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目分类 出版社分类



更详细的组合查询
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 >> 文章内容

互助合作化



  土地改革后,广大农民从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是我国农村有史以来的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了很大提高,万家萌村的农民分得土地后,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获得丰收,家庭副业也有起色,农民家庭生活有了明显改善。

  但是,也有一些农户因缺乏劳动力,单家独户,无力耕种分得的田地,又请不起雇工,土地又不能出租,因此便慢慢地把土地荒芜了,有的甚至私下出卖土地。还有的农户把分得的荔枝树出卖了。也有一些家庭,虽然也缺劳力,但他们通过兄弟姐妹或家庭联系,互助帮工,生产搞得颇有起色,表现出劳动互助的积极性。1952年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发展劳动互助合作。地方政府对组织起来的农户,发放贷款,使之用于兴修水利、防治病虫害,购买药械,购买种子,养牛养猪,添置新农具等。由于自身的需求和政府号召相吻合,1953年春,万家萌村潘植培、潘灿培,潘浩庭、潘国兴,潘伙厚等人带头成立了几十个互助组。

  当时互助组主要有两种形式:(1)临时季节性互助组,能合在一块就合一块,不合就拉倒,然后重新寻找互助合作的伙伴。夏天互助冬天散,明年春天又重干。行动自由,说干就干,以工扺工,以牛扺工,吃亏便宜大家心中有数。(2)常年互助组,有生产计划,有记工记録,你帮我,我帮你,互相不拖欠,互不吃亏。由于组织起来了,发展劳动互助合作,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高,抛荒地又重新长上了庄稼,同时也促进了人帮人、户帮户的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乡政府对互助合作及时总结经验加以推广,对一些表现出色,发展有成效的互助组及农户施行奬励,有的发奬旗,有的发汗背心,有的发农具,有的发种子,有的发耕牛,重奬到300万元(旧币,等于现在300元),这些奬励措施,对互助合作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起初,在互助组内部,强劳动力经常帮助弱劳力,时间长了,使一些本来劳力弱的成员把别人的互助当成义务,滋生了依赖心理.甚至有人发展到不思劳动,厚着脸皮让人家来帮,使别人吃亏。这样强劳力的意见越来越大,群众称这种现象叫做“搭便车”。同时,互助组之间也有强弱之分,而村里得到一些农贷,在扶弱抑强,爱贫嫌富的思想影响下,又大多数给了弱组,强组反而缺乏生产资金。这样一来,不少互助组,重新解体,又重新组合。这样,强户和强户组合,弱户没有人要。针对这种状况,乡政府出面干预了,到村里召开群众大会,提出克服依赖思想,实行自力更生。

  1953年10月底,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指出:党在农村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能接受的道理和方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了贯彻党中央这一方针政策,县、区二级抽调干部,向乡村派出工作组。《决议》精神在万家萌村传达之后,不少人高呼万岁,但也有些人不赞成,担心自己的土地和财产充公了,于是刮起了第一次杀猪砍树之风。

  1954年春,宝安县试办了三个初级农业合作社:三围一社(17户)、马岗一社(19户)、新桥一社(17户)。当时初级社都增产增收,而且一般是互助组优于单干,合作社又优于互助组,因此,互助合作运动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欢迎。1955年2月13日。壆岗村陈长坤、陈洪根、陈耀良等组建了壆萌乡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万家萌村的党员和积极分子,感到形势逼人,恨不得一天之内转入社会主义。同年,潘植培率先在三村建立了第一个初级合作社,接着潘浩庭、潘国兴、潘伙厚分别在一村、二村、四村也建立了初级合作社,多则20多户,少则10多户,以后按自然村的顺序,改为万家萌第一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第四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万家萌村办社的基本经验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促集体化运动。具体做法是在办社的发动过程中,本村先划分阶级阵线,把地富反坏分子排斥在合作社之外,把一般群众纳入合作社里面。于是形成了一种社会压力,入社就是进步,不入社就是有问题。因此,入社与否不仅是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有不少农民就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报名入社的。

  入社条件主要体现在阶级成分上面,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在创办合作社的时候,壆萌党支部按照上级意图.原则上贫下中农都可以以户为单位或以个人为单位入社;地主、富农及管制分子不能入社;小商贩和高利贷者在剥削没有停止以前,不能入社。

  经历土改风暴的农民深知家庭以及个人阶级成分的至关重要性。在当时政治氛围下,阶级成分的好坏关系到家人的基本权利和地位。特别是在不入社者与地富反坏同等对待的特殊情景下,登记入社无异于得到了一张护身符。在合作化后期,地主、富农被“宽大处理”,成为“戴帽社员”。

