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陈情表》的补充材料，本篇按时间顺序，将各方面报导的有关“1958年温江疫情病原体查证工作” 的正面或反面的证明，依次引述如下，笔者并作了简介、点评或加注。

　　1．Chen,T.Z.(1984): Development and present status of leptospiral vaccine and technology of production of the vaccine in China (An abstract).

　　简介：本文摘要曾在1984年8月27-29日在上海召开的中日国际微生物学会议上宣读。主要介绍钩体菌苗在我国的发展，但头一次向外界介绍赖株在温江大流行中的重要性及其在临床上的特殊性。

　　2. 陈廷祚 着 .有光 佳子  小林 信三 合译（1985）：《レプトスピラワクチンの发展と现状》日本细菌学杂志 40（4）:755-762.

　　简介和点评：这篇文章主要介绍新型钩体菌苗在中国的开发经过，并说明赖株、赖血清型在我国之被检出及其重要性。日方由下述4．英文原稿全文译载，并且头条发表在《日本细菌学杂志》上。

　　3．Chen,T.Z．，et al.(1986)： A note on the origin of the leptospiral strain lai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strains of the serovar lai with anicteric leptospirosis in Sichuan Province.   The Microbiological Journal 1/2:1-2.

　　简介：这篇文章主要介绍，1958年在温江发生的特大疫情中，赖株之被检出及其在临床和流行病学上的重要性。

　　4. Chen,T.Z．(1986)： Development and present status of leptospiral vaccine and technology of  production  of  the vaccine in China. Ann. Immunol .Hung.26:125-151.  

　　简介：同2．所述, 系笔者应匈牙利一位学者稿约，将该英文原稿交由匈方发表。

　　5．有光 佳子（1988）：一衣带水.《日本医事新报》 No.3334.  第62-63页  1988-3-19

　　简介：有光佳子对笔者的个人专访报导，其中谈到赖株钩体感染的重要性。

　　6. Chen,T．Z．(1989)：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leptospirosis in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clinical and epidemiological features of the disease in Sichuan and Yunnan Provinces. China J .Epid. 10 (Suppl. No.3):296-309.

　　简介和点评：本文主要介绍钩体病及钩体菌型在中国，尤其在四川和云南的分布,以及赖型钩体在1958年温江疫情中被检出的经过。

　　笔者应日方“中日传染病学会”邀请和全额资助，于1987年11月13-14日参加在神户召开的“特别见之于亚非的传染病会议” ，并在会上用英语做了报告，日方用日语做了同声传译。日本人之所以这样做——用他们纳税人的钱，向一位中国人主动发出邀请，并出资，包括从成都起飞的路费全都在邀请信里事先讲明瞭的——就是因为我在1984年在上海召开的那次中日微生物学学术会议上，我披露了1958年温江那次特大疫情的艰险和怪异之处，赖株新型钩体之被检出，以及新型钩体菌苗之被中国首先成功开发！从而使他们惊诧不已。我不知道，像这样的事例在中国生物制品界是否有过先例？

　　7．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

　　1958年全国医务界开展“拔资产阶级白旗”运动，钟惠澜被指定为四大白旗之一，受到了不公平的批判，扣上了不少莫须有的罪名，这使他十分伤心。正在批判高潮的时候，四川省温江、重庆、乐山及雅安四个专区同时爆发了一种来势凶猛的传染病。病人有高热、淋巴结肿大、咯血等征象，在短期内并有不少人死亡，经有关专家会诊及探讨，不能确定病因，最后地方当局以为是鼠疫而封闭了整个疫区。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指派钟惠澜前往调查。他经过周密和仔细的现场调查研究后，认为是钩端螺旋体病大流行，3天内解除了疫区的封锁。不久，他们从病人和鼠体内分离出钩端螺旋体，完全证实了他的诊断。此后他又对中国钩端螺旋体的血清型、该病的早期诊断、临床类型、发病机制、病理生理变化、先天性感染以及防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推动了中国的钩端螺旋体病研究工作。

　　笔者点评：钟先生是1958-8-24晚飞抵成都的。鼠疫早已于8月中旬被当地防疫站排除；而钩端螺旋体病也早已被笔者用血清学方法做出诊断。“3天内解除了封锁”这个说法毫无根据。钟搞的是黄疸型钩端螺旋体病，而这次流行的是无黄疸型钩端螺旋体病。钟没搞过无黄疸型钩端螺旋体病。详见华西医大王伯瑶教授传达曹钟梁院长的看法（参见本篇15证明）。

　　8.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三十年（1958-1988）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 编印1988年10月。有关笔者在1958年温江大疫情病原体查证工作中的一段陈述为：

