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尽快建成社会主义的巩固的物质基础，1958年，毛泽东主席相继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为了实现高速度，在两大生产部门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和措施。在工业部门，主要是全民动员，大炼钢铁。在农业方面，则提出“以粮为纲”的方针。与“大跃进”伴生的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既是为适应“大跃进”本身而采取的组织体制变革措施，也是基于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幻想而提出的纲领。

　　1958年9月27日，这一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传统的中秋节，超美人民公社举行了隆重成立大会。会场设在上寮岗的山坡上，山坡是南高北低，而主席台是坐北朝南，低于观众席。有超过三万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开会，把山坡围得来水泄不通。主席台是临时搭建的，两边的对联：“雄心壮志翻天地，千军万马改自然。”据说是由刘斌拟稿，当地的书法家陈佑仔书写的。会议是在晚上举行的，当时还没通电，数千盏煤气灯把会场照得来如同白昼。

　　大约到了21时，会议正式开始。宝安县委副书记王发主持会议，县公社筹办主任简志勋代表超美人民公社筹办处宣布超美人民公社正式成立。黄志祥任社长，游寿如任第一副社长，赵灿荣、曾金泰、邓成喜任副社长。简志勋说：“为什么我们用超美人民公社的名号呢?因为我们的口号是15年赶超英国，20年赶超美国，超英人民公社名字已在东片使用了。在西片，我们就用超美的名字。超美很好，有雄心，有气魄，敢于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会后安排了文艺演出，筹委会特地从广州请来一个粤剧团演大戏《潇湘秋雨》。

　　超美公社的管辖范围包括：沙井地区、福永地区、松岗地区、公明地区、光明农场，相当于今天的五个镇。本来成立人民公社，应先起草章程，通过后才实施，超美公社的成立是闻风而动，很多文件是后来才起草的，公社所有的运作，显得很不规范。为了适应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体制的需要，万丰、壆岗联合成立壆萌大队，后亭、步涌联合成立步涌大队，蚝一、蚝二、蚝三、蚝四联合成立蚝业大队，沙一、沙二联合成立朝阳大队，沙三、辛养联合成立东风大队，沙四、衙边联合成立金星大队，新二、上星、上寮联合成立上星大队。人事组织军事化、劳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是当时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基本特征。各大队按照超美公社的统一部署，实行劳动军事化，按部队的“营、连、排、班”等形式组织生产生活，调动这些“连、排、班”的人力和财力，大炼钢铁，大修公路，大修水库。

　　1958年10月，宝安县建立了南天门，超美、超英、光明，红旗、红色6个公社，实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10月7日，中共宝安县委发出《关于公社化几个具体政策处理意见的通知》，以树立“共产主义思想”为名，提出私人农具、牲畜、自留地、果树，单车、渔船，手工业设备等无偿为人民公社所有，所有单干户一律强制入社，形成大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高潮，把家家户户的自留地统统收归集体所有。同时将农民家里的农具甚至锅头、饭碗等统统上交集体使用。社员吃集体食堂，实行供给制，并提出“有衣同穿，有屋同住，有福同享”的平均主义口号。

　　超美公社成立后，不到一个星期，就在成立大会的会址建立超美钢铁厂。因为钢铁厂不靠近铁路，无疑给以后的交通运输带来严重的困难。为瞭解决这个难题，公社领导反覆研究决定：从沙井茅洲河进行海运，各种设备、原材料都从广州购进。为此，必须从上寮岗车站到沙井墟、茅洲河修一条公路。

　　说干就干，上寮村至上星路段由新桥，上星两村负责；上星村到万丰村路段由万丰村负责；万丰村到壆岗村路段由壆岗村及万丰学校共同负责，由璺岗村后到沙井墟至茅洲河码头路段由沙井农业村、蚝业村、步涌村共同负责。公路路线穿过万丰、壆岗村的一些农田，这时正值中、晚稻抽穗和扬花，一声令下，统统拔掉。队干部们事先指挥把水田放干，然后按预定路线填土铺路，然后再填沙、填石子废砖。白天男女老少齐上阵，连小学校的师生也停课参加筑路劳动；晚上部分劳力挑灯夜战，气氛异常热烈。到10月底，这条路已能通行了。这条路的开通，结束了沙井地区600年来无大道的历史，为沙井以后的经济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当时的宣传工作做得十分热闹，人人都在描绘共产主义的美景，说：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和穿不用钱。鸡鸭鱼肉味道美，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一时间大街小巷用油漆涂满了各种宣传画、标语，“以钢为纲”成为当时最响亮的口号，“让钢铁元帅升帐”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超美公社在上寮办的钢铁厂急于上马，但设备又进不来，公社领导就发动群众土法上马，在山岗南面一片荒草地上，用砖、石建成了上百个小高炉，形成千军万马齐上阵大炼钢铁的热潮。由于小高炉没有技术依据，根本不能炼铁，更不能炼钢，但为了早出成果好报喜，公社领导便组织人手到处搜集破钢废铁，投入炉中，用煤把它升温熔化，这就算炼出钢铁了，这段时间内，见铁就没收，最后只好砸锅炼铁：社员各家烧饭用的锅，煮饲料用的锅也要送到生产队砸掉炼铁。各村抽调青壮男劳力集中参与大炼钢铁，中小学生也被安排到钢铁厂砸矿石。炼钢铁主要是靠煤，没有煤就组织人砍树烧炭，用于大炼钢铁。各村山丘和路边的树木被砍倒，运到沙井镇烧木炭。