  1955年冬,万家萌村四个小社合并成一个初级合作社,由潘植培任合作社主任,潘浩庭任副主任,潘九根为文书。

  当时规定,土地分红比例,民田(水田)占40%,劳力占60%;旱地占30%,劳力占70%。耕牛处理办法:折价归集体,按田摊派,民田占50%,旱地占30%,咸田占20%。大农具:折价归集体,按期归还,依照银行7厘付息。小农具,自带自用。劳动力组织及调配办法:分耕作区,分小队,共分四队耕种。生产投资办法:社员投资按照银行付息,分期偿还。各种收益分配办法:除了各种作物的投资,盈余依上交民田、山地、咸田的类别,劳动照60%、55%和70%分报酬。年终土地报酬,只能依入社产量分红,多种多产的收益与土地无关。

  据1956年度农业生产合作社规模统计表载:璺萌乡行政村2个,总农户722户;农业社数2个,户数678户,占农户93.9%。

  1957年春,万家萌村在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又风风火火地办起瞭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由自愿入社发展到强制入社,实现了全员入社。取消了土地分红,采取评工记分,实现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如果说在初级社阶段,社员还保留名义上的退社权和股份分红权,那么在高级社阶段,这些权利都被取消了。万丰村有人轻蔑地说:“那种合作社章程不过是一纸空文,入股分红的许诺都是假话。”农民手中的土地、耕牛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上缴了集体。为了纪念万家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诞生,改万家萌村为万丰村,希望合作社年年丰收。

  初级社还没有站稳脚跟,就匆匆进入高级社,由于没有经验,管理不完善和跟不上,造成了集体生产与管理方式诸多矛盾,加之生产效益压下了,分配没有及时兑现,引起部分群众极度不满。首先导致了很多中农如潘东就、潘和太、潘在杰等要求退社,后来发展到许多贫下中农也要求退社。

  针对农业集体化中出现的“退社风”问题,毛泽东在1957年发表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各地在农村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纲上线,用阶级路线斗争的方针把“退社风”压了下去。在这大的形势之下,万丰村的退社之风也销声匿迹了。

  政治压制虽然保住了合作社这种生产关系,但未解决合作社管理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万丰村高级社管理人才缺乏,领导班子文化水准低,一时要会计没会计,要出纳无出纳。那时候,哪怕是高小六年级毕业生,也要在合作社里挑大梁了。由于缺乏管理人员,第一、第二生产队的财务搞得很混乱,后来发现有贪污作案的现象。

  由于习惯和私有观念的影响,在劳动中,多数人不是首先考虑集体,而是考虑自己。第二生产队在收割中,父母在前面割稻子,自己的小孩在后面拾稻穗,前面割了一车子,后面拾了一大包。生产队长气愤不过,一把劲冲上去,把孩子所拾稻穗抢回去,统统归公,这引起孩子父母与生产队长的对骂,甚至打架。后来,不少队长的心软了,手也软了,不是站在前面带领大家收割,而是站在后面拾稻穗,防止孩子们围上来抢拾。生产队长换了一批又一批,像走马灯似的,社员还是老社员,怎么搞也不顺当。

  在生产安排上,轻工活与重工活矛盾也很多;有些工分待遇也很难找到合理的方法。安排轻活的社员就哈哈笑,安排重活的社员就叫喊:“丢他妈!”劳动“三只脚”,消极怠工,造成出工不出力,生产率下降,经济效益也随之下降。1957年,秋收后结算,最好的第三生产队,每个劳动日值是5角钱。第一、二、四三个队,劳动日值均在3角以下。群众的情绪低落了,耕牛也变瘦弱了,数量也减少了。在分配上,70%成了超支户,如果这样搞下去,合作社一定会垮台的。潘植培忧心忡忡,为了把经济搞上去,他走遍了周围几个乡,到了几个搞得好的村学习,调查研究。他发现不少地方所出现的矛盾与万丰村大同小异。如要扭转局面,把集体经济搞上去,结论是必须批判人们的思想上的私有观念,搬掉私有的温床,才能使人们全心全意在集体路上走。

  正当万丰高级社的领导探索如何克服种种矛盾之际,迎来了1958年大跃进高潮,万丰村高级社与壆岗村高级社合并成为宝安县超美公社的一个大队。

  几乎与互助合作同时,1953年10月,国家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这项政策的基本内容是,在农村向余粮户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对城市居民和农村缺粮户实行粮食计划供应;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对私营粮食工商业进行严格控制,并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购销;在中央统一管理下,由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粮食的管理。很长一段时间内,粮食统购,互助合作就成为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对农民进行改造的两大战略措施,农民称之为“统购统销”运动。

