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元年(1662年)春节刚过，欢庆喜悦的气氛还在新安县四乡的村村围围里飘荡，门前那大红的春联上祈福的墨迹尚未干透，晴空里炸响一声惊雷，要迁界了，乡丁的锣鼓声声敲在百姓的心上。

　　所谓的迁界，就是要将边界线往内迁，百姓也要跟着内迁。

　　俗话说山高皇帝远，偏处海隅的新安就是这样的地方，因离京城实在太远，浩荡的皇恩和龙颜的震怒都很难得越过大庾岭，吹到这里来。百姓以鱼盐为生，春秋按时缴纳粮税，过着丰衣足食的平凡生活。如果不是飓风在夏秋时不时光顾一下，这里确实是宜家宜居的好地方。尽管大多数的人家原也是南移北人的后人，毕竟在这块红土地上辛勤了一辈又一辈，村里祠堂屋檐下燕巢的乳燕在主人婴儿的啼哭声里飞出又飞回，村外佳城里的累累黄土在子孙的鞭炮声里一岁一枯荣。从来都是安土重迁的百姓哪里想得到要遭迁界的恶运?

　　政府为什么要不顾百姓的死活，兴师动众地推行迁界的政策呢?

　　原来清廷入主中原以后，仍遭到南方各地反清志士的拼死扺抗。特别是拥有强大水师的郑成功更是清政府的心头之患。清廷多次遣人前去招降，均遭郑成功的断然拒絶。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顺治皇帝同意兵部议复浙闽总督奏“沿海省份应立严禁，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的建议，实施禁海令。

　　但禁海令实施数年，收效甚微。郑氏集团从沿海地区筹集到大量粮饷，并得到沿海居民的支持，“粮、饷、油、铁、桅船之物，靡不接济”。海内外的经济、政治联系并未被彻底切断，物资流动仍在隐蔽地进行。

　　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的水师浩浩荡荡开进长江，攻陷江南重镇镇江，直逼江宁(南京)，朝野震惊。清户科给事中王启祚提出坚壁清野的建议。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式发布迁界令。十二月，再颁《严禁通海敕谕》，指出：“郑成功盘据海徼有年，以波涛为巢穴，无田土力可以资生。一切需用粮米、铁、木、物料皆系陆地所产，若无奸民交通商贩，潜为资助，则逆贼坐困可待。”康熙元年(1662年)又下令，如有“通贼兴贩者，即行擒拿照通贼叛逆律从重治罪。”迁界令是禁海令的扩大和补充，是更加彻底地切断海内外经济联系的封锁措施。

　　顺治十八年(1661年)九月，清廷派出的钦差大臣前往沿海各省监督实行。十二月，广东水师总兵张国勋到新安县沿海巡边勘界。

　　康熙元年(1662年)二月，副都统科尔坤、兵部侍郎介山到广东推行迁界令，沿海的钦州、合浦、石城、遂溪、海康、徐闻、吴川、茂名、电白、阳江、恩平、开平、新宁、新会、香山、东莞、新安、归善、海丰、惠来、潮阳、揭阳、澄海、饶平等二十四州县均在迁界之列。清政府在“东越饶平大城所上里尾，西越钦州防城的沿边划界”，于高处建炮台和报警烟墩，每隔二十里设一营盘，驻兵戍守。遇有越界者，即发烟示警，左右合围，予以捕杀。在界外地区不准人民居住，房屋全部拆毁，田地不准耕种，不准出海捕鱼，凡越出界者立斩。

　　康熙元年(1662年)三月，惠州协镇总兵曹志、广东抚标左营游击将军马应秀，督同营兵析界，驱民迁入五十里内地。新安县在这次迁界将迁去三分之二的地方。

　　康熙三年(1664年)五月，清廷“时以迁民窃出鱼盐，恐其仍通海舶”，又下令再内迁三十里。八月，都统伊里布、兵部侍郎石图再次来到广东巡视边疆，拟续立界。再迁三十里，新安县的土地就迁完了。广东广西总督卢崇峻上疏说新安县在初迁时就迁得够多的了，人民生活十分困苦，乞求朝廷考虑，为了避免把新安县的土地迁光，只迁东西二路，共二十四乡。

