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当我在澳门科技大学主持可持续发展研究所／MUST—ISUS时，每年三月底，都组织“一国两制：中华青年论坛”；邀请香港、台湾、上海的大学同学就港澳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认识认同程度，先做个民意调查，再汇聚到澳门发表研究报告，交换彼此的看法。香港方面的合作伙伴，2002、2003、2004等年都是香港城市智库。因此，去年十二月初，当香港城市智库的洪锦铉君把五十几篇会员写的文章交给我，要求我阅读后写篇总结。投桃报李，我是欣然地接受了。

　　很抱歉，我是在忙完了几件先前承担的事情后，才来做这一件事：交稿的日期，一拖再拖，可能还影响着出版的日期呢!

　　不过，一旦开工，我确是必恭必敬地花了几乎两个星期的时间，集中精神，逐句逐行逐篇地把所有的文章加以阅读，并且做了笔记及思考，如何制定评论的主题和结构及写作方式的。

　　在这之前，为着参加今年一月底在广州中山大学港澳与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PUHKMAC组织的“经济发展与区域协作国际研讨会”撰写一篇与会论文，我花了六七个星期的时间，完成对七八本有份量的、关于港澳特区和珠三角以及中国和东盟等层面交流协作的论文集的阅读；在此基础上，结合相关的数据和观点，撰写了一篇论文：《“一国两制”与南中国海地区未来五十年的发展协作》；因此，决定承其余绪，为本文寻找切入点，抓住其主题和逻辑。

　　一、探索未来是必要也是可能的

　　其实，去年八月离开MUST—ISUS后，秋冬两季，我以未来学与未来研究及未来发展为主题，做了几场有系统的讲演：

　　九月底，我在北京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和国务院侨办国庆座谈会上分别做了一场有关华人华侨未来发展的报告。

　　十月底，应邀到新加坡参加了两项活动：先是到新加坡东方文化学院和喜耀文化协会做了两场关于中华经典舆未来学的讲演；后到新加坡中国商会主办的“国际华资经贸2006论坛”，做了一个有关“东亚发展湾区和珠江口发展湾区”的讲演。

　　十一月底，先往香港法住学会作一场中华经典与未来学的讲演。其后，前往PUHKMAC和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对两校的老师和同学讲演，主题是未来学舆中国-东盟关系的未来。

　　我的理论和逻辑是很清楚的：未来是变幻莫测的，但由于历史和现实及未来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在历史与现实中对未来加以探索，不但有必要，而且也是可能的。

　　因此，今年一月底在PUHKMAC的这个有关“珠江口-伶仃洋发展湾区”和南中国海周边地区未来五十年的发展协作的论文，可以说是对个人过去半年有开未来学、未来研究、未来规划及中国与东盟未来五十年关系……所作的调查研究的一个总结。

　　顺着这个动态的规律，便很自然地产生用“未来五十年的发展观”为切入点来阅读并探索香港青年笔下的乾坤。特别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HKSAR成立10周年前夕，这样的取向，可能还是比较有其承先启后-持续发展的意义的-我是主张，不忘历史教训在于开发未来。因此，与其“纪念香港回归十周年”，不如出之以“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十周年”。

　　二、香港青年笔下的未来五十年还是很可观的

　　现在，我可以把这五十八篇文章加以分门别类和分析研究，用以窥伺香港青年对未来五十年的香港、中国内地、澳门、台湾、东亚、美国以及世界可能发生的大事的一些看法，从而探索其历史观-世界观-发展观。

　　1.香港会被“边缘化”吗?

　　如果人们用我所谓的“跨越时空-跨越产业-跨越发展协作”的观点来看待香港的经济问题，则可以理解，在维持它自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末叶跨世纪的对中国内地的发展优势后，进入二十一世纪，香港第一次面临“后有追兵，前无去路”的忧虑和压力：

　　(1)刘础慊君在他的《“十一五规划”与香港机遇：香港勿自我边缘化》中有曰：“随着内地经济的强劲增长和发展，香港社会弥漫着不安和焦虑情绪，担心被内地边缘化。香港会否被边缘化成为社会热话，导致温家宝总理即使在出访亚洲太平洋四国之行途中，于斐济接受本港传媒访问时亦要抽出宝贵时间，表示香港不会被边绿化……”。

　　(2)陈培毓君在《如何解决香港被边化的问题》文中，引用财政司长许仕仁在“中国十一五规划研讨会：香港的角色”上的谈话，指出香港“要正视被边缘化的问题”；“按照经济规律发展和中国内地陆续深化发展时，香港中心地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这并非内地刻意要把香港边缘化”：“在理念上，无时无地仍在作祟的唯香港中心主义，正是香港有可能被边缘化的思想基础……”。

　　(3)袁海昌君《香港经济发展的挑战》一文也在谈香港会不会“被边缘化”的问题。温家宝的谈话后，“似乎边缘化的疑虑尚未停止，这反映出港人对香港的长远经济前景感到忧虑……”。

　　(4)苏默君在《香港政坛背后的文化冲突》也是一开始便提及香港如何“不被边缘化”的问题。

　　(5)贺忠飞君在《香港物流面对全球化的挑战》认为，香港不在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大势中。对“自我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些探索、反省、失落与喜悦”有所做为，保持其竞争优势，“不要被深化边缘化，直至沦为中国的二流城市……”显示出香港新生代有其忧患意识，思考着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

　　2．香港特区的产业结构亟需重整及物流业的开张

　　因此，香港青年也能高度地认同邓小平所说的“发展是硬道理”及其改革开放的政策把它的精神用之于香港的发展，便是对经济政策和产业结构的重整，使它在新一轮的区域发展协作中居于执牛耳的地位。