　　“1958年四川省成都、温江等地发生了较大流行，从而引起全国各方面的重视，当时病原不清，各抒己见，直至以陈廷祚主任技师为首的第三分专区研究组，分离出钩体菌株，才确诊钩体病”。

　　笔者点评：笔者不会责备编写这段资料的撰稿人，因为这是从档案里抄下来的。笔者只在此处点出以下三点不实之词：1．成都不是高发区，只双流县有少数病人。2．此次流行不是较大流行，而是特大流行。3．成都所当时设有两个检验组，一个是流感病毒检验组，另一个是钩体检验组（只有笔者一人），均由燕真副所长直接领导，其他人从未过问。研究组这个名称不知从何而来。

　　9．《人物》杂志  1989年第6期 第64-65页  作者 缪宜琴

　　医坛的超级巨星  华陀再世

　　1958年秋季，四川省温江等四个县同时爆发一种传染病，病势凶险，个别病号已死亡。当地专家怀疑是鼠疫或特种流感，但按这两种病处理，病势有增无减。为了防止病势漫延，四川通往外省的交通要道都被封锁了。周恩来总理亲自给钟惠澜打电话，请他立即到四川去处理疫情。

　　钟惠澜赶到温江，经过调查研究，对当地医务人员说，“我怀疑你们的诊断，因为第一，你们没有查到鼠疫杆菌; 第二，鼠疫流行起来，必有大量老鼠死亡.....。可你们这里并没有发现死老鼠，而且稻田里的老鼠还很活跃呢。从病人发病年龄，发病季节以及发病史来看，我认为是钩端螺旋体病。

　　遵照钟惠澜的意见，当地防疫医务人员做了检查，果然证明病人确实患的是钩端螺旋体病，经过对症治疗，病情及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当钟惠澜打电话向周总理汇报时，周总理高兴地说，“钟院长，你又打了一次漂亮的胜仗！”

　　笔者点评：钟绝口不谈，一.这次疫情不同于他所研究的黄胆型钩体病。参见曹钟梁院长著述和本篇15．王伯瑶教授来函。二.钟是在8月24日飞抵成都的，此前，成都所已于8月16日获得了钩体病的阳性血清学实验诊断。

　　10．《四川省医药卫生志》   四川科技出版社 1991   第134-136页

　　1958年，温江地区大量种植双季稻，早稻成熟期，连降大雨，稻田积水，全区机关干部、中小学生、城镇居民和公社社员组织“大兵团”收割早稻，抢栽晚稻。人群在疫水中长时间劳作，感染机会大增，发生了钩体病暴发流行。7月12日，温江清平乡首先发生一起以高热、畏寒、头痛、身痛、眼红、肌痛、肤黄为主要症状的急性传染病。数日后，发病达500余人。8月6日，扩大到全县14个乡镇，发病5000余人，死亡30余人，全部死于肺弥漫性出血。9月4日，与温江毗邻的14个县区（包括成都和雅安）近万人发病，139余人大咯血致死。疫情发生后，省卫生厅……在各县、区迅速成立“防疫指挥部”。因病势猛烈前所未见，诊断一时众说纷纭，先疑为流行性感冒、黄胆性肝炎，继又疑为肺鼠疫，于是……遍设交通检疫消毒站，实行严密的疫区封锁，禁止集会和赶集……。在调查中，成都生物制品所陈廷祚提出：本病与英军在马来西亚丛林中发生的无黄疸型的钩体病相似，即无黄疸，肺部症状、尤其是咳血和咯血显着，但医疗队多数人仍疑为流感。8月15日，陈廷祚从疫区12份患者血清标本得到10份血清学钩体阳性结果，17日（应为9月3日，笔者注）又从一病人血液培养获得钩体赖株。这两次结果当时都不为大多数人认定而仍说是流感，后经检验组多次检验取得钩体菌株和北京友谊医院热带病学家钟惠澜教授来川始确诊为钩体病流行，并正式报告省委、省政府和卫生部……。

　　笔者加注：请注意，“后经”二字黑体是笔者抹黑的。钟惠澜教授是在8月24日飞抵成都的，此前一个星期，笔者已用血清学方法证明为钩体病。

　　11．人民日报《 海外版》 1993年8月20日  作者 缪宜琴

　　我国热带医学奠基人钟惠澜    九．你又打了一次漂亮的胜仗

　　1958年夏末秋初的一天凌晨。

　　钟惠澜在睡梦中，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电话传来周恩来亲切而又熟悉的声音。“钟院长！我是周恩来！深更半夜打扰你了，只是因为有件很紧急的事情，四川省温江、雅安、重庆、乐山四个专区突然发生一种急性传染病，已有人死亡。当地专家说法不一，病情还在蔓延。我想请你立即走一趟，会同当地医务人员，赶快抓紧诊断治疗，控制疫情发展。”钟惠澜不由得心头一惊，日理万机的总理，竟然亲自给他挂电话，他知道事情的迫切性和严重性，立即在电话里答道：“总理！我一定去！天亮以后，就叫人去买机票。”

