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想写这篇文章，可是由于题目难以敲定，一直拖到2004年7月20日，看到《参考消息》上转载新加坡报纸的一篇文章，对“解尘”一词作了重新释义之后，无异于给我送来了灵感：啊！太好了，比单用探真相、揭真相、或显真相什么的，更为典雅、幽婉、含蓄，令人叫绝，其含义为解除迷雾，除尘显真相。解尘还可以用作为尘封的反义词。

　　于是乎，我就着手写这篇以“失去尊严的岁月”为主要内容的文章：时间跨度包括1957年反右往后、四清以至文革约二十年。

　　对尊严的含义不去做进一步解释了，就是人们在不知不觉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自尊心。这二十年，以失去尊严的程度来划分，大抵可分为前十年（反右+四清）和后十年（文革）。人称文革是疯狂的十年，失去的岂止尊严？文革过后，有不少人写文章、出书，记述文革期间所遭受的屈辱，尤其是那些大知识份子或名人的回忆录，不独卖价高，销路广，一时洛阳纸贵。

　　值得注意的一个奇怪现象是，时至今日，却未见有人（不论是整人的或是又被整的人）写出一篇或一本深刻的《忏悔录》来。本人孤陋寡闻，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将主要针对反右后八年（1957-64）所经历的曲折过程作一番描述，以求达到解除迷雾，除尘显真相的目的。至于四清和文革那段历史，只好写一些现象和杂感了。为了让人有一个完整的概念，我得先从我的安身立命之地大连说起。

　　一. 大连不平淡的八年

　　我是回国后于1950年1月进入大连的，工作单位是大连卫生研究所，也就是后来的卫生部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以后，我同长征老红军出身的两届所长廖由洁（四川人，又名廖鉴亭，后来留苏、自杀），和邓启修（福建人，后来就任卫生部司长）的交往都很融洽，并得到了他们的信任、重用和提拔，先后被委以科研人员不大爱干的行政工作，琐碎、繁杂，而且承担的责任很重。尤其当时正值抗美援朝，大连所是供应前线医用产品的主要单位，白天忙碌不堪，还得陪廖所长共同轮值夜班。但在老革命的思想作风熏陶下，我从未向组织上表示过不满，即使在政治运动不断的思想改造期间，我还是很乐观地接受了改造，因为投身新中国建设，是我梦寐以求的终身唯一宗旨。

　　在五十年代初，大连的大企业是全国学习苏联的典范和排头兵。在这些企业的影响下，大连所在1958以前，对生物制品事业是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关于这点也是不应该被抹煞或忽视的。大连所不仅为抗美援朝前线提供了主要份额和某些独特的医用产品，而且在学习苏联的号召下，在全国率先建立了生产科和流行病学科，从而为全国生物制品的管理和品质保证开了先河，树立了榜样。

　　在1954年，我奉命前来成都，协助成都所筹建新所的室内技术设计事宜，以后每年来成都一段时间，直至1957年正式开始迁移，至1958年5月完成。

　　二. 温雅背后的反右斗争

　　1957年夏初，大连开展了反右派斗争。作为民盟市委委员，我参加了几次民盟市委座谈会和中共市委座谈会，并且发了言。1957年10月，在举家搬迁成都前的两三个月，大连所召开的反右派斗争大会上，我算是上台发言的积极分子。在离开大连前，我未被批斗过，组织上未曾叫我写检查，也未通知过我，说我已被内定为右派分子。

　　在全家搬迁成都，安家了一段时间后，1958年初，所里在行政楼为我安排了一个办公室。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发觉，这不是个好兆头：所领导逐渐和我疏远了，一般人的友情淡薄了，板凳越坐越冷，无公可办。这也就是王蒙在他的《我的人生哲学》一书中说的，人已经被晾到一边，成为一个“不可接触者”了。 

　　大概是1958年的5月或6月吧，大连所党委书记驾临成都，改任成都所党委书记。他来所不久，就找我个别谈话。见面后，他一改过去嘻嘻哈哈、问长问短的客套作法，一脸严肃地跟我说：“大连的反右派斗争，所里、市里、民盟（他知道我是民盟市委委员）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形势很严峻，关于你的问题，你自己最清楚，写个检查吧！”我说，我是民盟市委委员，出席了几次座谈会，也发了言，但没跟章罗联盟、储安平共鸣啊！他没有开腔回应，未置可否，我只好识趣地退席回去写了几次检查。但是，奇怪的是，交了检查也就完事，不像对待其他右派分子那样，要开小会批、大会斗。在1959年1月我被宣布为右派分子之前或之后，除了陪斗外，始终没有遭受过单独开会批斗。