　　上引1、2、3以及4等文章，都以为香港经济再造有一个大前提，即必须利用“十一五规划”的契机，同内地(特别是广东省)建立密切的交流协作。“把香港与内地经济体割裂来看，才会出现边缘化的想法，如果是香港与内地经济溶合，那何来边缘化”(刘础慊语)。要利用CEPA“提供税务和土地政策优势，吸引外资制造业落户，再造新型制造业”(陈培毓语)。也许，更明智的做法是物流业和知识经济(贺忠飞语)。

　　从香港基本法的“自由港”(第一百一十四条)，“保障货物、无形财产和资本的流动自由”(第一百一十五条)，以及“航运中心”(第一百二十四至一百二十七条)，“国际和区域航空中心”(第一百二十八条至一百三十五条)等出发，香港青年朋友似乎达致了这样的结论：物流业是香港维持其竞争力的朝阳产业。

　　(6)王金殿君的《香港在“十一五”规划的发展》认为，除了金融外，香港只能充分发挥毗邻内地优势，扩大中介功能，加快完善与内地的交流：“这正是如何香港定为面向世界的中国‘贵宾厅’的理念……”。

　　(7)戴才彬君在《兴挑战者言：香港物流业前景》认同国家交通部部长的构想：香港要和珠三角地区在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场站资源方面有很大的互补性，应加强两地在物流业方面的合作，包括在粤港澳跨境大桥和粤西开发及区域性的城市规划上进行交流协作。

　　(8)但陈秀珍君在《从“SWOT分析”看香港物流面临的挑战》指出：香港和内地在物流业上存在矛盾，在网络和价格方面都可能面对内地的恶性竞争才能长期确保“国际航运龙头地位”。

　　(9)一旦确定以空运为主体的物流业为发展大方向后，袁尚文君在他的《国泰港龙一家有助巩固香港航空枢纽》，开宗明义指出：香港国泰航空公司对香港港龙航空的兼并便是可以理解的动向：新的公司“不但成为亚太地区其中一间最大型商用航空公司，而且协同效应有助加强竞争力，巩固航空枢纽的地位……”。“对国泰而言，互控关系有助她拓展国内航空市场，特别是内陆城市客货运航班……”。

　　(10)于承忠君在《国泰建新空运货运站，谁是谁非?》文中虽然认同(袁尚文君)的判断，但指出，新空运货站固然非建不可，却不必要由国泰牵头。

　　不过。对物流业的重视，也反映出香港有识之士及香港青年在经济重组和对事物的认识上，也有其局限性。

　　3．政治民主化和政治文化重组关乎良好管治

　　这一代的香港青年朋友似乎都不再是港英的管治哲学和政治文化的继承人。主要表现在，他们对政治化和民主化的兴趣，对政治与经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性以及新的管治文化的探索，表现出很大的兴趣……这些动向，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反映。

　　有关“香港是否被边缘化”论，其实是引用特区财政司许世仁的一段谈话；反映出，以曾荫权为首的特区领导班子，对港英所谓“积极不干预”的治理哲学有不尽相同的看法。

　　所以，他们认为香港物流业体系的建立有赖特区政府的政策和支持。如，陈秀珍君便认为方向确定后，人才培训、物流和供应链的建立和外资的进入，还有向普罗市民做必要的宣传，都脱不了政府的领导(陈秀珍君)。在运作层面，香港和小珠三角的口岸建设，交通系统的开张，24小时通关，一地两检，粤港澳大桥的建造……没有政府的参与是不可能成事的(戴才彬君)；而港澳与珠三角的大型基础建设，更涉及多方的协作(陈培毓君)。

　　(11)罗行君在《浅谈现时政府部门的一些失误》中抨击政府的施政未能“以民为本”和“与时俱进”；特别是在赌博合法和病态赌徒、母语教学以及某些突发性事件的处理上，都有麻木不仁的现象。

　　(12)所以，郭建兴君在他的《人生负资产》一文中指出，对香港政府及政治人物来说，“诚信”可能是最重要的；特别是不要学政党政治的政客，把一时做不到的事，如“07-08双普选”当作“承诺”。

　　(13)显然地，政治和政党，民主政治和政党政治的关系，是现代政治(或曰，现代化政治)中的一大课题。因此，在民主化过程中香港的政党政治如何发展。也是香港青年关心的事物。黄天沂君在《没有执政党，哪来执政联盟?》中认为，要有政党法才会移走执政党发展的“一大绊脚石”。

　　(14)王阳君在《政改与投机》一文中对于香港的政改方案普选时间及路线图，提出的“中庸之道”，是反对“反对派走极端”，因为后者在制造所谓的“民主迷信”，“提出他们并没有提出实质可行的推动民主进程的建议……”。

　　(15)这里，也反映出一个重要的现实：HKSAR的政治活动家，未能在历史-现实-未来的发展规律中，为其理论与实践找到根据；所以，吴家俊君在《挑不起的执政大梁》中指出，“政治精英”的表现便不如“官僚精英”。

　　(16)这里，就涉及一个香港的政治人才如何产生的问题。何民杰君在《大政府桎梏政治人才》一文表示担忧的是，“大政府培训出来的政治人才”，导致“公务员治港”是“危险端倪”，“而应集中精力建立一套恒常更换政权的制衡机制，让不同政见的组合都可以有统治的机会……”。

　　(17)黄俊恒君在他的《没有政党，何来政治人才?》一文中指出，引进政党政治和普选制度(包括行政长官的普选)才有可能扭转HKSAR政治受少数人及其利益集团操纵的动向；也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培训政治人才及建立高官问责制；否则，是否有违一个民主社会应有的多元性。