　　第二天晚上八时（即，8月24日晚上，笔者注），钟惠澜便赶到了传染病闹得最凶的温江专区。

　　“毛主席派北京的大专家来了！我们的病有救了！”

　　人们在暮色朦胧中奔相走告。3个多星期前，温江、重庆等四个专区许多农民突然发病，其中，温江县最为严重，病人有的寒战，高烧，呕吐；有的剧烈头痛，头晕，甚至神志不清；还有少数人出现黄疸，病情十分复杂。老百姓非常惊慌，专家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有的说是“东方型恶性流行性感冒”；有的说是“脑炎”；比较多的人认为是“鼠疫”，现在就是按照“鼠疫处理的”。

　　钟惠澜听完汇报，要求先看看病人，他来到了县医院。他发现病人的症状虽然比较复杂，但却有两个共同点：一.绝大多数患者都是青壮年农民；二.几乎所有病人在发病前，都曾在稻田，水沟里劳作过。

　　离开医院，钟惠澜又来到患者劳作过的稻田水沟察看。

　　他要求县防疫站的同志天亮以后，抓几只老鼠，掏一点稻田里的水，回去做化验。回到专区招待所，钟惠澜请大家坐下，说：“我怀疑你们的诊断，因为第一，你们没有查到鼠疫杆菌；第二，鼠疫流行起来，必有大量老鼠死亡。自有鼠疫史以来,就是这样，你们这里并没有发现死老鼠。钟惠澜看了看大家，有板有眼地说：“从流行季节，发病历史，发病年龄，临床特征看来，我认为是钩端螺旋体病。钩端螺旋体病的主要贮存宿主便是老鼠。患了病的老鼠在水稻田或水沟里拉屎拉尿，污染田水。农民在水田里劳动，接触疫水，钩端螺旋体的病原体便通过皮肤、粘膜进入人体。还有一个特点是，患了钩端螺旋体病的老鼠本身很少死亡。我们刚才也看到了，你们这儿的老鼠在稻田里还很活跃呢。这也符合以上观点。”

　　钟惠澜建议，天亮以后，给患者做血液钩端螺旋体分离和血清检查：对老鼠的尿及田水，也采取有关方法查找病原体。

　　几天以后，结果出来了，证明病人确实是患了钩端螺旋体病；同时，从老鼠的尿及田水中，也分离出钩端螺旋体病原体。

　　对一批住院及分散在家的病人，立即给予钩端螺旋体病的有效药物治疗，病情及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

　　钟惠澜给周恩来办公室挂了电话，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在电话中说：“你又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现在又有一个任务在等着你。四川的事告一段落后，请你立刻到上海去，给正在上海的陈毅同志治病。”

　　笔者点评：如上述，他回避谈论“黄疸”这两个字，也不细说，是他还是县防疫站“三天内即找到病原钩端螺旋体”这13个字（这是他在1987年出版的一本自传体的书中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此外，当时，即在1958-9-3以前，专区防疫站的钩体检验组尚未建立，何能谈及找到钩体？

　　12．《当代四川卫生事业》  当代中国出版社 北京 1994

　　第一章   人民卫生四十年    第34-35页

　　1958年7月，温江县发生前所未见的钩端螺旋体病暴发大流行，两周内发病率1750/10万，病死率1.3%，迅速波及毗邻14个县（区）。中共四川省委和疫区各级党委紧急成立指挥部、组织大批指挥人员，星夜奔赴疫区救治病人。该病初起时，由于来势迅猛，防治人员前所未见，在诊断上一时众说纷纭，有说是肺炭疽，有说是肺鼠疫，重型流感，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陈廷祚技师，从流行病学出发，提出本病与英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于马来西亚丛林中发生的无黄疸型钩体病相似，即无黄疸，肺部症状尤其是咯血显着，但是医疗队多数人仍疑为流感。8月15日（应为16日，笔者注），陈廷祚从病人血清凝溶试验得到钩体菌阳性反应，继又从一病人的血液培养得到钩体菌株，但这两次实验结果都不为当时大多数人所承认，而仍说是流感。后经检验组（所谓检验组实由笔者一人构成，笔者注）多次检验取得钩体菌株，又由卫生部热带病学专家钟惠澜来川会诊，始得认同而确诊为钩端螺旋体病流行，并正式报告中共四川省委，省人委和卫生部，采取综合防治措施，到10月底流行终止，病人全部治愈，取得了全国少见的防治钩端螺旋体病的胜利。

