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势单力薄 寡不敌众 徒叹奈何！
—回忆1958年温江特大疫情病原体探索经过
这是一个经得起调查取证和时间考验的真实故事，有永世保存的价值。笔者是一位在1946年经全国第一次统考，录取为公费出国留学北欧专习生物制品和微生物学的科学家。在他六十多年的医学生涯中，曾经遇到过类似于2003年的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俗称“非典”）突发事件——那是在1958年夏收季节，发生在四川温江专区农村的一次史无前例、无黄疸型钩体病的特大流行。其时正值收割早稻，众多的青壮年农民集体下田，接触被病菌污染的疫水后，突然病倒，高烧不退，形成一发不可收拾之势。但因病状与教科书中所述以及我国以往所见的典型钩体病大不相同：患者少见有黄疸，呼吸道症状显着，并每每因咯血，或肺部大出血而突然死亡。由此迷惑了几乎全部临床大夫、检验人员以及省里的专家，致使大家处于不知所措的异常困难境地。农业生产一度陷于停顿状态，水陆空交通也被迫实施了管制，疫情一直惊动到中南海的国家领导人。
疫情发生后，因需保密，省内外都不敢就此事大事声张，邻近温江专区的成都市内仍然过着表面平静的生活，甚至与防疫站关系密切的卫生部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简称成都所，下同），它的一般技术人员也只是偶尔有所风闻，不知其详。原来，自七月初起，省内各地就先后有零散病例，或小规模的流行发生。于是，省里的防疫人员和专家开始汇集在疫区的蒲江和温江两县防疫站，成立专业检验组，从事病原体的检验探索。经过约莫一个多月的辛勤劳动，专业组除了鼠疫杆菌等可疑病菌得以排除外，几乎一无所获。随后，终于在八月上旬，迎来了北京的一批流感病毒专家和工作人员，说是有可能为一种变异流感病毒感染，造成这次温江的特大流行。省里并做出决定，在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内成立以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朱既明研究员和四川医学院微生物教研室林志靖教授为组长的流感病毒检验组，从8月10日起开始工作。
笔者是在流感病毒检验组开展工作之后，才开始对温江疫情略有所闻，但是仍然不知这次疫情的流行病学和临床特征。
事真凑巧，就在疫情发展到了高峰的严峻时刻，笔者于8月14日上午，在所行政楼前面的花园路上，无意之中碰到了一位当时主管生产、科研的所领导——燕真副所长（曾为白求恩大夫的医疗助手）。
燕主动向笔者简略介绍了温江疫情患者的临床特点，以及疫区防疫站的检验结果，说是该做的工作都做了，就等所里新成立的流感病毒检验组“点菜下锅”了。笔者在聆听后，先是脱口说出了一个问题：“怪了，流感不在城里流行，跑到乡下去了，真是闻所未闻。”
接着，笔者又阐述了如下一通见解：“这次病状有点像1957年《美国热带医学和卫生杂志》的一期刊物上发表的疫情那样：在马来亚（即今日的马来西亚）丛林中作战的英国士兵，因与露水（被鼠尿污染）接触，染上了钩体病。流行趋势虽然没有像温江这么凶猛，但在临床上表现出来的某些主要特征，却与温江患者的症状极为相似：无黄疸，肺部症状突出，有血痰或咯血，乃至死亡。此外，在欧洲的义大利、丹麦等国，也有无黄疸型的钩体病存在，但只是散在性或是在少数人群中发生，从未见有这样特大规模的流行。”
于是，笔者顺口向燕所长提出如下的建议：“不妨叫所里的流感病毒检验组，从钩体方面附带做些工作，或可解决问题。疫情已经发生一两个月了，至今仍然毫无头绪，这事应尽快落实。”
在向燕所长说出上述这番话时，笔者并未亮出在欧洲留学的老底——1948年，在哥本哈根丹麦国家血清研究所时，曾经在名扬全球医学界的两位祖师爷（F.Kauffmann 的沙门氏菌，和 Chr.Borg Petersen的钩体菌）处学习过这两属细菌的理论和技术，尤其在血清学分群分型方面，为掌握这两门专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在上个世纪60至80年代，笔者作为学术带头人，在钩体血清学分群分型、以及因数血清制造方面，在国内率先开了个先河，做了大量的工作，从而领先世界水准。这段历史，当然是扯远了的后话，不在此处细说。）
言者有心，闻者也从这次交谈中得到了感奋和启示。在与笔者交谈后的第二天，燕所长就着人送来了疫区12例患者的全血样本，要求尽快进行检验，解决当前这个使全省上下乃至北京中南海迷惘和困惑，而又了无对策的病原学重大难题。
为形势所迫和领导的殷切瞩望，再则，出于科学家的良知和公民的责任感，笔者挺身而出，临危受命，为温江这次突发疫情病原体的探索，竭尽全力投入了一场关乎千万农民生死存亡的战斗，以报效“吾国与吾民”（借用林语堂书名）。
然而，话好说，态好表，总不能在一无房舍装备、二无“兵马”、空空如也的状况下，就能干起来吧！于是在当时“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号召的鼓舞和激励下，笔者“单枪匹马，白手起家；支起炉灶，现炒现卖；搭起戏台，自拉自唱”，演了将近5个月的“独角戏”。这在任何国家做科学实验都是罕见的悲情壮举！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上述响亮的表态，在笔者思想深处，还是有一个演变过程的。起初，当燕所长把患者血液样本着人送来时，自己心里却在嘀咕着这么一段话：“老天爷啊！怎么最终还是搞到自己头上来了？流感病毒检验组明明有那么多人，附带搞一下不就行了吗！我又不是个三头六臂的人，仅凭赤手空拳就能够打出个天下来？”
尽管在1957年之前，笔者在卫生部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担任总技师期间，熟悉并掌管过钩体的科研工作；尽管在1958年来到成都所之后，自己已知被内定为右派分子，彼时彼刻，心里却在暗自鼓励着：“不怕，难不倒我！我有深厚的功底和丰富的阅历” 。思想上既然发生这样一个转变，行动上就该有所不同、有所作为了 。于是，顶着头皮，像扎猛子一样，由笔者独自一人在所里马家桥一侧山坡下的一栋独立闲置房中，建成所谓的“钩端螺旋体检验组”（与人强马壮、形成团队的“流感病毒检验组”显然大不相同）。从试验室和动物室的布置、领料、实验操作、培养基接种培养、动物接种饲养解剖和处理、以及打扫卫生等什么细活、粗活、脏活，全都由笔者这位尚未被公开解除职务的“总技师”一人独揽下来，包乾到底了。然而，尽管在思想上发生了这些巨变，工作上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在最终，足以使笔者感到欣慰、永生难忘的，不是人际间的倾轧和尔虞我诈，而是事业上的成就和对国家和人民的重大贡献 。
中国有句谚语：上苍不负苦心人。笔者经过三天紧张劳动、和衣打盹的不眠之夜，试验室的部署、装备的设置，都已经安排就绪，该上的试验专案早就上了，终于获得了对得起上苍的回报。
1. 在8月16日，12份患者血清样本的凝集溶解试验效价有10份阳性，多数达到1：1000或更高。内行人，或者，稍微懂得一丁点临床检验知识的内科医生，一看就足以说明或证实，这是一次集体感染的钩体病。
2. 在8月27日，用患者全血接种的一只豚鼠出现死亡。（因动物室在19日始安装完毕，当日才可接种），经解剖呈典型钩体病变，并在暗视野显微镜下看到活泼运动的钩体。由此可以进一步确诊为钩体感染。
领导这次抗疫情病灾的，是四川省卫生厅下属的一位主持技术业务的副厅长、曾经在加拿大研习微生物学的周绪德教授，和本省其他医学专家们组成的专家组。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又是以“总技师”名份亲自操作出来的结果，理应对他的检验工作所做出的判断，笃信无疑。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据称，燕所长几次即时口头上报给专家组的检验结果，都遭到了否决。他们根据肺部症状，又未出现黄疸，仍然认为主因是流感。与此同时，专家组还向上级提出报告，邀请并等待北京的一位钩体病专家来川核实笔者的结果。至此，事情由8月16日获得阳性结果起，已逾10日，不免使笔者哀叹：呜呼，势单力薄，寡不敌众，徒叹奈何！
时间就是生命，已经来不得半点迟疑和延误！早一天确认钩体病的诊断，农民兄弟的苦难和生命就早一天获得解脱和挽救，免于死在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者的手下。耍弄权术不但于事无补，在事实上就是一种对人民的犯罪！要不是笔者从9月3日起，陆陆续续获得患者的阳性血液培养物后，“拥黄派”（指死抱教科书认为该出现黄疸病征的人）是不会认输的；即使认输了，也是在暗中认输。因为在当时的官方档案或工作总结中，从来不见有人如实道出1958年温江疫情病原体探索的底细和真相。何以故？这难道不值得追究吗？历史究竟应该由谁来写？“你们”想过没有？
据传，北京派来的一位钩体病专家是在8月下旬（后经查证是在8月24日）飞抵成都的。笔者一直在期待着他的到来，视察实验室、检查试验记录，乃至交换意见。结果没有！始终没有过接触，甚至连这位大员的姓名都不知道，如堕五里雾中。直到后来，在事隔卅年后，笔者从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医学家荟萃》（第一卷，1987）和四川省志编辑室通过所里给笔者发来的征询函（1989年9月初），才知道来者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钟惠澜先生。
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搞钩体科研的机构仅有两个：一个是附设于北京友谊医院、由钟惠澜学部委员（院士）领导的热带医学研究室；另一个是卫生部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1957年，大连所撤销后，该所钩体研究室的人员、装备悉数分流到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研究所去了。大连所主持这项工作的是魏曦教授，他也是学部委员（院士）。魏教授为人正派，耿直，公正，爱护下属，深受拥戴。笔者从1939年起，就受教并供职于他的门下，出国回国都曾得益于他的指导和帮助。当年若是上级委派魏教授来成都所检查核实钩体病病原体的探索结果，他肯定不会把发现钩体的耀眼光环罩在自己头上，笔者也就不会在以后若干年的岁月中，蒙受啼笑皆非的深切磨难。
然而，到了1959年1月底，即在检出和证实病原体的5个月后，在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召开的一次干部会上，笔者并未获得赦免，终于被宣布为右派分子。
邪恶终究敌不过真理，是功是过，该毁该誉，该赏该罚，还得由笔者，后人，或是让历史来评说。
且看，笔者在最后是这么说的。
1. 1958年9月3日，是专家组不得不被迫做出决定，撤销设在成都所里的流感病毒检验组的日子。此前，如上述，关于这件事的发展，有三个重大意义的日子。
16/8 距 3/9 18天 笔者的血清学检查结果为强阳性，可诊断为钩体病。
24/8 距 3/9 10天 钟先生飞抵成都，当日即应认同笔者上述诊断。但是没有，自始至终，没有得到他的认同。
27/8 距 3/9 7天 笔者由动物实验解剖结果检出钩体，仍不被专家组认同的理由说是，这只是个别现象，不足为凭。此时此刻，钟先生又是怎么表态的，不明！
如果能及早做出决定，分别有那么多天数的疫情将被得到控制，有那么多冤死的农民兄弟将被得到救治！特别是在钟先生到达成都的当天，原本应该立即做出决定，认同笔者的诊断，但在最终还是一拖再拖，拖了18天才做出最后决定。今天重温这段历史，不难看出，任何迟疑延误，不但问责难逃，亦非天良所应允耳！
2. 彼时彼刻，笔者几乎活像印度“不可接触者”那一族人，任人宰割。钟先生当然知道这一情况。如上所述，尽管笔者一直在等待他的到来，检查、核实检验结果，但迄未如愿以偿。对此，钟先生的内心在事后应该感到有所愧疚。然而，实际上，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且听下面解说。
关于这一段历史的描述，在中华医学会内科学会1964年出版的《钩端螺旋体病学术会议（广州）资料汇编》中（简称《汇编》，下同），未见有人就温江疫情病原体的探索经过，做出专题报导。与此相反，作为主持大会主席的钟先生，在他长达21页、以《新中国对钩端螺旋体病的研究概况》为题的开卷篇中，笔者应该指出以下几个特点：
