面不远处就是江面开阔的汾江，交通十分便利。从图上还可看出，会馆以东不远处多处标注有“田”字样，说明该铺还没有完全被开发出来，仅琼花会馆周边靠近汾水铺的小部分地区比较繁荣，东部大部分地区还是河道纵横，良田密布的未开发地区，位置比较偏僻。

　　佛山城区的发展，是由南往北，由中心向四周拓展。自明中叶以来，佛山镇一直保持着二十四铺的规模，即祖庙、岳庙、观音堂、医灵庙、汾水、锦澜、潘涌、仙涌、社亭、桥亭、东头、石路、突岐、福德、山紫、丰宁、黄伞、真明堂、耆老、明心、彩阳堂、明照、栅下、纪纲。入清以后，佛山镇内河涌大多淤浅，造成运输困难，而北部靠近汾江一带地势平坦，水上运输便利。故随着佛山都市化进程的发展，市内的工商业重心逐渐北移，汾江沿岸遂成为重点开发地区。干隆初年，首先在城区东北角一带垦荒平田，挑沙填海，沿江筑堤，开发出一片面积最大的社区，因它最明显的标志是那条绵延数公里的护城长堤，故取名为“大基铺”。干隆版《佛山忠义乡志》载：

　　乡之分为二十四铺，明景泰初御黄贼时所画也。铺本作铺，列肆之名，讹作铺，而卒伍戍宿处亦曰铺，邮卒曰铺兵。又计程以十里为铺，盖取次舍之义。当日御贼分为二十四处，以战以守，故兼取营戍里舍之意。而目之曰铺，首尾联络，互相应援，诚工于谋矣。今于沿海处增大基一铺，为二十五铺云。（卷一，乡域志，铺社）〔9〕

　　从文中可以得知，大基铺是干隆年间才增设的一个铺社，“大基铺”的得名，据干隆版《佛山忠义乡志》称，就是“以捍水之堤名，大约从田里起见，长愿巩固无虞云尔。”（卷一，乡域志，铺社）〔10〕

　　继大基铺之后，道光初年，又在汾水铺以西新增一富文铺，在祖庙铺附近新增一鹤园铺，全镇增加到二十七铺，此一格局一直延续到清末。道光版《佛山忠义乡志》载：

　　“乡之分为二十四铺，明景泰初御黄贼时所画也……嗣于沿海处增大基一铺，为二十五铺。今增富文、鹤园二铺为二十七铺。”（卷一，乡域志）〔11〕

　　从上述佛山城区铺社发展进程可以看出，自干隆到道光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佛山镇新增了三个铺社，其中有两个集中在北部的汾江沿岸，而大基铺就是其中新增设的铺社之一。这说明，不仅整个明代没有大基铺，就是到了清雍正年间，佛山镇也无大基铺之名。大基铺是干隆年间在汾江沿岸修筑“捍水之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既然如此，那么坐落在铺内的琼花会馆，自然应在该地建铺之后的干隆初年才能兴建，絶不可能出现在该铺还不存在的明万历或清雍正年间。

　　从佛山镇祠堂、神庙的修建及街道的变迁中也可看出大基铺与老城区其他铺社的差别，其新开发的商业区特征十分明显。

　　粤谚云：南海神庙，顺德祠堂。言南海人喜修神庙，而顺德人多建祠堂。佛山地广人稠，五方杂处，所谓“顺德之人居其三，南海之人居其二”〔12〕，故神庙、祠堂都很多。“吾佛土为大镇，合二十四铺。地广人稠，神庙之多，甲于他乡。”〔13〕根据干隆版《佛山忠义乡志》卷三《乡事志》所提供的材料统计，干隆初年，佛山镇共有神庙26座，分布在全镇15个铺区，大基铺则一个也没有。至于祠堂，也是佛山镇的一大特色。广府人素喜聚族而居，一村一姓，举凡稍有一些历史的村落，都建有自己的宗族祠堂。张渠成书于干隆三年（1738）的《粤东闻见録》载：“粤多聚族而居，宗祠、祭田家家有之。如大族则祠凡数十所，小姓亦有数所。”〔14〕根据道光十年刻《佛山忠义乡志》卷五《乡俗志·家庙》所提供的材料统计，截止到道光十年，佛山全镇共有祠堂177个，但在新开发的富文和大基两铺，却都没有祠堂建筑，是清代佛山二十七铺中仅有的三个无祠堂铺的两个。除富文和大基二铺外，还有医灵铺没有祠堂，但医灵铺地处东南边缘，铺内桑地犹存，属开发较慢的铺。从祠堂、神庙的兴建情况可以看出，大基铺与富文铺一样，都是新兴的商业区。