　　对陈廷祚的见解不为当时多数人所接受的原因，（据）当年参加这项工作的重庆医学院院长钱惪教授在30年后（即1988年，笔者注）追忆说，客观上是当时大家未见过这种病，医学认识上见解的不同，但陈当时还是（被错划的）“右派分子”，这不无原因。

　　笔者加注和点评：（1）．后经、又由、认同而确诊是笔者改为黑体的，由此说明，钟先生是在笔者发现钩体之后来到成都的专家。本文用语准确，毫不含糊。（2）．以上段落改为黑体是笔者所为，但括弧内的黑体字是笔者添加的。（3）．根据钱惪院长对这一事件的诠释，不难看出，之所以发生这一历史悲剧的原委了。原来，解铃得靠系铃人！

　　第三章   预防和控制流行病   第134-139页

　　到8月15日，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技师陈廷祚才从12份病人血清中，发现10份钩体病阳性结果。8月17日（应为9月3日，笔者注），又从这些血清中分离出钩体病原体一株。本应就此获得正确诊断，但大多数医疗队员仍然认为阳性资料太少，临床上咯血者甚多，未见有过先例报告，不敢同意陈廷祚的诊断。后经卫生部指派热带病学家钟惠澜教授来川会诊，始确认本次流行为钩体病。于是迅速采取有效防制措施，于10月间终止了钩体病的流行，从此也推进了四川省钩体病的防治工作。

　　笔者附注：所述内容基本上与《四川省医药卫生志》 第134-136页 四川科技出版社 1991 相同，此处只就笔者有关部分加以引述。后经和始确认是笔者抹黑的，其含义最能说明谁先谁后，钟先生是8月24日由北京飞抵成都的。

　　13.《四川省志 医药卫生志》  第4，151-153页  四川辞书出版社 成都 1995

　　笔者附注：同上述附注和点评。

　　14. 新华网辽宁频道报导

　　2004-6-7 新华社主任记者、新华网辽宁频道陈孟阳执行总监和法制日报社辽宁分社采访部张国强主任记者来舍间采访，现将这次采访报导转述如下：

　　他让瘟疫却步——揭开46年前的一段往事

　　2004-07-01（09：25：10）

　　新华社辽宁频道7月1日消息（记者陈孟阳） 

　　去年的SARS疫情，让国人深切体会到瘟疫的可怕。科技工作者和医学工作者在SARS疫情初始时，对感染原因的争论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正是钟南山教授对病源的正确认定，才最终使我们走上了战胜SARS的道路。人们给予钟南山教授高度评价和很多荣誉。然而，现在已经没有人记得，46年前的另一场瘟疫了。在那场瘟疫中，与钟南山在SARS疫情中起到了几乎是一样作用的一位科技工作者，更是不为人们所知。他就是年近九旬的陈廷祚教授。

　　据当地的地方志记载，1958年夏秋季节，在四川省温江地区突发疫情。7月6日，疫情首发于温江清平乡一起以高热、畏寒、头痛、身痛、眼红、肤黄、肌痛为主要症状的急性传染病。数日后，发病达500余人。8月6日，扩大到全县14个乡、镇，发病5000余人，死亡30余人，全部死于肺弥漫性出血。9月4日，温江毗邻的双流、大邑、蒲江、崇庆、华阳、邛崃、郫县、灌县、什邡、彭县、新都、新津、成都和雅安等地方近万人发病，130余人大咯血致死。疫区各县、区、迅速成立防疫指挥部。因病势猛烈为前所未见，诊断一时众说纷纭；先疑为流行性感冒，黄疸性肝炎，继又疑为肺鼠疫，于是公安交通、卫生防疫等单位，在城关要道、公路交通干线、机场、车站和码头，遍设交通检疫消毒站，实行严密的疫区封锁，禁止集会和赶集，对过往车辆、行人凭疫区通行证，并用漂白粉液消毒。学校、旅馆、茶社和社队办公室设立临时治疗点，隔离治疗病人，医务人员走村串户，逐户调查，发现病人，立即就地隔离治疗。

