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神文明学大型丛书又一力作——《当代中华凝聚力（上·下册）》即将出版问世，我们最近专门采访了该书的主编范英教授。

　　记者:范教授，由您主编的中国精神文明学大型丛书自1990年推出第一本论著──《精神文明学论纲》以来，至今已出版了10部著作，近400万字，引起了理论学术界、实践工作者的关注，在全国有较大反响。最近，这套丛书的又一鸿篇巨制──《当代中华凝聚力》即将与读者见面。据说这部巨著的编撰工作前后历时5年多，是在您的主持下，以广东一批中青年理论工作者为主体完成的一项理论攻坚项目，这一著作的大体内容是什么？

　　范英:最近将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华凝聚力》是中国精神文明学大型丛书的第11部，它从精神文明学研究的延续和深入方面，着重探索了新时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一紧迫的课题。伟大的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史，其经久不衰的民族凝聚力是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必须认真研究的内容，这就要求我们进行分门别类和深入细致的探讨，尤其是对中华民族凝聚力在当代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意义更加重大。《当代中华凝聚力》正是这样一种初步的尝试。这本书提出和论证了一批全新的命题，并从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内涵、成因、主体、客体、属性、特征、功能和发展等八大方面展开阐述，旨在揭示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领域的主要规律及其关系，力求融学术性、理论性、实践性、操作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为深化和拓展中华民族凝聚力这一重大课题尽一份微薄的努力。

　　记者:这是否意味着一门新的学科在岭南地区诞生呢？

　　范英:在1991年冬和1992年初开始写作此书时，我提出了建立“民族凝聚学”的粗略意见，认为它的第二个层次是“中华民族凝聚学”，但这本书的名字不叫《中华民族凝聚学》，它研究的只是“中华民族凝聚学”层面上的“力”的问题。因为“凝聚”本身是个大系统，这个系统不仅包括凝聚力，而且还包括“凝聚源”、“凝聚场”、“凝聚体”、“凝聚核”、“凝聚键”、“凝聚点”、“凝聚量”、“凝聚度”等许多方面，内容相当丰富多彩。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跨世纪的巨大工程。所以，《当代中华凝聚力》一书，只能说是属于“中华民族凝聚学”范围的一个方面，而且讲的重点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在当代的状况，这是不能与“民族凝聚学”或“中华民族凝聚学”相提并论的，最多只能说它是探索“中华民族凝聚学”或“民族凝聚学”的前奏。在此前后，外地的学者曾提出“中华民族学”的概念和著述；岭南地区的郑群先生也倡议建立“中华民族凝聚力学”，其代表作《中华民族凝聚力论纲》（1995年12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迈开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的第一步。由此看来，从学科建设上来深化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研究，是90年代多家学者的共识。如果从这一角度上说，“中华民族凝聚力”等，作为“民族凝聚学”的分支学科已在国内尤其是在岭南地区诞生也并不过分。

　　记者:对“中华民族凝聚力”以及“民族凝聚学”的探讨，为什么会在90年代初率先在广东兴起呢？

　　范英:这里面既有现实客观条件，也有理论基础条件。从现实的客观条件来看，既有国际环境因素又有国内特别是广东地区特殊的环境因素。在国际环境方面，80年代末 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研究，增强爱国主义教育，以防止国家龢民族的分裂。从广东地区的特殊环境因素看，广东既毗邻港、澳，地理位置特殊，又拥有众多的海外华侨。因此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研究，对做好海外华人和港、澳、台同胞的统战工作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此外，广东属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思维方面的“碰撞”机会较多，这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现实因素。从理论基础条件看，广东比较早就成立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广东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会和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并在郑群先生身体力行地倡导下，比较早就开始了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研究，多年来经常召开有关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理论研讨会，并出版了一些论文集，积累了一定的研究基础。而且，从理论工作者队伍来看，可以说，广东有两股力量在推动这一学科的研究，一股是一直以来专门从事这一学科领域研究的理论骨干队伍。另一股是多年来从事精神文明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队伍。因为要研究精神文明，就必须研究爱国主义，这就必然触及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研究。正是由于以上两股力量的合流，才推动广东地区对“中华民族凝聚力”和“民族凝聚学”的研究，使广东成为这方面理论研究的先行地区之一。

　　记者:您认为这门学科最显着的特点和功能是什么?它与精神文明学等学科有什么联系或区别？

　　范英:这门学科最显着的特点和功能是它不单纯为学术而学术，为理论而理论，而是紧紧围遶理论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这一根本宗旨，为新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服务，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和振兴而努力。它与精神文明学等学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联系上看，我个人认为，民族凝聚学是精神文明学的分支学科，是从精神文明学这个大系统出发的子系统，是精神文明学对爱国主义等问题研究的专化、细化和深化。加强新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它们共同的目标和内容。从区别上看，民族凝聚学也不同于精神文明学，因为这毕竟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新兴学科，各有自己独特的对象和内容。精神文明学以文化、思想、审美这三大块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内容，而民族凝聚学则以“民族凝聚系统”及其主要规律和相互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正因为有相对不同于精神文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所以它才有形成独立学科的必要性。

　　记者:早在1985年，您就珠三角理论建设的战略目标和任务提出了较系统的见解，其中提出从“九五”期间到2010年要分“准备”——“攻坚”——“基本完成”三个阶段实现珠三角理论建设的预期目标和构想。为此，是否可以将《当代中华凝聚力》及中国精神文明学大型丛书理解为这个计划的一部分？按照这个计划，您下一步有什么新的打算或新的思路？

　　范英:你们注意到了我在“七五”规划期间所写的那篇文章——《珠江文明谁先行》所提出的珠三角理论建设的一些构想，虽然它没有被政府纳入决策规划，但也表达了我对珠三角理论建设的战略目标和任务的一些基本看法和思路。用这一构想来衡量，可以把《当代中华凝聚力》以及中国精神文明学大型丛书理解为这个计划的一部分。至于下一步的新打算，在民族凝聚学研究方面，主要将民族凝聚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和体系构建起来。在精神文明学方面，近十几年来主要是研究思想这一块，在20世纪结束之前还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涉猎和研究文化和审美这两块，希望在21世纪能走进精神文明中的文化和审美这一更新更广阔的领域。就当前来说，主要的目标和任务是准备组织撰写一部《精神文明学大辞典》，这是一个艰巨而浩大的工程，要由许多理论工作者来参与承担，特别是这几年成长起来的从事精神文明学研究的年轻理论工作者要承担更多的责任。由于任务的艰难和巨大，也是个跨世纪的工程。只要时间和健康允许，作为一名为中国精神文明学奋斗多年的理论工作者，我应尽份微薄之力，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但能否完成这一浩繁的工程，只有看天时、地利与人和了。

　　（这是作者有1997年中接受《探求》杂志记者专访的对话録，发表在《探求》199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