　　街道的变化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地区的发展进程。在干隆初年到道光初年这70余年的时间里，大基铺的街道由少到多，几乎翻了一倍。干隆十七年（1752）《佛山忠义乡志》刻印时，大基铺的街道仅有14个，即板坊街、天妃庙、咸鱼街、天庆街、聚龙社、聚龙巷、华封街、汇源街、康宁社、弼头汛、华康街、猪栏、琼芝社、整船栏。到了道光十年（1830）《佛山忠义乡志》刻印时，大基铺的街道数一下子飙升到了26个，即大基头、汇源街、接源坊、康庆里、拱宸里、会龙坊、社巷、华康街、烧灰炉、东胜街、康胜街、东胜大街、华庆街、迎云大街、东胜大街、煤炭地、振安坊、礌岗渡头、迎云里、杨家庄、兴民社、田胜坊、东胜坊、忠心巷、福泰里、聚贤坊。

　　两相比较不难发现，道光年间的26条街道中，属于干隆年间修建的，仅剩下汇源街、华康街2个，其余24条街道都是后来新修的。而在同样长的时间里，位居老城区的祖庙铺，干隆年间有街道17个，道光年间为19个，仅增加了2个。可见，自干隆到道光的几十年间，大基铺都一直处于开发之中。老街道被不断改造翻修或合并到邻近的铺社中去，新街道则不断涌现，如聚龙巷、板坊街、聚龙社、华封街（华丰街）、天庆街、咸鱼街等6条街道，合并到了汾水铺，弼头汛则被划入了岳庙铺。大基铺发展之迅速，与老城区形成了鲜明对照。

　　不过，尽管大基铺的开发面积扩大了，但比起邻近的汾水铺和富文铺来，其商业繁荣程度则要逊色得多，这说明其位置还是比较偏僻的。道光十年（1830），佛山镇怡文堂出版了一本商业指南性的书，名叫《佛山街略》，该书详细地介绍了佛山镇各街道的商业情况。其中属于汾水铺的商业街道有24个，属于富文铺的有19个，而属于大基铺的仅有6个。可见，就繁华程度而言，大基铺要远逊色于汾水和富文两铺，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大基铺的位置较为偏僻，交通不太方便。该铺不仅商业街道少，而且大多经营农副产品，如汇源街：“卖柴炭，有鱼栏”；大基头：“卖咸虾、炭、香”；猪栏：“各处生猪聚此发卖”；琼芝社：“鱼栏相连发卖”〔15〕等，大都集中在生猪、鱼虾等农副水产品的发卖上。可见该铺地理位置远离城区，开发较为缓慢，经济比较落后，与汾水、富文两铺相比，其开发不足的城郊特征十分明显。

　　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有明一代佛山还没有发现有工商业会馆的修建记録。佛山之有会馆，最早出现在明天启年间，名叫“乡仕会馆”，属于本地乡试举人联络感情，增进乡谊的专门会馆。据刻于天启七年（1627）的《乡仕会馆记》载：

　　乡之诸先生由衡门而奋迹鹏程，抑何彬彬盛耶！考其而通籍藩臬监司则有公会，以纪姓氏，以序名齿，继而院司考成，荐上留部，谒选都门，皆有会馆以联梓雅，以纪除授，视前人之轨辙，为后学之范型，则兹会不为不重也。独吾乡会无专馆，前诸先生几经议创，而落落难合，竟作道旁舍。凡有公会咸至止灵应祠。旋聚旋散，率无成规。〔16〕