　　其实，在HKSAR成立10周年之际，总结过去的经验对检讨体制中存在着的问题可能是很有意义的。比如，根据《基本法》，港澳两特区的立法会里，不会有什么“执政党、反对党”，因此，还需要政党吗?而所谓“行政主导”，是否意味着行政长官是“大权在握、一人专政”：还是，他和行政会要利用政党政团、立法会、利益集团及社会团体等寻求共识；而这些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不卖账时，他便是“孤家寡人、一筹莫展”呢?……这涉及《基本法》下，特区政制民主化和良好管治、有效管治，确是政制发展、政治文明重建的大问题。

　　(18)马轶超君在他的《青年人参政循序渐进培养政治才能》一文清楚地提出，青年活动家要从区议会的选举开始，学习参政是有其见解——但把特区政制和民主政治的开发开展，简单地理解为(局限于)政党政治和定期选举，可能缺少创意和多元性的参政之道。

　　(19)可以这么说，一个从选举中登上政坛的议员，固然可以认同并实践“执政为民”的理念，但循其他途径上来的社会活动家，也完全可以赞赏龙纬汶君在《评香港特区的少数族裔政策》中提出的见解：即，动员社会力量，立法禁止种族歧视；包括提供机会，让香港人口中的非华裔成年人有学习广东话的机会和广阔的就业机会。

　　早在1980年代，我便写过一篇文章：《试论香港的“少数民族”问题》；主张回归后，对南亚人士和其他外国人仍然要予以一席之位［此文后收入《香港走向二十一世纪：“华夏体系”与“太平洋时代”的探索》(香港：中华书局，1989年4月版)，页16l-173］。我每次从澳门回香港愉景湾渡假时，在渡轮和广场上看到越来越多的西洋人、东洋人、韩国人、南亚人士及东南亚人士时，便感觉到，香港到底是一个国际大都市；它可能是新加坡以外第二个受国际人士欢迎的亚洲城市，上海可能正在成为第三个，而澳门由于局面太小和产业太单一化，难以竞争。

　　可以说，外国人在SARs竞相居住和养儿育女，显示“一国两制”地区是一个有活力、有潜力及竞争力的地方!

　　4．公民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建立要求健康的大众传播媒介

　　其实，在现代化政治和现代化管治中，除了政治党治和公务员体系之外，以多媒体为内容的大众传播媒介体系的角色及功能，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生活于香港的青年，当然注意到，在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的“三权分立”外，有所谓“第四权”。而在“一国两制”的框架里，香港和澳门的传媒如何在顾及其自身权益的前提下，又对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其范式，显然还要继续地探索。

　　(20)张达成君在《媒体挑动的政治旋律》一文中指出：信息科技已经改变政府和人民、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形态；对全球的文化大融合有正面和负面的影响；所以，中国在尊重新闻自由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对信息流通的规管，才能保证得到稳定的发展。

　　(21)不过，陈惠云君在《港台的出路：要对着干》是肯定香港电台这样的公营电台在社会管治上的重要作用；提出它“在节目制作的政策上谨记着它的主人不是政府，而是人民”；因此，“要和党派政治和权利对着干”，“要和盲目的市场崇拜对着干”，“要和狭隘的地方主义对着干”；又曰：“香港的生命线就在于其思想的自由和国际化的包容”。

　　其实，香港电台的角色与功能，这几年一直是一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反映出回归多年，香港的传媒工作者受困于欧美有关新闻自由和民主政治的范式，还未能在“一国两制”里找到一个合理的运作模式；倒过来，限制了香港政制民主化的进程。

　　陈惠云君作者如果面对现实，便会发现，现代传媒的正反功能，植根于不同党派政治和市场崇拜及利益集团，它不可能存在于理想主义的真空状态的。

　　(22)现代社会，媒体是产官学的一种结合体，无可避免地有其意识形态，亦是无可厚非，只要它的评论是根据事实……但，它不一定如此。陶培康君在《后现代大事件：一剎那就是永恒》便在评2005年12月18日WTO在港开会南韩农民示威事件，“主流传媒”的报导便不尽不实。

　　(23)传媒本身就是一种利益体系，公营电台可以靠政府拨款维持，民营电台便不可能靠花样(所谓“出位新闻-制造新闻”)来谋生。刘理健君《报导定制造新闻?徐步高事件》便指出香港媒体的怪现象：“究竟是纯粹报导新闻，还是制造新闻话题”：“我想报导新闻并不是制造面包，不是为了吸引大众便要做什么样的面包。媒体经常强调自己的第四权，但要明白拥有权力亦需要负担同样责任。

　　(24)伍婉婷君在《传媒下流化：愿意接受挑战还是接受规管?》便指出，“作为公民社会一员，我们是责无旁贷去深化公众的传媒教育，争取以消费者的力量去引导传媒走回正轨”。她更说：“新闻自由绝对是香港引以为荣的核心价值，需要坚决维护，但同时，对于不良传媒亦不能够姑息养奸，只要立法过程审慎，满足市民有合理期望，同时确保有合理需要的正规采访受保障，才是进步的公民社会……”。

　　这里涉及的，其实是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在“一国两制”下港澳特区的大众传播媒介如何根据“一国”的国情、“两制”(特别是特区这一制及其“区情”)和现代社会的新闻自由等三大差异性因素，找到适合港澳特区的新闻自由和新闻营运的理论-实践-范式。显然，HKSAR某些传媒的过份政治化和过份商业化，同MSAR传媒的从属附和，都不是实事求是的作风。实践正在证明，两者都不利于“基本法”的落实和“一国两制”的发展。