　　由此可见，我的问题似乎主要出自民盟。回想起来，我不由得心惊肉跳：在大连所的高级知识份子之中，我入盟最迟，而且是以被拉壮丁的形式强拉进去的。我早年立志要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不想借势攀升，也不想耀华显贵。不得已，我于1985年乘调职上海所之机，溜了号，离开了民盟。[注：我从大学毕业后，就未曾参加中华医学会。返国后，也从不想参加欧美同学会。所以，我至今不是这些会的会员]

　　接着，在1958年8月14日，就发生了与燕副所长巧遇那一段情节——即从1954年起，他就和我打交道，是他成就了我，让我在紧要关头投入温江疫情病原体的检验工作。然而，现在回顾起来，这一工作对我来说，无疑是一把双刃剑。要不是我在这次疫情查证工作中取得了足以自得、自恃、自豪的成果，我真想要自杀了。原因是，这一关系到个人生死存亡的重大成果，关键时刻竟然被上层人物暗中强行掠夺走了，使我抱憾终生，无由自拔。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我却得活下去，想看个究竟，何日能够为我明令正名。如此至今未果，这是我一生之中一大遗憾。

　　其次，我要说的第二大遗憾是，在全国反右派斗争中，旅大地区是比较突出的一个地方，不独右派人数众多，其中尤以民盟这个组织更为令人刮目相看。小道传闻说，这是康生在1957年春来大连视察时，对大连这个人数最多的民主党派定下来的调子：上有章罗联盟，下面必有呼应，当然要除恶务尽！于是乎，那些头面人物，尤其在医学院比较集中的人，甚至于院党委、团委书记，也无一能幸免于难，从而使反右派斗争火上加油，终于造成这场斗争更加扩大化的局面。关于这段有待探秘的历史，有谁去解尘呢？看来，唯有像王蒙书上说的那样，要相信时间，让时间说话，总有一天，匹夫勇士会站出来说清事实真相的！

　　三. 下放 返蓉回所 四清 文革

　　1960年底，我全家被迫下放到长江边的涪陵，这是专区所在地，其地至今仍是重庆的老少边穷地区，当年那里是所谓的自然灾害的重灾区，生活十分艰苦。我被分配在专区医院，并指定在检验科担当最底层的工作，24小时值班，随叫随到，为患者做血尿屎化验。全家老小在涪陵整整熬了一年，稀里糊涂地在最后又被宣布摘除我的右派帽子，全家于1962年1月初又奉命返回成都。在这里，之所以用稀里糊涂来描述这一过程，是有原因的。如前所述，涪陵是四川最贫困的大山区之一，当时正在闹空前的大饥荒，人人自顾不暇，白天在上班，心里却在思索着如何为一家老小弄到糠粑，混过三顿，哪有精力去考虑别人的事情？地委有一位专管干部思想工作的干部，除了偶尔要我写一些自我改造的感想以外，别无其他使我过不去的地方。没有开过批斗会，也没有让我参加什么体力劳动，也不需要我向医院汇报工作或思想状况。

　　医院到底是一个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那里的人比较和顺，不像成都研究所那样，见到你就想远离你三丈。医院有一位老院长，还有另一位退下来的老院长，都是成都著名的华西坝川医毕业的，后者还去加拿大留过学，而这所医院在解放前就是加拿大人开办的。

　　在涪陵的一年，我应该特别感谢这两位院长。是他们让我一家住在虽然很小、但是带有壁炉的老洋房里。全家挤在一间屋子里，母亲住在过道里，烧饭都在屋外，厕所是公共的。就这样，他们还不时地问一问有什么困难。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在涪陵呆了半年之后，我的身体每况愈下，脚面一按一个深达1厘米的凹坑。早上起床后，夜间面向哪边睡，起来就哪边肿。有一天，被时任刘老院长看到了，在闲谈中，他问起了我的心脏、血压和既往病史，以及家庭情况。显然，他无法安慰我，只哀叹了一声。有一天，他到检验科，当着两个小家伙（当时检验科没有科长）的面，要他们体谅我的病情，能代劳的就多做一些。我当时还是要表示力争上游,以利于早日摘帽。1962年1月返回成都后，肿病仍然十分明显，皮鞋无法穿了，只好拖着便鞋，每日缓步跨进我那熟悉而今又使我伤心落泪的工作场所。

