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梳女是清代以来独有的民俗，在沙井，自梳女被村民称为“斋姑”。过去未婚女子留着辫子，出嫁时由母亲(或女性长辈)将头发梳起(束髻)；而立志不嫁者则在履行了一定的仪式后，由年长的不嫁者将辫子梳起，此后，该女子即为“梳起”，正式成为“自梳女”，保持独身至死。

　　鸦片战争后就有沙井人离乡过埠谋生，第一到达国多为安南(即今越南)。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沙井地区民不聊生，数百青壮年远赴越南务工。

　　其时，有不少法国、美国的技术人员在越南工作，手脚勤快、心地善良的沙井及周边地区的年轻女劳务工，相继进入这些法国人、美国人家庭中做“住家工”。她们每月可赚取的报酬为20元(越南币，按当时市场价格可购买到25斤大米)。她们在异国他乡也没多少消费，便将积存下来的钱寄给家乡亲人。所谓的“住家工”，是指长期吃住在主人家中的雇佣工，工作时间长自不说，而且社会地位低下。加上语言不通等原因，她们在越南备受歧视，到了婚嫁年龄，普遍难以找到合适的婆家。有着相似遭遇的姐妹们便相约“梳起”，成为长期在异域打工的特殊“自梳女”。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末期，越南当局掀起两次较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华人在当地的生存受到威胁。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过问下，包括新桥村的曾桃等在越南工作了四五十年的“自梳女”陆续回到家乡，另有部分人投靠在香港的亲人。

　　在越南时，桃姑偶然认识一位年轻泥水匠，他曾向她表达过爱意。那男子中等身材，也是广东人，当时大家在越南都是下层人物，怎么有可能成家生儿育女呢?

　　桃姑在越南曾为10多户英国、美国人的家庭做过“住家工”。其中，有两年的时间是在一户美国人的家庭。这户人家的男女主人都是美国一家报社驻越南的记者，桃姑清晰地记得，男女主人当时的年龄都在30岁左右，女主人名叫达缔(音)，与桃姑结下深厚的情谊。在桃姑回到家乡沙井后，达缔仍多次从美国写信过来，问候桃姑的身体、生活情况，并给桃姑寄过钱。此时距她们在越南相处已有30多年的光景了。

　　共同的生活背景，使“过番”自梳女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同在越南时，这些自梳女不时结伴逛街，聚集在一起聊天，互诉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彼此间也结下深厚的情谊。据说，在越南时，自梳女过的最隆重的节日是七夕节，每年农历七月初七，她们都会举行聚会过节，以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美丽动人故事，寄托对从未拥有过的爱情生活的憧憬。

　　爱姑名叫陈锦爱，小时候家境贫寒，父亲早逝，10多岁时，一场道不清的疾病使她的左手“坏了”。在基本上靠“一双手纹(找)三餐食”的旧社会，谁会愿意讨一个只有单手才能干活的媳妇呢?爱姑的母亲屡次托媒人说亲，郄总是碰壁。后来，东莞黄江有一户人家的老婆不能生育，有媒人问爱姑肯不肯嫁过去“做小”(小老婆)。在旧社会，“做小”不但地位低下，而且受尽欺凌，“吃得少，做得多，又是打来又是骂”。爱姑的母亲对此坚决反对，“女儿啊，怨命吧!这辈子就不要嫁人了，跟妈妈一起过吧!”爱姑一听眼圈红了，咬紧嘴唇扑进母亲怀中。母女俩抱头痛哭。

　　抹干眼泪，爱姑听从母亲的话选择独身，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作为对不公平命运的无言抗争。此后，她与母亲相依为命，将年幼的弟弟拉扯大，又帮忙抚养弟弟的5个子女。几十年来，爱姑尽己所能，辛劳耕作，挖河道，开蚝殻，上街卖蚝，下海围田，无所不干。

　　蚝三村的陈爱好说自己年轻时“贪”自由才不嫁人。原来，好姑的父亲性格暴躁，是个典型的大男人主义者，经常动不动就对妻子拳打脚踢。半夜，受到虐待的母亲常因疼痛发出无助的呻吟和凄凉的哭泣，这给好姑幼小的心灵留下不可弥合的创伤。“做人老婆真是造孽”，少女时代，好姑经常梦见自己嫁人后被丈夫毒打，打心底害怕结婚。她看见周围的许多姐妹出嫁后，既要承担沉重的家务活、农田活，又要抚养子女，日子过得非常艰辛。当地旧民謡“鸡公仔，尾弯弯，做人新婆(媳妇)真艰难，早早起身都话晏(晚)，眼泪未干入厨房”，就生动地描写了为人媳妇的艰辛。而且，旧社会多是“盲婚哑嫁”，婚姻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方是好是坏无从得知，万一嫁错人一世受苦，自己有手有脚，可以养活自己，干脆不嫁算了。”