　　(25)香港青年还看到另一个现象：对广义的传媒的规范化，还由于它已渗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高晓晴君在她的《“挑”肥爱瘦-论歼体广告泛滥成灾》，指出，不良广告危害市民身心系统及群理系统。

　　5．法制社会的演进才能显示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

　　这里，带出一个讯息：市场经济也好，新闻自由也好，市民权益也好……都建立在一个“核心价值”上，即个人、群体、社团、政党、政府、公司、企业……的活动，都要接受一定的共同约束，这就是HKSAR以之为荣的法律体系及相应的法制社会。

　　(26)黄廷俊君在《不成功，不收费?!》一文中亦指出，有所谓“人身伤害索偿公司”便利用媒体大打欺骗性“不成功，不收费”的“包揽诉讼”广告：如果律师公会对这种关乎律师专业守则不作适当处理，将导致各方利益受损。

　　(27)李炘君的《网络信息挑起信用危机》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社会运作和市民生活的重要媒介。因此如何进行规范，以平衡个人自由和公众利益，防止有人利用网页发布虚假消息，以及教育公众明白网络信息并不全然可信，是关系到国家安全不严重受损的大事的“真议题”。

　　(28)当然，对于HKSAR来说，以法律和法制来建立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是它在现阶段得天独厚的工作。李元莎君和刘建峰君在《公司治理深层改革应重视信息披露提升》中，根据中国证监会2001年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来探讨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开放面临的挑战。

　　其实，香港的青年才俊应该注意到，中国的160多家国有企业在今后几年必须根据国际上最先进的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进行改革开放的攻坚工作；推陈出新，才能走向世界，成为世界一级的跨国企业，在世界新的“500强”中位居要津。如此，它们才能为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及人民共和国的长治久安提供必要的经济条件和物质基础。那么，除对国企信息披露规范制度的完善化之外，在其营运体系上，也是香港专业人才大展鸿图，做出杰出贡献的一大天地——这就是说，HKSAR经济的出路不限于物流业，为中国大企业走向世界提供平台，也可以是新生代的一大服务业。

　　(29)香港的优势当然还在于它现有的会计制度和法制环境。根据现在澳门大学执教的刘明君的《SOX法案对会计行业监管的启示》一文来看，美国2001年以来发生的会计丑闻，2007年7月下旬国会通过的关于会计和公司治理的一揽子改革法案SOX ACT，人们可以从中找到更好的“政府适度管制”的范式。

　　6．香港青年要在中国发展寻找其一席之位

　　上述的文章显示出，香港青年已经清楚地认识到，香港和他们个人的发展及其前途已经同中国分割不开了……

　　(30)林赞君在《我是谁?谁是我?》中指出，有许多香港人对自己的身份还在迷惘之中；确认其“中国人身份”，“也是应该和必须引以思想的问题”。

　　(31)不过，车楚坚君的《人才向心，迎接挑战》说，他们对祖国已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所以，一方面要使自己成为人才，另一方面要增强“每一个中国人对祖国的向心力”，对中国做出贡献；使“世界景仰的大唐盛世”得以重现。

　　(32)陈文彦君在《转变思想，迎接“中国世纪”》中直截了当地指出，“未来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和政治领域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只有抛弃“大香港思想”，香港人才能做好准备，拥抱“中国世纪”的到来。

　　(33)因此，长城君在《建议强制香港适龄公民服务兵役》中建议，港人既然要做“中国人”，就应主动地从中央的“溺爱”(即中央对港澳特区的种种“优惠政策”……)中脱身而出，此一公民的行动“可以体现爱国心”。

　　(34)既然以“中国人”和“爱国者”自居，祝朝晖君在《我们一直都很近》一文中便认为，HKSAR青年应关注澳门特区／MSAR的发展。

　　MSAR的发展及其动向当然是值得香港青年关注的大事。回归前，两地便有密切的交流协作，澳门的中小企业和博彩业几乎都是“港澳一体化”的东西。回归后，由于中央的特殊政策及当地的特殊原因，澳门博彩业的“喷井式-爆炸式发展”，已为几万香港的劳工、白领及专业人士(包括我本人)的参与提供良好的机遇；因此，HKSAR对MSAR、的经济制度和产业结构的关注与支持，还有前者对后者的完全开放及平等相待，都关乎“一国两制”的开发开展。

　　在MUST-ISUS的“一国两制”2004、2005、2006论坛上，这样的“对接”已经开始，它应该以不同形式持续，一直到2007、2008、2009等论坛办完为止。

　　其实，“一国两制”既然是“一国”之下的“两制”，那么，HKSAR也好，MSAR也好，它们存在的前提和前途，正在于有了“一国”和“另一制”。那么。不管是哪里，它都得为“一国”及“另一制”的发展和权益有所承担有所贡献的。在这里，我主张“港澳对接”，也主张SARs要对内地(另一制)多做开放和贡献——特别是澳门特区要多对珠海经济特区回鲭。

　　(35)当然，除澳门特区之外，香港青年是不能不关心台湾问题和两岸关系的。马震宁君的《北京勿轻视民进党政府余势》，谈到北京对台政策未能对蓝绿营的政治关系及其大陆政策发生有效的影响，表示忧虑。

　　不过，作者如果能在《反国家分裂法》和“未来五十年台湾发展及两岸关系”的高度上来看两岸关系问题，对于台湾“回归中华，共建中国”的过程和前景，他应该会有不同的感受和见解。

　　(36)叶振东君在《疾风“挑”劲草》中亦指出民进党的台独主义及其斗争的策略，使台湾的民主政治和社会发展及两岸关系，都不可能有正常的发展。显然，这位出身于台湾而在香港受大学教育的活动家，使台湾民主进程和民主政治被扭曲，沦为恶质化的民主政治；所谓政权轮迭，选出来的是毫无诚信的腐化无能的政府。他有很大的感触-震撼-遗憾：“作为一位台湾人，我实在感到心痛!”其实，作为中国人，我们也为民进党执政以来对台湾民主和法治的扭曲，感到失落和遗憾呢!

