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红七军》（节选）

　　莫文骅

　　本文原载莫文骅着《回忆红七军》，广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3月出版。

　　作者：莫文骅（1910-2000年），广西南宁人，黄埔军校六期毕业，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参谋，红七军直属政治处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西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兼南宁市市长，中共广西省委副书记兼南宁市委书记、市长。1951年4月以后历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梅花血战

　　1931年1月26日清晨，我军在群众的热烈欢送声中浩浩荡荡地离开连州。因军部在连州筹足了4万现洋和补充了一批服装、药材、弹药，这时，不仅人人穿上了新衣服，而且给每人发了两个东毫，原来不成体统的样子也开始改观了。我们辎重队的现洋也有了，只是负担重了，除挑夫外，每人背50块大洋。

　　前头部队扺达龙坪附近时，遇上民团百多人，他们不是红军的对手，我军刚一开火，敌人就溃退，慌忙逃命。

　　由星子镇开来拦截的敌人，也闻风丧胆，逃之夭夭。当晚，我军又回到了星子镇，群众夹道欢迎我们。翌日晨，我军迎着万道霞光，向星子镇群众告别。老大爷、老大娘挎着一篮篮花生，提着一袋袋薯干，硬是一把一把地塞给子弟兵。战士们哪里肯要群众的东西，一再推托，实在推托不掉，只好把钱塞到老百姓的口袋里。部队出星子镇北上，经湖南宜章县的黄沙埠、径口等地，于2月1日扺达广东省乳源县梅花村。梅花村，位于湘粤边界一个约二三里见方的小盆地，周围群山环抱，峰峦重迭，地势险要。南昌起义后，朱德和陈毅同志曾率领部分起义队伍，在宜章举行了有名的湘南暴动，这一带有地下党和农民游击队活动。中共乐昌县委就设在距梅花村8公里的大坪村。进驻梅花村时，天空飘着雪花，地上结着薄冰。

　　村里的大部分群众，因摸不清我军的底细，纷纷逃到山里，只留下一些老人守门。军部设在梅花圩西北边的莲花坛古庙里。部队一住下，就立即忙开了：参谋人员到周围一带观察地形，测绘地图，拟定作战方案；政工人员迅速开展群众工作，宣传红军主张，瞭解群众情况；供给人员到处筹措粮款，安排战士生活；炊事班的同志为了不打扰群众，就在露天垒灶生火；战士们愉快地擦枪抹弹，缝洗衣服。群众看见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又听了红军的宣传，陆续回到村里来了。

　　有一个土匪头子，过去与李明瑞认识，李利用这层关系，打开了局面，军民关系逐渐亲密起来，有些群众热情地把战士接到家里安歇；有的主动送来柴草，帮红军烧水做饭。梅花街上有一位姓林的老汉，杀了家里一头大肥猪，热情地送给我军。我军按市价，付款给了老汉。有些红军战士见老百姓穿的衣服单薄，便脱下身上的衣服，送给群众御寒。群众很感动，纷纷奔走相告：“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

　　当天中午，中共乐昌县委负责人谷子元同志来到军部会见邓小平等同志，向军前委介绍党中央批判、纠正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情况。

　　这时，前委才知道部队转战数月来备受艰辛和损失，是由于“左”倾路线影响所造成的。前委讨论了部队下一步的行动问题，认为此地有地方党组织和农民游击队，群众基础较好，决定会同地方党组织，在梅花一带开展群众工作，建立以梅花为中心的粤北革命根据地。翌日上午，阳光灿烂，梅花岭下的围子村，人流如潮涌，军部在该村召开了军民大会，军部首长都出席了大会。会上，宣传我军的宗旨，并传达前委的决定。大家喜形于色，拥护前委在梅花建立根据地的决定。不料，会议刚开完，军部侦察人员报告：敌人约有一个团的兵力，从连州、星子镇尾追而来。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前委立即进行研究，认为以我军现有的兵力，利用梅花村的有利地形，消灭敌人一个团，是有把握的。于是，决定迎击敌人，打一场歼灭战。准备作战的命令下达后，各连纷纷进行战前动员和临战准备工作。指挥员火速布置阵地，配备部队，组织火力，选择出击路线；地方党组织也动员群众拥军支前，配合主力红军作战。

　　五十五团布置在军营下、石墩下和梅花街等地；五十八团在曹家坪、塘头下、桥头、石围一带防守。

　　近正午时，战斗首先在画眉岭五十五团前沿阵地打响。粤军先头部队控制了山口前面的一个制高点后，即以猛烈的炮火向我军射击，掩护其两侧后续部队展开。担任警戒的我军五十五团的一个连，在连长覃亮之、政治委员（当时连设政治委员）王天的指挥下，抢占了山口周围的山顶阵地，英勇地反击敌人。

