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1958年四川省温江特大疫情病原体发现人

　　一案请求公众评论应否为本人正名由

　　一封投诉无门的申诉书

　　2004年11月26日，由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简称公司，下同）通过所办公室转达给本人的电话说，公司对我的这桩案子认为不好管，也不好批，和赵凯（院士）的案子一样，都属于知识产权的问题，可以通过私下协商解决,云云。

　　本人在获悉电话传达之后, 感到惊讶, 窝了一肚子火。我向公司提出申诉三次，历时一年半，未见回音，就是不闻、不问、不理，亦即不受理。不受理也应该有个回文或回话呀! 要不是11月23日,我请人到公司上访,公司才在3天之后, 拐弯抹角地将意见一传再传，传达给本案申诉人，哪会有今天这个申诉呀！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在1988年即已被本单位、和在1991年、1995年也已被四川省卫生志认定了的案子，为何又被重新定性为知识产权之争，转了这么大个圈子，目的何在？根据何在？

　　公司把这起案件推向专利局来抓，这对本人来说，有失公允。说句实话，公司也难辞其咎！这是因为，在温江事件中，除了用于生产的赖株和017株可以立项申请知识产权外，所有其他科研成果只能说明政府维护人民健康的决心和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准。不知公司在做出此一决定时，是否谘询过专家的意见？如果有专家参与，本人愿意在任何时间、地点和场合和他（她）进行公开答辩。

　　为了说清楚这桩案子的由来和性质，有必要将事发经过和论据一一重复简述于后：

　　案情辩论主题

　　这是一场关乎国家立足科技大国之林的根本大事：能否保持优良学术传统和权威、维护道德纯洁与尊严的问题，而非为追逐个人名利、企图打一场烂仗的知识产权的争夺战！请问：1.为了一己之利争夺知识产权，何能与本人在1958年温江特大疫情中做出的、有为四川农民减灾造福这样一个崇高目的之贡献相提并论？2.已被本单位和四川省认定了的案子，为何不被认同？不被受理？

　　事由

　　1958年夏收期间，四川温江地区农村爆发了一次亘古未闻、病因不明的特大疫情。在查找病原体的过程中，两位资深医学家中的一位长者，凭藉其官职、地位和名望，“乘人之危 巧取豪夺”另一位内定为右派的学者，即本案申诉人，已经取得该项科研的重大成果：发现钩体（主要是一种首次在国际上发现的赖型钩体）为引发该次流行的主要元凶。然而，在查出该病原体之后，奉命来川核实此一重大发现的那位长者，在查证后返京，却向中央谎报说，是他在抵达现场3天，就找到了病原体（钩体），致使本案申诉人蒙受了深重的苦难。

　　谎报成果的那位长者，只在《中国当代医学家荟萃》（1987）这本书上，在他本人以自传体形式写就的一篇资料中，不慎暴露了马脚，以致在后来召开的多次会议上，或是在他撰写的多篇论著中，不再提及使他感到自豪、足以名扬中外的这件极不光彩之事。196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钩体病学术会议上，他在1958年查证温江大疫情的病原体为钩体后，原先在他头上自己罩上的成就光环忽然消失了。虽时隔5年，作为会议主持人，彼时彼刻在会上不得不回避谈及1958温江大疫情那段功劳，以免在会上轻易地被出席会议的本案申诉人狭路相逢。  

　　为了揭示真相 ，澄清事实 ，本人于拨乱反正后 ，在上个世纪整个八十年代开展的各类学术活动中 ，通过发表论文、出场演说，就1958年温江大疫情病原体查证工作的艰辛历程和真情实况做了不屈不挠、实事求是的抗辩。

　　首先，本人于1984年8月在上海召开的中日微生物学术研讨会，随后在1987年11月由日本感染症学会邀请并资助，在神户召开的国际地方病学术会议上，就上述疫情及赖型钩体的检出做了专题报告。这些报告文本已于1985年在《日本细菌学杂志》（由日方译成日文）和1986年在《匈牙利免疫学年刊》上全文发表。

　　接着，东京国立卫生研究所有光佳子博士在《日本医事新报》1988年的一期刊物上，就赖型钩体的检出及其血清学特性对本人作了专访特别报导。在国内，本人还有两篇有关这一主题的英文论述，先后于1986年和1989年分别发表在《微生物学杂志》（英文）和 《中国流行病学杂志》上。

　　也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四川省人民政府着手编纂省志，其中包括医药卫生志。卫生志编辑室在省卫生厅的领导下，通过对1958年温江疫情病原学历史艰苦卓著的查证，分别于1991年和1995年出版的《四川省医药卫生志》的巨著中，确认本案申诉人是检出钩体病原微生物的唯一发现人。此前，在卫生部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编印的建所三十年纪念册（1988年）中，也如实地做了明确无误的记载。