　　对予热心SARS民主化运动和关心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港澳政治活动家及青年朋友来说，应该看到：西方式的政党政治和定期选举，固然是现代化政治和民主政治的一大内容和一大体制，不必回避及放弃使用之；但它终究不是一切，不等于全部的民主。

　　长治久安，社会发展，良好管治，显然需要一个多元化的民主政治的理论与实践。

　　(37)方晓聪君在《3G时代，中国拇指经济的第二次高潮?》中探讨中国“拇指经济”(手机短信)对互联网的冲击作用，出现“井濆式增长的经济效益……”。

　　(38)这种成长现象，锺颖谦君在《挑战、挑战者》一文中指出，难免被美国人视为对其“走向远方，征服它们”的民族质量和环球战略的挑战，因此中国要以“王道”来对“霸道”，“因为真理之光使人不得不心服”。

　　(39)冯世伦君的《着眼于长远发展，避开成为“威胁”》一文，也主张中国要及早有效地改变其粗放和高度浪费的发展模式，以免无止境地在本国以外寻求资源而为人(特别是美国霸权主义者)所制。

　　(40)难得的是郭嘉君在《神兵论》中谈到政治发展的策略；但一般香港青年受制于地方主义的教育，缺少宏观政治的取向。

　　(41)柏斯君在《加拿大人：我们不是美国人》的文章中传达一项讯息：中国的发展和壮大不应该给其他国家(特别是邻国)一种压迫感，有如“大美国主义”使加拿大人的“民族尊严受损”。

　　7．百年树人的事业不宜“商业化”和“官僚化”

　　既然关注中国和香港的社会发展，香港青年对前途、前景的分析议论，自然是缺少不了教育问题的。

　　(42)吴国根君在《香港需要怎样的教育》中指出，“病于脾脏间的现今教育事业的商业化”，“学生所受教育的内容不足以提升学生的个人素质”，“而教育事业始终教出一批只有知识没有魅力的人来，社会如何进步”?

　　(43)江婉霞君在《浅谈教育，为什么?》一文中也谈到，“香港教育走向市场化，私营化的局面”还同它的考核制度有关，导致补习学校成为一门生意，而人类的道德价值和社会理想并没有传授给下一代，这当然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共融。

　　(44)那么，黄江天君的《拉杂谈“出猫刑事化”》一文便指出了一个问题：有些社会人士和学生并不认为考试作弊是那么可怕的一件事，把这个“道德私人领域统统纳入法律的管辖，这何尝不是法治的悲哀”呢?

　　(45)巫堃伟君在《挑名校直资化》中提及香港教育的问题之一在社会人士崇拜名校；教育当局亦从俗，施行向私校买位制度，而不是对整个教育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中下层人士的子女进入名校的难度增加了，不利于过去几十年香港的社会升迁体系，即穷人子女很难通过教育体系晋身中产阶级；如此，“香港跨代贫穷及贫富悬殊的问题继续恶化”。

　　(46)吕智伟君在《你们须知的中国香港教育章则：“教育八万五”》中抨击回归冒出来的“副学士”制度近乎敷衍塞责，只给“半杯水”，没有给青年一个良好的大学教育。这里映出特区政府对大专教育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政策，也不准备做出长远的投资。

　　在一个意义上，香港教育有其根据政治经济的发展规律和市场经济来进行重组的必要性，但它不可能成为营利企业和官僚操作的东西，这正如政府对人民的公共服务已根据现代企业，发展出公共行政-公共管理，但它究竟不可以等同于私营化和牟利活动。

　　(47)其实，香港教育本来就有一个与时俱进地进行“改革开放”的问题。招国伟君的《应重新审视幼儿教育的重要性》指出，“较令人失望的是，香港长期以来极不重视幼儿教育”，也许把9年免费教育推至11年的政策若能落实，用十至二十年的时间，情况就可以有所改善。

　　(48)HKSAR教育的当今之急，是在“一国两制”下确立其大方向-大原则-大理想，使院校和中小学的教师在新的工作环境里，不是苦于交差、疲于奔命，而可以从教育工作中取得满足感和欢乐人生。否则，便像丁继联君的《两岸三地教师的工作压力何其多》一文所指出的，教育工作者的工作环境，因工作量、待遇、政策、支持、辅导……等方面每况愈下，使老师的尊严和对工作的热诚受到损害。

　　8．建立一个敢于尝试和善于创新的香港文化

　　人们不必用专业主义来评论青年朋友对香港教育问题的分析议论。但后者对这方面问题的关注和某些见解，确实反映出他们对一个优质社会-优雅社会-和谐社会的探索和追求……而这一切，同中国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是相呼应的。

　　(49)吴炫达君的《问题赌博的文化根源与社会现象》一文指出，中下层社会人士是“病态赌徒”的主力，反映的是社会问题而不全是个人问题：政府和社会在治标和治本层面上都得下点功夫去把问题加以解决。

　　其实，这个问题，可能也有个港澳对接的问题，即要连系MSAR的博彩业来进行处理。

　　(50)可见，全球化区域协作时代，社会发展中弱势群体的权益问题如何得到保障，不是局部性而是关乎全局的问题，也需要在境内外-国内外的层面来处理，否则便无“和谐社会-和谐中国-和谐世界”可言。