　　战斗越来越激烈，枪声、炮声震撼着山山岭岭，浓密的烟雾在半空中飞扬。

　　我军顽强地扼守山口阵地，并以小分队反突击，一次次打击敌人的冲锋。

　　但是，敌人兵力越来越多，其后续部队不断涌来。这时，我军才发现情报有误：来犯之敌不是1个团，而是4个团，有粤军邓辉团、王守华团和湘军唐伯寅团、陈龙团，还有地方团队。敌人分成两路，一路沿径口尾随而来，从画眉岭往南打；一路从坪石来，经莲塘向东进犯，形成钳形合围态势。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我军指战员以一当十的英雄气概，奋不顾身地抗击敌人的疯狂进攻。

　　当敌人接近我五十五团前沿阵地只十来米时，王天同志便向战士们大声喊道：“同志们，拿出我们红军的英雄本色，上刺刀，把敌人捅下去！”随着该连政治委员和连长一呼，战士们端起刺刀，跃出工事，勇猛冲杀，不到10分钟，敌人丢下二三十具尸体抱头鼠窜。

　　随后，覃连长和王政委率队又击退了敌人两次进攻。

　　战斗中，覃连长不幸中弹牺牲。敌人屡攻不克，又调动了两个团的兵力，一齐向我五十五团的阵地压来，黑压压的一片，我军处境十分危急。五十五团阵地是整个战场的关键。

　　张云逸军长亲临火线瞭解情况后，立即命令军部特务连增援。李天佑连长率特务连赶来了，与五十五团的同志一起，向敌人冲杀过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输红了眼的敌人，仗其人多弹足，又分三路向我五十五团阵地发起猛烈攻击。特务连和五十五团的战士们，为节约子弹，等敌人靠近时，甩出一阵手榴弹后，端起明晃晃的刺刀，随着“抓人摊”（两广白话，肉搏之意）的口令声，便向敌猛扑过去。刺刀捅弯了，便用枪托与敌对打。枪托打飞了，徒手与敌搏斗。

　　正厮杀得白热化时，突然，敌阵地两侧枪声大作。原来，五十五团第一营营长章健率该营从左侧杀奔过来，五十八团第二营营长李显率部出击，从右侧插过来。敌人经不住这两股铁流的冲击，阵脚大乱，急忙后撤，但为时已晚，我军如高屋建瓴之势左右夹击，打得敌人焦头烂额，歼敌百多名。敌人正面攻击未遂，便重新组织兵力，掉转矛头，扑向我军左侧高地，妄图抢占山头，用炮火控制整个战场。

　　守左侧高地的章健营长，看到敌人猛扑过来，便挥动手枪高呼一声：“同志们，杀呀！”率领战士，迎着敌人的枪弹，以刺刀见红的大无畏精神，硬把敌人压了下去。

　　这是我军第五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敌人没有放弃对左侧高地的争夺，过了一会，又发动了对我军的第六次进攻。其人数比前几次更多，其掩护炮火更加猛烈。待敌人冲到山腰时，章健营长身先士卒，率战士们以反冲锋迎击敌人的进攻。不料，他刚跃出几步，“轰”的一声，一颗手榴弹在他身边爆炸了，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战士们见营长牺牲，个个红了眼，紧握钢枪，拼力冲杀，一鼓作气，打退敌人的进攻。与此同时，我军右翼的战斗也在激烈地进行。

　　邓小平政委和李明瑞总指挥亲自到五十八团阵地指挥。当邓政委和李总指挥命令李显营长率队转向敌人左侧发动攻击时，敌人也企图从左翼出奇制胜，于是发生遭遇战，双方都是进攻，都在争取主动，经过激战，敌人终被我军压下去。李显营长在肉搏战中负伤。战斗持续到下午3时整，敌人孤注一掷，把后援的两个团都用上了，分三路向我军发起集团冲锋，妄图击破我军左右策应、交错冲锋的战术。敌人来势汹汹，炮声、枪声、号声、喊杀声响成一片，烟雾弥漫，沙尘滚滚。