　　可见在明末之前，佛山镇还没有专门的会馆，每有聚会，大都聚集在灵应祠（即今祖庙）前，“旋聚旋散，率无成规”。

　　而佛山工商业会馆的兴建，要远远晚于同乡会馆。据现有碑刻资料显示，佛山镇最早兴建的工商业会馆是雍正二年（1724）的金箔行会馆，其次是雍正十一年（1733）建立的莲峰会馆（福建纸帮）。此后，随着社会的逐渐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各行业会馆才相继在佛山镇大量涌现。据干隆十五年（1750）《鼎建佛山炒铁行会馆碑记》载：“佛山镇之会馆，盖不知凡几矣……今诸商皆有会馆，而炒铁反缺，可乎哉？”〔17〕可见，到了干隆十五年（1750），佛山镇各工商行业差不多都兴建了自己的行业会馆，而此时距雍正二年第一个商业会馆的修建仅仅过去了26年的时间。可见，佛山各工商业会馆的兴建，是在经济条件成熟，社会攀比之风盛行的背景下，短时间内完成的。这种“诸商皆有会馆”的兴盛局面，是佛山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

　　作为梨园业的行会组织，琼花会馆的兴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加有赖于经济的繁荣和稳定，即所谓商路即戏路，商兴才有戏兴。因而，无论是从经济繁荣的程度，还是从戏剧本身的发展进程来考察，琼花会馆都不可能先于其他工商业会馆一个多世纪而单独存在。

　　会馆是客居他乡的同乡或同业者所组织起来的同乡或同业团体，具有保护同乡或同业利益，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为他们在异地他乡提供一个落脚点等基本功能，工商业同业组织还具有独霸市场、排除异己的封建行会性质，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作为梨园界的同业组织，同样具有独霸市场、排除竞争的封建行会性质。也就是说，梨园行会的建立是戏剧艺术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是由自由竞争走向行业垄断的标志。在明万历以前，昆曲“只行于吴中”，其他地方声腔剧种也大多处于萌芽状态，远未具备跨省占领异地市场的实力，流行于佛山的戏曲声腔除了“错用乡语”业已本土化的弋阳腔外，恐怕就剩下歌舞百戏等诸般杂艺了。此时本地班尚未定型，外江班的威胁更无从谈起，整个演出市场尚处于自由竞争的无序状态，尚不具备建设梨园行会组织的外部压力。况且，梨园行会组织的兴建，较之其他行业更有赖于经济的繁荣，它不可能早于所有的工商业行会组织100多年而修建。尽管有明一代佛山戏剧演出活动频繁，但这并不等于建立行会组织的一切条件都已成熟，因为戏班早于会馆存在，会馆是整合戏班的产物，是戏班的共同组织机构。会馆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契机，琼花会馆产生于干隆初年，是佛山工商业繁荣的必然结果。

　　三、八和会馆创建年代考

　　上文述及，有关八和会馆的创建年代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说法，即光绪八年（1882）、光绪十五年（1889）、光绪十八年（1892）。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八和会馆的落成时间，很有可能是光绪十五年（1889）。

　　广府梨园素有“外江班”和“本地班”之别，二者分踞城乡，各树一帜。外江班的行会组织为兴建于干隆二十四年（1759）的外江梨园会馆，本地班的行会组织则为设于佛山镇的琼花会馆。自粤剧名伶李文茂率领红船弟子响应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粤剧艺人被清王朝追杀，粤剧被禁演，琼花会馆也被夷为平地。因而在粤剧被禁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粤剧艺人为了生存，只好“借衣乞食”，假借外江班的名义进行演出。外江梨园会馆也就成为本地班聊以安身的避风港。从立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的《重修梨园会馆碑记》戏班题名来看，这一时期栖息于外江梨园会馆的戏班有：尧天乐班、锦福班、连喜班、荣华班、日升班、艳福班、凤喜班、来升班、连福班、翠华班、高升班、连升班、同福班、升平班、全升班、如意班等16个，此外还有粤剧的接戏组织吉庆公所，以及后来八和会馆的三个行当组织普福堂、籍福堂、福如堂等，都属于本地班及其行会组织。很明显，在光绪十二年（1886）之前，本地班的行会组织八和会馆尚未建成，各本地班尚依附于外江梨园会馆而生存。

