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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至。”中国这句古老的谚语说明了一条深刻的辨证哲理:在一定的条件下,好事可以变为坏事,坏事可能转为好事。我被从高等学府谪贬到地质队在人们看来是坏事。但我这个阿Q却把它看作是好事,偌大一个吉林省,一个松辽平原,甚至整个东北,多么广阔的天地呀!我可以展翅高飞。
当然,话又说回来了,前面那句话要实现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个条件就是一个极限。如果按照某些人的原意,是要叫我带着心脏病的老婆和两个孩子到白头山附近一个小小矿山,去围绕着老婆孩子了却残生。但是,天无绝人之路,好人还是有的,给了我一个选择的机会。我选择了当前的专业,选择了距城市较近的地方。这样,我那位病人才能在她母亲的精心呵护下,在优越的医疗条件下继续存活下去。小孩子也有人照料。我才有条件常年在野外跑。这本书就是我从1964年到1981年18年间的工作总结。
到了地质队后,我的任务是编制全省的水文地质图。但是,我立刻就发现作为水文地质工作基础的第四纪地质问题有很多没有解决。所以我在野外工作中,在收集水文地质资料的同时,注意了第四纪地质的观察。头一年下来我就向全国第四纪会议提出了《松辽平原中部第四纪地质初步观察》一文。以后逐年扩大地域,增加新材料,使之日臻完善。
心直口快,是我的特点。好提问题,好思考问题又是一般知识份子的共性。我就吃了这方面不少的亏。初到队上,有的同志问我对松辽平原西部第四纪地层划分的看法,我就直接了当的说出了本书中的观点。但是,这种观点与权威的观点相左。于是马上就得到了一顶帽子“学院派”,小鞋也就穿上了。我反正是“虱多不痒”,大帽子戴多了,小帽子就不在乎了。
经过十年,编图工作基本完成。我写了三篇总结性的文章:《吉林省平原区地下水区域规律》,《水文地质编图问题》,《吉林省第四纪地质问题初步探讨》。其中第一篇是我和我的战友共同署名的。但不料,出来以后,我的第一作者的名字被删去了。百思不得其解,经朋友指点迷津,我才明白又触犯了权威敏感的神经。这样一份丰盛的成果怎么能叫我出这个名。其实侵犯了我的署名权还是小事,更大的阴谋是给我造成一个不搞水文地质光搞第四纪的舆论。到了评职称时“不务正业”就成为六大罪状的第一条,职称自然泡汤,第一班车没赶上,一误就是十年。“不务正业”这好像是个幽灵,是种瘟疫,具有传染性,无怪乎我离开东北一二十年之后,又有人在念这个紧箍咒。
文化大革命正在高潮之际,造反派也借机把政治空气带入学术讨论之中,借着人多,官高,势大,一股脑向我压来。其中之一,就是压我承认顾乡屯组属于全新世。会上我成了孤家寡人,孤军奋战,没有一个人帮我说一句话。所领导也为我捏了一把汗。但是我的《关于顾乡屯组》的发言一结束,就得到关内请来的几位专家的支持。会议才不得不接受我的观点,把顾乡屯组作为该区晚更新世的标准地层。这里顺便向当年支持我的薛祥煦等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
劳动是光荣的,伟大的,他一定能证明一个人是好是坏。我也不知怎的,一个对体育运动一丝不沾的文弱书生,居然能推上几百斤的石头,一天飞奔几十趟,扬起铁锹一天能挖十几立方米的沙子。结果,创造了两项纪录,被评为劳动模范。但后来觉得对一个编入另册的人叫“劳模”不合适。于是想出了一个名词“劳动能手”,才解决了我的问题。
然而我却怡然自得,借挖土的机会观察了岩石和各种地质现象。休息时坐在山顶上画地貌素描图。最后,在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写成了《鸭绿江上游工程地质概况》一文。
真是一个不知愁的人,偶尔还吟几句歪诗聊以自慰。
云峰电站跨鸭江,中朝合作力量强。
南岸日夜叮叮当,铁路伸展节节长;
北坡炮声轰轰响,敢教高山把路让。
协手并肩齐跃进,胜利成果共同享。
说起写诗,本不是我的特长,只是偶尔哼几句以叙情怀。但有一次却险些惹来大祸。那一年上白头山,随便在野外记录本后面写了一首打油诗:
白头奇峰万仞高,天池如镜朝天照。
温泉水暖凝脂去,精神抖擞放狂笑。
祖国河山多美好,秀丽景色任我瞧。
艰难险阻全忘掉,心怀硕果乐陶陶。
也就随便给同行者们读了一遍。不料回去后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开始。一位“积极分子”就偷着抄去,向领导打了小报告。领导以此作为“不务正业”的证据批评了我。又交给了造反派。我真担心不知道要领个甚么罪名。不料造反派并没找我的麻烦,我才幸免于难。
诗人,文学家写东西往往是有感而发。科学家难道能例外吗?有感于我对过去工作中涉及的问题有很多感受,也有许多疑问,希望与同行交流,希望给后人留点东西,引个路,指个地点,免得他们跑冤枉路。他们或者是验证了我的工作,或者是纠正了我的错误,我都会十分高兴。因为我的错误会引出新的,正确的结论,这也是我的贡献。我是一个不怕丑的人,只要认识到错误,就自己揭出来,加以改正。例如:哈尔滨黄山地层划分问题,冰川问题,冰缘问题等。
本书除前3篇为新写的外,其余大多是前多年写的,没有太正式发表的文章。人们会从中看出科学发展的轨迹,问题由争论到解决的过程,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例如:顾乡屯组的时代问题,大青沟组的时代和名称问题,黄土的成因问题,冰川问题,冰缘问题等。一些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的文章可以看作第四纪科学的应用,也附在后面。文章大部分都保持了原貌,少数作了一些修改。许多文章后边都有一个“编后语”。或者是指出错误,或者是说明了改正的意见。