　　率队镇守在曹家坪后山高地的五十八团一营营长李谦见敌人扑来，急红了眼，他向李总指挥请命：率队反冲锋。李总指挥表示同意，幷亲自率队给予支援。以勇猛着称的李谦，总是在最危急的关头挺身而出。这次，他率领原担负掩护任务的该营战士，勇猛地向敌人发起反冲击，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子弹从他头上飞过，他全然不顾。激战了半天，我军子弹不多了，李谦就带领战士们捡回了一批手榴弹和子弹。他还动员大家修好工事，准备迎接下一次战斗。敌人在李谦营阵地前吃了亏，便集中炮火向该营坚守的高地射击。红军指战员隐蔽在工事里，李谦对大家说：“我们脚下这块高地，是梅花岭的咽喉地带，大家要准备好，敌人不到跟前不打枪，挤到脚下时才扔手榴弹，誓死守住阵地！”敌人用炮火轰了一阵，不见还击，以为我军阵地被轰垮了，便倾巢出动。

　　敌人黑压压一大群爬上来了，待敌人爬到阵地10多米时，李谦才下达命令：“轰手榴弹！”顷刻，一颗颗手榴弹在敌人头上开了花，一排排敌兵，像被炸开了的石头，顺着山坡滚了下去。敌人连续七次进攻，都被我军压了下去。夜幕快要降临时，伤兽犹凶的敌人发起了第八次冲锋。当敌人冲到近前时，李谦亲自率领一个排的战士，手执钢刀，冲出工事，展开肉搏战。

　　战士们见李谦冲杀在前，更奋勇杀敌，又把敌人压了下去。李谦率战士们乘胜追击逃敌，当冲出松树林时，突然射来一声冷枪，把李谦打倒了，子弹穿过他的皮带，肠子从伤口流出来。机炮连连长李标跑过去扶住他，他把枪交给了李标，忍着伤痛，睁着彪圆的双眼，指着山下的敌人命令道：“不要管我，快冲下去消灭敌人！”喊声刚落，他全身一软，昏厥过去。战士们很快将李谦抬了下来。正在军部指挥所的邓小平政委和张云逸军长听到李谦负伤的消息，急忙来到李谦的担架旁，见李谦脸色苍白，呼吸微弱，嘴唇翕动了两下，又昏迷过去。

　　不久，他在转移路上，突然停止了呼吸。这位勇猛善战的红军指挥员，长眠在梅花岭的幽谷里。李谦和何莽是张军长非常信赖的红七军战将，他们牺牲后，张军长不禁落了泪。天黑以后，敌人暂停进攻。军前委认为不能再恋战下去，更不能在此立足开展工作，为保存有生力量，决定放弃原来计划，撤离梅花村，向乐昌河挺进。（梅花岭一战，四个营长阵亡两个）

　　我军在当地农民游击队配合下，撤出最后一个阵地——大岭下王家。游击队支队长杨高林奉命把一面红旗插在阵地上，两侧的敌人以为红军还固守阵地，拼命向阵地发射炮弹，打了大半夜，才知道中了我军的空城计。

　　梅花血战，是我军北上以来最悲壮、最惊心动魄的一战。是役共歼灭敌人1000余人，我军也伤亡700多人，干部伤亡约占干部总数的三分之二。李谦营长（原师长）、章健营长（原团长）等光荣牺牲了；团长龚鹤村（原军参谋长）、营长李显、袁也烈、王展等同志负了伤。部队损失严重！当时我们做军需工作的同志，除了筹措给养外，主要是协助军部收容所做好处理伤员和烈士工作。因该所包括担架排在内只有三四十人，忙不过来，我们便与政工人员一起，帮助他们抬担架，安置、转移重伤员到附近老百姓家里医治。对牺牲的烈士，只能草草掩埋，连个墓碑也没有，真是：“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血染梅花花更红，红七军指战员的鲜血染红了梅花村的山山岭岭。


　　抢渡武江河（节选）

　　我军撤离梅花村后，连夜向武江河畔的杨溪口急进，拟渡过武江河后，奔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途中，漫天雪花，道路泥泞，加上部队与敌恶战大半天，水米未进，大家饥饿、疲劳不堪，但后有追兵，我们连停脚的机会都没有。

　　撤至大坪村时，已是夜里10点多钟。部队在大坪村稍事休息，匆匆吃了饭，又立即出发了。从大坪至杨溪口要走50多公里崎岖山道。为了甩掉尾追之敌，大家不顾疲劳，日夜兼程，穿山越岭，于2月5日晨，扺达武江河边的杨溪渡口。武江，发源于湖南的临武，经宜章把乐昌县分为东西两面，因它流经乐昌的缘故，人们又把它称为乐昌河。我们来到江边，只见江水滔滔，白浪翻滚，犹如一头咆哮的猛兽，向韶关方向奔涌。河水又深又急，徒涉是不可能的。唯一能够利用的渡河工具，只有那搁在浅滩上的两只小船。邓小平和李明瑞同志站在高坡上观察地形，思考着渡河的手段。过一会几，他们走下坡来，找张军长等人进行了一番研究，决定由邓小平和李明瑞同志率领军部、五十五团以及五十八团一部首先从杨溪口渡河；张云逸同志率五十八团一部和军经理处、卫生队以及全军伙食担子殿后。

