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目分类 出版社分类
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 >> 文章内容
广州首创的民办儿童福利教养院
1984年北京成立的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标志着我国随着经济生活以及社会发展的进步,已经将残疾人的社会教育与社会福利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之上了。这件事曾经在世界各国引发起强烈的反响,是情理中事。
但是,由于我国的物力财力仍有困难,再加上一些主观原因,中国残疾人当中弱智儿童的教养与福利问题,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更谈不上进行认真有效的填补空白的工作,众多有弱智儿童的家庭和父母为此焦心忧虑而成为沉重的负担。因此,及时及早,尽快尽好,救治那些无辜的孩子,对他们进行专门的教育、理疗、训练和培植,使之成为具有坚定人生信念,能够自食其力并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而不致成为社会的负担。这正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更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
有鉴如此,广州一批热心社会服务的有志青年,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伟大洪流中挺身而出,首创了广州民办儿童福利教养院,开始填补我国弱智儿童福利教养方面的空白,为国家分忧,为弱智儿童造福,充分展示了年青一代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中的重大作用。
广州首创的民办儿童福利教养院究竟是怎样搞起来的?她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或做法?笔者带着这些问题。于1985年5—6月间进行了多方面的社会调查。
一
广州市关于弱智儿童的基本情况,资料十分缺乏,因为从未有过对此进行专门的社会调查和作出具体详尽的统计。我们只好以本市越秀区泰康街作为初步的抽样调查。调查对象是居住在这条街道内4—15岁的弱智儿童。调查结果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问题:
(一)弱智儿童数
泰康街是市内一条比较繁华的街道,社会环境以及各种物质文化生活条件,都处于本市中上水平,选择它为抽样调查的地段,对本市具有代表性。
(二)弱智儿童的弱智程度
我们曾经偕同几位热心的医务人员,对泰康街弱智儿童逐一做了初步检查,主要方法是采用《韦克斯勒儿童智能量表》(简称WISC)进行一般的智能测验。
广州市全市弱智儿童的弱智程度比例,估计也与上述数字相差不远。这个情况说明:一、轻、中度者占了絶大多数,若及早专门教治,可望取得大面积效果;不然,问题会变得愈加严重。二、重度以上者虽然比例不高,但全市加起来人数就多了,若不引起高度重视,严重性尤为明显。
(三)有人认为,对弱智儿童进行专门的教养与治疗是白费心机的。这个观点不对
近几十年来,由于临床医学、遗传生化、神经生理、行为发展等科学的发展,通过预防诊断、治疗和教育训练,使智力落后之人数逐渐下降,这在世界上是不乏先例的。其中关于后天早期剥夺而形成智力落后的儿童的教治问题,心理学界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就作过许多研究,证明轻度智力落后是可以经过教治转好的。心理学家Skeel曾对两组儿童进行过对比研究:第一实验组13个年龄为19个月、平均智商为63.4的儿童,在改变了原来落后的孤儿院环境、进入一个更加多变、富于刺激,而且是一个为社交和情绪发展提供丰富机会的、为心理落后儿童而开办的慈善机构之后,其中大多数儿童由于有成人的护理,便形成了一个热情的、一对一的、成人——儿童的关系正常的小集体。第二个组的12个儿童平均智商为86.7,他们仍留在一个30年代落后的孤儿院中,那里工作人员很少,社会关心不足,玩具、游戏不多,床单罩着的摇床限制了视觉的探究机会。这两个实验组经过一年半之后再测查的结果是:第一实验组儿童平均智商为91.8,增长28.5;第二个实验组的儿童智商为60.5,减少26.2。这一对比研究表明:轻度弱智儿童在一定的教治条件下是可以减轻或消除其病状的。
(四)当然,科学的教治之能使弱智儿童转好,又是同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相关联的
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对弱智者是否关心、重视并进而救治工作,这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文明程度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
例如,澳大利亚对智力落后者是非常重视的。他们的法律规定:在大学、中学、小学都要设立专职心理学工作者,负责处理学生中一些发展、学习、行为等方面的困难问题,并分区设立特殊教育中心。这些中心的设备相当现代化,其中有大型儿童活动观察室、游戏室、附有电视监视系统,电子计算机控制的实验设备等。这些中心任务之一就是对智力发展方面、行为方面和学习方面有问题的婴儿、学前儿童或学龄儿童进行训练,使其能通过训练回到正常的班中去学习。
但是相比之下,我国在这个方面是落后了。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这样一个专门为弱智儿童而开设的教治机构,更谈不上这种机构的现代化了。因此,泰康街有关家长一致呼吁政府以及社会各界,都来想方设法,逐步解决弱智儿童的专门教养与福利问题。在调查中接触到的那些家长,无不曾为自己的骨肉四出求医、求托、求学等等花去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都苦于找不到一间专门为弱智儿童而开设的教养机构或治疗机构。我们认为,这些家长的呼吁絶对不是过分要求。目前政府有困难,我们都能谅解。但是,“政府一时还办不了的事,可否交给民间来办?”“民办公助,不也是一条可行的路子么?”这些家长的意见及建议也是对的。群众有这种迫切需要,力量又存在于群众之中,这就是广州首创民办儿童福利教养院成功的重要原因。
二
广州民办儿童福利教养院究竟是怎样搞起来的?