　　叶伟明君在《工会权益工作和劳工立法》中指出，光是靠立法和法律是不够的，还得有社会的关注；而做好工会工作，使工人本身能团结，更为重要。去年，WTO大会在香港举行时引起的反对全球化运动，更令人关注基层群体的反应问题。

　　(51)从林刘少姗君的《你还多生一个吗?》来看，科技发达，计算机使用于制造业和服务业，使许多先前需要人工人力操作的职位消失，这引起的影响。是社会和个人(特别是“下一代不学无术的年青人”，面临生儿育女问题的年青夫妇……)层面都不能忽视的现象和问题。

　　(52)如果照江楠君《从做风筝说起》的文章来看，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给社会和个人带来的不一定都是危机，关键在于“知难而上”，敢尝试，比创新，出产品。有曰：“我们尝试或是大企业开拓新的市场时也是这样”：“因此只有不断的尝试和创新，不断的挑战，才能有真正的成果”。

　　(53)那么关键在于如何建立一种新型的香港文化。马三妹君《闲人呓语：房屋、老人、婚恋、语言、文化》一文的大意是，香港人在处理其生理、心理、群理……的系统上都要出之以新的概念、语言、知识、标准、范式及智慧了。

　　(54)邓霁君在《挑动香港人心弦的“麦兜”》中认为，其实香港的本土文化已有其独特之处；“麦兜”这么一小小的形象，在世界各地得到认同，显示香港创意文化(包括其电视、电影、流行歌曲……)都可以成为“香港制造”的佳作。

　　(55)但游观仁君的《挑：与香港人谈香港文化》中却有此说法：“皆反映出香港影视界的马虎轻佻的态度”，“也反映出香港人文化精神层面的不足”——流行的说法是“无厘头文化”，即一种没有意识型态也没有价值观的传播活动。

　　(56)那么，香港青年怎么办呢?吴克勤君在《现在的年青人》中向社会人士指出：多给年青人“一点点关爱”，因为“有哪个年青人不想开开心融入群体呢?”与时俱进，青年固然有“莫浪费青春”的问题，家长、老师及社会人士对青年人的观点，形象及要求是否也要更新呢?

　　9．建立一个“持续学习-终身学习”的优质社会-优雅社会

　　可见，青年朋友们看到，社会变迁中家庭、学校、企业、群体、政府的与时俱进，关乎HKSAR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5了)小晖君《从五天工作看社会的选择》的大意是：继内地后引进五天工作制，不应该是资本家和劳动界人士及政府争论的问题，而是减少工作时间、增加休息时间，可否对“一个理性而高质素的公民社会”的建立发生促进性作用。

　　(58)结合关伟乐君的《终身学习舆五天工作》，人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五天工作制和给予市民-公民更多休息时间，是让他们根据其生活和工作及兴趣的需要可以持续进修，自我增值之际还有助于“提升社会竞争力”。

　　其实。增加公民休闲时间，对于持续进修相关文教产业的发展，对于旅游娱乐事业的发展，可能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三、乐观、理性、进取、开放的香港青年，应有其远大的未来

　　上述五十八篇文章，除了少数，大体上，不是学术论文；但写作态度都很严谨。而且都是从实际出发，就事论事更难能可贵的是，大多文章的文字还是很通顺明白的。所以，其作品都反映一定的社会动态，有一定的阅读价值。

　　1.青年朋友的性格和作风有一些今人欣喜的特点

　　——那是三十岁上下，具有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香港新一代白领人士，即十年八载后将成为香港中产阶级中坚分子的作品；反映了香港新一代专业人士的世界观、发展观、未来观；

　　——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着全球化区域协作和中国“和平崛起”时代HKSAR的发展动向，以及他们在其间可能找到的机遇和扮演的角色……

　　经过分析,可以发现香港青年本身也具有的一些特点：至少可以这么说，他们知道下面的素质的取得，有助于他们的生存发展、安身立命……

　　——关心个人的学习和发展及去处；

　　——学习用理性和开放的观点去分析主观和客观的事物；

　　——对香港社会的问题、结构及动向有一定的关注和承担；

　　——认识到香港的发展已经同中国的发展是分割不开的；

　　——知道个人、社会、国家、世界等不同层面的发展，有其交叉作用；

　　——也知道科技、知识、道德、理想及功利主义、现实主义、个人主义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个人、群体、社会及国家的发展都有一个各层面需要自力更生、好自为之的问题，即不可能盼望或依赖第二者、第三者来替你／妳完成；

　　——具有正面和开放(即所谓积极进取)的心理状态和进取态度……

　　2．香港青年朋友的文章有一些赞赏的倾向和特点

　　作为本书的第一个读者，我发现香港青年还是有一定的开放、见识、思想、感情、深度、诚信和干劲的，至少他们可以用文字把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清楚地、如实地写下来，而写出来的东西，可读性还很高。所以，把这些篇章读下去，我是越读越动情，感到十分欣慰。

　　因为，有这种心态的青年，其生活和工作及社会活动是会得到发展的；而由这样的青年接捧的香港社会，应该有其前途的!