　　渡河开始，由船夫帮助撑船。因船身狭小，两只船一次只能坐三四十人，而往返一次需要几十分钟。后面的辎重马匹和轻伤病员陆续赶到，岸上挤满了等待渡河的人群和辎重马匹。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渡河的速度很慢，真是急人！若不尽快过河，一旦被敌人发现，我军便处于背水作战的险境，人们屏息不安地观察着四周的动静。至下午3时多，才渡过了军部、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的部分同志。为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过河部队立即控制了河边的滩头阵地。

　　夕阳将要下山了，张云逸军长率领的军直属队特务连（即警卫连）、经理处、卫生队、休养连和五十八团的两个步兵连共五六百人尚未过河，我也在其中。

　　这时，河那边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紧接着，飞过来几颗炮弹，有几位同志被炸伤。特务连政委吴西被一块迫击炮弹片穿进了右大腿，负了伤。

　　医务人员包扎后，经理处长叶季壮让我给他一些大洋，又给当地农民一些钱，把吴西同志安置在地方了。渡河的小船返回来了，带来了邓政委、李总指挥的指示：大批广东军阀部队从韶关乘汽车来了，乐昌的守敌亦向杨溪附近的长来圩扑来。双方已展开激烈的战斗。过河的部队正在观音山高地一带咬住敌人，掩护部队渡河，未过河的部队要抓紧时间迅速渡河。真是刚离战场，又入火网。敌人的炮火封锁了江心，敌人的炮弹落在河面上升起根根水柱。

　　小船在炮弹溅起的浪花中摇晃，速度更慢了。等待渡河的同志，都焦急地注视着河里拼力摆渡的小船。小船利用战士鲜血换得的宝贵时间，冒着炮火不停地在河面上来往抢渡。太阳下山时，枪声、炮声再度急剧起来。

　　原来敌人又增加了兵力，分三路向我过河部队展开猛烈攻击。“隆隆”的炮声震耳欲聋，我们还隐隐约约地听到对岸战士们的冲杀声。张军长在岸边，组织部队抢渡。小船每次回来，他都要和船夫交谈几句，询问那边的战况。不久，对岸我军的机枪声停止了，跟着，敌人的炮火也停止了，河对岸出现死一般的沉寂，令人焦虑不安。人们隔河相望，想看出个究竟，可除了团团硝烟之外，什么也看不见。难道过河部队撤走了吗？大家正在猜测、担心时，我们的机关枪又“嗒嗒嗒”地吼叫起来，大家的心里都很明白：这种情况说明阻击部队的弹药不多了。枪声忽起忽落，忽紧忽疏，一直打到黄昏，形势对我军越来越不利。两只小船载满了五十八团的一批战士驶到河心时，对岸射来一阵密集的重机枪子弹。小船转了个弯，被挡了回来。张军长用望远镜一望，看见黑压压的敌人已经占领了对岸阵地，并正在朝我们这边架炮！因敌人不断追来，在敌众我寡情况下，邓政委和李总指挥被迫率过河的部队突围，夺路向仁化和江西崇义方向急进。我们的部队被敌人截断了，继续渡河已不可能，怎么办？留在河边的几百人，除特务连等几个连是战斗部队外，其余都是非战斗人员，病的病，伤的伤，连枪都不全，人们焦急不安，谁也拿不定主意。

　　大家正茫然不知所措时，人群中有人喊道：“军长来了！”大家回头望去，只见张军长骑着高头黑马迎面驰来。原来，他看到对岸敌人封锁了渡口，骑马到附近探索渡河路径，而下游的长来圩渡口，也已被敌人占领，又立即折回来。

　　张军长飞身跳下战马，同经理处长叶季壮、五十八团的黄子荣等同志商量了一阵后，站在一个高地上对大家说：“同志们，敌人已封锁了渡口，正在架炮对着我们，现在已过不了河，我命令：立即从原路后退！”后退以后怎么办？军长没有说。

　　他接着说：“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我们红军战士的前进道路！我们一定能渡过武江河，一定能够汇合朱毛红军！”