　　就在这一年，一桩怪事发生了。成都所出席全国群英会的一位代表，在回所后，到成都各处传达北京召开盛会的情况。有一天，他到成都第二十八中学进行传达时，适逢我在该校就读的大儿子，在礼堂里聆听他的报告，其中他提到如何在困难的条件下，奇迹般地制造出钩端螺旋体菌苗（这是他在1958年从北京魏曦教授举办的学习班现学来的，过去并没有什么学习底子），一味吹嘘自己，并乘机痛骂曾经在大连所被他奉若神明的大连所总技师（注：就是笔者）说，此人是饭桶。他绝口不谈魏曦所长在开拓钩体菌苗方面的贡献，也绝口不谈成都所在１９５８年温江大疫情发生后，那位总技师检验出钩体的重大功绩，不谈原先在大连所魏教授的钩体研究室工作，不谈后来成都所的同志在业务上给予他的指导、教诲和帮助。 

　　岂知被他吹嘘的这些钩体菌苗，经连年使用，人体反应越来越大，发生反应的人数越来越多，以至1963年卫生部下令：成都所停止生产这种钩体菌苗，并责成成都所制定新钩体菌苗研发的攻关计画。随之，卫生部防疫司杨清秀副司长拍板，让我组织各所有关人员集中在成都所，进行攻关研究（他当时代表部里主持所里整改）。杨老系老红军出身，为了让大连所供给志愿军更多的军需医用产品，从1952年起连年来大连所视察。我因频繁和他接触，他当然知道我的本事。于是在1954年，又是他指派我来成都，在卫生部生物制品第二研究所筹备处，即现在的成都所协助基建工作计画事宜。

　　我领导的攻关组经过八个月的共同努力，在1964年终于研发成功一种全新的钩体菌苗，即以胎盘为原料，取代原有的含有兔血清的菌苗，从而避免了过敏原引起的人体过敏反应。这项成果，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甩掉用兔血清生产钩体菌苗的国家。据此，在1978年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在完成钩体菌苗的研发工作之后不久，接着在1965年又开展了四清运动。这次，我作为了党外重点清理对象。北京和成都派来了干部，其中包括北京所的一位领导（取代杨副司长来担当组长，杨则调任北京所所长，1963-1977）和一位技术干部。他们真能捕风捉影，上纲上线，指称我是反动权威，还有就是什么“小台湾”罪名等等。会上搞什么又帮又批，连晚上休息时间也不放过，到我家里来挖思想根源。形势如此严峻、气氛如此紧张，比反右时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经历过反右派斗争场面的人，是不怕那些干部恫吓的。尤其是省委宣传部的一位处长（后来他也犯了错误，下放到中医学院当办公室主任）和北京来的那位女中级干部，对我的威胁简直令人啼笑皆非。在此情况下，为了息事宁人，在我所作的多次检查中，把群众对我所提及的不实之词，基本上全部包揽下来了。有时为了表示自我改造的积极性，甚至把别人平时说的一些怪话，也揽了过来往自己脸上抹黑。幸而接着发生文化大革命，否则我将被重新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文化大革命折腾了十年。很多人咒骂这个运动。我就不去细说了。就个人来说，不幸中值得庆幸的是，在1979年，右派分子旧账才一笔勾消，得到了改正。至此，失去二十年尊严的沧桑岁月宣告结束。

　　再则，也在前面说了，我们这些建国老海归爱好自命不凡、自高自大、孤芳自赏，后来又是受到国家优待的所谓高级知识份子。如果比一比那些深受皮肉之苦、牢狱之灾的所谓走资派，设身处地为他们想一想，当时小将们施加于我的羞辱，似乎出之于既是怜惜，又是爱戴 ，而非完全出之于阶级仇恨。果尔如此，我们就不应该嫉恶如仇了。

　　作为记录，我回顾了一下文革初期的羞辱账：

　　示众：  牛鬼蛇神、反动权威、地富反坏右等每天上班前排在所大门口，挂牌示众，迎接工人上班。                    

　　陪斗：  上主席台挂牌陪走资派挨斗一次。上台时是按“喷气式”被揪上去的。另有一次是在破伤风毒素室门前为走资派张贺所长陪斗（只我们两人）。张贺所长是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1957年由北京所调来成都所当所长廿年，至1979年离休。