(1).钟先生对自己于30年代在北京和50年代在广东所做的钩体病研究，再三作为重点，为自己评功摆好。甚至对他的试验室人员在1958年9月由温江疫区一例患者的乳汁分离得一株钩体，也津津乐道。但对魏曦教授于40年代在昆明和50年代在大连、广东所做的许多实验工作却只字不提，令人惊诧不已！
(2).对1958年温江发生的那么大的、还惊动了中南海国家领导人的疫情，却一笔带过，只说了如下几行字：“1958年秋季四川温江等地区发生本病大流行后，在该省党政领导下，对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多的成绩。”（参见《汇编》第2页） 两相对照，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用意何在。
(3).最为令人侧目相看的就是自己“炮制”的下面一件自相矛盾的事—那就是钟先生在1964年召开的广州会议上，非但避而不谈他对温江那次疫情病原体的探索成就，在《汇编》中也不见他的片言只字。而在1987年出版的一本医学家传略书中、却忽然冒出来了他亲自写出来的、以下一大段言之凿凿的情节：
“1958年，四川省4个专区的钩端螺旋体病爆发流行，数以10万计的群众受到感染。当时该病被误诊为鼠疫和亚洲型流感，封锁了川藏以及成都附近的交通。钟惠澜奉中央之命赴现场调查，三天内即找到病原钩端螺旋体，准确地判明了病因，解除了封锁，使广大患者适时得到正确的治疗，保障了人民的生活、生产建设的正常进行。”[参见《当代中国医学家荟萃》第一卷第292页 主编：崔月犁 韦功浩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7。黑体字是笔者抹黑的。]
这13个大字的笔力是如此的雄浑，口气又是那么豪壮、笃定，难怪赢得一些学者和读者的称颂。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其中两字—找到，而不是“确认”两个大字！他真的找到了吗？
但是，与此相对照，在这同一本书上的第383页，却有笔者撰写的另一个式样的描述：
“1958年，四川省温江专区所属各县爆发原因不明的一种疾病。医务界对该病的病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时，陈廷祚首先提出：鉴于本病的临床症状和流行病学特征与马来西亚丛林中发生的、无黄疸型钩端螺旋体病极为相似，因此，钩端螺旋体有可能为其病原体。后来，通过实验，首先获得了血清学的证明，但仍不被人们接受。直至一个星期后，又分离得导致患者肺部大出血而致死的（现称为赖株）钩端螺旋体，才统一了认识，明确了治疗方向。”
在同一本书上，这不是各说各话、对着干，各自在唱一场真正的“对台戏”吗？
(4).如果再追问一下，就查找温江疫情病原体这个问题而论，前已述及，1964年1月由中华医学会在广州召开的会议上，这位大会主席反而缄口不语了！他回避谈论那段光前裕后的温江往事，自觉地把那顶耀眼的光环撤了下来。这是为什么？据与会者们事后推测，这显然是由于笔者是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出席这次会议的唯一代表，就坐在台下的缘故——这位大会主席避免当场被笔者揭开这起疫情的“老底”。
这在科学史上，除了阿司匹林发现人的成果因为政治原因被无情篡夺的冤案外，说实在的，这是世界上罕见的又一例以“乘人之危，暗箱操作,巧取豪夺,沽名钓誉”为特征的顶级学术腐败，你相信吗？这在以后篇章中还要详加叙述。
3. 为了揭示真相，笔者将当年疫情的见证人、参与者，又是所里两个检验组的领导人—燕真所长于2000年2月28日从兰州发来的一封来信，抄录其中一段如下：
“在和你交换意见中，你提出马来亚疫情，并由你负责做疫区患者血清学检测等工作获得钩体病原阳性报告，相继在患者血液标本动物接种获取到首例钩体病原体结果，证实流行是钩体病所致。这是有原始记录可查的。”（注：这是燕真所长收到笔者寄去的《陈情表》第一卷的复信。）
在2003年12月25日，燕所长和他的夫人王庭槐、这两位所长（他们原来都在成都所工作），从兰州给笔者发来了贺年卡，其中有这样几句话：
“元旦春节向你拜年！
来件拜读多次细看，钩体蓉所是你先确认属实。
钟某到蓉未曾作任何实验。
想开些，是非无人说，事实是鉴别依据。
首先愿你能快乐！”(注:“来件”指笔者寄去的《陈情表》第二卷)
作为当年疫情专案的当事人，见证人和成都所两个检验组领导人的老革命干部—燕所长，他这两封信确实是充满了大无畏气概和实事求是精神的信函，让我看到了希望，温暖了我的心！
4. 2004年5月25日，笔者收到四川省卫生厅、四川省卫生志编辑室、 新老两位主任的来信。现抄录如下：
陈廷祚老师：
您多次来函述及1958年四川温江发生的钩体疫情事件，关于您当年疫情病源的发现，实不亚于羊年发生“非典”找寻病源的贡献。对此，我们对您表示敬意。这在《四川医药卫生志》1991和《当代四川卫生事业》1994两部书中已载入，可流传后世。
关于钟惠澜先生对当年疫病防治的作用，我们也客观的记入上述两书中。至于北京有关媒体的报导，仅是媒体的行为，无碍于我们史志的编修。在续修志时，我们会对您的贡献作必要的补充，求真务实的载入史册，垂训后世。
祝您身体键康！
四川省卫生志编辑室
陈朝烈 陈正勇
2004-5-25
写到这儿，使笔者回想起和陈正勇老主任打交道的一段往事。那是在1989年9月初，笔者突然接到四川省卫生志编辑室经由所长办公室转发的一封来信，说是要核实以下一个问题：即在1958年温江发生的那场特大疫情中，首先发现病原体的学者是钟惠澜先生。笔者在9月14日回信中，如实地为自己做了申辩，并用下述语句作为回信的结束语：“根据以上所述，本人建议，在志中以不提名包括本人名字为宜。如果必须提名，则应尊重事实，予以更正，以正视听！”
关于这件事的起由，亦即编辑室是根据什么线索提出这个疑问，以及在定稿时，又是怎么处理的？笔者始终也未主动查询过最后落实的情况。据笔者当时推测，这无非是编辑室的先生们，从卫生厅的档案中，查阅成都所当年上报的材料，即钩体检验组简报（共5期，每期10份，其中7份上报省卫生厅和温江防疫指挥部）之后，引起他们的怀疑，乃至在他们之间发生争论。于是，出于无奈，又不得不采取征询函的形式，“走一走过场”罢了。因为在官场中，尤当民告官时，弱势一方历来很少会占上风，或是很少会打赢这桩公案的。即使你投书上告，也是枉然，又何必自讨苦吃！
后来，直到2003年12月14日，笔者在一次与华西医科大学传染病科主任黄安华教授偶然相遇，并谈起1958年温江疫情时，蒙他告知他有几本《四川省医药卫生志》等方面的资料，内中确认发现钩体的学者是笔者，而不是钟惠澜。据此，从2004年初起，笔者向陈正勇主任连续发出几封信，说明1989年9月初接到贵室来信后，向他坦陈温江疫情病原体探索的经过和真相，以及自己当时心里的想法。其中最后一封是2004年3月9日发出的，此信的主要内容是向他们表示道歉。现披露如下：
我写这封信的目的有二：一.向贵室陈正勇、张文晋两位老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二.我借此机会，向编辑室做一次发自内心的检讨：
应当承认，我是一位落后于时代的人……我极其错误地低估了编辑室先生们对编志这项严肃工作，在政治、国家长治久安、道德观念上的认识水准。我当时的一个极其错误的看法是，我认为，这是官方历来喜欢采取“走过场”的惯用手法。弱势一方与强人较劲，无异于鸡蛋碰石头；再则，从地方官员来说，有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所有这些，都应该归因于不信任党、不依靠党的想法；党是光明正大的！有错必纠，有错必究是党历来的政策。姑息养奸，保护坏人，不是党的方针。
哪知你们在收到我在1989年9月14日所写的复信后，你们却认真地进行了复查，把原来是一件黑白混淆，见不得人的骯脏丑事说得一清二楚，不禁使我清醒过来——今天的史志编辑人员，不是小报那种专门编写花边新闻的人；他们党性强，政治觉悟高，人品道德超群，敢于求真务实，不怕神，不怕鬼，堪称人民的楷模，值得称颂！这是我的检讨。 此致
敬礼 签名 2004-3-9
5．2005年2月23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给笔者发来一封回信，现抄录如下：
陈廷祚先生：您好！
2005年2月5日来函收悉。
按照中国科学院道德建设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对已故院士（学部委员）的投诉，原则上不受理，望请鉴谅。
但是，为了帮助您实现对您曾经做出的重要成果有一个公正评价的夙愿，我们根据您提供的情况，与四川省卫生厅进行了联系，瞭解到省卫生厅有关领导对您所反映的问题十分关心，对您曾经对国家做出的重要贡献十分肯定。因此，我们相信，在卫生厅党组织和有关领导的帮助下，事情会有一个正确的结果。
时值春节刚过，但春寒尚浓，您已八旬高龄，还望多加保重。
恭祝您健康长寿！
中国科学院 院士工作局 （印）
二00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以上所述，只是一些关键性、主要的证明资料和依据。更多的正面和负面材料将在以下篇章和附件中，加以补充。最后，让我们用以下几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乘人之危 巧取豪夺 居心叵测 夫复何言！
二. 揭开旷世惊人的两起重大疫情之3个W
——由SARS事件回想到1958年温江的一次钩体病的人造大流行
2003年5月时，一种怪谲的SARS（简称为非典型肺炎）疫情肆虐中国和世界各地后，已成为强弩之末。但是，如果回顾一下这年初春检验查找病源时发生的一系列冲突风波，就会使我回想起另一次至今名不见经传的特大疫情，那就是在50年前（1958年）发生在四川温江专区农村的非典型性无黄疸症状表现的肺部大出血型钩体病的人造大流行。
从医学上来讲，不论在流行病学，还是在临床等方面，这两种疾病确实毫无共同之处。但是就这两起突发事件，尤其当大疫情爆发后，人们在检验病原体的3个W认知上，却有一些异曲同工的地方。所谓3个W就是指What(病原体是什么)，When （病原体何时被查出来的）和Who（是谁首先发现病原体的），这是对查明疫情病原体的三个起码诉求。以下让我们来回顾和比较一下，这两起事件在发展过程中，3个W是怎样各自一呼一应的。
一. 现在已知，这两种疾病都是当时教科书上查不到的怪病；病原体的查证也是经过一番离奇的周折才见分晓的。
SARS病例首先发生在2002年11月广东的河源，以后四处扩散，以至形成一种全球性的急性传染病。病原体于次年4月间确认为非典型性肺炎冠状病毒的一种变异体。在这起事件中，由于患者的临床症状非常特殊，流行病学的特征和转归又不同于一般冠状病毒的感染。因而在流行初期，医务界和防疫部门全都茫然不知所措，甚至在民间引起谈“非”色变，惶恐不安。幸而政府之后及时采取了一系列的坚强措施，经过几个月的苦战，终于在2003年5月下旬，特大疫情得到了基本控制。
无独有偶，如果对比一下1958年温江的疫情，尽管在本质上有根本的不同，但在探究病原体的难度和出现怪诞不经的现象上，两者何其相似乃尔！钩体病之在各国，原本是一种散发性的地方病，其在临床上的典型表现，绝大多数患者显示有黄疸。如今在温江却成为爆发性的、而且是几乎清一色的无黄疸型的急症，令人不可思议，何以故？笔者根据当地的夏收耕作方式和劳动力组织安排形式，大胆使用“人造大流行”这个离奇的字眼来描述当时的情景。关于这点，将在下一篇中详加解说。
在该次疫情中，钩体病例首发自当年六、七月间省内各县农村的零散患者，其后之所以未能与温江的病原学立即联系起来考虑，就是因为病症的其情其景迷惑了几乎全部临床大夫和防疫人员，致使他们认为，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直到8月16日，病原体才被笔者证实为黄疸出血群中一个不引发黄疸的赖型钩体。至此，在建国后相隔45年（2003—1958）发生的这两起特大疫情中的前两个W问题，总算有了初步交待。
但是当人们一旦涉及到第三个W，即Who时，问题就开始复杂化起来了。拿SARS来说，由于客观和主观因素的影响，当时在部门之间还难以做到通力协作、携手并进，相互交流资讯。由此不只为外国同行开了方便之门，人家抢先一步公布了发现病原体的检验成果，这就使国内学者们相互产生怨气，甚至引发争论，触痛了彼此的神经。本文采用了《参考消息》两位元记者创用的、寓意深长的一个新名词“开辟第二战场”来描述第三个W的纷争场面和情景。