　　军长讲话坚定有力，神情自若，大家忐忑不安的心情也慢慢平静下来。

　　在张军长的带领下，战士们拖着疲惫的身体，摸黑向后撤退了。队伍沿着原路，一口气走到王坪村时，已是晚上9时多。前面是大瑶山区，一位瑶胞带路，使我们顺利通过瑶山哨口。到达大洞村时，队伍才停下来宿营。连日来行军作战，战士们疲劳至极，虽然严冬寒夜，但大家随便找个地方，倒头便睡。而在一片鼾声中，一些共产党员和干部，却自动拿起枪，在村边山坡上放哨巡逻，并迎接陆续赶上来的掉队人员。翌日晨，张军长传令集合部队，大家纷纷从山坡上、房屋里向村里的晒谷场走来。有的握着枪，有的赤手空拳，有的拿着扁担，有的拄拐棍，有的牵着牲口扶着伤病员，各式各样，只是拿枪的人太少了。人员到齐了，张军长站在高处，对大家讲话：“同志们，我们中国工农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目前，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战胜敌人克服困难，去找中央红军；另一条路是被敌人消灭，当国民党军阀的阶下囚，大家看走哪条路好？”

　　“找中央红军去！”几百人齐声应道。“对！战胜敌人，找中央红军，是我们的唯一出路！现在前有阻敌，后有追兵，我们这几个战斗连队，对付不了敌人，怎么办？”张军长提出了他思考的扩编战斗部队问题。一听说扩编战斗部队，人们的情绪沸腾起来，炊事员、饲养员、卫生员等后勤人员都纷纷要求拿枪参加战斗。张军长拳头一挥，斩钉截铁地说：“为了加强部队战斗力，轻装前进，所有非战斗人员，都要尽可能武装起来，拿起武器，继续前进！”随后，大家立即分头整理行装，把笨重的辎重和伙食担子、箩筐、扁担等东西丢掉，拿起烈士遗下的枪支，部队重新组编为六个连，仍用五十八团番号，团长为黄子荣。因团的辎重队撤销，我要求到连队去，张军长分配我到第四连担任连政治委员兼党支部书记。连长是曹振亚，湖北人，参加过北伐，作战有经验。我过去没有直接指挥部队打仗，现在，临危受命更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

　　部队组编后，几百人都武装起来，战士们斗志昂扬，顶着凛冽的寒风向湖南方向挺进。部队经过一天多急行军，在地方党组织帮助下，绕过乐昌县城，于2月7日上午10时左右，来到武江上游的坪石渡口。

　　这里的河面不宽，但两岸陡峭，怎么过河呢？大家正议论着，恰见有两条大木船顺水而下，这可把大家乐坏了！纷纷喊道：“船上大哥，我们是工农红军，请麻烦摆渡我们过去！”

　　船缓缓靠到了岸边，两个年过半百的老汉跳上岸来，很亲切地请我们上船。原来，这一带群众基础较好，湘南暴动时留下了不少党团员和革命者在工作，据说其中一只船是地下党特地从罗家渡派来帮助我们的。在船工老大的热心帮助下，两只船迅速地往来摆渡，仅用两个多小时，到中午时分，我们全部渡过了武江。经理处的同志掏出几十块大洋送给船工老汉，表示感谢。

　　两位船工老汉连连摇手拒絶说：“同志，自己人不必这么客气，祝你们胜利！”两位老汉迅速撑船离开渡口。

　　我们登上河边的山顶，回头望着波浪滔滔的河水，老人的船已顺水远去。

　　我们冲破广东军阀的重重封锁，胜利渡过武江河后，由乐昌地下党派来的两位老乡带路，冒雪经乐昌的黄圃、塘村向湘南挺进。

　　

　　黑夜星光

　　莫瑞福

　　本文原载《必背瑶寨》，中共乳源瑶族自治县必背镇委、必背镇人民政府2003年8月编印。

　　作者：莫瑞福，乳源瑶族自治县政协原主席，广东省戏剧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

　　一

　　1930年秋，邓小平政委和张云逸军长率红七军在广西的东征途中毅然抛弃李立三先攻夺城市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决定“打到江西去，汇合朱毛红军”。1931年2月初，部队在奔赴江西途经当时乳源的辖境梅花圩时，受到国民党当地守军和邓辉旅的追堵。两军在梅花圩附近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敌死伤千余人。给敌重创后，红七军撤出梅花圩，由当时湘南特委宣传部长谷子元和乐昌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杨高林派人引路，继续前往江西。行扺大坪时，军部决定把连日来战斗负伤和患病的400多名伤病员留下来养伤治病，并由杨高林同志写一封信介绍他们到大桥的铁龙头村找到张金泮帮助隐蔽养伤。其余部队由必背半岗岭瑶村的瑶胞邓安德带路，绕大瑶山，经湖洞——大洞——前溪，于2月5日上午到达乐昌长耒与杨溪之间的曲合渡口，抢渡武江。