(一)社会主义的任何事业,都需要有一批有志之士去开创。在民办社会福利事业方面,我们广州就是有那么一批热血青年,首先倡议发起和创立了这个儿童福利教养院。
告诉我们: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小人物,而且3/4是女的;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解放牌”,思想活跃,包袱不多,有一股改革创新的闯劲。我们在调查过程中,特别注意了他们创院的动机和目的,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认为该项社会福利事业是人道主义事业,要急国家之所急,急群众之所急,为这一事业作出努力是很有意义的。
2.认为我国这一事业还很落后,国内尚无民办的,先在广州办起来,有典型示范的作用。
3.认为广州目前创办这一事业,具备了许多有利的主客观条件,而关键的问题是要有人开个头,闯出一条可行的路子来。
4.认为1985年是国际青年节,作为中国青年,每人都应做点切实的事情度过这一有意义的一年,同时也是对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一个实际响应。
人类历史上的许多事情,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做出来的。出于以上动机与目的,这4位青年人便自觉自愿地联合起来,于1985年元旦正式向广州市人民政府、市民政局、市教育局和市卫生局提交了筹办广州民办儿童福利教养院的申请报告。但是,主管这方面工作的个别领导同志由于对这一刚刚出现的新生事物还不甚理解,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一时没有给予热情支持,甚至于对这几位青年人产生怀疑态度,认为他们不安心本职工作,有意给政府出难题,所以派人对他们的来历、表现都作了调查。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给几位青年人造成很大压力。然而,这些青年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也相信市政府主管这一工作的个别同志是会在瞭解他们以及这一事业的基础上,逐步改变态度,而给予及时支持的。弥后的许多事实也逐步证明,他们这一谅解和等待的做法,也终于得到了主管同志的逐步谅解和支持。这也说明瞭一个道理: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过程中,对于一些新生事物的认识本身有个由浅入深的过程,领导者难免有时认识会落后于群众,一旦发现了这一点而产生认识上的矛盾之后,只要双方采取正确对待的态度,不一致的认识是可以变成一致的。
在开始,市政府絶大多数同志的看法是十分明确的。他们认为:这事在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是公办、民办或公办民助、民办公助混杂着搞的,何况我们是发展中的国家,更应该两条腿走路;实事求是,相信群众,是我们党强调的一贯精神,办这事也不能例外。正是在这种看法的鼓励下,4位发起者感到了巨大的力量,也感到上级领导的重视,因而更加坚定了他们办院的决心和克服各种困难的斗志。
4位发起者像大多数现代青年一样,是时效观念很强的人。他们意识到:耐心等待是必要的,但等待并不意味着引颈盼望,正义的事业不能只靠几个人包打天下,必须走出去接触各阶层人士,争取同情者和支持者。为此,他们毅然作出这样的决定:①号提出其单位准予停薪请长假来从事这一筹办工作的建议,被大家采纳了,而且在停薪之后,①号不能拒絶②、③、④号或者其他同志的“救济”。直到发文为止,①号都处于被“救济”之中。但是,要把筹创该院的进展情况在报上登个广告,却是要出大钱的。他们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不够数就只有向别人借款了。有些报纸出于对这一事业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也瞭解他们的困难处境而分文不收。本市许多青年朋友对这一新生事物大力支持的信件一封封,一叠叠,从许多单位和行业飞来。这种关心公益事业的热情是相当可贵的。在这些青年朋友中,有市个体劳动者协会主任,有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有市出租汽车公司,有医务工作者……这些人,都成了广州民办儿童福利教养院的积极筹办者。至此,这个筹办队伍不仅有干部、编辑、教师、医生,而且也有作家、个体劳动者等公开出面。