二. 开辟第二战场，顾名思义，在前线“抗非”是第一战场；由医学界知识份子们在后方作病原体的检验探索，打明仗、打暗仗、打烂仗，诸如谁首先宣称，或证实SARS病原体为某某病毒，谁首先破译该病毒的基因序列，谁首先怎么怎么的，如此等等在事实上就是第二战场。这里用了一个不太雅致的打烂仗这个词儿，其实也没有什么的。在事情还没有判明之前，你争我夺是难免的，不能将他们统统归入另册人物看待。我们只消看一看《参考消息》（4月16日）和《南风窗》记者廖怀凌（5月16日）的报导，就可以从第二战场上看出当时的情况已是战机四伏，硝烟弥漫了。什么大奖、专利等敏感的名词也都一并搬出来了。看来，在打响第一战场的战争之后，在第二战场上，还将有另一场争夺战要打。当年，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吕克?蒙塔尼博士为了是谁首先确认HIV（人类免疫缺陷性病毒）一事，不是也打过一次国际仗吗!这么一想，也就无所谓了。在心中窝了一肚子的火，就是要拿到桌面上来打明仗，把“肚皮官司”亮出来。正义的仗就是要敢于出击。有真理在，何惧之有？
附注：爱滋病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英文字头的缩称。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吕克?蒙塔尼和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罗伯特?加洛，为谁首先发现病原体HIV一事争论了廿余年。据路透社2008-10-6报导，“瑞典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最后拍板，HIV是两位法国人吕克?蒙塔尼和弗朗索瓦丝?巴尔-西诺西首先发现的，因而获得2008年度诺贝尔奖。”
实际上，美国人罗伯特?加洛也做出了很多的基础性发现，并且得到了评审委员会承认。蒙塔尼和巴尔-西诺西的措辞更为谦逊，两人都对加洛的贡献赞赏不止。
巴尔-西诺西在电话采访中说：“人们将会忘记这场争论。美国研究团队确实在发现爱滋病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应当得到承认。”
美国人加洛也同样表现得很客气。他发表声明说：“我很高兴，我的多年好友与同行吕克?蒙塔尼博士及其同事弗朗索瓦?巴尔-西诺西获此殊荣。今天上午，我看到蒙塔尼博士说，我同样应该获奖，我表示非常感谢。”
美国国家变应性疾病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西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我认为罗伯特对爱滋病研究做出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因为他为确定爱滋病病毒为致病原因提供了最强有力的证据,而首先发现病毒的则是蒙塔尼。”他接着说，“遗憾的是评审委员会不能把诺贝尔奖发给三名以上的科学家。如果可以的话，那我可以肯定罗伯特受之无愧。”
笔者点评：在看了这段新闻之后，笔者深受感触。就学术成果而论，应以事实为依据，争论归争论，甚至吵闹均无不可，但是要像加洛那样，在最后心服口服、并以“好友相称”的谦逊形式了事，心胸算是开阔的了。做人嘛，切勿嫉贤妒能，只要不涉及学术腐败问题，一是一，二是二，不要像在我国发生的类似事件那样——有关界别在战胜SARS疫情获奖之后，不知是什么原因，不肯袒露事实真相，光打肚皮官司，互相猜忌，造成互不往来、似友非友的难堪状况，应引以为诫。
但是，在某些地方和某些特定条件下，还有第二套打法，那就叫打暗仗，用四川话来说，就叫阴到打。这在1958年温江发生的特大疫情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为了确认是谁首先证实病原体为钩体一事，较劲的双方，一方是一位强势者，著名的院士；另一方，是笔者，在当年、当时被内定为右派分子的弱势者。尽管后者用实验诊断法率先证实钩体为其病原体，但在最终，这一极为重要的科研成果还是轻易地被那位院士，“乘人之危，暗箱操作，巧取豪夺，据为己有” ，至今也未能得到正名。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笔者只好在私下、单方面打了整整50年的肚皮官司。这和19世纪在德国拜耳药厂工作的阿图尔?爱新格林(Arthur Eichengrün )博士的阿司匹林案件极为相似，堪称世界上罕有的两例顶级学术腐败。以下笔者将对这两桩案子作一番简介。
20世纪发生在德国的这一例千真万确的事件中，首先提出为爱新格林（Eichengrün ）正名的是一位英国学者，即英国格拉斯哥的斯特莱斯克莱德大学（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药学科学部工作的副主任，瓦尔特?史尼戴尔（Walter Sneader）。他撰写的《对发现阿司匹林一事的重新评说》（The discovery of aspirin: a reappraisal）,发表在British Medical Journal(《英国医学杂志》 321：23-30，2000)期刊上的一篇文章，这就是为阿司匹林发现人正名的一篇著作。
Sneader先生显然是近代医学史中一位明达公正、不甘沉默、敢于仗义执言的义士和卫道者。为一位异国学者鸣冤叫屈 ，他亲自去了一趟拜耳药厂所在的勒沃库森(Leverkusen) ,求得该厂档案馆的馆员们为他翻译有关阿司匹林的馆藏文献，并找出Eichengrün 先生在1944年从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集中营发给拜耳药厂的一封自白书。Eichengrün 先生是早年德国塑胶工业的先驱，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上第一位站出来，与距今已有140多年历史、饮誉全球的拜耳药厂打了几乎50年肚皮官司的学者，终于在1949年12月23日含冤去世。有谁想到，在他死后51年，还有人站出来为他正名？以史为鉴，这绝对不是一句空话，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笔者在本辑有一篇题为《阿司匹林发现人之谜》的文章中，对100多年前为阿司匹林的研发，和整整50年以前为温江疫情病原体查证这两件重大成果的纷争作了陈述和比较，并称之为至今世界上罕有的两例顶极学术腐败。这两桩冤案有其共同的特点，亦即乘人处于危难之际，依仗政府权力（德国）或个人权威（我国），公开或在暗中强行夺取他人的成果，以求达到盗名窃誉的目的。前者是因为德国当时盛行种族歧视，乃至后来纳粹掌权时，执行种族清洗，进行公开的掠夺；而后者则是由于弱势者一方正在遭受一场政治磨难，即在反右派的斗争中，被打成另册人物，任人宰割；而强势者却乘机瞒上蒙下，在暗中窃取弱势者的重大成果。
联想到2005年发生在韩国的黄禹锡学术造假事件，它在全球报章杂志上折腾了两三年，直到最近才见到有一个收场。原因是黄禹锡是韩国国家认可的顶级科学家。所谓顶级，当然是指名气大、属于至高无上的权威人士。正因为有这样的身份，后来在其他国家发生的类似学术造假事件，乃被各国谑称为日本的黄禹锡、挪威的黄禹锡。
原来，在2004年2月，黄禹锡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谎称在世界上率先用卵子成功培育出人类胚胎干细胞；2005年5月，他又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一篇作假的论文，宣布攻克了利用患者体细胞克隆胚胎干细胞的科学难题，其研究成果一时轰动了全球。
后来作假败露，韩国政府非常重视这件有失国体的大事，首尔大学于2005-12-19组织了特别调查组；检察部门并以诈骗（滥用国家研究经费数百万美元）罪名起诉黄禹锡，包括60多名检察官对他的个人住宅、原始实验记录、电脑档和相关设备进行了搜查。
黄禹锡在2006-7-4 面对检察官的指控说，自己是被下属欺骗才发表虚假资料的。他相信研究人员交给他的试验结果，终于造成捏造论文的大错。据此，韩国政府于2006-7-19 撤销了黄禹锡曾经得到的“科学技术勋章”和“创造勋章”。此外，他还被首尔大学解除了教授的职务和头衔。
据法新社2006-5-9报导，尽管韩国政府做出了上述决定，黄禹锡在韩国一座寺院僧人筹措6000多万美元的支助下，仍然计画在2006年7月建立新的试验室。法新社并于同年12月13日报导说，黄禹锡已经开始悄悄地低调恢复工作，专注于动物器官移植研究。
但是，据韩通社首尔2008-7-31报导，黄禹锡提出恢复研究的申请已被政府拒绝。全文如下（参见2008-8-1《参考消息》：标题是：黄禹锡干细胞研究申请遭拒）：
消息人士昨天说，韩国将不会批准名誉扫地的科学家黄禹锡提出的继续从事人类干细胞研究的申请。这一决定可能沉重打击黄禹锡想在该领域取得突破从而恢复名誉的努力。
据消息人士说，国家生物伦理委员会最近开了一次会，与会人士就政府不应该批准黄禹锡提出的继续研究的申请达成了一致。
瞭解会议内情的消息人士说，“大部分委员会成员认为，考虑到黄禹锡过去极不道德、极不正当的行为，其请求不应该获得批准。”他还说，该委员会决定，将不会允许黄禹锡在韩国从事人类干细胞研究。
笔者用这么长的篇幅来介绍黄禹锡事件的事发经过和结局，主要是为了说明以下两个问题：
一.黄禹锡学术造假事件的性质虽则也属于学术腐败范畴，但与顶级学术腐败显然不同。这一事件可归入中国科协2004年2月15日颁布的《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中不端行为》其中的第2条，即伪造篡改实验资料，而顶级学术腐败则不能归入其中（共7条）任何一条。
二.尽管黄禹锡在韩国的身份非常高贵，他也坦陈了造假真相，敢于承担责任，感到羞愧，并作了检讨。然而，他并未得到从轻处理，也未能官复原职。韩国政府仍然认为这是一件有失国家体统和尊严的大事，还动用了政法部门查处这桩丑事。由此说明，韩国政府是一个法治国家。
黄禹锡丑事似乎是学术界在历史上宣扬得最凶、最久的一次事件。韩国政府不为尊者讳、不为名人讳，严格依法办事，值得各国学习。
毫无疑问，所谓顶级学术腐败，确实是极为严重的学术道德，或职业道德问题。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道德不只是他、或她的做人底线，而且是事关国家安定、社会和谐，乃至国家声誉和尊严的大事，不可等闲视之。
三 .好事多磨 弄巧成拙
这一篇主要是为了着重说明上一篇提到的人造大流行的“人造”两个字。
在通常的情况下，人造二字只不过用以表示某一事物、现象的属性或由来。但是，如果用之于解说一种流行病的起因时，就可能遭到人们的非议，责难，甚至训斥。“一，这是你杜撰的，有伤大雅的形容词，何能用之于正式文本？二，这明明指的是‘人祸 ’，你想嫁祸于人吗？”
且慢斥之为异端邪说，让我们来一番细说端详，好吗？
1958年发生在四川温江专区农村的钩体病被说成是一次特大的流行，这在以后已为各方所认同。但是，从流行病学观点上来分析，这次流行有4个明显的特点区别于省内、国内、乃至国外所见的散发性的、小规模发生的无黄疸型钩体病。例如，义大利的稻田热（但在印尼，会出现黄疸）或北欧的摘豆者疾病。这些特点可以归纳为4句话：即这次流行不但可以称得上特大流行，而且：
1.大得出奇：患者人数之多，在全球历史上可谓是一场空前绝后从未见过的特大流行。以温江县为例，该县的人口总数只有十来万，在一至两个多月的期间内，竟然有五千多人发病，不可不谓是该县的一次特大灾难！
2.大得出众：与平年，也与同类地区发病情况不同，发病高峰出现在当年的八月，而不是往年的九月，并且温江县疫情之危险，可谓全省、全国、乃至全球之最。
3.大得出格：发病率之高，病情之险恶，远远超出洪水型钩体病。仍然以疫情最重的温江县为例，发病率竟高达3002/10万；有一户七口之家，患病人数居然超过半数，令医学界震惊。
4.大得出乎意料：这是在我国过去未曾报导过、也是各国教科书中未见引述过的一种怪病：以肺部大出血为特征的无黄疸型钩体病的一次大爆发，而这一疾症又必须借助于暗视野显微镜检查和使用一种特殊培养基的培养法，才能取得正确的诊断。要不是《美国热带医学和卫生杂志》1957年那一期刊物上一篇文章的提示，有谁会想到使用这类工具和方法来求得1958年温江疫情病原体的查证！即或你是这方面的熟手，或权威，在未做实实在在的工作之前，谁敢明目张胆地说，引发这次大流行的病因就是钩体病？或者，正如那位专家言之凿凿地说，他在“三天内即找到病原钩端螺旋体”?