　　然而，不知是善意的无知或疏忽〔不问、不查、不看文献，尤其是省志及相关资料，如《当代四川卫生事业》专著（1994）做出的评说和论断〕，还是出于别的门户之见、或乃至派性发作（对权威、强势人物、老领导、老前辈的盲目崇拜、吹捧以利于无形之中结成各有所谋、各有所得的同伙），个别传记作家、知名学者无视、也无心查找已由本人用英文发表的文献，更不屑去看一看地方志的有关资料，从1989年起以迄2003年，他们以不同的文学体裁写成作品，连篇累牍地登载报刊杂志上，或是制成电视专集，在萤幕上频频亮相，绘声绘色地为那位长者发现1958年温江大疫情病原体一事树碑立传。经过这些虔诚式的运作，谎言变成了真相，说教也就变成了真理，使一些明察秋毫、敢于仗义执言的出版部门和新闻媒体背上了黑锅，广大医生和防疫人员受到了蒙骗。

　　辩解

　　这桩案子已经是近乎50年前的陈年往事了。在跨进二十一世纪这一新时代，如上述，为这位已故长者的这件丑事辩护的人，至今仍然执迷不悟、喋喋不休。殊不知，与此同时，这些都极其残酷地伤害了本案申诉人，是可忍，孰不可忍。人嘛，活着得在事业上要多做奉献，至少无愧于国家和人民；在处世上要做到我不负天下人，至少在良心上不被谴责，才算得上是品德高尚、为人正派。唯有如此，才能促进国家安定团结嘛！

　　最近，在一家报纸的《周末评说》栏目里，看到一篇题为“强势笼罩下的失语”的文章，很有启发。其中谈到有显赫身份、头衔、荣誉的强势者在干了坏事，出丑后往往会得到“低调处理” ，即该文作者所谓的“隐性支持” 。于是问题就此会变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把这一作为，套用在本案申诉人的案子处理上，说穿了，确实是一则做得很巧妙的谎言。这位作者还说，失语是另一种形式的隐性支持，话说多了说少了都不行，不如不说，实际上就是对作案人的支持。不是吗？这些就是对现实情况的写照，包括前两段中本文引述的大喊大叫的显性支持。在这位作者的眼里，这类现象都被看成是人们对强势人物的条件反射。看来，这位媒体从业者还是有一点医学常识的，采用的条件反射、失语（症）、显性、隐性名词，用得很妥贴，符合人们的现实心理，有助于本案申诉人对事态发展的分析。

　　根据以上所述，如何处理本案，对其结局怎样估计，才算是理性的分析呢？答曰：这要看问题的性质，对国家、社会乃至受害人造成的损害程度，以及作案人所采用的手段，才能确定其不同等级的出丑类别。就本案而论，实事求是地说，应该评为顶级学术腐败。此说有何依据？

　　1、地位高、名气大，竟然利用政治运动达到“乘人之危” ，昧着良心强行夺走受害弱者用血汗得来的重大科研成果。这在世界医学史上确实开创了先例。

　　2、1958年温江大疫情之险恶、发病人数之集中、发病率之高，以及危害农民生活及生命之深、之重，在世界钩体病学史上是唯一特大的病灾。

　　3、这是一次缺德的掠夺，使受害人弱势者遭到几乎是致命的打击。前已述及，当这位长者被邀来川时，曾被告知，其任务只是核实原已做出钩体病的诊断。不料，在8月24日飞抵成都后，经过3天审时度势，暗中夺走原本应该属于申诉人的胜利果实。他刻意不来成都所视察钩体实验室、回避检查该室阳性试验结果的实验记录，当然也就不想会见那位具有“不可接触者”身份的倒楣申诉人了。

　　有鉴于此，本案申诉人近些年来不得不撰文编写上诉材料，连同有关证明文件，汇集成为《陈情表》专册，以期求诸于公理与正义，求得公正、公开的解决。

　　要求

　　本人现在处境十分困难，主要是状告无门，不知申诉书投往何处，这对一位行将就木的老人来说，何其不幸？倘能换个位置，设身处地想一想，为别人排忧解难，使受害人也能够安度晚年，定然会有助于国家的安定团结! 为此 , 本人唯有求助于社会公众舆论的支持,早日落实政策,希望得到三公：即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对待！具体的要求是明文为本人“讨说法 求正名” 。

　　是为至盼     毋任感荷！

　　陈廷祚

　　2004-12-12

　　本案申诉人

　　陈廷祚   男  87岁         微生物学家  生物制品专家  

　　1992年离休前职务： 卫生部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 顾问

　　四川省微生物学会  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