于是,人们一面继续造成社会舆论,一面又反复推敲办院的章程;他们把一切设想以及有关事宜,都一一及时地向申请部门呈报,以便争取上级机关瞭解情况,加速批准办院的日子。任何一件新生事物的出现,都会遭到许多非难。这时社会上也刮来一股冷风,什么“不务正业”啦,“爱出风头”啦,“捞取政治资本”啦,等等,帽子一大堆。但据笔者考察,这些公而忘私的热血青年,是很有一番肚量的。他们说:“我们没有时间同这些人谈短论长。”很好!要做成一件有意义的事业,就需要这样。所以我们调查的结论是: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格,接受由謡言所编织的那些莫须有桂冠。
(二)社会主义的任何事业,不仅要有一批有志之士去开创,而且必须有社会各界的支持。广州首创儿童福利教养院的过程,也充分说明瞭社会各界支持的极端重要性
第一,他们得到了上层人士的大力支持。一位副市长在听取了汇报之后,便立即在申请筹办的报告上写道:“我支持”。3月中旬,150多名市人大代表带头为筹办儿童福利教养院进行募捐,他们中有孙乐宜、孔庆余、林道平、何静宜、释新成长老……在弱智儿童游园会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安良,市政协副主席饶卫华、李维纲,以及政协各民主党派负责人,都亲自为筹办中的儿童福利教养院赠送礼物。80高龄的著名教育家廖奉灵女士,抱病在家接见了主要发起者。她说:“我很感激你们有志以此作为事业。”中山医科大学卓大宏教授不仅写信支持他们,而且送来一批医书,幷亲自指导弱智儿童的验测工作。该大学儿科专家温存智等人,还特别为弱智儿童进行检查和提供医疗谘询服务。第一军医大倪大钧主任为首的科研小组,专为发起者提供了200多名病孩的情况及住址,并为办院方案提出了具体意见与建议。
第二,他们得到了群众的大力支持。1985年2月22日,本市220名弱智儿童家长,在发起者的协助下,自愿组成了广州残疾儿童家长委员会,并当即捐出款项360多元。市六榕寺云峰大和尚、新成当家师等15人,将个人积蓄共703元和该寺的400元,一并送到发起者手上,作为办院的经费。市二人民医院还专门为之义卖。市50多位书画金石名家也将自己的手笔捐赠,计有200多幅(件)精品。省、市总工会、市团委等几个单位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
第三,他们得到了新闻单位的大力支持。省电视台,省、市人民广播电台,《广州日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省《电视周报》,香港《大公报》、《文汇报》,乃至于新疆《生活导报》等,都对于这一新生事物作了报导。
第四,他们得到香港人士的大力支持。香港知名人士马文辉老先生亲自写来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件,热情鼓励他们好自为之。香港立法局议员、弱智人士服务协进会主席叶文庆女士等8位专家和社会工作者,专程自费回穗与办院者座谈,同时捐款、送书赞助办院。香港青年吴蓝涛、陆德泉先生获悉穗办此院的消息之后,便放弃在港工作,自费投入这一事业,自费为筹办之事奔走于港穗之间,热诚为之服务。其中吴蓝涛先生捐资数千元港币。香港明爱中心康复部部长黄绮湘小姐在捐资相助的同时,还向该中心负责人介绍了广州青年办院的情况。该中心负责人十分关心此事,便将此事郑重地列入他们工作日程的一部分,准备长期提供广州办院有关的器械设备和一应资料等实物援助,并定出协助培训师资的详尽计划,第一期计划为一年,已先后由黄绮湘小姐带领25人次的专家回穗指导。由于该中心的大力支持和帮助,黄绮湘小姐代表该中心被选为广州儿童福利教养院副理事长,该中心社会工作部秘书长陈秀娴女士也被聘为顾问。
第五,他们得到了国外知名人士的大力支持。例如,美国的热心者拉沃伊教授、艾伦教授和玛丽小姐,她们在广州看到广州首创民办儿童福利教养院的消息后,便自动来帮助该院的工作。她们说,能为中国儿童做点事,是她们师生最大的心愿。瑞士明爱中心还拿出14万元港币作为义捐,该中心肖惠姬女士也被聘为顾问。