  1954年,许多地方购了过头粮,引起群众对统购统销政策的极度不满。万家蓢村有个农民说:“毛主席分田给农民,有做无食,日日去开潭,开到脚都直。”有的农民说:“今年炮仔指我心口也要留够粮才卖。”有的甚至说:“坐监也不卖。”沙井地区流传着顺口溜:“来了毛主席,农民无饭食;来了毛泽东,蕃茨沦碗公。”对抗情绪,可见一斑。

  为了稳定人心,纠正统购统销中出现的问题,1955年6月2日,宝安县委组织了大批干部下乡大张旗鼓宣传“三定”政策(即定产、定购、定销),以消除群众顾虑。(1)坚决卖余粮不卖口粮;(2)定购以后乡的任务三年不变,户的任务基本不变,遇到其他地区欠收,须支援外地时,增卖余粮,不得超过增产部分的40%;(3)佃耕田适当照顾;(4)明确交待当年乡的任务。当时璺萌乡、村两级干部思想上存在畏难情绪,怕工作难以开展,怕三面受气,即挨群众骂、给老婆咒、给政府批评。乡、村两级接受任务后,首先召开党支部会议,统一认识,然后召开贫雇农会及各种类型人会议,依靠骨干,层层武装,层层发动。潘植培在万丰村首先从总结统购统销情况人手,大讲统购统销的好处,主动检查工作中的缺点,引导大家出闷气,由于思想明确,方法得当,开会时群众发言热烈,闷气尽吐,工作开展得较为顺利。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农潘连发“顶风犯案”,他养了200只鸭子,需要粮食喂养,因而私下套购了一些粮食,案发后遭致逮捕,以破坏统购统销罪判刑4年,送往黑龙江地区劳改。

  1953年11月中旬.党支部书记潘植培召集群众大会,传达了中央的“统购统销”精神。他在会上讲话的声音特别高昂,表情特别严肃,并一再地暗示大家要跟上形势,不要随便违反国家政策。他强调,这是国家的非常时期,国内阶级敌人随时利用这个事情,引起国家混乱;国家混乱,对谁都没有好处。他在说了一大通大道理之后,特别强调说:“当前任务,就是要使大家都有饭吃。工商业者及一些大户人家.不能随便收购粮食及随意销售粮食,否则后果自负。国家稳定,比什么都重要,大家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一定能把事情办好,”

  这次群众大会之后,政策和各种规定便不胫而走,大街小巷都议论这件事,群众中怪话牢骚不少。为了使统购统销政策在万丰村贯彻下去,潘植培再次召开群众大会,学习政务院副总理陈云关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讲话。也就在这次会议上,围遶统购统销发生了激烈的争辩。

  那段时间,统购统销的宣传一浪紧似一浪。有些人分析国家严重缺粮,一些不法商人及大户人家乘机收购粮食,抬高粮价,私积屯粮。万丰村里的一些养鸡、养鸭的专业户便到邻村由壆岗、新桥、潭头等地收购粮食,有的超过几十石,其中潘松发、潘谷仔收购了约50多担,这几个村的干部也上门投诉了,工作队的领导听到汇报,相当恼火,说要好好惩治他们一下。

  当天下午,潘松发、潘谷仔被派出所扣押,绑在万丰小学的石柱上,村里人问他们犯了什么法?派出所的人解释说:“这两人破坏统购统销,现在政府要把他们抓起来法办。”不久,潘松发、潘谷仔两人以破坏统购统销的罪名被判刑15年,押往东北黑龙江省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这一来,群众才知道这个统购统销的重要性和严肃性。一句话,就是谁违反政府的政策,谁就得受制裁。潘松发、潘谷仔刑满后,两人均返回万丰村。

  随着合作化运动的推进,1956年之后统购统销就不再直接从农民手中购粮,而是直接向社队下达征购任务。由于不再与农户直接发生关系,国家与农民因为实施统购统销的矛盾也就大为缓和,从某种程度上消除了农民的不满。加之,任务一定数年以及奬售政策的实施,农民对统购统销也就习以为常了,每到丰年,积极踊跃交售余粮,以表示对国家建设的支持。

  在粮食统购统销后,接着实行油料的统购和食油的统销。1954年,又实行棉花、棉布的统购统销。统购统销制度一直延续了40年。1985年,广东省改革统购派购时,把水产,水果,蔬菜、肉类、土特产等开放,1989年又开放油、麻,1991年开放蔗糖,1992年放开粮食。至此,统购统销及其派购制度宣告结束。(欧阳发)
最佳浏览模式:1024x768或800x600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