　　四、值得香港青年注意的未来五十年发展的几个动向

　　我在去年秋冬所做的一系列有关中华经典和未来学研究的专题讲演中，有一个总结，即“向历史要资源，向现实要参与，向未来要机遇”，即历史和文化中有许多可用于未来发展的资源；而对现实生活，人们不可让发展擦身而过，因此要寻求参与的机会；如此，在开向未来的列车里，个人才能取得／必须取得其一席之位。

　　显然，在回归前后成长的香港青年，由于活动的舞台层次不高不大，所以对于本身和周边地区的社会发展，不能具有一个更为宽广和超前性的观察和见解；即香港青年的现实和理性及务实等倾向，使他们在创新性、抽象性、概括性、虚拟性及逻辑性的思维上有明显的欠缺。同理，一旦他们登上中国这么一个错综复杂的广大舞台-伟大舞台，他们的思维-思想也将发生结构性的变化。

　　这里，可结合本文2.1—2.9和3.1—3.2，探索未来五十年中国和世界可能出现的大发展，提出来作为一个平台，高瞻远瞩，可能对香港青年在探索个人及群体未来五十年发展时有参考价值，并助其取得参与的机遇……

　　1．以“一国两制”的开发开展来促进区域协作

　　我始终认为，可以把“一国两制”当着一种制度资源和发展资源。因此，需要与时俱进地对它进行开发利用。比如：

　　——港澳回归第一个五年，从港澳到中央，强调对SAILs及其资本主义制度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是为“一国两制-100型”；而……

　　——CEPA和自由行及中央供应的其他优惠政策，导致港澳特区的A制和小珠三角的B制可以进行交流协作，是为“一国两制-200型”；那么，

　　——三年五载后，“一国两制-300型”的引进，将有利于“泛珠三角9+2合作”，这里，可能要加上台澎地区的参与，构成所谓“9+2+1两岸合作”。

　　——SARs在中国和东盟10+1 FTA、中日韩和东盟10+3 FTA中如果要扮演一个积极而又卓有成效的角色，可能需要“一国两制-400型”……

　　可见，香港青年朋友如果能注意到，在“一国两制”的“制度资源-制度空间”里，可以找到两岸四地“中华经济协作系统”／(2SCE和东亚一东盟地区众多的／FTAs交流协作所需要的形式—范式。这些“典范转移一体制创新”，将是今后几十年港澳经济发展的一个更重要的方向和空间。

　　所以，便有一个所谓“C>2+2+1：珠江口一伶仃洋发展湾区”的概念和架构，即在中央(C)的政治领导和法律规范下，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2 SARs，同深珠两个经济特区／2 SEZs及“大广州地区川、珠三角地区”等所共同组成的“跨越时空一跨越产业一跨越文化发展系统”，可以成为SARs今后几十年发展的一大框架。在里面，解决港、深、澳、珠、穗等2+2+1经济体和行政单位合作的理论与实践及政策的问题，消除本位主义和龙头之争的困绕，那么，粤港澳跨境大桥和万山群岛(特别是粤澳十分关心的横琴岛)共同开发……之类的“茶杯里的风波”，便成为无谓之争了。

　　根据我的“制度资源-制度创新”的理论-逻辑-实践的范式，完全可以这么预期：十年八载后，因应形势引进的所谓“一国两制-400型”、“一国两制-500型”……，使港澳和珠三角的经济体，可以在“伶仃洋发展湾区”的框架里，成为南中国海周边地区“三跨越发展协作系统”的一个重要服务平台。

　　那么，未来五十年香港和澳门的发展大计，不可能局限于特区本身，如香港是什么不是什么，香港要什么不要什么；不再是搞什么“物流业”或“四大中心”，而是HKSAR如何在不断地深化和开张的，出之以不同型态一型号的“一国两制”框架里，因应新的挑战和机遇，进行必要的调整，以做出其特殊的、一波又一波的贡献；所谓“边缘化”、“被边缘化”及龙头龙尾之争，将是无的放矢。而我相信，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亦将如此展开；而其得以开张大吉，因为有SARs的参与及其特殊性作用。

　　2．政治民主化和中国人地区政治文明的重建问题

　　显然．在民主化和民主政治及良好管治的开展中，香港青年是有许多压抑感的。在这些文章中，有关的讨论和探索只是停留在政党政治、普选制度的“初级阶段”。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是碰到了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一个关乎中国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问题。

　　其实，对港澳特区的青年朋友和专家学者及活动家来说，这并不是“老虎屁股摸不得”；而是如何在历史-现实-未来的发展脉络中，找寻思想创新-体制创新的范式来处理公共权力和社会管治的问题。即我们可能需要在民主化和政制建设上有一个更重大的突破，正视并承认良好管治和长治久安，是中国人摸索了几千年，有了几千年实践而尚未得到理想答案的课题；高官问责制，“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政府如何建立……?对人类文明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永恒的课题。而近现代史上西方民主政治固然是提供了一些新的答案和有效的模式，但绝对不是这个探索过程的“历史的终结”。

　　因此。从台湾到SARs以致于内地，关于“良好管治-长治久安”范式的探索，必须是一种多元化-差异化的探索，而不是单一性一单极化的抉择；我们不可能复古。也不可能止于某种西方的模式。即要取多元化途径，可以再从中国传统中找寻答案，可以从西方政治和发展中国家的模式中找寻答案。

　　可笑的是，西方模式在1950s-1980s的冷战时代被扭曲为美苏两种发展模式，各国只能“从一而终”。而中国共产党对“苏俄模式”的“一面倒”已经令中国现代化走了一段不必要的弯路。那么，进入二十一世纪，所谓后冷战时代，在寻找最佳的管治模式时。我们固然不能排除西方模式，但我们已经没有理由重蹈覆辙，把西方模式中某一种特殊模式-范式(如，欧美式的三权分立，英国式的巴力门，美式文明……)当作一种绝对主义的东西，施行“全盘西化-全盘美化”。实际上，台湾和港澳政治发展上的不必要困挠及纷争，往往来自对西方模式的政党政治和定期选举当作民主化和民主政治的唯一范式，给予宗教式的承担。这是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必须抛弃的“单一性-单极化”的旧把戏。