“你说了这些让人听了以后会引起人们反感的话，把那次疫情说得那样令人毛骨悚然，又神乎其神、蹊跷和深不可测，而你在当时又是一个不知底细的局外人、旁观者，你不怕犯众怒，惹火烧身吗？”有人问。
这是一个怕真理，还是不怕真理而富含哲理的问题。何谓真理？一般人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他们只会用事实来说话。且听，下面的事实是这么说的。
至今，关于1958年温江疫情的陈述，较为完善的来源主要有两个印件：
一件是《 1958年四川温江地区钩端螺旋体病防治研究工作总结（修订稿） 》内部印件——四川省温江专区防疫办公室 防治研究组 1960年2月 12日编印（简称《总结》 ，下同）。
另一件是《钩端螺旋体病学术会议资料汇编》中华医学会内科学会1964年编印（简称《汇编》 ，下同）。
《总结》因系内部文件，未见公开发行，而《汇编》则是至今唯一流传甚广的专集。然而，令人惊叹的是，在这两种专业性的历史资料中，既未对引发这一年特大流行的根本原因做出全面、认真的分析和总结，又未对探索病原体过程中出现的戏剧性周折加以追述。很明显，人们只是就事论事，回避说这是一次人造大流行；更不愿意说，病原体的查证，在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检验搜索一无所获后，竟然是一位局外人、旁观者首先提出病原体的属性、首先做出血清学证明和首先培养分离成功钩体的。为什么？这难道不算是一桩咄咄怪事吗？
“你这么不分青红皂白，乱弹琴，不怕成为众矢之的吗？”有人问。
这么一问，由此使笔者想起英国一位终身未嫁的著名小说家简?奥斯丁（Jane Austen ，1775-1817)在她所着的小说《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 1813年首次出版）一书中说过的一句话：
“Those who do not complain are never pitired.”
[不抗辩的人是绝不会被他人同情、怜惜的。]
这使笔者突然茅塞顿开，胆子大了起来，一定要抗辩，使用“人造”这两个字，把事情说清楚，讲明白，才会取得别人同意、谅解和同情。
我们可以从《汇编》中几篇有根有据的著述里，抽出某些词句来说明某些人观点的蛛丝马迹，从而揭示他们是怎样就这起疫情“就事论事”的。
一曰：“主要由于明显地改变了过去的耕作组合……” 。何谓耕作组合？虽然未作说明，但是推敲起来，无非是指，耕作方式和劳动组合形式，前面再加上主要二字。这就答对了正确答案的一大半。
二曰： “……而影响1958年大流行的原因，也还要考虑……,以及大兵团耕作方式等。” 这儿罗列出了引发流行的一般因素，却把主次因素说颠倒了。这也无妨，毕竟点出来了本末的“本”字这个主要定位语，应予肯定。
三曰：“由于集体参加耕作……”。这是在做文字游戏。集体有大小之分。过去几家几户互助合作，不也是叫做集体吗？
四曰： 未突出重点，开列了流行病学的一些术语的流水账单，不着边际，不知所云。
上述四种情况，显然都没有说到正确答案的点子上来。如果按照实验诊断学记分法打分，只能依次记为+++，++，﹢和±。那么，想得满分++++吗？首先就得从正面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一怪病偏偏要在温江专区农村首先发难？
答曰：笔者根据《汇编》中提出的各式各样的见解，结合《总结》做出的论断，分辨主次，归纳为如下三点结论：除了天时地理条件、鼠类储存宿主和人群免疫状态外，促成1958年温江疫情大爆发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人为因素，和一个在《总结》中未作细说的自然因素。
1. 耕作方式变了：为了扩产增收，由过去单季稻改为种植双季稻（早稻和晚稻），统一安排生产，致使发病高峰由过去的九月提前到八月出现。此时，雨水最为丰沛，田中积水较多，鼠类活动也最猖獗，为疫情提前发作创造了条件。
2. 劳动组合形式变了：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由过去一家一户或者以互助组参加劳动的形式改为劳动大军作战，即所谓大兵团耕作的形式抢收（早稻）抢种（晚稻）。参加田间劳动的，除以青壮年农民为主外，还有大批学生、教师、干部、工人以及市县下放人员，这类人群往往占总人数的二、三成，他们原本就是易感人群。
上述制度上的改变都是人为因素在起作用。这本来是一件人人赞成、众望所归、力求办好的好事，只因好心没有得到预期的回报，何能苛责经办人？
3. 病原体的组成变了:虽然说，事在人为，是事功成败（事倍功半、事半功倍）的关键，但在某一种疾病流行时，尤当涉及带菌宿主的案例中，宿主的带菌率，及其所携带病菌的血清学型别这一外在因素有时起着帮凶、甚至主要作用。
在温江这次大流行中，黄疸出血群中的一个新发现的赖型钩体就是一个很为明显、很为突出的例子。它好比参加了温江瘟疫妖魔大合唱，并且在引发无黄疸型病症的各个型别的菌株之中，它又是一个气度不凡的领唱、一个货真价实的罪魁祸首。可是在疫情爆发之前，有谁知道，它不只在温江，而且是中国中西部的一个凶神恶煞；凭它抛出的那一招撒手锏，可以使患者产生肺部症状，以至引发肺部大出血而突然死亡，由此构成温江特大流行的一个临床上的特点。
赖型菌株，简称赖株 ，得名于患者赖安华。他是温江县年仅18岁的农民。因参加收割早稻发病住院。赖株是笔者由患者血液最先分离得到的菌株之一，据此得以使四川省走出了病菌在温江设置的这个迷魂阵。然而，不幸的是，无论是在《总结》或在《汇编》中，均未见有记载。其微妙之处似乎只能由人心领神会而难以启齿言传。
赖株的血清学属性虽然早在50年代末即被笔者定为黄疸出血群中的一员，随后在70年代经用该群所属各型菌株及其抗血清做交叉吸收试验的结果，证实该株为一新的血清学型别。后经笔者报送荷兰阿姆斯特丹《WHO/FAO钩端螺旋体病参考和研究合作中心》复审，终于在1987年9月11日获得复函确认赖株为钩端螺旋体黄疸出血清群中的一个新的血清学型别的代表株，而被永久收藏。这是我国第一个被国际参考研究中心确认收藏的钩体标准菌株，详细说明和证据请见下一篇的论述。
无庸讳言，1958年中国大跃进的时代，夏秋季节发生在四川温江专区农村并以肺部症状和肺部大出血为特征的无黄疸型钩体病的特大流行，是一场地地道道的人与天斗的实例。在这场实战中，人是输了一局，只缘好心没有办成好事，因而没有理由去嫁祸于人，更没有必要去力图回避谈论和使用“人造”二字，这才是解释人造大流行这个新名词的真谛。
作为新中国现代医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人们应该怎样看待温江疫情呢？第一要按写《志》那样，如实说出事件的真情实况，不含一点主观意见加以粉饰或掩盖。第二要像写《史》那样，揭发各类人物的外在表现和内心活动，从中汲取教训。这就叫做，“以史为鉴”和“以人为鉴” 。说到这里，笔者灵感特发，忽然想起要做一首英文配字诗：
Francis S.Collins（2006）原作 笔者 配字作 2008-5-24
Dare to dream, dare to dream, Dare to think, dare to think,
All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breathing free. All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speaking free.
Unafraid,our hearts unswayed, Unrivalled,our hearts unswayed,
Till the story of CF is history. Till the story of Lai is history.
注：引自 Francis S.Collins: The Language of God. Free Press(2006)。柯林斯是美国著名遗传学家，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国家基因组项目领导人。CF系cystic fibrosis(囊性纤维化). Lai指赖姓人体所患的钩体病。
四.举 证 篇
这一篇还是围绕温江特大疫情这个主题，不过是用资料来解说这次疫情的病原学之谜：赖型菌株这个元凶是怎样据“理”被截获，而不是依仗权威、或个人名望所能巧取豪夺得到的；它是怎样被“验明正身”，而在“群雄割据”中，它又是怎样“独霸一方、”一举成名的。因此，这篇以举证篇为名的文章，就是查证温江疫情病原体的总结。
如前所述，赖型钩体感染病菌是在一、两天之内就被笔者用血清学方法首先取得了证明，由此解决了困扰四川省、乃至更高层行政当局一、两个月的难题。
“你说得这么轻巧，好像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其间有无神机妙算，歪点子，甚至盗名欺世的行为？”有人问。
答曰：断然没有什么奇招诀窍。搞科学研究的人，诚实、守本分、不作假是做人的起码条件，来不得半点虚伪，乃至欺诈。何况就笔者当年当时的身份来说，更没有行骗、巧取豪夺的可能性！这次疫情之所以能够快速、顺利取得满意的成果，确实是一曲挑战与奇遇并存的“绝唱”，而这一绝唱却在当初未曾料到，从一开始就发生过几次“曲高和寡”的场面。
这一绝唱主要依靠以下两个怪诞而奇特的因素在起作用，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其他人、甚至这方面的专家，为何不能解决病原体这个重大问题？
1. 客观要求 无缘置喙：如上所述，当疫情急速发展至顶峰时，病原体仍未被查找出来，而患者人数却与日俱增，农民、医护和防疫人员，乃至政府无不忧心如焚，都实在招架不住了。由于笔者当时的身份是内定右派，不是重用的对象，又被看成为局外人，连旁观者都不是，无法获得有关资讯，也无由献计献策。即或你插上一嘴，也没有人听你的，只好噤若寒蝉，不声不响，然而内心却属于“心有余而苦于无缘置喙”一类的人，岂非一大遗憾？
2. 成竹在胸 天赐机遇：彼时彼刻，奇迹突然出现了——8月14日上午，在一次和顶头上司的偶然相遇和交谈中，笔者讲出了对病因学的见解，并与马来亚疫情相对比，说明有自己的独特理由。接着，果真如他所预料的那样，谜底终于被揭露了出来。这在前几章中已经做了简要的说明，不在此处重复。
“照此说来，你不就成了李昌钰那样的神探了吗？国内有名的专家都没谈到马来亚的疫情，而你却独出心裁，说得那样神乎其神。我们怀疑，你分明是在下赌注、玩梭哈、下决心赌它一盘，博弈一下，碰碰大运！”有人评说。
答曰：这与下睹注不同。把马来亚英军发生的疫情来和温江疫情相类比，不是在碰大运，也不是在玩梭哈。类比（analogy）是一种推理方法，有理并把“理”理顺了，才能推导出明确的科研方向和方法，乃至结论，而此处所谓的“理”，就是两地（马来亚和温江）在流行病学和临床上的共同特点，并以此作为剖析问题的线索或突破口。
这两地都处于温带或热带地区，已知有过钩体病流行，而鼠类是这一疾病的主要带菌者。由于鼠类在野外活动频繁，当人们种植水稻或在野外作战时，都有可能接触所谓疫水（被带菌鼠尿污染的田水或露水）后，即可引发钩体病。但是，在一般情况下，这种疾病往往只限于农村，而不会在城市中造成流行。从温江疫情发作情况来看，就凭患者仅限于农村、仅限于夏收秋种季节，和仅限于接触污染水源这3个仅限，就足以排除其为鼠疫或流感的可能性，这就是流行病学上的“理”。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在专区所属蒲江县的一个水库，有750名工人的工地上，因连日下雨，工人集体参加抢种红苕，结果有90人发病，而留在工地上的石工、木工却无一人发病。后经证实，该症为经常见之于我国、不表现有黄疸的坡蒙那型钩体（L.pomona）感染。此其一。
