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中国，是中国一个半世纪以来一个极为重大的历史性转变。在这重大的历史性转变中，我们社会学学者应该如何积极参与呢？我们谨提出香港回归给社会学研究带来的五个方面的新课题，祈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在社区支援方面

　　即如何既发挥香港的特殊作用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又共同奋斗，进一步提高香港的市场竞争能力，提高香港在国际社会特别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地位，使香港更加繁荣稳定的课题。

　　香港一直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香港社区又与广东社区相互毗邻，所以，香港同胞与中国内地公民在行为规范、生活方式及情感和心理上仍有很多共同之处。这些共同之处，决定了香港与内地长期以来一直有着社区支援的历史传统。改革开放以来，香港社区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空中心、旅游中心和信息中心，在为内地迅速传递国际市场的最新信息、拓展内地对外贸易、帮助内地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吸纳外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内地作为香港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主要的供应基地、产品销售市场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场所，也对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香港回归中国后，香港与内地不仅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进一步得到加强，而且将共处于一个统一的国家之内，双方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关系，将体现得比过去更为鲜明。如广东2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无疑会给香港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生机与活力；而香港若不能继续繁荣稳定，广东也将失去长期为自豪的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从而延缓其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所以，毫无疑问，香港回归后，香港与内地都应该进一步加大社区支援的力度。

　　然而，香港与中国内地的社区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诸方面毕竟因社会制度的不同而存在着种种差别。这些差别既是历史造成的，也是统一之后要面对的现实问题，需要在中国统一的大政策下面，开展有利于存异求同的许多工作。从两地的社会学工作者来说，当前重要的问题是必须加大社区支援力度的社会心理转变状态的研究。社会学学者，有责任向广大公民阐明内地与香港之间经济联系的深层依存关系，从而消除一些误解促进社区支援工作的发展。当然，在内地与香港之间社区支援的实际运作方面，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研究。如具体到广东与香港的社区支援问题，在经济上，如何进一步发挥香港的特殊作用，促进广东的现代化律设方面，广东就有必要以香港为龙头，使粤港澳地区形成特别的经济圈走上经济区域化、集团化、一体化的道路；而香港要增强竞争能力，也有必要把内地出口加工工业的优势和自身转口贸易的优势结合起来，有必要利用内地的高科技开发能力实现自身产品的更新换代，有必要和内地联手共同对付国际性的贸易保护主义，从而巩固自身在国际社会特别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地位。此外，内地与香港还要共同研究对国际社会可能出现的种种不利情况的应急措施。上述情况说明，从社区支援的问题上看，香港与内地都有必要加大力度。

　　二、在社会交流方面

　　即如何密切香港地区与广东等其它地区之间的社会联系，扩大文化、科技、教育和卫生等方面的交流及社会保障等社会工作方面交流的课题。

　　有人认为，香港之所以被称为“东方明珠”，主要是指经济的繁荣，特别在物质生活上，远远高出中国内地的平均水平，但在精神生活方面，则是“文化的沙漠”；而一部分香港同胞对内地文化则往往缺乏全面深刻的瞭解。这些情况表明，香港与内地加强社会联系，扩大社会交流，在香港回归后是十分必要的。也只有这样，社区之间才能消除彼此间的一些误解和偏见，并从对方社区文化的特色中获得真正有益的养份，从而加速自身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

　　在文化方面，内地文化具有浓厚的历史凝重感、政治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这是香港文化所欠缺的。而香港文化则轻松、活泼、愉快、灵活，色彩斑斓，贴近群众，这又是内地文化的薄弱环节。在科技方面，内地有着极大的优势。众所周知，内地的科学技术，在很多方面已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先进水平。北京的中关村、武汉的小洪山、广州的黄花岗，都是科学技术比较发达的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内地已经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并具有无限发展的态势。就香港而言，上述方面虽比不上内地，但在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加大投入进行经济技术开发、占有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吸纳高科技人才等方面，均有较大优势。所以，内地与香港互补，彼此在科技领域便可获得新的突破。在社会保障等社会工作方面，内地无论是社会救济、社会福利，还是社会保险、社会服务，都比较受重视，并取得了一定进展，而香港则已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社会福利、社会工作等方面有众多的民间团体机构且得到政府的资助（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将继续保持资助）。内地与香港扩大交流，既可增进社会工作者之间的友谊，也可使彼此的社会工作得到进一步完善。