　　至下午3时多，邓政委率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的大部分战斗人员过得江时，乐昌敌人一骑兵营赶到。接着，大批粤敌从韶关乘汽车赶来，夹击我军滩头阵地，还用强大的炮火组成火力网封锁了渡口，把一河两岸的红七军隔断了。两岸传递信息后，邓政委率已过河的部队突围成功，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经仁化县奔向江西。未能过江的张军长率六七百人，仍由邓安德带路，一口气后撤三四十里，至晚上9时多，到达邓安德所在的瑶村——半岗岭村，停了下来，就地宿营。

　　部队到达半岗岭时，村人不知又来了一支什么军，大都拿来刀剑、耙头、鸟枪等武器上了山顶，只待来人进村抢东西，牛角一响，就要下来抗争。

　　是夜，寒风凛冽，大雪纷飞，山里积雪尺余。部队没有进村，只在雪山间，冰涧旁，雪树下，冰田上背靠背坐着。村中家家门前有狂吠的猎犬，屋墙边靠着干柴，屋檐下吊有玉米苞；村周围有茅寮，寮内有乾草，部分还关有鸡、猪、牛；大路边的窑窖里堆放着番薯、芋头；石坑石圳有“口衣呀——口衣呀——”响着的水碓，碓里有糠有米。而这些饥寒交迫、疲惫不堪的官兵们却是视而不见，毫不动心，靠背片刻后，只在雪山上寻找湿草湿柴来生火烤衣，煮野菜稀饭充饥，取暖熬夜。山顶上的瑶族同胞看到这种情景，慢慢放下了手中的武器，奇怪地看着他们。

　　翌晨4时左右，张军长传令部队集合，发布命令：“绕道过河，直奔江西”。接着再由邓安德带路，张军长率部开往横溪下湾村。一路上，邓安德为避免瑶胞发生误会，高喊着“红棒变，三点坏，喔则红棒”（即红军好，白军坏，他们是红军）。至此，四岭山头的瑶胞才知道：“他们是红军，红军是好兵”。

　　部队离开半岗岭村，走了20多里路，于早上7时多到达横溪龙沟岭，进入下湾村和溪头村。张军长鉴于部队的实际情况，决定在这两个汉族村里休整两天。在这期间，红军买卖公平，损坏东西赔偿，善待群众，深入宣传革命道理，让当地百姓看到了未来的光明。

　　第三天早上，在下湾村农民余斌山的向导下，张军长率部去湖洞。与此同时，在铁龙头村的400多名伤病员除留下40多位不能走动的重伤病员和一名青年军医外，其余300多人又都由邓安德带路去湖洞，跟上张军长的大部队，由湖南边界，经大坪到坪石罗家渡的老爷庙渡口渡过武江河，前往江西去了。邓安德则从湖洞先返回铁龙头一带，协助照顾那40多位重伤病员。

　　二

　　留在铁龙头的重伤病员和那位青年军医，在张金泮和当地民众的掩护帮助下，到离铁龙头村六七里的曲潭山坳搭一茅棚，安排35名住茅棚，另9名分别住铁龙头村和到角村隐蔽养伤。邓安德和南坑村瑶胞赵志田，到角村民张顺等也经常送物资、信息到曲潭山坳来。周围没有敌情时，痊愈伤病员也以砍柴卖、帮工、挖山薯等活计维生。

　　两个多月后，这批伤病员除一名姓唐的连长和一名战士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效牺牲，葬于曲潭山上；李标连长的通讯员——苏某，当时才10多岁，伤口未愈，由张顺后来到罗家渡参加游击队时，带到梅花圩给一个寡妇当儿子；以及还有三位尚未治愈的重伤病员仍留曲潭外，其余人员均相继治愈，在邓安德、赵志田和张顺等的安排向导下，先后分三批化妆成瑶胞，到仁化，转往江西去寻找大部队了。不幸的是，邓安德送完最后一批归队战士回来，当年冬天，就被国民党乐昌县王坪乡公所派便衣趁其参加一次“度身”活动时捉到乐昌去杀害了。