由于有以上5个方面的热心支持,极大地加速了广州民办儿童福利教养院的筹办成功。整个过程,前后半年之久,广州民办儿童福利教养院终于在市工农教育办公室备案准予成立筹办机构了。为了表彰广州青年在这件事业上的开创精神,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全国特殊教育委员会“六一”前联合发来电报:祝广州弱智儿童愉快!祝广州为这些孩子操心的各位同志愉快!同时,他们还特地汇来了500元作为办院的活动经费。不久前,市民政局、市卫生局和市教育局也已分别承认了该院的合法地位,准予同时备案,并与市工农教育办联合一起,支持该院的筹办工作(该院也于1985年9月1日正式开学)。
三
前面已经简要地介绍了广州儿童福利教养院的创办经过。但是人们对她的性质、宗旨、组织、管理、师资、教学等等一系列的情况,还不是很清楚的。这就必须逐一加以瞭解了。只有瞭解了这些情况,才能进一步认识她的概貌,并从中得到启发与借鉴。
(一)关于性质和宗旨问题,该院认为
1.她是慈善性质的社会服务机构,开展的一切工作,均以推动社会福利工作、实行全面性社会福利救济服务为最终目的,体现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2.她对由于先天或后天因素造成弱智的儿童开展治疗、教育、训练相结合的工作,帮助弱智儿童发挥最高潜质、训练肌能、感知反应和生活自理能力,培养其对人生的信心。3.她争取政府以及呼吁社会各界对弱智儿童的治疗、教育、训练工作给予同情、重视以及实质性的援助。4.她坚决反对轻视、歧视、虐待、遗弃弱智儿童的行为,保障弱智儿童的权益,开展广泛深入的人道主义教育。5.她宣传推广优生优育知识,向社会提供谘询服务,为提高人口生产质量,减少和避免弱智儿童的产生而努力。
(二)关于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问题,该院认为
1.她根据自身性质特点向政府有关方面申报合法地位。2.她设立的理事会,是本院最高领导机构,各理事必须是出钱出力,热心社会福利事业,具有爱心的人士担任,任期一年,可连任。3.她的理事会内设理事长、副理事长、执行理事及荣誉理事,待条件成熟即设理事办公室,与院内行政工作分开。4.她的荣誉理事长席位专为对本院作出特别贡献的高级人士而设。5.她的理事会的主要工作是开展社会活动,筹集基金,对国内外的宣传、联络幷发动大规模募捐、资助、组织讲演讲学等,并制定本院各项规章制度。6.她的理事会实行全面民主,每半年召开会议一次(特殊情况例外),决议在2/3理事出席投票方为有效,以少数服从多数通过执行。理事长享有两票表决权。7.她的理事会下设院长一名,另设院长助理一名。院长必须由有资历的教育人士担任,全权负责院内一切工作,院长助理协助院长开展各项具体工作。8.她的院长任免在理事会,院长助理由院长选定报理事会批准。9.她的教职员工一律经过严格的专门培训,待有条件,教员必须接受高等、中等专业正规训练。全院实行岗位责任制,对工作优质优效者予以奬励。
(三)关于教学与规划等问题,该院也作了阐述
1.教育训练的总则是帮助学童发挥最高潜质,学习日常生活中所必须的文化,提高其自理、自立能力,适应家庭、社会环境。2.教学内容分为发展迟缓(边缘弱智)班与弱智班。前者使用正规课本从一年级教起,开设数学、体育、图画、音乐、游戏、语文等6科;后者参考香港同类机构教材,以生活常识为例,综合语文、数学、体育、图画、音乐和游戏施教。3. 1985年内招收4—12岁轻度弱智儿童80—100名,以全托为主。其中7—12岁4个班,每班12—16人;4—6岁2个班,每班12人;不能自理的学童暂作一个护理班。由此备配教员8人,保育员8人,医生1人,厨杂2人,与学童数之比为4:10。4.待有条件,要逐步开办招收中等弱智儿童的二院,招收深度弱智儿童的三院,并开办福利工厂,安排有一定劳动能力而又不能参加社会工作的弱智青年就业。5.为保证教学、管理质量,必须逐步引进、吸收香港与世界各地同类机构先进的东西,除了由香港专家回穗培训外,也计划选送部分骨干赴香港受训。6.至于经费,除政府、社会资助外,由入院学童家长每人出资500元,3年内还本不分利,日常开支来源靠业务与学费收入,主要用于场地租金、教职员工工资、各项津贴及办公用费等。7.对于募捐、赞助之款项,不得挪作奬金使用。定期由家长委员会查账并由公证处核实。8.争取教育部门提供部分带薪师资,从师资角度上体现民办公助,同时减轻该院部分经济负担。
(四)从广州首创民办儿童福利教养院这一新生事物中得到的启示是什么