　　8月中旬，疫情已经发展到高峰。8月14日，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燕真副所长在院里碰见陈廷祚，偶然提起了疫情。陈廷祚提出：本病与英军在马来西亚丛林中发生过的无黄疸型钩体病相似，即无黄疸，肺部症状、尤其是咳血、咯血显着。出乎所料，燕真副所长在第二天就找人给他送来了疫区患者的12份全血样本，并要求他尽快得出检验结果。尽管当时，陈廷祚已是内定的“右派”和成都所的头号批斗物件，但面对疫情，他把这一切抛到脑后，从试验室和动物室的布置、领料、实验操作、接种培养、动物接种解剖处理，以及打扫卫生等什么细活、粗活、脏活全都一人包乾到底。经过3天紧张的劳动，12份血清的凝溶试验，有10份阳性；又过了11天，用患者全血接种的一只豚鼠出现死亡，经解剖呈典型的钩端螺旋体病变，并在暗视野显微镜下见到活泼运动钩端螺旋体，由此进一步证明，患者确实是患了钩端螺旋体病。但由于人们对钩体病的认识不足，以及陈廷祚当时内定“右派”的身份，医疗队多数人对他的判断仍不相信，后经中央派来的专家组最后拍板，才认定了陈廷祚的判断，并据此对症治疗，控制了疫情。尽管如此，几个月后，陈廷祚仍被定为“右派”分子。

　　由于当时的“右派”身份，陈老在那场与瘟疫的斗争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几十年不为人们所知。一些媒体在几十年后对那场惊心动魄的疫情进行回顾时，也都将陈廷祚“忽略”了。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四川省卫生志的工作人员在编写历史时，从各种残存的文献记录和当事人的回忆中，瞭解到了陈廷祚所做的工作，他们在给陈廷祚的信中表示：“有关媒体的报导，仅是媒体的行为，无碍于我们史志的编写。在续修志时，我们会对你的贡献作必要的补充，求真务实地载入史册，垂训后世。”

　　陈廷祚亲手由患者赖安华的血液样本分离出来的病原体菌株（后称为赖株钩端螺旋体，笔者注），被证实为黄疸出血群中的一个新的血清型别。1987年荷兰阿姆斯特丹《WHO/FAO钩体参考和研究合作中心》致函陈廷祚，确认赖株为一新的血清型别而被永久收藏。

　　1964年，陈廷祚一改传统的用兔血清的方法，在国际上第一次用人胎盘做原料生产钩体菌苗，有效地避免了用兔血清做原料生产的菌苗，容易产生人体过敏反应的难题，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摆脱兔血清生产菌苗的国家。

　　“春蚕到死丝方尽”，在SARS肆虐期间，陈廷祚还不顾老迈之躯，给有关部门写信，积极推荐治疗方法和建议。（完）

　　附：陈廷祚简历 1917年生于江苏盐城。1943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后在昆明中央防疫处工作。1947年留学丹麦国家血清研究所，专习微生物学、生物制品的制造和检定。新中国成立后，应东北人民政府的邀请回国。曾任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副所长，四川省微生物学会理事长等职。

　　笔者点评：（1）．和四川省卫生厅“卫生志办”一样，这是国家媒体对笔者第一次公开做出的正面评介。这两位元记者在采访过笔者之后，也曾去过省卫生厅采访。（2）．笔者在2004-8-15写就的一篇“解尘说事”回忆录中，说出了在大连8年苦乐相容并蓄的磨练。以下将就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一些事情做些补充：笔者在反右期间，没有什么反党言论或活动，也从未受过什么批斗。只不过因为是旅大市民盟市委委员，这下可遭了。最近，笔者在网上，查了查乔树民教授的经历。乔是笔者的学长（在上海医学院比笔者高6个年级）。解放前，他当过兰州医学院院长。建国后，任大连医学院教授，市民盟委员。一位线民写的一篇材料，揭发了反右时，旅大市民盟市委的头头、委员、大连医学院的头头、书记（党委和青年团）全都遭了，原因是在1957年春，康生来了趟大连，下达了指示。此其一。就笔者所在的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而言，所里的高级知识份子在午饭之后无去处，都要在卡介苗室的主任室里，聚一聚、聊聊天，有时难免对所里的某些个人发发议论，这下坏事了：有的人为了争取入党，就向党小组长打“小报告” 。后来在1958年迁所到成都后，至1964-65年搞四清运动时，忽然冒出了个“小台湾”（这就是指当年在那位主任室饭后谈笑说事惹出祸的称谓）这个说法，这下就更说不清楚了，以致过不了关，成为党外头号斗争的对象。然而，奇怪的是，在文革中，笔者只被斗过两次：一次是陪走资派在大会台上排队低头亮相陪斗；另一次是斗张贺所长时，在破伤风毒素室门前的空地上，只有笔者一人低头陪斗，此其二。但这两次批斗均未触及或指出笔者有任何反党事项或言论。以上所述，应该说是交代清楚了吧！