　　好姑决心“梳起”是在1942年，这一年她才20岁。此后若干年，不断有媒人上门，但好姑始终不为所动，有几次还毫不客气地把媒人赶出家门。时间长了，好姑的年龄大了，说媒的人少了。当时，在沙井已有近百自梳女，亲人、邻居等周围的人对这些特殊的群体并没有表现过多的诧异和干涉。大多自梳女仍然吃住在娘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所不同的是，她们平时有意识拒絶与成年男性接触。

　　解放后，蚝业大队(今已分为四个村委会)曾建起一幢“斋姑堂”，专供自梳女居住。她们以娘家人的身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取工分，并不遗余力帮忙抚养兄弟姐妹的子辈孙辈。所有自梳女都称兄弟姐妹的孙子、孙女为自己的“孙子”、“孙女”。她们与村中其他长辈一样，同样受到村民的尊敬。

　　自己的头发自己梳，自己的生活自己养，自己的饭自己煮。在外人看来，漫漫长夜与青灯孤影作伴、未曾为人妻为人母的“自梳女”，可谓吃够人间苦难，牺牲了一辈子的幸福。然而，她们没有过多的愤世嫉俗。大半个世纪沧桑世事，赐予了她们一种坦然平和的气质。说到开心的事情，爱姑笑起来像孩子般率真；好姑说的“不想嫁不就不嫁了”；桃姑说的“中意一个人过”那轻描淡写的语气，仿佛是对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的抉择。但是，当有人再三追问“真的不后悔吗”时，她们回答“当时的现实是这样，没什么好后悔的”。

　　“几十年艰苦的日子都挨(熬)过来了，如今托政府的福，总算衣食无忧，我可要多活几年叹下世界(享享清福)。”与爱姑拉起家常时，饱经沧桑的老人一脸满足。

　　福姑是土生土长的万丰人。她在18岁那年到了越南，在当地法国人家里做了40多年“住家工”后，于上世纪70年代末投靠在香港定居的弟弟，并取得香港户籍，每月可领取到近700元港币的养老金。随着年龄的增长，福姑终究感到“故土难离”。她早就听人说过村里有幢合顺堂，2年多前从香港回来万丰，抱着试住几天的想法住下来，感觉比自己想像中的还要卫生、整洁、舒适，便打定主意长期住下，连香港每月近700元的养老金也懒得回去领了。

　　问起“梳起”的原因，福姑说，自己是老大，下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为了不躭误弟妹成家，便在30岁那年在越南“梳起”。旧社会，兄弟姐妹结婚出嫁讲究“有大有小”，严格按照长幼顺序，兄长或姐姐未结婚，弟妹是不能结婚的，否则，便称为“爬头”，是旧礼教和族规所不允许的。自己在越南打工，无法成家，福姑便含泪举行“梳起”仪式。消息传到家乡，弟弟妹妹才得以婚嫁。

　　提起“梳起”仪式，新桥村的桃姑说，对自梳女而言，“梳起”仪式是一辈子最重大的事情，其过程类似出嫁。

　　首先，请风水先生挑选吉日良辰，准备“梳起”的女子提前三天戒吃荤食。日子到了，以黄皮叶煲水沐浴以求净身，穿上新衣新鞋，带上香烛酒肴来到神庙或“斋姑堂”(自梳女聚居地)，随后烧香祭祖，发誓终身不嫁，在好姐妹或年长的自梳女的帮忙下，将长长的辫子梳成发髻，最后是鸣放鞭炮，宣告仪式完成。经济宽裕者，一般还在当晚摆酒宴请亲朋好友。此后，“自梳女”再不谈婚论嫁并拒絶同男性交往。逢过年，“自梳女”像出嫁女一样，向晚辈派发利是。在越南务工的“自梳女”，基本上依照上述程序举行“梳起”仪式，而在沙井“梳起”的仪式则相对简单化。

　　村民称自始至终保持独身的自梳女为“一梳到底”。但在孤苦的岁月中，有的自梳女后来又找到合适的婆家嫁了出去，有的自梳女目睹一些年长的自梳女无子女服侍的凄凉晚景，萌发了及早回头的想法。村民称这种半途放弃自梳的自梳女为“梳烂梳”或“穿底姑婆”。

　　按照旧俗，“梳烂梳”属伤风败俗，要被处以“浸猪笼”的极刑。族中长老带人将该女子五花大绑，装入猪笼，丢进河中淹死。这与过去某些地方对已婚妇女婚外偷情的处罚类似，都是封建宗族制度对妇女的迫害。(林劲松  潘艺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