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同志；

　　来信说是厅（指称四川省卫生厅）里叫我补充出国留学和上个世纪50年代初在大连所抗美援朝时的一些具体情况。现扼要叙述如下：

　　丹麦是北欧3个小国之一，人口当年只400万，顶不上一个成都市。然而那里的人民却是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贫富差距不大，家家享有我国现在中产阶级或以上的生活水准。在文化教育素质上也比较高，出过好多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我到丹麦后，被安排在哥本哈根大学普通病理学研究所K. A. Jensen（严森）教授处当研究生。严森教授是当时国际上最负盛名的结核杆菌研究学者。他叫我先到国家血清研究所的卡介苗室学习一下有关BCG的一些基本知识和操作方法，然后到他手下搞科研课题。血清所的卡介苗室，与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的BCG室齐名，有它自己选用的BCG种。二战后旧国联指定该所供应除英法外，主要是西南欧各国所需用的卡介苗。

　　我在出国前，曾经从事过生物制品工作两年。我欣然遵照教授的这一指示，心中窃窃自语，这下子我学成归国后，就有奔头了。因此，我去了血清所，潜心学习BCG的各个方面，包括生产、检定、菌种传代保存和应用等等，以及与之有关的OT（旧结核菌素）和PPD（提纯的蛋白质衍生物）的制造和考核。

　　我在卡介苗室呆了4个月，发现那儿的人非常敬业、也非常专一。然而，在与该室或其他科室、有博士头衔的学者接触中，我还觉察到了他们，除本身专业之外，对其他制品的瞭解，知之很少。但在旧中国，需要的则是知识面广、兼备生产多种制品才能的所谓通才。因此，我在血清所学习期间，向严森汇报学习情况时，曾经几次向他说，请允许我在那儿多学习一些其他制品的生产技术，因为中国生物制品的状况相当落后，急待开创一些其他的新项目。他表示理解和同意。至于学位问题，彼此心照不宣，不再提及了。 

　　在此期间，我不断向在昆明分处的魏曦处长（已迁回北平的中央防疫处，将昆明原址改称分处，我当时被留在昆明分处）汇报我在丹麦的学习情况，以及丹麦国家血清研究所在防治结核病和生物制品强项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不料，当我在卡介苗室学习结束之后不久，国内派出以陈正仁（北平中央防疫处工作；解放后当上了北京生物制品所所长）为组长的三人小组来丹麦国家血清研究所专习BCG制造3个月。他们是用WHO的经费派来的，坐了四天飞机（当时夜间不能飞行）到达哥本哈根。另外两个人是魏锡华（上海江湾军医学校工作：解放后，当上了上海生物制品所副所长）和朱宗尧（天津一个医院的结核病科医生）。此前，陈曾给我来过信，询问血清所和丹麦的生活情况。我一一作了答复。我记得，我还告诉了他，这儿生活很好，鸡蛋随便买，不像伦敦，一个星期才配给几个鸡蛋。

　　当他们一行三人到达丹麦时，我拜访了他们并做了他们的向导。但在内心深处，总有那么一种“不是味儿”的感觉——我费了那么大的功夫，学会了BCG，而现在这条路子显然将被堵死了，我得考虑日后的去向问题：为了自己的生存，也为了祖国的建设，我准备索性立志全力投身于生物制品事业，作为报效祖国的终身奋斗目标。

　　于是，我下定决心，从头先由该所的一个称作“诊断室” 的部门入手，扎实锤炼一下基本功。该室在实际上是为解决哥本哈根各大医院、乃至全国各地送检的疑难菌种而设立的。领导人是一位叫M. Christiansen的长者。他经验丰富，室内设备齐全而精良，再加上有正规的辅助部门（培养基室、实验动物室）的配合，以及血清所有全球“拿手”的分型血清（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肺炎球菌、钩端螺旋体等）。因而，送来的患者样本或菌种，很容易做出快速诊断。我不只从他们的实践中受到了熏陶和启发，而且和他们交往、言谈中，得到了不少的经验教训。

　　除此而外，血清所当时还有几个引领全球的项目：

　　1．肠道细菌，尤其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等的血清学分型。这项工作主要是上个世纪20-40年代F.Kauffmann和J. Oerskov创立研发的。欧斯可夫当时是血清所的所长。考夫曼的沙门氏菌属分型表至今仍被推崇为国际上唯一的血清学分型法。因数血清也是他创用的。他一直（1938—1965）担任国际联盟和以后的WHO的国际沙门氏菌属中心主任，退休后，中心转移至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我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搞钩端螺旋体血清学分型和因数血清的制造，就是按他的原理来研发的，从而得以使我在1958年亲手从温江特大疫情中分离的赖型钩体，终于在1987年被证实是国际上的一个新的血清型别，而被永久保藏。