　　粤剧是粤方言区主要甚至惟一的声腔剧种，它随着广府人的足迹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直至世界各地。由于粤剧被禁，粤剧在国内非粤方言区的传播同样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本人在研究粤剧在上海的传播时发现，光绪十五年（1889）是一个转折点。此前粤剧在上海的演出一直默默无闻，处于无人组织的地下状态，旅沪戏班少、规模小，演出时间短，且时演时辍。据葛元煦《沪游杂记》载：

　　至广东戏音调仅分男女，无生旦净丑之别，所演小说居多，刀斧悉画五彩。两次来沪，看客无多，停止数年。丙子（即1876年）七月复来，瑶仙玉班在石路北丰乐园旧基开演，改为庆乐园。十月间仍归大雅班开演昆戏矣。〔18〕

　　文中提到，粤剧在光绪二年（1876）之前，仅“两次来沪”，中间因“看客无多”，而“停止数年”。可见，光绪初年登陆上海的广东戏班是非常少的，观众也不多，影响更是微乎其微。究其原因，与粤剧的被禁不无关系。由于惧怕官府追究，粤剧艺人大都不敢公开献艺，粤剧的演出也因之处于无人组织的地下状态。

　　而自光绪十五年（1889）起，粤剧在上海的演出形势大为改观。登陆上海的戏班接踵而至，戏班人数多、规模大，演出时间长，还修建了专供粤班演出的戏园，如三雅园、同庆茶园、叙乐茶园等，实现了常年不停锣的演出。而且以前从未在报纸上登过广告的粤剧，还在当时上海最大的报纸《申报》上开辟专栏，专门刊登粤剧演出广告，大有与京剧并驾齐驱之势。所有这一切，预示着粤剧正在经历着一个划时代的转变，而这一改变历史的转折点，很有可能就是八和会馆的建成，粤剧演出全面恢复正常。粤剧因李文茂起义失败而被清廷禁演，到19世纪80年代，粤剧遭禁已逾三十载，所谓“红巾余孽”已完全肃清，禁戏已无任何理由。故出于粉饰太平的需要，清廷默许粤剧恢复演出，组建自己的行会组织。八和会馆的兴建，标志着粤剧正式结束了此前的地下状态，转入公开演出。透过粤剧在上海演出的这一转变，不难看出，光绪十五年（1889）很有可能是粤剧的行会组织“八和会馆”正式投入运营的第一年。

　　附带考证一下八和会馆的馆址所在地，这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黄君武《八和会馆馆史》中称：八和会馆“在现黄沙（即现市一中）附近”〔19〕。刘国兴《八和会馆回忆》则说：“馆址即现在的广州铁路南站的工人宿舍。”〔20〕《中国戏曲志·广东卷》“八和会馆”条则称：“会馆建在广州黄沙海亭街（今梯云西路附近），占地六十余井（约合一千平方米）。”〔21〕而潘广庆《见证沧桑话“八和”》一文则提出：“八和会馆的始址经古旧地图查证，坐落于黄沙善述里，用地约1800多平方米。”该文还称“现古籍地形图重现，解答了黄沙馆址之谜，口传建在‘海旁街’附近，占地380顷，可容千人居住等均属不实之说。”〔22〕可谓众说纷纭，越说越玄乎。由于原八和会馆于1938年8月26日毁于日机轰炸，成为黄沙灾区的一部分，新会馆于1946年由薛觉先、马师曾、关德兴等主持捐资购建，馆址设于恩宁路，故后人对于老馆址的具体地点大都淡忘了。