这是我们进行这次社会调查过程中不断思考的问题:路,是人走出来的。广州民办儿童福利事业,就是依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依据广州的实际条件,开拓的一条民办之路。这条路,有其坚实的群众基础,有其广泛的社会支持,有其科学的精神,有其实干的风格,具有不可估量的生命活力,不仅对解决广州弱智儿童的社会教养与福利问题有着切实需要,也对全国这一事业起着示范作用,而且通过这条民办之路,不也可以在诸如此类的许多事业上,把生命的活力贯注进去吗?笔者获悉,由于受到几位青年人首创民办儿童福利教养院这一新生事物的深切启示,广州已有18个大单位联合发起筹资兴建残疾儿童康复中心的行动,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可以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民办社会福利事业的潮流将会波及神州大地而愈益显示出其美妙的青春,此其一。
创业是需要胆识与才干的,如果把它用在创办全民所有制之外有益于社会主义的事业上,同样是大有可为的。正如创办广州民办儿童福利教养院一样,其艰难奋斗的程度,甚至是创办一些全民所有制事业所不可比拟的,尤其需要有加倍的创业胆识与才干。唯其如此,这些创业者的胆识与才干就现得更加光彩夺目。此其二。
我们的许多事业该锦上添花就锦上添花,该雪中送炭就雪中送炭,这不言而喻。但是,热衷于锦上添花而不屑于雪中送炭者,在一些领导者中是时有所闻的。在这个事情上,看一看许多群众的行动,应该得到一点启发。据调查:到目前为止,已有近百名各行各业的人员写信或亲自上门要求到广州儿童福利教养院协助工作,还有一批省内外离休干部、医生、教师等,也主动提出要为该院做义务服务。这是何等感人的雪中送炭的精神。这一民办福利事业虽则开了头,但面临的各种实际困难还很不少,扶上马,还要送一程。这不仅是群众的事,更是有关领导的事。群众有雪中送炭的行动,政府部门更要有雪中送炭的行动,此其三。
说到底,对于民办的社会福利事业,要有一个正确对待的态度。在全国总工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与会者高度评价了广州首创民办儿童福利教养院的壮举,指出民办社会福利事业,是解决职工后顾之忧的一条可行途径,是解放了生产力,絶对不是什么不三不四的东西。也因此,我们郑重地向有关部门提议:应当及时地表彰广州儿童福利教养院的首创精神,表彰那些为开拓这一事业而不息奋斗的勇士,以便从精神和物质上,激励他们不断前进,此其四。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寄希望于开创这一事业的青年朋友,在这条初步辟出的道路上,应当不满足于一时的成功。因为这一成功仅仅是个开始,前面的路还长,还会有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艰辛,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考验在等待着。因此,是否把这一平凡而艰巨的事业作为自己终生奋斗的事业,是否把这一事业坚持到底而不半途而废,这确实是必须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和付诸长期实践的严肃问题,此其五。
最后我们呼吁:有关部门必须组织人力物力,对省、市弱智儿童以及其他残疾儿童的人数、现状以及成因等方面,进行有领导有计划的全面调查并作出综合教治规划,同时把科研工作抓起来,与优生优育问题结合起来,在考虑解决方案时,应将公办、民办、公办民助或民办公助等途径列入其中,以调动各方举办社会福利的积极因素。这些工作当然是大量、艰巨、长期的,但又是必须抓好的,应当成为领导机关议事日程上一件不可忽视的大事。
(这是作者在1985年5—6月间为筹备广东社会学学会所作的一项专题社会调研报告,也是国内最早关注民办儿童福利教养院的一项专题社会调研报告,呈报给广东省、广州市有关领导,发表于1985年第5期的《学术研究》,同年《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引起全国20多个省市有关单位的关注。文中指出,用人道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弱智儿童的教养问题,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必须有民间社会的力量来分解其难。广州一批热血青年参与这项工作,在国内则是一种创新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