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同志在“5·3l”重要讲话中，代表党中央首次正式使用了“政治文明”的概念．这不仅使“政治文明”从今以后将被党和国家广泛使用并逐步深入人心，而且将形成更为自觉的政治方式、政治生活、政治实践和政治目标的追求，与此同时，它在人类现代文明整体观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必将随之突现出来，从而推进人类现代文明整体的全面可持续地发展。

　　这里所讲的人类现代文明整体观，是指用人类现代文明整体的观点来考察其整体的各个构成要素的地位作用及其之间的互动关系的。那么，人类现代文明整体的构成要素究竟有哪些？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现有研究结果，可以归纳为：一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二要素说”；二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三要素说”；三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法制文明的“四要素说”；四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法制文明、人种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六要素说”，等等。

　　这种情况表明：尽管对人类现代文明整体的构成要素存在着四种主要不同的看法——这是可以继续探讨的学术问题，但后面三种看法却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对人类现代文明整体构成要素的认识，非常明显地，已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两极状态中，分离出了“政治文明”这一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江泽民同志“5·3l”重要讲话首次代表党中央对“政治文明”这一概念的正式使用，标示着“政治文明”开始以其相对独立的形态，相对独立的内涵，相对独立的特征，相对独立的规律，相对独立的地位，相对独立的作用，相对独立的方式，相对独立的实践而展现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整体观之中。

　　这种情况表明：政治文明决不是处于人类现代文明整体观之外的“过客”或“陪家”，它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虽有内在的联系，但不能由后面两者取而代之。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不仅要继承从1979年国庆节以来所强调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这两个文明一起抓、一起建设和同步前进的丰硕成果，以祈取得新的胜利，同时还要落实江泽民同志所强调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就是说，从近20多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了的关于“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思维模式，到今后起码是“三个文明一起抓”的更进一步地认识人类现代文明整体观的现实要求之间，毫无疑问地有个面临着如何调整与适应，如何衔接与过渡，如何坚持与发展的新问题．我们认为，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自身的内涵、核心、层次、特征、规律以及与其他文明的互动关系和建设方略等等方面的研究，其战略意义并不亚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但相对地说，我国对于“政治文明”方方面面的研究许多环节还很薄弱。邓小平同志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自觉地“赶快补课”。

　　这种情况表明：高度重视人类现代文明整体观中的政治文明，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根本保证，是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的创新举措。我们广东和全国学术界一部分专家学者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这一创新举措是作过不同程度的努力的。这种努力终于在江泽民同志“5·31”重要讲话中得到肯定。但是，感觉到了的东西并不容易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好地感觉它。因此，要形成比较科学的、系统的、可操作的“政治文明学”，或“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学”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学”，以推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其他文明的全面可持续地发展，则是学术界为之长期艰苦奋斗的义务之一。希望有志者事竟成。

　　这种情况表明：高度重视人类现代文明整体观中的政治文明，不仅要有“政治文明学”，还要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学”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学”的逐步成熟的理论及其层次的构建。更直接、更现实的，一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二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巩固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三是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四是不断发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五是“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六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等等。当然，建设我国的“政治文明”还有更多的内容需要探讨。但上述六大方面是根本的，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之计。

　　总之，高度重视人类现代文明整体现中的政治文明，要在“三个代表”的指引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仅要从理论上还要从实践上更要从其二者的相互促进中，以及同其他文明的协调共存中来建设它——这就是科学、民主与文明的出路，中华民族真正振兴和腾飞的出路。

　　（这是作者在2002年7月12日参加中国社会主义辩证法研究会、广东社会主义辩证法研究会、广东省精神文明学会、广东社会学学会和广东省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联合召开的“政治文明建设座谈会”专题探讨而写的发言，发表于《精神文明学通讯》2002年总第121—122期，多家报刊转载。文中讲了“政治文明”出台前后广东研究的一些情况，同时提出建立“政治文明学”三个层次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