　　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莫过于找到老馆被毁前的原始记载了。笔者查阅了民国初年的广州各大报纸，终于有了发现。在《广州民国日报》1928年10月30日第六版里，登载了一篇题为《广州市现有工会之调查》的消息，该文详细报导了经民政厅从详调查得来的改组后的广东各工会组织，共计33个，内容包括各工会的名称、地址、委员姓名、会员人数等，其中粤剧行业的工会名称是“广东优界八和剧员工会”，地址一栏为“黄沙海旁街十八号”。据此可知，“八和会馆”的准确地址应是“黄沙海旁街十八号”。这可是最原始的历史文献，并非口传的“不实之说”，比起颇具神奇色彩的“古籍地形图重现”来，应该更具说服力，因为它本身就是不需再现的历史事实，所谓“黄沙馆址之谜”也就大白于天下了。

　　四、结论

　　综合上述考证，可以得出如下两点结论。1.琼花会馆修建于干隆初年，上限不超过干隆五年（1740），下限不超过干隆十五年（1750）。因为琼花会馆所在的大基铺是干隆初年才开发出来的新兴商业区，琼花会馆必须是在大基铺开发初具规模之后才能兴建，自然不可能修建于干隆之前。考虑到修堤平湖工程浩大，大基铺从开发到初具规模，非得三至五年时间不可，故琼花会馆的动工时间，当在干隆五年（1740）前后，而竣工时间应在干隆十五年（1750）之前。这样，到了干隆十七年（1752）《佛山忠义乡志》付刻时，琼花会馆及其周边地区，才会有“优船聚于基头，酒肆盈于市畔”（卷六《乡俗志》）〔23〕的热闹景象。2.八和会馆的修建年代为清光绪十五年（1889），它的落成，标志着粤剧的全面复兴。

　　注　释：

　　〔1〕 郑梦玉等：《南海县志》（卷二十六），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

　　〔2〕俞洵庆：《荷廊笔记》（卷二），光绪乙酉年（1885）刻本。

　　〔3〕麦啸霞：《广东戏剧史略》，《广东文物》，上海书店，1990年，第799页。

　　〔4〕黄君武：《八和会馆馆史》，《广州文史资料》第35辑，1986年，第219页。

　　〔5〕吴炯坚：《琼花会馆拾零録》，《佛山文史资料》第八辑，1988年，第11页。

　　〔6〕黄君武：《八和会馆馆史》，《广州文史资料》第35辑，1986年，第222页。

　　〔7〕任俊三：《琼花八和历史拉杂记》，《南国红豆》，2000年第2、3期，第58页。

　　〔8〕刘国兴：《八和会馆回忆》，《广东文史资料》第9辑，1963年，第165页。

　　〔9〕陈炎宗等：《佛山忠义乡志》，干隆十七年（1752）刻本。

　　〔10〕同〔9〕

　　〔11〕吴荣光等：《佛山忠义乡志》，道光十一年（1831）刻本。

　　〔12〕广东省社科院：《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42页。

　　〔13〕转引自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32页。

　　〔14〕张渠：《粤东闻见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49页。

　　〔15〕怡文堂：《佛山街略》，道光十年（1830）刻本。

　　〔16〕广东省社科院：《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页。

　　〔17〕同上，第75页。

　　〔18〕葛元煦：《沪游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3页。

　　〔19〕黄君武：《八和会馆馆史》，《广州文史资料》第35辑，1986年，第222页。

　　〔20〕刘国兴：《八和会馆回忆》，《广东文史资料》第9辑，1963年，第165页。

　　〔21〕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广东卷》，中国ISBN中心，1993年，第401页。

　　〔22〕潘广庆：《见证沧桑话“八和”》，《羊城今古》，2003年第3期，第34页。

　　〔23〕陈炎宗等：《佛山忠义乡志》，干隆十七年（1752）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