临床方面，钩体病可以表现为多样性是早为人们熟知的事实。有无黄疸和出血倾向的大小，都不是诊断钩体病不可或缺的指针。这种多样性都属于临床上的“理”。例如，前已述及，义大利的稻田热就不出现黄疸；同样，在丹麦发生的“摘豆者疾病”，也没有黄疸。后者是由Borg Petersen 定名为塞罗型钩体（L.sejroe）的一个新型钩体所引起的钩体病。此外，在上个世纪60-80年代，在中国发现的其他一些无黄疸型钩体病，也都属于国际上已知血清学型别的钩体所引起的钩体病。此其二。
笔者在国外深造几年,放弃了追求诸如什么博士、硕士之类的名位，而专心通学各种生物制品的制造，和各类致病性微生物诊断鉴定的技术，终于成为这方面的通才。这在当时的国内是比较少见的。再加上勤奋好学、不甘落后，时刻注意国际上钩体的动态和新近文献的进展。否则，在那个年代稀里糊涂、不看书不看文献报章杂志、知此不知彼、执迷不悟，一味“拥黄”（指称死抱教科书认为典型外耳氏综合症患者必然出现黄疸的人），也就不会使温江大疫情的诊断取得那么快速的进展。此其三。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用马来亚和温江这两个实例来回顾一下上面指出的analogy吧！[注：本篇材料已全文详载于《中国微生态学杂志》16/4：253-256，2004。这是笔者用中文写作的唯一一篇有关赖株钩体由来的文章，虽则晚了46年。]
我们可以将温江病历中有较为完整记录的852例患者（参见1960年《总结》），和美国一本杂志（McCrumb,F.R.Jr.,et al.: Amer.J.Trop.Med.Hyg.6:238,1957）上的英军209例患者的几类症状，以作比较。
从列5个主要症状来看，只有3个症状有可比性。这两处的共同临床特点可归纳为两多一少：咳嗽、血痰或咯血多，和黄疸少，由此得以使其在临床上自成一个临床类别（clinical entity），亦即以肺部症状，尤其肺部大出血为特征的肺出血型钩体病。这是任何一位医务工作者应该能够从中得到启发的典型事例或教训，也就是上面所说的“理”。舍此，无由说清楚两地病原学的关联，更无法就能凭空设想并断言，温江这次疫情为由钩体集体感染所致。
然而，就在1963年5月由四川省卫生厅科学情报研究室印发的一篇题为《无黄疸钩端螺旋体病》的论述（笔者注：实际上是一篇1958年温江疫情的专论）中，巧妙地把由马来亚和温江这两处疫情症状的对比，是得到启发还是得到印证颠倒过来说。且看，原文是这么说的：由此说明“马来亚的报告与本组（指温江病例）死亡病例相似（笔者注：意指得到印证）” ，而回避谈及笔者早先就已说过，“从马来亚报告的病例症状的对比得到启发” ，其用心不可不谓良苦矣！
以下将用数字从两方面来说明赖型菌株之被检出和血清学型别的归属问题，以及赖型菌株感染在四川省以及全国的重要性。
(一). 赖株钩体之被检出
1958年8月15日笔者奉命独自一人筹建钩体检验组，并开始从事病原体的查证。以下是当月以及随后所取得的四个铁证。
铁证之一:血清学一次检查
8月15日笔者收到温江患者全血样本12份，经用当时我国通用的诊断菌液（14型）作血清学凝集溶解试验（简称凝溶试验，下同）的结果为：
阳性结果 10份
其中
pomona型 7份 (凝溶效价最低1:300，多数很高，最高达1:6000)
australis A型 1份 (凝溶效价 1:3000)
icterohaemorrhagiae型 1份 (凝溶效价 1:1000)
sejroe型 1份 (凝溶效价 1:1000)
阴性结果 2份（凝溶效价均< 1:300）
这一结果说明，温江这次大流行为集体感染钩体所致，因为既往感染残存效价鲜能达到1：300或1：1000者。如能一次达到1：3000，则可肯定做出钩体病确诊。
铁证之二: 血清学二次复查
随后，笔者对能获得二次血液样本的患者都作了第二次血清学复查。表2是两例患者的二次血清样本的凝溶试验复查结果。
铁证之三: 豚鼠接种试验
最先检出的上述两例血清学阳性结果，只用过患者税华林的全血做了豚鼠接种试验。结果在接种后的第7日，即于1958-8-26深夜，豚鼠死亡。解剖所见显示典型钩体病变。由肝脏涂抹标本并可查见活泼运动的钩体，据此更可进一步确诊为钩体病。
至于患者赖安华，在他出院当日，即27/8，曾经用过他的尿液接种一只豚鼠，除在接种后第4-10日出现发热（第8日高达40.3℃）外，解剖未见有任何病理变化。
铁证之四: 直接培养试验
用直接培养法最先由患者血液培养成功的纯培养物有税（华林）株和赖（安华）株。可惜税株早已失传。现存的赖株是至今流传下来的唯一、最早的培养物，后经查证，它是1958年温江大疫情中被截获的主要元凶。
患者赖安华病症较轻，除发烧、头痛、腓肠肌压痛、淋巴结肿大等一般症状外，至病程第7日出现咳嗽、血痰，至第11日病愈出院。和税华林的结果一样，用出院当日的尿液作动物接种的结果，两者的发热曲线，均于接种后的第5、8日出现两个高峰，但赖的第二次高峰达40.3℃ ，高出税的0.6℃。两者解剖结果均为阴性。
以上列举的四项试验中的任一阳性资料无不具有举足轻重的诊断意义，然而在当时却一再受到质疑与否决，不但为巧取豪夺者预留可乘之机，而且再三（确实有三次）拖延做出明确诊断的决定，贻害深远，自不待言。
对本病的实验诊断未能及早获得专家组的认同，并做出决断，显然是由于参加评议的专家们在思想认识上的两种失误：概括地说，这是本本主义和先验论在作祟——在临床上是本本主义的维护者，而在流行病学上，又是忠实信守先验论的执行人，他们终于碰上了这两根软钉子而无由自拔。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二）.赖型菌株的血清学型别的归属问题
在上个世纪50-80年代，对钩体型别诊断的难处既有历史的原因，尤其在当初十多二十年，为区分我国钩体血清学群别型别所用的诊断菌液屡有改变，但也有因工作人员技术操作上的不熟练，致使不同试验室，甚至同一试验室对同一株钩体的定型，偶尔得出不同的结果。其中，以罗马尼亚的Verdun株最为令人犯难，历时也最久。有鉴于此，在1963年，笔者及其同仁，首次按Borg Petersen法，用赖株与当时国内仅有的12型罗马尼亚代表株和苏联两个型DV-A 、DV-B的代表株，做了血清学交叉吸收试验。试验结果证实，赖株与Verdun株为同一血清型。
直至70年代末期，笔者及其同仁先后分别于1977年和1979年用北京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保藏，并且是国际上确认的黄疸出血群中、见之于我国的4个菌型（若连同赖株，共5株），和17个菌型（其中包括：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原始Verdun 株，若连同赖株，共18株）的国际参考株，按Borg Petersen法制成各自的免疫血清和菌液，做了极其繁重而大量的血清学交叉吸收试验。另外，在1979年，还用了见之于云南省的H2和 H6株，和上述黄疸出血群4个型的国际参考株，以及赖株，共7株，也做了血清学交叉吸收试验。原始Verdun株系Pettit于1916年在法国著名的凡尔登大战战场上，由一名患传染性黄疸（系外耳氏症旧称）而住院的陆军士兵人体中分离得到的。
由上述血清学交叉吸收试验，终于证实，赖株是黄疸出血群中的一个新的血清学型别的菌株，既不同于巴斯德研究所保存的Verdun株，又不同于国际上的17个型的参考株。
与此同时，笔者及其同仁还就见之于我国黄疸出血群的5个及7个不同型别的菌株定出了它们各自的抗原结构式。总计，5个型和7个型的菌株的因数组成，分别有12和20个因数。例如，赖株的抗原结构式为：
在5个型中的抗原结构式为1，6，7，8因数
在7个型中的抗原结构式为1，8，9，10，11，12，14因数
在定出抗原结构式之后，即可根据结构式制出它们各自的因数血清，用于钩体型别快速诊断。因数血清曾于80年代在国内试用了几年，效果非常良好，这在国内，或是国际上，堪称为创举。可惜其后，时任所长在未与笔者商量的情况下，钩体研究组无缘无故地被撤销，并将笔者的得力助手崔锦家研究员（已故）调往别室工作。以致在最后，既未做出总结，又未能申报为正式产品，重要科研成果就此消亡，呜呼哀哉！
中国最初使用的Verdun株，其所发生错误的源头究竟在何处，至今也未查明，实际上也无法查明。严格地说，除了操作人员技术不熟练和来源不同这两个因素可以造成重大失误外，单就用作区分血清学型别的交叉吸收试验本身来说，由于不同试验室采用不同的方法和标准，例如，家兔抗血清的制备方法、血清学吸收试验法、吸收后残留效价的取舍数值，等等，有时也会产生某些差别。这是长久以来，困扰钩体检验或是血清学分型工作中的共识。有鉴于此，荷兰阿姆斯特丹WHO/FAO钩端螺旋体病参考和研究合作中心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利用单克隆抗体技术来核实交叉吸收试验的结果。该中心主任W.J.Terpstra于1987年9月11日曾致函并连同实验记录告知笔者：
（1）他用黄疸出血群的13个国际参考株与赖株作了交叉吸收试验，结果证实赖株是一个新的血清学型别。
（2）此一结果经用单克隆抗体作凝集试验得到进一步核实。此外，他还根据F70C4-1和F82C2-2这两种单克隆抗体的凝集效价，对tonkini 和lai这两个血清型（曾被北京误认为同一个型）的菌株做出区分，结果证明两者是不同的血清学型别。
至此，前后经历了二十多年未获得彻底解决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赖血清型终于被国际上的权威机构确认为一个新的血清型别。
（三）. 黄疸出血群菌株在温江疫区的检出频率和排名
温江大疫情消除后，笔者用当时仅有的14型诊断血清与由患者分离的38株培养物，连同温江防疫站钩体检验组由鼠类（主要为黑线姬鼠）分离送检的35株培养物，作了分群试验，结果汇总说明，不论由患者或鼠类分离得的钩体株，均以黄疸出血群占绝对多数，但就患者而论，占总株数的76.3﹪，另有少数分属其他4个群。
（四）.赖型钩体在四川省部分市县检出的频率和排名
1977年，笔者及其同仁用黄疸出血群中国内常见的6个血清型分别制成诊断血清，再经交叉吸收试验制成分型血清，连同其他8个群、未经吸收的分群血清对1974-77年四川省部分市县由患者和动物分离的410株钩体作了血清学分型，结果说明，在由患者分离的菌株之中，以黄疸出血群为主、占全部217株的70.1﹪，与1958年温江疫区的检出率，76.3﹪，基本一致。在黄疸出血群中，赖型菌株独占鳌头，占71.0﹪ 但占全部217株的49.8﹪。这一结果与四川省防疫站（1981）发表的1971-79年四川省收集的1428株钩体的分型结果也基本一致，即黄疸出血群占全部株数的56.7﹪，其中赖型株数又占黄疸出血群810株的72.8﹪， 或占全部1428株数的41.3﹪。 如果将这三组资料加以汇总可知，除1971-79年四川省黄疸出血群株数占1428总株数的百分率偏低外，其他各组资料都很接近。这是因为：
（1）．四川各地不同类型的钩体病症呈点状分布，而多数地区为无黄疸型的发病区。
（2）．成都所收集的菌株只限于温江或其邻近市县，而省防疫站则为由全省收集而得，因而可以说明，温江及其邻近地区为一大片无黄疸型的发病区。在近乎10年的期间内，黄疸出血群株数约占总株数的70﹪，而赖型株数又约占黄疸出血群株数的70﹪，或约占总株数的一半（70﹪× 70﹪ ），由此构成这一片区菌型分布的特点。