　　住牛棚：历时三个月，每日集体打扫马路，还集体修筑一条马路，只此而已。当年知识份子有些自高自大、自命不凡、自以为是、他们就是要扫扫你臭老九的面子，羞辱你的人格，让你好好反省，加速改造自己。这么一想：让往事留下上面的这些痕迹，也就无所谓了！

　　四. 结束语

　　有一位朋友在看完这篇文章初稿后，提出意见说：“我看了你的这篇解尘说事之后，很受感动！这是我过去从未听说过的。”我说，“这篇材料是有根有据的，通篇、句句、甚至字字，都是出自肺腑之言，也都是首次向外泄露的秘闻！”我现在用我身边一个例子来揭示另一件旧闻新解。

　　下面是《陈情表》中叙述过的，关于《四川省志  医药卫生志》编辑部致函成都所的那一段故事。编辑部来函查询，1958年温江疫情病原体问题，是不是钟惠澜首先证实为钩体病流行？我在1989年9月14日的复文中，完全否定了此说，并提出实验资料证实，是我首先证实为钩体病流行。接着，我问经办人科研处孙嘉谦处长是否知道这码事？孙说，“我是在看到你的回信后，才知道你在1958年温江大疫情中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更为奇怪的是，今年春天，和我一起合作共事多年的王世鹏研究员，在谈到1958年温江大疫情病原体查证的经过和省志编辑部来函的事（王是当年分管全所科研工作的干部,其时尚未建立科研处）。他和孙处长的回答一样，他也不知道此事。他还说，第三支部的科研工作，都是由支部书记亲自掌管，别人碰不得。原来，此人就是出席全国群英会的成都所代表。至此，我开始明白了。难怪，在所里1988年12月出版的《卫生部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三十年 1958—1988》一书的第29页上，之所以插上“第三分专区研究组”的字样（在公开的档中，只有“钩端螺旋体检验组” ，没有研究组这个名义）。问题怪就怪在这里，明明是个人单打独斗出来的成果，偏偏要挂上“第三分专区研究组”的名义。这就不难设想，是这位支部书记领导“有方”，他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全国群英会上不提某某人为首， 而直接自豪地说：“是我们在1958年温江特大疫情病原体查证中，首先证实该次疫情由钩体病流行所致。”由此可见，这一台词的设计，真是偷天换日，贪天之功，不可不谓用心良苦矣！ 

　　老一代的钩体菌苗，是这位支部书记于1958年从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研究所，由魏曦教授领导的一个钩体菌苗学习班学习回来制作的。经过连续三年应用，不但被证明有引发愈来愈多的过敏反应，而且不能控制住钩体病的流行。这由《当代四川卫生事业》1994年版第137-138页可以得到说明。关于使用钩体菌苗效果的问题，该书列出了4个关键问题：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实际流行菌群、菌型与钩体 菌苗所含菌群、菌型应该符合，否则就难以收效。在此期间，本应对症下药的赖型菌株，始终未被这位主管菌苗生产的支部书记采用为生产钩体菌苗的菌株。

　　我在《陈情表》中一再强调，赖株钩体在四川、乃至我国南方的重要性。上海的朱国屏院士还为赖株写了几篇文章，发表在Nature（2003）和Journal of Bacteriology（2004）上，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 

　　2004-8-15

　　附注：1.《参考消息》:神探李昌钰被鞭记。2004年7月20日。这是一篇引述新加坡《新明日报》7月14日的报导。其中有一段是这样描述的：

　　李昌钰博士这个以前没人知道的法名，就叫“解尘”，也就是解脱尘缘的意思。66年后，李昌钰成为国际科学破案大师，“解尘”两个字乃被后人解释为“破解迷雾，除尘显真相”的意思。

　　2.卫生部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三十年   1988年10月编印。

　　“1958年四川省温江，成都等地发生了较大流行，直至陈廷祚技师为首的第三分专区研究组，分离出钩体菌株，才确诊钩体病。”

　　笔者点评：我不会责怪编者，因为这是从档案里抄下来的。只我一人，何能称之为“为首”？而且，当时称作检验组，何来研究组这一名称？详见《补充证明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