　　三、在社会流动方面

　　即如何实现香港地区与中国其它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结构性流动合理化、科学化的问题。

　　西方社会学家在研究社会分层时，发现个人的职业和社会地位是不断变动的，有些人上升，有些人下降。他们把这种现象叫“社会流动”。香港回归后，由于香港经济文化生活水平与内地存在一定差异，也由于香港自身必须实行产业结构调整以实现新的发展，结构性流动和自由流动在香港和内地之间都可能出现膨胀性趋势。事实上，由于香港面积狭小，人口密度大，尽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流动有其合理性，我们仍然不得不对这些流动加以适当的控制，以使其走上合理化、科学化的轨道。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对香港的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进行了明确规定。这种规定，保障了港人在香港的居留权，也有利于保持香港居住、生活条件的相对稳定。只有将港人与中国其它地区的公民相区别，使居住香港变为港人唯一合法的权利，才能保证港不至于由于外部人士过分地流人而造成社会人口压力和社会动荡，也不会因此而损害港人的利益。

　　那么，除了限制中国其他地区的公民无节制地涌人香港外，在促进结构性流动和自由流动合理化、科学化方面，还应采取哪些措施呢？例如，在限制一般公民涌人香港的同时，要不要对中国其他地区有利于香港发展的高科技人才有条件地、适度地开放緑灯？香港回归后，香港公民移居其他地区，是否应该提倡和鼓励？香港公民到内地从事商业活动，是否应该加大扶持的力度，同时又在遵守当地的法律规章制度方面有更具体的规定？这些问题，都需要广大社会学学者参与认真的研究，为政府决策部门尽快提供可行性立法依据。   

　　四、在社会控制方面

　　即如何完善中国（包括香港）的政治法律系统，发挥中华文化传统、社会舆论等的作用，减少犯罪的课题。

　　香港回归是一种重大的社会变革，要使这种变革取得好的成效，即促进香港进一步繁荣、稳定和发展，必然需要有社会的稳定和正常的社会秩序。一个繁荣、稳定的香港，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内地广大地区12亿人口的安定团结，又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可靠保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香港还是内地，都必须强化社会控制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香港回归前，香港与内地的政治法律系统均有着不同的组织架构。香港回归后，香港原有的大部分法律，包括普通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等，都将予以保留，其立法、司法机构的设置也承继旧制。虽然香港与内地政治法律系统具有较大的差异，但由于内地和香港长期以来有着携手合作共同维护两地社会治安的良好传统（如香港警方就与广东警方特别是深圳警方有着密切的联系），香港回归后，香港和内地更应该共同努力形成一些协调互补、配合默契的政治法律法规，以防备种种可能出现的不利情况。

　　五、在社会制度方面

　　即如何既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主体地位，又保证资本主义制度在香港50年不变的课题。

　　香港回归后，要真正做好“一国两制”的工作，还需要双方努力。包括广大社会学者，应该在许许多多方面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就香港同胞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动辄以旧有的价值观念去看待大陆的社会制度，不要生搬硬套地以西方的政治模式来量度中国的政治实践。中国的政治格局，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发展了几百年，而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劣，只能由历史来作结论。

　　就内地人民而言，最重要的是要深刻理解“一国两制”构想的伟大战略意义。对香港先进的管理经验等，我们要虚心学习；对香港涌人的资产阶级的腐朽因素，我们应自觉扺制，但不宜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去衡量香港的一些社会问题。香港不必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以社会主义思想去要求香港同胞是不现实的。1997年7月1日起，我们在收回香港主权的同时维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在维护祖国统一的前提下，使香港继续保留其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等战略地位，促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总之，香港回归后，会面临一些颇为复杂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发展，将不亚于香港回归这件事本身的战略意义。认真研究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无疑是社会学学者的神圣使命。

　　（这是在1996年7月广东社会学学会以范英为团长、前往香港参加“参与变迁——社会发展中的社会工作国际大会”上所作的发言，由范英、刘小敏合写，发表于《广东社会学通讯》1996年第8期，《开放时代》1997年第6期，曾荣获中国社会学会1996年理事会暨“2l世纪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学的历史使命全国理论研讨会”优秀论文二等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