　　三

　　仍留曲潭的三名重伤病员是：黄恩祥（化名黄老五，人称共产老黄），原红七军五十八军团三营五连连长，广西东兰县人，壮族，右腿负重伤；黄世尤（化名黄老三，黄恩祥侄子），原红七军五十八团二营四连通讯员，枪伤加伤寒病；陈日生（化名黄老四），原红七军五十八团一营三连战士，广西巴马县人，壮族，腿部负伤，后又跌跤伤及大脑。他们留治曲潭数天后，获悉敌人又将大举搜山，为着减少当地人民的负担和风险，即转移至必背瑶山。

　　他们首先来到半岗岭村，不巧，邓安德（时未遇难）外出未回。幸得数月前张军长率部在这度夜时留下了红军是瑶民未来救星的好印象，使得瑶民得知他们是红七军的伤病员时，立刻把他们隐蔽起来，一家一把米，几条番薯，数粒盐巴送给他们，有懂得点跌打刀伤或药物的老者还常常采药给他们，为他们疗伤治病。自然，他们也在伤病慢慢好转的时候，上山采些野菜、挖点山薯来填补生活，以减轻百姓负担。同时还编织些竹帽、箩筐、粪箕等送给瑶胞。正当他们的伤病快要好转时，邓安德被杀害了。这对他们日后的去向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再者，半岗岭被敌注意，也迫使他们不得不再一次拖着尚未痊愈的身体向必背深山瑶区转移。

　　1932年初，他们在离开半岗岭走向深山瑶区途中，被王茶大圳口瑶民邓天位搀扶回大圳口瑶村，村民们早听半岗岭瑶民说过红七军的事迹，一见他们就都纷纷捐衣赠食，并安排他们在一偏僻处住下。与半岗岭的瑶民一样，大圳口的瑶民同样关照他们的生活，用草药医治他们的伤病。当然他们也一如既往，千方百计谋生，不断给瑶民编织竹制品。经瑶民们几个月的悉心护理，他们的伤病终于痊愈了。

　　痊愈后，共产老黄的右腿残废了，陈日生的大脑留下了后遗症，只有黄世尤的身体康复了。面对三人中有二人不宜外出，余下一人也应照顾战友的实际情况，他们决定仍留住大圳口。于是，他们生活在大圳口的瑶民中间：学讲瑶语，奉行瑶家传统礼节；穿着瑶族服装，扣戴瑶家装饰；居住瑶式茅寮，眠睡瑶人平常床铺，尊重瑶家民情风俗。日间，耕种瑶民给的山岭，帮助缺劳力人家刀耕火种，伐木锯板。夜里，或在不宜耕种的白天，他们或在居所寮中，或在瑶民家里，蔑匠、木匠、铁匠诸活。家主需要竹织品，他们即为竹蔑匠；需要木制品，他们即为“当代鲁班”；需要刀、镰、锄刮，他们即为铁工。一边干活，还一边对围观的瑶家男女老少讲红七军在广西右江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共耕”的故事，并多次讲演邓政委的“铜板术”——即邓政委取一铜板在大脑门处摩擦，摩摩摩，擦擦擦，忽然不见了，士兵们正惊讶时，邓政委忽然从脑后取出铜板。众人惊喜道：“邓政委去无影，来无踪，虎豹豺狼无处逃了。”就这样，他们深藏瑶山，生活在瑶民群众中。神不知，鬼不觉，不到一年功夫，便交了不少朋友，做了不少有益于瑶民的事，还树立了比瑶胞更瑶胞的形象。他们对内对外都说自己是大圳口的瑶胞，而大圳口的瑶胞也承认他们是大圳口的人。这时，共产老黄和陈日生虽觉自身不便，仍不宜外出，但知已有了久居于此的基本条件，还有了生活和谋生能力，便提出了他们仍留此地，黄世尤外出活动的设想。黄世尤早有在更大范围交友做事，寻找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的愿望，闻声即合。此后，他们便以大圳口为集合点，分分合合，开始了新的一页。