　　因此。许多青年朋友把政党政治和参与选举绝对化，当作一项了不起的事业，等同于民主和政治，这是没有必要的，它可能导致他们犯单一性和单极化的毛病。

　　其实，根据《基本法》和“一国两制”，只要采取多元化的方式，政治建设是大有可为的：对SARs的良好管治，所谓“行政主导”，绝对“不等同于”单一性-单极化的“行政长官一人专政”、“行政会专政”、“司长专政”，而需要在一个宪制框架里，引进立法会的共治，公务员的服务，公共行政的管理，专业人士的咨询，同利益集团的协调，以致于平民百姓的适当参与……等多元化一差异性的组合；那么，欧美式的政党政治和定期选举及普选制度，在特区也不是什么禁忌，亦不必去反对。要反对的，是把西方式的政党政治和定期选举，在某些外国政治力量的操纵下，做单一性-单极化的处理，把它“等同于”民主政治和良好管治；用什么自由、民主、人权为口实、强迫其他市民接受。殊不知，台湾、菲律宾、泰国……以致于美国自身的例子，都已一再说明，这个特殊的政治体制-民主范式，同“以民为本-良好管治”，是没有必然的关系；至少两者之间是不能划上一个等号的。

　　鉴于台湾的“陈水扁事件”，上海的“陈良宇事件”，澳门的“欧文龙事件”，香港青年可能是很幸运的。因为香港社会所普遍接受的标准，使他们清楚地知道，一个人，如果真的要从事政治和公众事业，自觉也好，被逼也好，她／他必须是一个有诚信和廉洁及能干的人物，这是从政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否则，社会的压力不可能使他们像陈水扁那样，心存侥幸，死赖不走；而台独分子以少数挟持台湾民主的悲剧，是不应该在中华大地上重演的。

　　结论是很清楚的：只要不那么执着，不那么偏颇，不那么邪恶，不那么心理变态，在民主化和良好管治及长治久安上，香港青年和活动家在政治运动和政治文化的探索上，可以做的事情其实是很多的。实际上，在SARs和在中国内地以致于台湾，这样的探索和创新，还是处于“初级阶段”；未来三五十年，中国人在这项“千秋大业”上必须大有做为-有所建树。

　　3. 对差异性因素的多元化处理是“一国两制”的义理-义利之所在

　　其实，香港青年必须注意到，“一国两制”的可取之处在于它对港澳和内地、世界和中国、文明交流、发展阶段……等层面存在着的差异性因素予以正视，并且从这里出发，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寻求那么一个可做多元化处理的方式。它的理论和实践及范式，其实是有很大的空间可供开发开展，让人们可以找到理想主义、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及功利主义的对接之处。

　　所以，未来几十年，港澳特区如果要在两岸四地的发展中保持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便是维持那么一种“宽广变通，运动得过”的社会情境-服务平台：在境内外差异性因素的多元化处理上，能不断地有创新性的理论-范式-实践。比如，对于内地和台湾的同胞，对于外国人在SARs的生活和工作及学习，提供一个开放、友好、平等的社会环境；使中国和世界的许多具有争议性-创新性-创意性并最终能服务于大众的事业，可以在这里发生。

　　鉴于中华传统中的极权主羲和权威主义及保守主义仍然有其持续性发展的动力，这在农村，表现为宗法社会的死灰复然；而在高等院校，则表现为对以儒学儒术为核心的“国学运动”的鼓吹。因此，在今日中国，在“一国”框架内“两制”的交流协作所要追求的，不仅是“两制”的利益，其实是要求多样性、民主性、差异性，必须在新千年一新世纪里，进入中国社会和中华文明(特别是人民与政府的关系里)，使它成为主导性的义理和义利。如此，中国这个国家及其中华文明才不会后劲不继，而能成就其大业并对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

　　4．文明的发展在于促进个人对其“五理系统”的开发开展

　　如果，我们谈论未来五十年。或者说，今后五十年的发展，由于未来是虚无飘渺的，如何去掌握其来龙去脉呢?

　　在我的未来学研究中，用的是“五理系统”。即，人，每个人，所有的人，都是生理-心理-群理-物理-天理所组成的一个充满差异性的开放性巨系统；社会和文明的发展来自此“系统”，而社会和文明的发展，也是对它的开发开展，并为它服务的。由于人的“五理系统”是相对不变的，所以，几十年前、几百年前以及几千年前创造的文明现在还可以被延用；因此，对未来几十年、几百年人类生存所需要的社会和文明，我们现在还是可以有所预见并影响其发展的。

　　澳门和香港在历史上是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最先进行交流的地方，即从这里引进新的文明。给予中国人在“五理系统”的开发开展上有多元化的选择的可能性。然则，香港青年免去了“香港中心主义”或“大香港主义”的干扰后，所关心并追求的，只能是在“一国”之框架内，同另一制合作，对“一国两制”不断地共同开发，以其#100型、#200型、$300型、#400型……来为境内外-国内外人士，引进并创新更多的范式；有助于各方面人士对其“五理系统”的开发开展——其实，任何大小人物，其毕生努力的大方向、大准则、大目标、只能在此，不外如此。

　　结论是：未来五十年，今日的青年变成中年，又变成老年，后继有人；男女老少，大家可以忙的事情太多了，可以做的贡献太多了，可以享受的人生也太多了；生逢盛世，乐在其中，何乐不为呢?!

　　(作者黄枝连，为澳门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