　　人民公社成立后，另一件大事就是大办水利，兴修水库。各大队组织群众参加罗田水库、石岩水库的会战，不计报酬，不惧辛劳，自带口粮和柴草，吃住在水利工地，这时期的干部和群众一起挖土、抬筐、打夯，同甘共苦。水利工地开展挖土方竞赛，日夜人欢马叫，夺得竞赛红旗。

　　万丰村水利大军在结束公社水库会战之后，接着又转战村里自办的万丰水库。水库虽小，但对改善万丰村水利灌溉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之后，虽然万丰农业为工业所替代了，但万丰水库的水郄成为工业生产重要的水源。

　　大跃进中大炼钢铁和大办水利，片面地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迫使人们不断加班加点，到处转战，疲惫不堪，极大地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劳动热情。

　　根据上级的布置，万丰村干部也准备放水稻“卫星”，设法搞个亩产万斤田、十万斤田。于是就选择了几块“试验田”，把其他田里的稻禾移植进来，不但密，而且紧紧地挤在一块。稻禾密植的比例大约为10：1，100亩就密植为10亩。

　　大片的试验田出现了，人们从建村到现在，都没有看过这样密植的稻子。为了怕稻子倒伏下去，干部让社员从商店买来大批绳子，几十亩、几十亩地把移植的禾稻捆起来。为了使稻子早点抽穗扬花，发动群众把家里的红糖搬出来，搅成糖水，使用各种压力的短，长程喷雾器，在稻禾面上喷洒糖水，目的是吸引蜜蜂成群结队飞来，传播花粉。可怕的是，引来的蜜蜂并不多，郄引来了数不清的苍蝇和蚊子，稻禾叶子几乎被小虫吃光了，就连杆和根部也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虫子。为了消灭病虫害，干部们又组织购买了大量的农药，稀释后喷洒。苍蝇、蚊虫以及蜜蜂纷纷死在农药之下。

　　10天后，密集的稻禾从深处开始发烧了。原来被捆在深处的稻禾由于没有空气流通，阳光又照不到，加上田里的水都放干，被紧挤的稻禾就开始发热，由发热到发烧。一些有经验的农民进入稻田一丈深处，把稻禾拔出来看，原来从别处运来新植的稻禾全没有发棵，幷且禾杆在萎缩，在乾枯。大丰收变成了“大风收”。

　　超美人民公社章程规定：“在分配上一律采用工分制，实行半年预支，年底分配的原则。开设大饭堂，取消家庭煮饭，男女老少均要在大饭堂吃饭，饭堂以大队或生产队为单位，解决社员的吃饭问题。”“不论男女老少，吃饭均使用统一标准，吃饭不用钱，能吃多少就吃多少。”《人民日报》也连篇累牍作典型宣传，说公共食堂有“八大好处”，“新生事物”，全国闻风而动。当时各大队纷纷办起了大饭堂。

　　壆岗饭堂办在璺岗祠堂里，万丰饭堂办在万丰祠堂里。因为再也找不到一处公共地方比祠堂大。

　　万丰饭堂的管理员是廖勤安、潘耀坤。一个2000多人口的村子，男女老少都在同一时间一下子集中吃饭，可不是容易办成的。为了防止出现差错，村里的领导作了细微的布置和安排，炊事员给搅得手忙脚乱。廖勤安为了把饭堂搞好，挑选了几十个勤快，手脚利落的中年女人和男人，从早忙到晚在食堂里忙乎，每逢开饭，他们抬出装满米饭的大饭桶，威风凛凛地摆在万丰祠堂的大堂上，菜则摆在已放置好的几十张桌子上。当时的菜虽不算好，郄也不差，起初有猪肉、青菜、荳芽、鲜鱼’，豆腐等。

　　等待吃饭的人们，都已饥肠辘辘，到了开饭时间，一涌而上，像潮水一样，数百人一批。先吃的把好吃的菜，像风卷残云一般，一扫而光，剩下的只是残汤剩菜。当第二批上去的时候，什么好吃的菜也没有了。