（3）．赖型菌株不只在温江片区占主要地位，而且与全省的平均检出率约略相同，说明其在四川省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在1958年温江专区发生的特大疫情中，赖型菌株被认为是引发肺出血型病症的罪魁祸首、元凶，并且是造成该次大疫情发作的三个因素之一，即自然因素，是有根据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起着关键作用的，仍然是另两个人为因素。因而把那次疫情说成是人造大流行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那是中国建国后60年来仅有的一次大规模的地方流行，也是全球唯一的一次特大流行！由于此后，汲取了教训，即在收割前，放干了田水，改变了耕作方式和收割时人力组织形式，以及采取了预防接种措施等。此一疾症，终于取得了有效的控制，虽然还不能求得完全的灭绝。
就全国而言，赖型钩体主要分布在长江各省，遍及长江、汉水流域及以南地区。
综上所述，本篇按时间顺序编写了赖型钩体之被检出、血清学型别的查证及其在温江疫情中，以及四川省出现的名次排列的全过程。这是一篇真情实况的往事，可供医学教育专家或医学史家，在今后撰写内科学或热带病学教材或历史时，记上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作为前车之鉴，教育后人 。
跋：2003年12月，魏文彬（已故）、周惠民、陈廷祚三家在蓉城的子女们相约，在已故恩师魏曦学部委员百年诞辰纪念日，即12月25日，举办一次追思晚会。陈、周二人因年事已高，未能到会。
在这次晚会上，三家子女回顾了上个世纪40年代魏老在昆明西山脚下的中央防疫处（1945-1947），和在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1950-1957）工作期间的往事，以及当年和恩师魏老一家相处的欢乐情景；也谈到了魏文彬、陈廷祚这两位魏老的学生，于1947年3月离开昆明，分别前往巴黎巴斯德研究所和哥本哈根国家血清研究所留学期间，魏老给予他们的指导、鼓励和帮助。以及其后，即在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大连大学医学院沈其震院长急于招聘人才，遂通过魏老联系并得到魏、陈二人的首肯后，最终获得东北人民政府的聘请和资助，于1949年底回国，在当时的大连大学下属的大连卫生研究所（原为日方于1924年创办，在抗日期间归关东军731部队接管），亦即后来的卫生部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该所于1957年撤销，除魏老的钩体研究室分流到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研究所外，其余全部人员装备悉数并入卫生部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
三家子女们在晚会上谈到了魏老对“三学”（立克次体，钩端螺旋体和益生菌）的贡献，特别是魏老的钩体研究室，与陈在1958年之所以得以迅速完成温江病原体查证工作之间的千丝万缕联系，都应该在中国医学史上记上这笔宝贵的史料。
写到这儿，笔者不由得想起5年前为1958年这段个人辛酸史而填的《江城子》。现转录于下，矢志不忘。
江 城 子
一 计谋 二 作假
世间岂是竞计场 耍伎俩 露锋芒 巧取豪夺好倡狂 仗权势 坑贤良
抹干吃尽 争百世流芳 洋镜拆穿 荣誉一抹光
料得是非无人说 留后代 论短长 暗箱操作尽扯谎 不自律 骗名望
注：江城子最初只一阕，宋以后增为二阕，各35字，五平韵。竞技场（arena）原为古罗马的圆形赛场，其中央供打斗比赛，至今仍为义大利精心保存的古迹。笔者于1947年8月22日曾游览过一次。此处将竞技场的技字改为计字，计谋（贬义词）之谓也！抹干吃尽是四川话的口头语，意指挖空心思，强占或占尽别人的便宜，含意深邃。“料得是非无人说”一语原为“料得是非有谁说”，这是笔者在看了燕真所长2003-12-25来函中的用语后，修改为如此，更符合现下流行的潜规则。
五．答 辩 篇
2003年10月15日午后1时许，在打开电视机后，无意之中收看到了北京台播放的一则有关钟惠澜学部委员学术生涯的《神州纪事》下集节目。
钟先生作为我国老一代热带病专家、学者，又是我国热带医学奠基人之一，学识渊博，医术精湛，贡献良多，不愧为后生学习的楷模，值得称颂。这是学术界和舆论界早就一致认同了的评语。
在收看过后，笔者觉得事出突兀，耐人寻味，不禁浮想联翩，叹息不已！
虽然没有看到全集，而画面又是一晃而过，再加上望九老人反应迟钝，难以领会通篇的主旨和内涵，但就已知的一鳞半爪，特提出如下一孔之见，姑妄言之。
一. 《神州纪事》似乎是北京台为了配合时政或时务而设立的一个播放节目，因而，经常更换所记之事是它的一个特色。而时效则是它的需求和所追求的最终目的，否则便成为随心所欲写成的随笔，札记，甚至偶然抒发的清谈。但是就其某些方面的内容而论，有点像是当年的“燕山夜话” 。燕山夜话也是出自北京媒体的一种典型的绝活。
由此说来，这个节目的播出是有所指的了。它是有的放矢，亦即，从善良的愿望出发，能够从中产生某种有益或者有利于后生和国家的特效。因此，把它的播出说成是“事出有因”也未尝不可。有因自应有果，这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佛教之所以得以持续存在，保存千年不衰，其真谛乃得益于因果论，但是它有可取的一面，尤其对智者来说，“生平不与恶事为缘，所以恶报可灭！”（《大悲咒》 第25页 进成印刷公司 1996），此乃任何学者不可不记取、等同于生命之一大准则和条规也！
二．“你把北京台播放《神州纪事》这件事说成事出突兀，事出有因，联系你在2003年8月份向中国科学院打的那份请求立案调查处理的报告《陈情表》，未免有点想入非非，并且尽往坏处想，以利于往‘恶事’上挂钩，存心在想整人，你有事实根据吗？”有人问。
答曰：笔者并非信口开河，也无存心整人的意图。说实在的，我根本没有那份整人的本钱。《陈情表》的前4篇申诉材料写得有根有据，经得起查证，甚至可以听任任何审处单位的调查！然而，笔者发送给北京台的《陈情表 五 答辩篇》，就没有多大把握了，心里有点虚了。这是因为，答辩词只是以一些揣测、推导和论理为依据，自然易于引起误会，以至可能把原本是一件好端端的事情搞糟，实非笔者所愿！然而，笔者可以提出如下几点不成熟的意见：
1．从时间上来说，这是因为，在两个月的期间内，从笔者打报告给中科院之日起，至短片策划、排练、拍片、剪接和实现播放为止，可能是刚好足以及时完成并急于播放的一篇“不怎么样的”《急就章》。
2．播放这部短片的时效似乎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求得解说：即往好处想和往坏处想。
现在，先说一说往好处想的理由。
首先，播放这则《神州纪事》是北京台早就安排好了的固定性的经常节目，用以宣传学部委员的爱国情操，学术成就，鼓励后人，作为他们学习的榜样。这事与笔者打报告纯属偶然巧合，不必大惊小怪，其间并不存在任何计谋或耍弄伎俩的问题。
其次，人非完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存在一些缺点，甚至错误也是难免的。何能苛求于人？语云，瑕不掩瑜，成就毕竟是主要的，又何能以偏赅全？
再则，钟先生已去世多年，事过境迁。人一死就死无对证，单方面难以判案，道理不言自明。因而，若想把恶事往上套，企图挂上钩，恐怕难以得逞。冤枉好人，说不定最终只会捞上一个咎由自取的恶名。
接着说一说往坏处想的理由。往坏处想的时效无非是宣传失败，欲盖弥彰。这是笔者讨论的重要旨趣所在。他并且为此准备接受任何形式的挑战或批判。
撇开已经在《陈情表》前4篇申诉书中所举的实证不在此处重复外，以下仅就北京台这次播放的《神州纪事》下集内容作一番回顾和评述。
(1).在这次播放中，有5位在京执教行医的名医和学者出场讲了话。他们对钟先生这位恩师十分崇敬，也十分景仰，尤其是对钟先生在热带病学术上的造诣、成就，备加称赞，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他们显然全都看过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医学家荟萃》第一卷第292页上的那篇由钟先生自己撰写的自传中，有关1958年发生在四川温江的特大疫情病原体（钩体病）查证工作中的那一段惊人的发现。
就出场亮相的5位学者来说，他们全都是外单位的学者，其中有2位是搞过钩体病的专家，对钟先生在钩体病方面的贡献，赞赏不止，但都未谈及钟先生在1958年对温江大疫情的“特大的功劳和贡献” 。还有一位是在早期曾经和钟先生搞过一阵子钩体病的学者，在他的发言中，甚至全然没有提到钟先生在钩体病这方面的事儿。这三位学者是比较聪明自觉的，似乎也都懂得时下流行的潜规则，避而不谈1958年温江大疫情那件往事！
至于另两位从未接触过钩体的学者，他们却津津乐道，愣是重复说出了钟先生在1987年曾经在上面提到的那本书上说过的那句谎话：一位说在三天内、另一位则说在三、五天内，钟就找到了温江大疫情的病原体——钩体。
就这5位学者而言，他们对这件连中南海都被震惊了的大事，却持有3种不同类型的态度，难道不值得人们进一步深思吗？更为令人惊愕的是钟先生掌管多年的友谊医院，包括他自己研究室内的专家、弟子，竟然没有一个人出场露面讲话，硬是令人费解、猜摸不透！
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事内情比较复杂，难以用简单的损人利己，即剽窃、或一般的学术腐败来求得解说，而是一桩伤害他人，力图利己的掠夺行为。俗话说，青蛙要命蛇要饱——在蛙（弱势一方）与蛇（强势一方）的决斗中，这是一场实实在在的生死劫。
然而，就这次播放来说，笔者可以断定，北京台则是单纯地上当受骗了，因为该台根本不知道这次演出的内情和真正目的，稀里糊涂地搭台捧场。但对笔者所起的作用，却是把原本的一场生死劫，一下子又转变成为明火执丈、落井下石的桃李劫！这两桩事何能与瑕不掩瑜中的瑕相比拟？其在本质上有根本的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有人说，事过境迁，人都死了。中国人提倡死者为大嘛！还扯什么皮？
呸！这决不是无原则的扯皮。岳飞，秦桧都不是生前定案的。中科院汤飞凡学部委员为了沙眼病毒这一发现而获得的国际奖，后被他的后辈同事窃据和终被纠正等过程，也全部是在汤先生死后得以实现的。有错必纠、有错必究，是国家历来的政策，何能厚此薄彼？
(2).有三件怪事应该在此处指出。
在当年温江发生疫情的后期（9月），钟先生曾经派出他的一位学生及其夫人，参加温江防疫站重新建立的另一个钩体检验组（此处“重新”二字表示原来没有、重新建立。因为，成都所的钩体检验组早在8月就已建立）工作。那是在钟先生9月初离开成都之前决定下来的。然而，在这次北京台播放中，却未见有二位出镜说明。