　　15．华西医大王伯瑶教授来函    2004年12月9日

　　陈教授：您好！

　　近来身体可好？感谢您给我的“陈情表” 。我仔细阅读后，感到这个陈情表写得很实在，论证充分，说服力强，表达了您作为一个老科学家坚持真理的心迹，受益良多。

　　因我在1958年时还是一个中学生，对该次无黄疸钩端螺旋体病爆发流行之事一无所知，为此我特别拜访了当年曾参加过现场病人救治工作的曹钟梁老教授。据他回忆，他从乡下回成都时听说生研所已从病人血中分离出了钩端螺旋体，林志靖教授在生研所从鼠中分离出了钩端螺旋体。当时重医有一位姓王的教授称分离到了钩端螺旋体，用暗视野显微镜展示给大家看。在场的临床和流行病学专家都被糊了，只有钟惠澜说不是钩端螺旋体，是培养基中蛋白颗粒的布朗运动。

　　曹老说陈廷祚很不错，是生研所分离获得的钩端螺旋体临床株，钟惠澜搞的是黄疸型钩端螺旋体病，1958年温江流行的是无黄疸钩端螺旋体病。

　　祝您

　　健康长寿！                      

　　晚辈 王伯瑶  敬上       

　　2004年12月9日

　　笔者加注：王教授原是华西医大钩体研究室教授，现在是病理学研究室教授。

　　曹老于2006-11-22去世，享年96岁。在《成都商报》11月24日发布的一则“讣闻”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在传染病领域，曹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生前曹老与他人谈论得最多的，确是自己铭记一生的一次‘失败’：1958年7月，温江出现了一批‘怪病’患者，前来调查的研究人员们的意见始终不能统一，有说是流感的，有说是炭疽的，有说是钩体病的，曹老最终向省卫生厅的领导汇报说是流感。后来经过多次检测，才发现确是钩体病，对此曹老深感惭愧”。

　　在读罢这则讣闻后，笔者想起了2007年10月发表在《中国微生态学杂志》的一篇题为“以诗写史”文章中写的几首诗，现抄录如下，以供赏析。

　　拜读贤弟江城子有感              笔者用配字诗奉和

　　（北京某老教授原作 2002-7-15）           （读罢讣闻后感言2007-1-28）   

　　读罢低徊夜难眠 不堪哀念梦常牵   读罢讣闻夜难眠 不堪回首话当年 

　　丧偶失儿孤影恨 怒对扒手忿难平   一次失败终生恨 情有可原忿已平     

　　月落灯残无写处 敢将悲愤问苍天   作梗岂能无写处 何不揭底面苍天      

　　百岁光阴终有尽 仍望放眼度余年   百岁老翁终辞世 我已放眼释前嫌     

　　七 绝                  笔者用配字诗奉和     

　　（北京老教授原作 2005-4-13）                （2007-1-28）     

　　陈情一卷呕心篇 愫写沧桑五十年   陈情三卷辛酸泪 愫写冤情五十年      

　　欺世盗名大揭发 一生正气贯云天   幸得仁人大揭底 为我正名贯云天      

　　七  绝

　　笔者读曹老讣闻有感

　　（2007-2-3）

　　结缘钩体泪涔涔  魂牵温江读讣闻 

　　缘何频频遭否决  引来欺世盗名人 

　　笔者点评：（1）．布朗运动与钩端螺旋体运动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前者在原位运动，而后者是移位游动，何能混为一谈？真是糊人。（2）．曹老在温江疫情事发后46年，竟能吐露出真相，并指出钟的观点，虽为时晚矣，但因系发自内心的忏悔，作为终生一件唯一大事，深感惭愧，却令笔者颇为感动！

　　16.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115周年院庆   

　　四.  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时期(文革前)

　　网站2008年报导

　　1958年7月，温江地区出现大面积流行的发热伴肺大出血病人，疫情来势凶猛，由于大批患者是农民，发病又正在夏收时节，防疫大队从领导到流行病学专家和临床医师都首先想到了钩端螺旋体病；但是，当时在国内各地此前从来没有报导过这样严重、迅猛发展的肺大出血而没有黄疸的钩端螺旋体病例，更没有以急性大面积流行病形式出现的报导。虽然病因尚待探测，防疫大队一面针对发热、全身疼痛和血白细胞增多等感染征象，给病人使用了青霉素类抗生素治疗，收到了好的效果，在抗生素治疗有效的同时，由于病因不明，新病例仍然大批发生。卫生部派来北京友谊医院著名热带病学专家钟惠澜教授，用黑底映光法查见了钩端螺旋体，明确了诊断。