　　为了忙乎这么一日三餐，饭堂的所有人员没有片刻的空闲，直累得一个个叫腰酸背痛，而许多社员为了吃这顿饭，或从家里或从地头来到食堂，走上很长一段路，吃完后又顺原路回去。这样反而费时、费工，加上吃到嘴的饭菜有好有差，难免发牢骚。

　　后来听取群众的意见，将称饭改为定量蒸饭。所谓蒸饭，就是按吃的人给自己的定量，用瓦钵将盛有定量的米放入蒸笼里蒸，这样，饭的斤两便不会有差异。蒸饭是新鲜玩艺，开始吃的时候，人们觉得很好吃，但由于蒸饭放水不好掌握，有时水放多了，蒸出来的饭就像粥一样。水放少了，饭粒变得很硬，身体强壮的无所谓，但对有胃病的人，吃了马上就犯病。饭堂的炊事员们不断摸索，不断改进，初步摸索出一套蒸饭的技术，具体操作大体这样：蒸饭前，先把蒸饭的器皿洗乾净，根据米放的多少而选用器皿。万丰饭堂大多数使用的是瓦钵，把米饭放在瓦钵内，注入水，用手背试一试，水刚好浸在手背上，那么蒸出来的饭是较标准的，否则不是稀就是硬。此外，还要用火均匀才能达到效果。新的方法蒸出来的饭有饭味了，也好吃了。蒸好饭，炊事员便在饭上放菜，边分饭边放菜，使开饭的时间缩短了，人们也慢慢地适应了。

　　半年之后，大米的供应开始吃紧，首先是壆岗那边仓库储备减少，大队干部研究决定，从万丰调200担粮食到壆岗，此时大饭堂的危机已露端倪。

　　大炼钢铁和大型水利工程的兴建，有些工程虽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经济效益，但在建设的过程中，出现了瞎指挥和蛮干的现象。且由于粮食的欠收，加上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耗费大、浪费大，导致了1959—1961年的大饥荒。在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困难时的万丰村民大人每天配给二两米粥，小孩每天配给一两米粥。1961年春，万丰村发现水肿病，有些病人卧床不起，邻村已发生非正常死亡现象，食堂停办，万丰村有32人逃港求生。这种结局实际上宣告了共产主义穷过渡的破产，更为严重的是结束了党和农民在土地改革时所建立的“蜜月关系”。

　　迫于现实的压力，党中央不得不调整过激的公社化政策，调整人民公社体制。1959年，经过“民主整社”，“四镇一场”的超美人民公社就被划分为“四社一场”，沙井镇改为沙井人民公社。1961-1962年的“整风整社”，对人民公社体制又作了重大调整。

　　改变以公社为核算单位的公社所有制形式，确立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所谓“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形式。调整后的人民公社，维持政社合一性质不变，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公社书记是“第一把手”，公社管委会主任是行政首长，服从书记领导。公社结构内设党、政、工、青、妇等机关，还分别设有农业、工业、财贸、金融、文教等职能部门，“文革”期间，公社管委会改为“公社革命委员会”，权力更加集中在公社书记手中。

　　生产大队被赋予一定的行政管理权力，成为公社行政管理的基层单位。大队设立“大队管理委员会”即所谓“大队部”，成员包括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副大队长、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妇女主任、团支书、大队秘书以及大队会计、出纳等。大队书记是大队的第一把手。大队有权决定各生产队的干部人选，负责落实公社的统一计划和指令，管理和维护本大队所有的小型水力、农电、学校、道路等设施。“文革”期间的大队，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教育和管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大队还要协助公社管理社员外出抓副业、参军、招工、招干，升学等事务。因此，对于农民来说，可以说大队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例如，农村的传统手工艺人(木匠、瓦匠、裁缝匠、篾匠)要外出抓副业，就必须征得大队支部书记的批准，并由大队开出介绍信，又例如，农家子弟要参军，也必须大队干部推荐才有资格。

　　生产队允许农民家庭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占生产队集体耕地的5％，万丰大队自留地共192亩)和家庭副业。自留地主要用来解决农民自家的吃菜问题，一般不允许种植烟草、苎麻等经济作物。各个生产队是一个经济核算单位，社员的劳动分配，实行工分制度，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全劳力目工分10分，妇女7分，小青年5分。生产队干部负责分工、派工、记工。故农民编着顺口溜：“公社干部拎个包，大队干部叉着腰，生产队干部扛把锹，社员累得弯了腰。”在年中和年末，由生产队统一分配实物(粮食，猪肉、牛肉、水果等)和现金，这是社员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欧阳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