再就是，笔者在1995年在珠海丽珠制药厂发生的一件奇遇。在药厂会议结束当天的晚会上，笔者结识了北京友谊医院一位时任院长某某，于是抓住这个机会，向这位院长倾诉了1958年查证温江大疫情病原体的哀怨实况，以及资深记者缪宜琴的几篇有关钟先生的钩体事迹文章的严重失实报导。最后，笔者要求院长主持公道，进行调查处理。哪知这位院长对这一告发，一言不发，哼啊哈地避而不答敷衍过去了。笔者也就只好自认倒楣、不识时务！会后，和笔者一起参加晚会的一位朋友说，“怎么可能为你进行调查？何况，这是一件民告官的案子，你打得赢，才怪呢！不过，反过来说，万一某某院长清醒过来，怀有正义感的话，回北京后，真的作了调查，说不定在某一天，会突然给你捎来一个特大的喜讯，让你得到彻底翻身。” 笔者当即向这位朋友回答说，“这是你在做黄粱美梦吧！”在这次北京台的播放中，也未见这位院长站出来亮相表态。本院的事，却不见本院的人出来讲话，装聋作哑，是不愿，还是不便出来表态，这不就是时下社会里流行的一种保护自身的潜规则吗？
至于第三件怪事，缪宜琴这位元资深老记者同样未见其出来亮相，其所讲的有关钟先生的故事，那就更为一言难尽了。可能因为是外行，非医界出身的记者，未获邀请出场罢了。
现在再回过头来，单就前两桩怪事来说，偏偏这么凑巧发生在北京台播放的这个节骨眼上，不免令人觉得蹊跷——该表态的人不出来亮相！瞭解实情，包括事先知道有人告发的知情人，居然退避三舍，不愿出场，耐人寻味！
因此,从表面上看来，把北京台这次播放的《神州纪事》以及其所起的效果或作用说成是“事出有因、欲盖弥彰”，似乎就显得格外恰如其分了。
三. 对三天内就能找出钩端螺旋体的质疑问难
钟先生的唯一贡献，如前所述，就是他那13个大字——三天内即找到病原钩端螺旋体。所用的动词“找到”的文法和含义模糊不清，没有交代时间、地点、出处，更没有说出采用的检查法。对此，笔者应该指出以下的疑问：
1.经查证，钟先生是在1958-8-24由北京飞抵成都的。如前所述，根据成都所上报的实验结果，本应于当日即可做出决定，认同笔者的诊断，但在最终，还是拖了18天，才获得确认，为什么？
2.有史可查的一则往事：那是发生在1964年1月，在广州由中华医学会内科学会召开的钩端螺旋体病学术会议会场上。原来，钟在1958年温江大疫情病原体查证工作中的特大发现，并被荣封的那道耀眼光环忽然消失了。才时隔5年多一点，作为会议主持人，彼时彼刻，他不得不在会上，回避谈及1958年那段光荣而伟大的历史成就。
为了揭示真相，澄清事实，笔者于拨乱反正以后，在上个世纪整个80年代开展的各类学术活动中，通过发表论文，出场演说，就1958年温江大疫情病原学查证工作的艰辛历程和真情实况，作了不屈不挠的、实事求是的抗辩。
首先，笔者出席1984年8月在上海召开的中日微生物学研讨会，随后在1987年11月由日本感染症学会邀请并全额资助，在神户召开的国际地方病学术会议上，就上述疫情及赖型钩体的检出做了同声传译的专题学术报告。这些报告的文本已于1985年在《日本细菌学杂志》（由日本有光佳子博士译成日文），和1986年在英文《匈牙利免疫学年刊》（由在1981年12月于日内瓦W H O会议上结识的一位匈牙利学者的索稿）上全文发表。
接着，东京国立卫生研究所钩体研究室有光佳子博士在《日本医事新报》1988年的一期刊物上，就温江大疫情以及赖血清型钩体检出经过，对笔者又做了一次个人专访报导。
在国内，笔者还有几篇有关这一主题的论述，也都是用英文发表的。笔者及其同仁在上个世纪有关钩体的中文著作约40余篇，几乎均属内部文件或所内印发的材料，迄未公开发表。笔者用中文发表的有关1958年温江疫情往事的论文，只有两篇：一篇是2004年在《中国微生态学杂志》第16卷第4期 ，另一篇是2007年在该杂志第19卷第5期上刊出的。
3.再则，从钩体实验诊断学方面来说，在上个世纪通用于我国的诊断方法，切实可行的只有3种，其中以血清学检查法（凝集溶解试验和补体结合试验）最为简易，并且在一定条件下（一次试验效价特高），当日即可做出诊断，而其他两种方法，即动物接种法和直接培养法，3天观察期是远远不够的。
四. 赏析
1.前面说了，把北京台这次播放的效果说成是事出有因 欲盖弥彰。这是笔者对这场播出最初下的一个结论。如果那样设想，则是错怪了北京台。原因是，和资深记者缪宜琴一样，他们都不瞭解这5位学者的学术背景，为人逢场作戏，纯属上当受骗，不知不觉地背上了黑锅，使自己成为受害者。
2.再则， 就那两位学者的发言来说，不知是由于善意的无知，不问不查不看笔者的外文著作以及四川省卫生志的资料，还是出于其他的门户之见，在萤幕上频频亮相，为钟先生发现1958年温江特大疫情病原体一事树碑立传。经过这两位虔诚者误导，谎言变成了真相，说教也就变成了真理，使北京台背上了这口大黑锅，广大医务防疫人员和观众受到了蒙骗。
3.笔者从2004-12-5《成都晚报》上，看到山东的一位媒体工作者孙自忠撰写的一篇题为《强势笼照下的失语》时评，很有启发。其中谈到有显赫身份和头衔的强势者在干了坏事、出丑后往往得到低调处理，亦即他所称的隐性支持，于是问题就会变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孙先生还说，隐性支持的另一种形式叫做失语（这在医学上称为aphasia,失语症，一种病态。此处指“故作病态”解；。笔者建议再加上另一个辞汇，沉默不语，非病态，存心不语）。这些人认为话说多了、说少了都不行，不如不说。沉默或闭口不谈是趋利避害、保护自己的一种最好的办法。实际上，就是对作案人的支持，或者说，隐性支持。当然，如果是公开支持，袒护坏人坏事那就得归入显性支援了。这类现象都被他看成是人们对强势人物的条件反射。他的这些说法，说得真是鞭辟入里，一针见血，确实是对现实情况的写照。这么一来，强势者就此得到了实惠，不能对他做出任何有效的约束。看来，这位媒体工作者还是有点医学水准的，运用的条件反射、失语、显性隐性等名词，到位妥帖，符合现实情况和强势者的心理。笔者认为，这些现象在实质上，说穿了，也就是时下流行的潜规则。
4.笔者根据上述潜规则，将这次《神州纪事》播放中出场亮相和未出场亮相的7位专家学者，另外还包括成都所的一位老领导、燕真所长，华西医大感染科黄安华教授和我不相识的广州中医药大学朱宇同教授，共10人的心理状态和现实表现，归入以上4种类型的人间世态。
世道就是如此！如果最后两位学者肯于站出表白一下自己确实是属于“善意无知”的一类，笔者当然是错怪了他们。
在北京台播放这则《神州纪事》之后，笔者不得不应景填了一首新词《采桑子》，用以抒发情怀。
采 桑 子
一 登 殿 堂 二 下 苦 海
而今忽尔梦还乡 半生落泊琉璃场，
智德门廊 苦难备尝
道山亭旁 搜索枯肠
马赛歌声在回荡 为填新词泪满裳
注：（1）．采桑子分两段，各22字，三平韵。（2）．急就章，为了应付需要，匆忙完成的作品或事情，汉代书名，史游作。（3）．苦海，原是佛教用语，比喻很困苦的环境。（4）．1999年6月赴苏州开会时，笔者曾设宴招待苏高中、其后又是上医的老同学诸荣恩教授（苏州医大）和在苏州二医院的表侄吴泽民教授。谈及当年在江苏省立苏州中学（苏高中）读书时，与现在仍然活跃在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些同班（二十六甲）同学在一起的欢乐情景，以及学校大门门楣上铭刻的“智德之门”四个醒目的楷书大字，至今仍历历在目，字字刻骨铭心，终身难忘。会后偕表侄前往三元坊母校参观时，学校在原址彻底作了改建，除一座教学楼、紫阳楼、道山及池塘仍保留原样外，已面目全非。智德之门不复存在，门内很长的回廊不再显现，仿古道山亭已改为不大的平房音乐室，原先作为礼堂用的大殿已交还隔壁孔庙。此情此景，不免使笔者深受感触，噫嘻之情油然而生。道山系人工挖了大池塘堆土而成的一座小山包。道字取名于道德或道义，与校大门上方的“智德之门”交相辉映，成为苏高中之立校之本。历经代代相传，被誉为该校传世训词，对历届毕业生在道德修养上影响之深远，固不待言。（5）．此处所称的马赛歌声系指法国国歌《马赛曲》。用原文教唱马赛曲和英美名曲、军歌的老师，是上个世纪廿、卅年代苏高中的一位资深老者。这些曲调犹如林肯盖茨堡演说词那样，学生不但背得滚瓜烂熟，而且时不时地在门廊里低声吟哦，或是在道山亭旁引吭高歌。
例如：
阿隆尚-放-得拉-巴得类…阿不拉-威诺赛扬。(《马赛曲》，法国国歌)
Johnny get your gun，get your gun,take it on the run，…(军歌)
虽然饱经七十多年的沧桑，至今仍可原汁原味地哼得字正腔圆，不同凡响，由此可见母校感召力之一斑。（6）．二十六甲系苏高中班级的简称，指民国廿六年（1937）甲班，即抗日战争爆发前最后一个班级的毕业生。当年，全校有3个年级9个班。每个年级有3个班，其中2个男生班叫甲乙班，1个女生班叫丙班，各约40-50人。现在已知，廿六级有5位美籍华人。与笔者同班的有冯元桢和易家训。冯和笔者同在一个晚间自习室的桌子对面坐了3年。每间自习室有两张大桌子，各坐4人。易是贵阳人，被昵称为苗子，实际上是汉人。1936年寒假期间，全校只我们两人没有回家，我们同吃同住了大半个月。冯和易都是国际上的知名科学家。(7).苏高中原系范仲淹创办于西元1035年的宋朝，1928年更名为江苏省立苏州中学，是当年江苏省四个中学名校之一。（8）．算了一下，笔者这一生曾在内地呆了六十余年。
昆明 白龙潭 上医 1939-9～1940-11
重庆 歌乐山 上医和中央医院1940-11 ～ 1944-12
为了帮助成都新所的基建，笔者应邀于1954-5-1由大连来成都一次，以后在1955，1956年又各来过一次。那时宝成铁路还没通车，所周围都是农田，经过几十年的建设，现在已与成都市区连成一片了。
在人生的道路上，还应该补记上一笔的，就是在朱锦忠所长于1983年去世后，笔者在成都所的那几年心情很不顺畅，蒙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郦燮昌同意我的请求，并得到卫生部长崔月梨的批准，获准于1985年调往该所工作，随后又蒙江泽民市长亲自批准在上海落户（当时高级知识份子进入上海得到户口需要市长特批）。其后，因成都所党委书记赵永林于1986年专程赴沪三次，力劝笔者回所帮助工作，于是心肠一下子软了下来，放弃了上海，于1987年初回到这个使笔者伤心落泪的成都所，以迄于今，倏忽不觉已近廿年。
保山 惠通桥 中缅油管工程处 1945-1 ～ 1945-3
昆明 高峣 中央防疫处1945-4～1947-3
成都 包江桥 成都生物制品所1957-10 ～1960-12
涪陵 专区人民医院1961-1～1962-1
成都 包江桥 成都生物制品所1962-1～
六. 结 局
笔者在2000年初接到燕真所长发来了回信之后，就一直在萌生试写一本回忆录的设想。目的有两个：一是在笔者生前留下一道印记，让儿女们知道家史的变迁；二是要说说他在1958年温江大疫情那一段辛酸的往事，准备启用《陈情表》这个名称。
这是笔者在小学读书时念过的，由西晋李密（西元224-287）写的一篇很感动人的文章。古人云：读武侯《出师表》不下泪者不忠；读李密《陈情表》不下泪者不孝。李密是现在的四川彭山人氏，在他的家乡有一座只有一个“孝”字的巨大崖刻。现在，笔者所写的这本《陈情表》，读这本书，不由得不令人不愤慨。
至2003年11月26日撰写完这第六篇为止，算是初稿，前后历时近达四年之久。为了准备出版这本文稿，笔者于2008年对《陈情表》的初稿又作了最后一次订正，尤其对此前所写的可能结局，再作一番最后推敲和评析。
时隔两个4年，前后历时已整8年，对结局的展望，尽管已经“望尽天涯路”，于今好像仍是茫茫一片白雾，看不到事情的尽头。
魂牵梦萦，夜里一觉醒来，哀叹人生的大好时光，竟然消耗在“路漫漫其修远兮”的人与人之间的欺诈和诡辩中，岂不懊丧！
或问：从以上一段引子来看，淤滞在你心中的积怨还是“不老少的” 。想开些，忘记过去是养生的最好办法。因为老问题，特别是整整五十年前的往事，只要人证物证俱在，在日后，总会有人站出来为你说话的。你想想看，一个耄耋老人是经不起这么折磨的，让你拖上一年半载，甚至再来一个四年、八年，是有你好看的！