　　笔者点评:1.前已述及，钟先生是在8月24日由京飞抵成都的，而笔者于８月1６日即已用血清学检查法证明为钩体感染所致之大流行。2．黑底映光法并非常规使用的检验法，钟先生为何首先拐弯抹角想起这个绝招来做为检验手段？对此，钟以及华西医大附属医院并未就此做出任何说明，真是怪事一件。３．正如华西医大王伯瑶教授来信中所说，曹钟梁院长指出钟搞的是黄疸型钩体病，为何忽尔又转变为支持无黄疸型钩体病的论说？时至2006年，华西老院长曹老逝世前，多年来对1958年疫情造成的失误，不无屡屡表示悔恨终生，连深圳《晶报》在2008年也都敢于大胆揭发另有歧见，而华西医大附属医院，作为当年主要见证和技术评审负责单位，在院庆纪念会上，竟然保留这一过去的谎言，不予更正，或沉默不语，令人遗憾！[参见2006-11-24《成都商报》和2008-11-7深圳《晶报》]

　　17.总理点名 赴川除瘟疫                       深圳《晶报》2008-11-7报导  

　　1958年，全国医学界正在开展“拔资产阶级白旗”运动，钟惠澜被批判为四大“白旗”之一。此时，四川的温江、重庆、乐山、雅安等地区同时爆发一种来势凶猛的传染病，患者发高烧，淋巴腺肿大，咯血，甚至在短期内死亡。当地怀疑是鼠疫或特种流感，因而封锁了疫区。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给钟惠澜打电话，派他去处理疫情，指示他要尽最大努力控制住疾病的流行。虽然背负了莫须有的骂名，但钟惠澜还是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第二天，他就赶到疫区，经过多方面考察，很快否定了鼠疫的可能，确定这是一种名为“钩端螺旋体病”的恶性流行性传染病。由于判断正确，3天内便控制了疫情，解除了对疫区的封锁。钟惠澜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周恩来总理的赞赏，周总理亲自打长途电话，说“钟院长，你又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后来钟惠澜回到北京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时，又获得了总理的夸奖，说他又立了一大功。

　　钟惠澜1958年扑灭四川温江大规模瘟疫的事迹，一直被媒体作为他的人生亮点反复宣传。1990年，人民日报记者缪宜琴的《钟惠澜传》中也将发现“钩端螺旋体病”归功于钟惠澜，卫生部出版的“当代医学人物荟萃”中介绍钟惠澜的文章以《当代医坛巨星》为标题，再次表彰了他在1958年扑灭四川温江大规模瘟疫的贡献。但目前网上仍流传了另一种说法，称率先发现1958年四川瘟疫大流行病因另有其人，是留欧回国的医学微生物专家陈廷祚。发生瘟疫时，被打成右派的陈廷祚被紧急调回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数日后从一位叫赖安华的病人血清中分离到菌株并命名为钩端螺旋体赖株，但实验结果报上去一个多月后才被中央派来的工作组肯定。但近年来有关钟惠澜的报导及2001年钟惠澜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对他的报导，均将此事作为钟惠澜的研究成果进行宣传。

　　笔者点评:笔者在一位元朋友告知此一消息后, 曾发出询问电邮,以下是电邮的原件。我很感谢该报大胆质疑并回馈不同的资讯。这是媒体仗义执言的天职！

　　附：《晶报》编辑部负责先生：您好！                            

　　本人现年92岁，网上读到贵报于2008-11-07发表一篇涉及我的冤案的报导，说是经过1个月调查之后，始承认本人检出赖型钩端螺旋体的功绩。为此，我得请问贵报：此一消息出自何处？是哪个单位在一个月后，承认我的功绩？

　　事实上,是钟惠澜院士当年不惜采取“乘人之危，巧取豪夺”的卑鄙手段，强行夺取本人的上述重大成果，并且在此后年间，他的一些学生属下，甚至BTV等媒体，一直为他吹嘘这项功绩，而此一重大缺德行为应该被列为人世间仅有的两例顶级学术腐败之一。

　　由于本人年事已高，极盼在最快的时间内，用本人的电子邮件信箱给予一个最快的答复，不胜感激之至！

　　专此顺致撰安！

　　陈廷祚   2009-1-23

　　18．广州中医药大学朱宇同教授的博客                           2008-5-7

　　以下是朱教授的博客原文，内容全都是他当年在云南边疆搞钩体研究的纪事：但在这儿，笔者只引了有关笔者的首、尾两段。

　　“钩体勾人千百万 ， 陈老当年建奇勋 。”