为了给本书增光添彩,为了给读者增加更多的“美味”,我特邀了在松辽地区作出过突出贡献的张镇洪教授写篇总结性的文章。
张镇洪教授是我最佩服的学者之一。他的最大特点就是重视野外工作,而且练就了一对火眼金睛,化石一般都逃不出他的视线。几乎年年都有发现,发掘几乎是百发百中。在辽宁工作了12年就发现了10个地点。与此形成明显对照的是,不出野外,只拿别人挖出来的化石写文章的大学者,却犯了一些常识性的错误。
就是这样一个人才,后来却被禁止出野外,只让在家研究已有的化石。果然,不久别人就在他的发掘面下不深处,发现了一个人类头骨化石。而他自己却不得不转移阵地。这件事使我不禁感叹,忌贤妒能这种人类的劣根性什么时候才能杜绝,什么时候才能形成一种平等竞争的环境?才能让科学迅速发展。
1974年是一个转捩点我被调去专门从事第四纪研究。从此与第四纪结下了不解之缘,不再是“不务正业”了。领导也比较支持,因而能做一些很费钱的年代学工作,使该区的第四纪研究追赶全国第四纪研究发展的步伐,缩小了与全国的差距。
我知道这里面还有许多问题,我恨不得马上到那些地点,那些剖面去再看看,再做些工作,但条件不允许。我只有把这些留给后来人。但愿读者中有人能作这方面的工作,并把你们的意见和成果回馈给我,不胜感激!
我的家在黄河之滨。
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啊!我的第二故乡!
32年,
你哺育了我,
我献给了你。
那里有我的青春年华,我的拙壮成长;
那里有我的成功,我的挫折;
那里有我的幸福,我的忧伤。
那里有我洒遍了汗水的白山黑水,沟沟岔岔,
一个个地质剖面,不时地闪烁在我的梦萦。
啊!美丽的土地,我多么想再吻你一次,
我愿为你献出一切,我愿为你鞠躬尽瘁。
啊!第四纪,
我多情的恋人!
为了你,我看惯了白眼,
为了你,我坐冷板凳几十年,
我无怨无悔,
我宁愿永远孤守在这寒窗前。
首先要感谢的是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黄土与第四纪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和许多朋友们的慷慨资助。特别要感谢的是,有的朋友,我并没有向他提出,他却主动提供了资助。
也要感谢许多对我出书大力支持的朋友们,他们是:中国科技大学彭子成教授,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陈晓东高级工程师,西南交通大学程谦恭教授,甘肃建筑科学院高宇广高级工程师,《土工基础》编辑部朱长岐和郭见扬教授,吉林大学建设工程学院佴磊、王清、陈剑平、李广杰四位教授,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肖举乐教授,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孙千里、王旭龙和强小科博士。
自从去年《黄土学》(上篇)出版以后,许多朋友积极推销,踊跃认购。从而为本书和未来的《黄土学》(下篇)的出版打下基础。在此也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还要感谢的是与我密切合作给予提供资料等方面支持的同行朋友们,他们是:吉林省博物馆姜鹏教授,大庆油田高振义高级工程师,东北地质矿产研究所陈树汉高级工程师,大连市民用建筑设计院姜明富高级工程师,东北地理研究所曾建平和夏玉梅教授,原长春地质学院张庆云教授和已故的林泽蓉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吕金福教授和已故的高凤岐教授,黑龙江博物馆杨大山教授和魏正一教授,原辽宁省第一水文地质队顾尚勇高级工程师,原辽宁省第二水文地质队杨文才高级工程师,原黑龙江省第一水文地质队初本君高级工程师。
还要感谢在年代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的原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黎兴国教授、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裴静娴教授、北京大学陈铁梅、原思训教授,地质力学研究所浦庆余、钱方教授和已故的吴锡浩教授等。
在我完成本书时,还不能不想起与我曾经长期战斗在一起的战友们。他们是:原吉林省水文工程地质大队的张守信,张贵兴,益彤和已故的张楚贤同志,原吉林省地质研究所的王雨灼,王淑英,周亚杰同志。本书中的成果也凝聚了他们不少的辛勤劳动。我在此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敬意和感谢!
著名书法家陈振先生,赵继祥先生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张树聪高级工程师提供了帮助,王农,张春梅两位硕士为本书绘制了许多插图,长安大学卢玉东教授也提供了不少帮助,老同学谭周地教授给予了特别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孙建中
2006年7月30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