在你写的《陈情表》几篇文章中，用了毫不含糊，毫不妥协的辞汇，这不利于问题的化解。让我们先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在第一篇申诉书中，你用了寡不敌众这个词句，乍一看似乎有点摆开阵势、存心打斗的意思，不如改为曲高和寡为好，让对方易于接受，气氛变得和缓一些，以利于沟通关系，减少对立情绪。只要你能从良好的愿望出发，任何事情不难解决。但是，要注意分寸，钟先生是一位一言九鼎、名气大、官高权重的重量级人物，即使有错，切勿等闲视之，要与人为善，以和为贵，才是上策！
答：在聆听之后，笔者这下子可开了窍，连忙回答说：“你说得对，领教、领教！”但过后一想，觉得有必要做些解释，交待一下当初为什么不用曲高和寡这个词的缘故。
还记得吗？笔者在答辩篇中曾经提到过曲高和寡这个字眼。“和”字的含义是跟着唱的意思，只要有一个人跟着唱，就可以称作“和寡”。然而在当时，就笔者所经历的种种不幸问题来说，还不同于歌曲，却没有人表示同情。根据“全或无定律”，这又怎能叫曲高和寡呢？
原来，在指鹿为马、“非此即彼”那些年代，主宰人心导向的条规是“全或无定律”。这在西方叫all or none law,由此就会出现“全或无现象”。按笔者当时的身份和处境（准右派）来说，寡不敌众一语必然意味着单独一人，抵挡不住众人的意见。这是1958年大疫情病原学探索事例的实情，显然也是最合适的用语。
又问：你把事情说得那么斩钉截铁，还套用了什么定律，并且把自己又看得那么扁，这未免有点过分、小题大做了吧？
又答：燕真所长于2000年2月给笔者来信。他是第一位、也是至今唯一的一位、敢于站出来打破那个生理学定律、并揭露1958年温江疫情病原学探索真相的老党员、老干部。虽然是在42年后，只他一个人跟着“高歌独唱”，但在此时此刻，应被认为是体现他的革命情操、睿智和果敢的行为，或者说是义举，令人尊敬佩服，并使笔者产生知遇之恩。由此可见，时机不同有不同的看法和实效，即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对寡不敌众和曲高和寡这两个用语的最佳诠释。
还问：你把“此一时、彼一时也”的时空拉得这么长，掐掐指头算了一下，转瞬之间，确实花了42年（1958-2000），这在医学史上是很少见的。能否请你把这件事再概括一下、稍稍披露一些主要情节，好让大家从中汲取教益，行吗？
三答：笔者在《陈情表》第二篇申诉书中说了：这件事在医学史上是排得上名次的。若与2003年SARS相比较，后者只是一些为名所忧，为名所困的例子，不能归入学术腐败。但是，如果作为顶级学术腐败而论，温江事件应该退居为又一例，因为阿司匹林发现人之谜，是一百多年以前的第一例奇冤错案！
另外，在与强者较劲中，把自己比喻成印度“不可接触者”那一族所谓的下等人。在被逼到墙角的情况下，无处发泄憋在肚皮里的闷气，只好独自一人，在单方面和强者打了整整50年尚未了结的肚皮官司。倘若燕真所长不在8年前吐露出了1958年温江大疫情病原学探索的真实情况，这桩不白之冤的案子将会成为永远难以辩解、或者难以得到昭雪的沉冤！
燕真所长在给笔者信中提出的书面证明已在前面几篇论说中作了引述，不在此处重复。此外。他还提出了以下两条意见：
1.“凡是正直的人，决不作墙头草，看风使舵：在上司、权威面前，敢于坚持正义；在人民遭受侵害面前，敢于做实事、说真话，这才是正确的所谓线 。但在那时候大锅饭、观风、查线时代，哪会有人出来评是非、功过啊？”
2.“既然当前推行什么著作权、发明权等法制，就应该辨明真伪。”
很显然，以上引述的几段话是所有人当时隐藏在心灵深处的悄悄话，就连当时主管疫区工作、早年留学加拿大专研细菌学的四川省卫生厅周绪德副厅长、专家组组长，也被中央指派来核实成都所检验结果的钟先生蒙住了，弄得哑口无言以对，岂不令人深思！可惜周老早已去世，未能对钟先生所写的、言之凿凿的“13个字”的诊断（三天内即找到病原钩端螺旋体），提出他自己的看法或反驳！
至此，有关曲高和寡为何在燕真所长揭开内幕之前难以用于描述事实真相，应该说是比较清楚地作了交代了吧！然而，笔者目前最为关心的是曲高和寡的结局问题，而不仅仅是争取别人对此的同情、发发恻隐之心，就算了事！
笔者在上一篇《陈情表 五 答辩篇》中讲了，佛教非常看中结局，即“报应”，并有“善恶”之区分。西方也谈结局，从而乃有“祸福论”之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前者指的是施害于他人的人，后者指的是受害者，这两种人有不同的结局。祸福之间发生的这种转换，倒是很讲辨证的，由此劝人们要有正确的祸福观，一下子把它提高到哲学的高度来认识结局这个问题：千万不可忘乎所以，自视高人一等，一贯正确。更不应一味追求个人一时之名利，施害或加祸于人。中国民间也有类似的谚语：如“塞翁失马 焉知非福”，或因祸得福，但未见有因福得祸或“福兮祸所倚”之说，由此给人们提醒一下，“乐极也可以生悲”！说到底，这是一个很富辩证的哲学研究课题，不可视如敝屣，更不可视若无睹！做人嘛，不依规矩，就不能成方圆，切记切记！
有一位相识相知多年的老朋友，刘邦立教授，在2001-7-19《参考消息》 的“参考杂谈”栏目上，故意发表了一篇奇谈怪论，说是“成功乃失败之母”。看过以后，觉得顶富有哲理的，犹如祸兮福所倚一样，都属于同类型的警世诤言。这对知识份子来说，向他们报一报警，有益无害，以免冲昏了脑壳，陷入于万劫不复的深渊而无由自拔。
总之，无论是佛教，中西方的这些说辞，都涉及人生观的问题。笔者在填《采桑子》词牌时，把似乎是八竿子扒拉不上的什么智德之门、道山亭等也都填进去了。然而，细想一下，道德的德是一切智者的做人之本。正本才能清源，使他们立于不败之地，否则就会成为一捅就破的纸神。据此可知，那则词牌应有醒世作用，通过那些道德说教，好让一些昏庸老朽从泥潭中苏醒过来。
梁启超先生是中国的大儒，若干年来似乎已被人们淡忘了。2000年，笔者赴美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后路过北京时，曾经领着女儿和外孙去香山的梁任公陵园，作了一次向往已久的凭吊。虽则陵园荒芜不堪、满目凄凉、门口的铁皮牌子字迹模糊不清，难以辨认，祖孙三代一家在陵园里仍然呆了一两个小时，怀念一代宗师，流连忘返。
何谓私德、何谓公德，梁任公给下了个简明而精辟的定义：“人人独善其身，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实际上，这是从正面给人们提出的醒世名言，劝人们不要使坏，要做善事！要我为人人，不要人人为我！他还提出了“采补说”：“人不可志得意满，应汇其长者而取之，补我之所不及”。梁任公虚怀若谷，以至于斯，令人景仰、折服、叹为观止矣！
说到这儿，使笔者想起基督教宣传的主要内容在于发扬爱心，也就是人人相善其群而不要求回报，这点与佛教显然不同。笔者虽然不是基督教徒，但对基督教却有好感——他们宣扬爱心，做好事、做好人而不要求回报！梁任公的那些“诤言”，与基督教的教旨不谋而合，绝非偶然！外国有义工这个专用名词，这在中国《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1995版）上，竟然查不到这个词语！
说到这儿，又使笔者想起两首歌曲：一首是电视剧《渴望》里的“好人一生平安”，另一首是Francis S. Collins,在前面所述的一书中引用美国的一首“All the Good People” 民谣。
据说，“好人一生平安” 这则主题歌，是一位女音乐家谱写的抒情歌、祝福歌。她的歌词写得那样生动，曲调又是那样感人，真是令人振奋、陶醉不已！
下面引述的一首民歌，是美国最为著名的、供合唱团合唱的All the Good People的chorus(合唱)，同样鼓舞人心、令人讲究和谐团结！
This is a song for all the good people,
All the good people who are part of this family.
This is a song for all the good people,
We are joined together by this common thread.
你能说得出爱滋病红丝带（red ribbon）的来历吗？笔者从这首诗中所称的the common thread（一根共同的丝线，和丝带一个意思），联想到这次四川发生的大地震中，人们使用了绿丝带或黄丝带，其含义和红丝带一样，只不过由于我国的古习俗，凡是丧事，或当悲剧发生时，都应该回避使用红色罢了。
Collins还为经受一种罕见的遗传病患难的患儿或家庭，谱写了另一首同样的民谣。
This is a song for those who are suffering,
Your strength and your spirit have touched one and all.
It’s your dedication that’s our inspiration,
Because of your courage, you help us stand still.
这首诗写得十分豪迈，动人心扉，这在当前发生的四川大地震中，举国上下为死者举行哀悼祭奠之际，安抚伤患，慰问灾民，乃至为一切受难者或其家属节哀祈福，使得他们在精神上有所寄托，确实是一首鼓舞人心的好诗。
接着问：你又扯远了。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吧！你的这桩案子究竟怎么办呢？
接着答：这一问，使笔者瞠目结舌，想了片刻，才迸出先前同别人讲过的下面的一回事。笔者在2003年11月18日收到多年来未曾交往的故交来信，告知参加写作《钟惠澜热带病学》一本巨著的书，不久即将问世。闻讯之余，不胜感慨系之。出于对该书中有关1958年温江特大疫情病原体查证一事的关注，笔者心头一下子闪现出了诗圣杜甫的诗句：“剑外忽传收蓟北 初闻涕泪满衣裳”，一种收复失地的豪放、喜悦心情，引起了笔者的共鸣 。若能在书中为之正名，纠正并恢复1958年温江特大疫情病因发现人的冠名权，亦复不失为等同于收复失地的欣慰之情也！由于对能否获得冠名权的信心不足，笔者为了避免伤神、失望，至今也无意想查询出版后的详情。
最后问：在你晚年写的一些论著中，喜欢在文章里，插上一些名人的诗词字句，这挺有意思的，几乎变成了写文章的一种风格。这次在所写的六篇材料里，大发词兴，却未见用上自己写作的诗。何不在这篇文章里，换换花样，写它几首那怕是歪诗，同样可以发泄郁结在心中的烦闷，或者说是牢骚也好。
答：赋诗比填词难，尤其是律诗，要求很严格。拿五言律诗或七律来说，每首八句，二四六八句要押韵，字音平仄都有规定；三四两句、五六两句要对偶。例如，孟浩然的《岁末归南山》五律诗中的三、四两句和五、六两句，分别为“不才明主弃 多病故人疏”和“白发催年老 青阳逼岁除”，说明这首诗不但对偶贴切，而且可以表达其晚景何等凄凉，人间之冷暖无情，以至于斯！因此，像笔者平庸之辈，一般只能写写打油诗，最多来上一两首由四句构成的、要求不那么严格的七绝。勉为其难，现谨献上两首歪七绝作为本篇的结束语。
七 绝
2003-11-23 小雪
一 二
与神较劲两头空 五内如焚难认同 岁月来去急匆匆 倏忽已是八六翁
名高位显坑贤哲 一手遮天称英雄 势单力薄空叫屈 只缘身陷困境中
注：（1）两头空指在反右后期，笔者与强势者较劲的两种结局：政治上成为右派份子，成就上他的功果被后者在暗中巧取豪夺，据为己有。（2）五内指五脏，即内心。（3）此诗写作于86岁（2003年），故曰八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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