　　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城守蒋宏闰、知县张璞逐东西二路二十四乡入界。

　　当初百姓并不知道迁界的事情，尽管后来迁界当局在各乡各村贴出告示，安居乐业的百姓哪能说走就走，庄稼需要农民伺候，盐田需要灶丁忙碌，台湾的战火一时半会儿还不会烧到这里来，说不定皇帝又改主意呢，百姓真的不愿迁走。等到官兵露出凶神恶煞般表情来驱赶，百姓才不得已放弃希望和家产，携妻挈子，仓卒奔逃。据史书记载，初迁时，由于只限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以致被迁人民仓皇逃难，由于没有丝毫的准备，一家人只能野栖露处度日，年老体衰经不起折腾的毙尸路旁，惨不忍睹。

　　被迁的百姓开始还指望很快就能迁回，家人咬紧牙关，抱成一团，艰难度日，谁也不忍妻离子散。颠沛流离的日子久了，带出的银两也用尽了，生活毫无着落，就出现了“夫弃其妻，父别其子，兄别其弟”的凄惨场面。作丈夫的哭着送妻子走，说：“你暂且跟他人去为婢女吧，免得大家都死。”年长的父亲和兄长，叫子女和兄弟离开自己，眼含泪水地说：“你暂且到人家去打工吧，能养活自己就行了”。还有被逼得卖儿卖女的，“斗粟一儿，百钱一女”，被卖入大地主家。有的地主根本“不捐锱铢，不烦粒米”，就让人家全家都成了他的奴隶。那些无处安身的人家，身强力壮者去投军，混口饭吃，年老体衰者和妇女儿童就只能沿途乞讨。也有重廉耻的人家，不愿行乞，无计可施，就到荒野采来毒草研水，举家同饮而死。

　　见到百姓的惨状，那些所谓的地方官员也并非坐视不管，他们也日夜忙碌着安插的工作，只是迁民的数量太多了，而界内能安置的土地是那样的少，终不能救民众于水火。据史载：“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

　　在归德(今沙井镇一带)，衙边一村的百姓能够存活，完全是因为该村出了个新科进士陈隽蕙。陈隽蕙，字仲之，顺治甲午年(1654年)以《诗经》考中举人，辛丑年(1661年)会试考中进士，登马世俊榜，后授河南卫辉府汲县知县。他的性格洒脱不羁，轻财好施，重友情，生平喜欢交布衣朋友。迁界之时，他正候选于家，等待皇帝对他的任命。他的家在今天沙井镇的衙边村，这里的村民全以盐业为生，失去盐田将无以生存。看到百姓失业，他恻然不忍，就率村中父老，去恳求迁界当局给一条活路。由于他是前途无量的新晋进士，对于他的请求，没有什么官员会不知趣去驳他的面子，况且他也是为民请命，就同意特设立归德场口子。村民只要凭官府颁发的灶丁腰牌，就能出界晒盐煎盐，总算存活下来了。

　　当然，并非哪里都如归德场那样好彩，能有一个新晋的进士挺身而出为他们争哪怕是一丁点的生存权益。

　　康熙六年(1667年)，由于已无多少土地和人丁可管了，县政府已维持不下去了，知县张璞不得已分别给总督衙门和巡抚衙门打了关于“将迁存地丁钱粮归饼东莞”的请示报告。结果还真批下来了，已建县94年的新安县就这样被迫取消了。因迁界而被撤县，这在康熙迁海史是絶无仅有的。

　　迂界对新安县来说，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康熙《新安县志》卷之三地理志：

　　邑地颇辽阔，人民向称辐辏矣，乃辐辏者皆沿海之区；财求向称饶阜矣，而饶阜者以鱼盐，亦在沿海之区。邑剖符于万历元年，后以迁界故，归并东莞，在康熙之六年，迨八年而界展县复矣。百年之内变迁至再，昔日之辐辏，今则晨星矣，昔日之饶阜，今则赢困矣。(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