　　先说留住大圳口的共产老黄和陈日生，他们在大圳口一住就是10年，至1943年才迁至必背，在深山瑶区南来北往、东去西回都相对集中的路岭脚长住。他们在这两处居住期间，续以耕山维生，竹、木、铁三匠，后加酿酒、做豆腐卖等活儿来为民做好事。据大圳口村邓天位、必背口盘兴发和大岭村邓安顺等人说，除此之外，他们留给瑶民很深印象的还有几点：一是共产老黄很会讲，他讲打土豪、分田地、搞共耕，穷人与地主老财和官兵匪斗智斗勇等斗争的故事，讲到百姓们心痒痒，摩拳又擦掌。二是有些没得吃的人，特别是孩子，到他们家听故事时，他们常常在灶炉里煨番薯、芋头、玉米苞给这些人吃；过路行人进到他们家，见什么可吃什么，无需问津。有些无家可归的孩子，或是父母外出未回无人照顾的孩子，不仅常在他们那里吃，还时不时在他们那里宿夜，让这些人中有些几乎是无法生存的人活了下来。三是他们不断带领附近瑶村劳力单薄的人家“共耕”，直到解放，对这些人的生存起了很大作用。笔者1978年访问邓安顺时，他说：“好彩共产老黄跟我们‘共耕’，如果唔系，我怕是见不到你们了。”四是他们常常接济百姓，而自己的衣食住行却都是很艰苦的。人们到他俩家时，常见他们吃黄狗头和苦斋（当地土话的两种野菜）粥。五是他们酿酒、做豆腐和造竹木铁器卖时，除廉价外，还可以用烂铁、山货去换，穷苦人还可以赊数，赊后也不追还，解决了不少穷人家的生活和耕作难题，也使得有更多人常来常往，听共产老黄讲故事。六是解放前几年，共产老黄被乐昌王坪乡公所逮去拷问数月，受尽酷刑，始终未暴露身份，更没殃及瑶胞。直至周围瑶村群众联名作保，捐款赎出他来时，仍见他满身伤痕。七是传唱“雷公一响，天火一烧，天下太平。富人莫喜，穷人莫忧”这首儿歌，使瑶家许多人唱后，增强了生活信心，在黑闇的旧社会里看到了一线光明，盼望共产党早日到来。

　　再说黄世尤，自1932年冬取得“大圳口瑶胞资格”后，于1933年初开始向外活动。桂头圩日，他常常背些原材、木板去卖给一间木制品铺，时而还帮那铺做些小工，短工。日子久了，慢慢赚得几件木匠工具。得到这“云游”各地的方便之处后，他又转学另一行，就是依托小时候学来的本事，采挖中草药如车前草、青蛇子、金银花、金钥匙等到乐昌去卖给一些药材铺。交往多了，有些中医师和药铺老板见他勤快、聪明，又只赚饭吃，不要工钱，也乐意留他帮手晒、凉、切、磨药材，以及伺候来看病买药的人们。借此机会，他学得了一些医治跌打刀伤和一些小病的医术，还学会了种牛痘。原有耕作本领藏身，今得数技之长在手，他便背起一个内装几件木匠工具和一些中草药的木箱。先到仁化各地，后拐曲江山川，再转身北上乐昌梅花。一路上有需木匠的，他拿起斧凿赚食；有患小病求医者，他施展技能，赚些盘缠（路费）；若逢种牛痘季节，他在孩子们臂上认真剔几下，放些“痘苗”，预防天花，赚个下榻（宿夜）地方。如无上述需要，便找些大户人家，打几天短工驳食，觅条道路前行。他不管日出日落，斗转星移，只见村进村，户留宿户，按需留时日，潜心服务，尽力满足人民。如此往返数县之大部分地方，暗暗寻找地下党和游击队。可惜他人生地疏，无线无索，大海捞针数载，终未能如愿，迫使不得不改变计划，再以瑶山为主要生活区域，常往返瑶汉区之间，直到解放。虽说他此举未成，但他在这近20年期间，所到地方，却交了不少朋友，做了不少好事，留下了深深足迹。他的许多朋友能讲演他讲演的邓政委的“铜板术”和“共耕”奇事、聪明小伙与财主斗智、受压者与官匪打斗等等方面的故事。不少人家的竹织木制家具，乃至耕作的铁造农具都是他半卖半送的。许多人的病患都是他义务治好的。特别是1943年夏天，瑶山的仙公师爷趁有小孩感冒发烧，有出麻痘象征之机，大肆叫喊“劫年有大难”，要大家出钱请神消灾之际，他即挺身而出，日夜兼程，爬山涉水，跑遍瑶山大部分村寨，宣传药物治病种牛痘防天花的科学道理，说服了不少家长，为上百小孩种了牛痘，使他们在大闹天花病的年头和往后一生都躲过了致命的天花病。原必背磜面人氏盘才万同志捋起臂上种过牛痘的疤痕，回忆当年黄世尤与其种牛痘躲过天花大难的情景时，称之为“夜半星光”，黑闇社会里的大恩人。其余受过他大小恩惠的瑶民，自然把他们的事迹代代相传下来。1946年他入赘草田坪一穷人家后，仍继续他原来的作为，直到解放。

　　1953年，共产老黄病故。1962年，黄世尤和陈日生返回原籍，得到当地政府照顾。共产老黄的遗骨也被他俩同时带回原籍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