　　七．表现为形形色色的钩端螺旋体病的分离培养 

　　我在下连当兵三个月以后，回到昆明，已经是1959年1月份。那时候市场供应已经紧张了。好在我从边疆还买回一些副食品，妻子在大院子里还养了两只鸡，春节过得还丰盛。以后不久，我们又准备出差了。要知道在前一年，四川温江地区，曾经爆发了一场钩端螺旋体病大流行，死了不少支农的人与农民。有的表现是肺出血，开始搞不清楚是什么病？以为是全球性大流感的并发症！还进行了交通封锁。后来经过一位由丹麦留学回来的微生物专家陈廷祚研究员，在很简陋的条件下，由病人血液中分离出两株钩端螺旋体 ，终于弄明白这个在暗视野显微镜下才能够看见：一头带钩，类似一个问号“？”运动活泼的病原菌，它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当时给我们国家领导和卫生界很大的震动。

　　……

　　在钩端螺旋体的研究上，我只做了一点起步的开拓性工作。但是由于我这一点小小的贡献，也为人所知。在我文章一开始 就讲到的在1958年这位在温江首先分离出钩端螺旋体的微生物学家，因为当时已经被定为“右派”，在当时总结与论文上，并没有他的名字。四十多年后，2004年陈廷祚教授已经九十多岁了，对于此事犹牢记在心，恰好中央召开早年回国的老专家去北京开座谈会，但是他因为中过风，不便行动，就委托他的学生王世鹏研究员，为他在大会上用书面代为发言。但是这个发言，要求有同行学者的证明，王因为我做过一段钩端螺旋体的研究工作，王特地在成都来找我。我虽然在1958年没有参加温江的调查工作，但是出于对于陈教授的尊敬与热爱，还是写了一张证明，提出陈教授当年成果的重要性与意义，并且还赠送王研究员双龙玉剑一对，上面有我雕刻的一首五言小诗；内容是：

　　四十年前事 ， 温江大疫行 。

　　陈君擒妖孽 ， 有人抹其名 。

　　历史难颠倒 ， 江湖起正声 。

　　赠尔双龙剑 ， 为师鸣不平 。

　　“王教授告诉我，陈教授知道此事以后，非常激动和感谢。后来我又告诉陈教授一个更好的消息。就是他当年分离鉴定出来的钩端螺旋体‘赖株’，已经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南方人类基因中心赵国屏院士领导的研究组，在2003年4月将它的全基因序列在世界上首先研究清楚，在世界一流的权威性杂志《自然》上发表出来，领先于巴西、法国，成为我国微生物学界近年来一大成果。”

　　附注：笔者虽与朱教授并不相识，谨在此处表示深切的感谢！请参见《陈情表》，笔者赞颂朱教授为义士，并拟将朱教授的博客标题《钩体勾人千百万  陈老当年建奇勋》作为笔者死后的墓志铭。

　　19. 记陈廷祚老师——一位被埋没多年的新病种发现人

　　陈廷祚老师，讷言慎行，笃于治学，是新中国生物制品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上海医学院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执医。其时，因正值抗战期间，内迁重庆，见到伤寒痢疾肆虐，每年夺命无数。但因当时医院检验条件很差，对此类疾病往往不能及时做出诊断。于是他遵从魏曦教授的建议，转往昆明中央防疫处工作，希求在检验技术和生物制品制造方面取得提高，能够发挥专长。随后不久，他考取公费留学丹麦，师从世界沙门氏菌权威Prof.Kauffmann学习2年。 学成归来时，正是新中国建立前夕。他听了魏曦教授的话，一不回上海探家，二拒绝去台湾，三直接由海上奔赴大连。跟随魏曦教授创建大连生物制品所，兼教于我校。

　　后来，大连生物制品所一分为二，去长春和成都，陈老师去了成都。上个世纪50年代末，四川农村大流行一种怪病，全省临床界疑诊新型流感，新型出血热，争论不已。唯独陈老师一人提出为无黄疸型钩端螺旋体病，指出与英军在马来西亚发生的传染病很相似，但为全省临床人员所反对。于是，在该所所长支持下，他新建一个钩端螺旋体实验室，亲自去疫区采样，终于培养出钩端螺旋体新菌种（中国的赖氏菌株），现保存于荷兰WHO菌种中心。正是他第一个从临床角度，力排众议提出无黄疸型钩端螺旋体病的诊断病名，并自己完成了病原菌的证实。陈老师才是中国临床新病种的真正发现人。成都生物所也就成了我国钩端螺旋体病的研究基地之一。

　　………………………………………………………………………

　　本文为原大连医学院，即现大连医科大学1950级（1950-1955）毕业生编写的纪念册《六十春秋》中的文稿，作者邵华衍，由同班毕业生、大连医科大学二附院病理科谢丰培教授组织编写并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