　　2．当时旧国联，以至今日的WHO，在该所还设立了抗毒素国际标准化中心。中心主任叫N. K. Jerne，他于1955年由于提出克隆选择说而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我曾经到他家里拜访过一次。他的一个藏书室，堆满了书籍，书架子几乎一直顶到屋顶的天棚，不愧为饱学之士。我在抗美援朝期间，对大连所生产的各种抗毒素和类毒素（白喉、破伤风和4种气性坏疽），就是按国际中心的标定方法来定出产品效价的。4种气性坏疽制品是战伤用品，国内只大连所免疫室生产。大连所在抗美援朝期间，为赴朝作战部队提供了国内最大份额的防疫和治疗用品，其中还包括仅大连所生产的痢疾噬菌体、鼠疫活菌苗、斑疹伤寒疫苗以及各种战伤用的抗毒素等等。然而，这些功绩在《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2003）一书中却避而不谈，或者一句话带过了。

　　3．用胃酶消化法提纯为精制抗毒素。这个方法原先是美国在二战期间40年代发明的。然而，丹麦国家血清研究所在美国的思路指引之下，自己研发成功一种胃酶消化法。该所并不回避外国人学习他们的消化法。因而，我得以全部把他们的生产方法、资料、收获率、纯度记录在本子上。后来，我查了一下，实际上，丹麦法与美国法在大体上并无什么显着的不同，丹麦法只是多了一道用bentonite吸附的工序，使产品得以进一步纯化罢了。我在丹麦时，曾经想过，把丹麦这一套生产精制抗毒素的方法，搬回来作为我开创事业的基础，因为卡介苗那条路子已被国内派出的人员堵死了，我只好另谋出路。

　　回国后进入大连所，我满怀壮志，想搞生产或科研。然而，事与愿违。组织上先是叫我做检定科长，说我知识面广，在国外学习了好多产品的生产方法。魏曦副所长也劝我，先干一段，以后再说。不料，到了1953年又叫我组建生产科，这么一来把我彻底当行政人员来使用了。

　　那会儿，正值抗美援朝，组织上还叫我兼搞浓缩抗毒素的生产。这项工作原先是安排生化室来搞的。由于魏副所长知道我在解放前昆明中央防疫处搞过这项产品，我只好同意捎带兼管浓缩抗毒素的生产。随后不久，岂知国内买不到德国进口的SEITZ除菌过滤板，而浓缩抗毒素，还有类毒素、痢疾噬菌体等又必须使用这种过滤板过滤，才能使产品成为无菌制品。于是，我在一位工人（叫刘贵财，大连所撤销后，分配到长春所去了）的协助下，没日没夜地工作：用纸浆和石棉经过打碎，无数次的清洗，铺层，再清洗直至无石棉纤维出现在滤液中为止；然后烤干，按尺寸切制成为成品，从而解决了生产上的急需（抗毒素、毒素、噬菌体等制品），抵制了美国的海上封锁。这项工作，在后来，我个人还获得了旅大市韩光市长颁发的抗美援朝奖状。

　　在此期间，我没有执意要搞用胃酶消化法制造精制抗毒素的原因有二：一是我的工作太忙，再加上开会多（所里、当地、北京），参加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在抗美援朝期间，晚上还要值夜班。有一段时期，所里的技术骨干，除了魏副所长和周惠民技师去了朝鲜前线，其他骨干都去渖阳支援抗美援朝了。所里只剩我一个人在张罗生产。说实话，我当时日夜提心吊胆，生怕赴朝部队出事（就怕使用我所制品发生反应，或造成官兵死亡）。再则，在1957年以前，我经常出差外地，尤其北京，不是去开会，就是去订生物制品规程草案（那时叫法规），有时还要去趟成都。此外，我这个人生性好舞文弄墨，大连所办了几期《汇刊》，撤离大连之前印刷成册（有518页）的《资料汇编》都是我策划、包办的。来成都后，我个人写就的技术材料和译文也很多，供同仁学习参考。二是在1953年，我听说北京所已采用胃酶消化法试制精制抗毒素。根据这一情况，我觉得实在没有余力去跟北京所争夺这份荣誉，于是，这条求生创新的门路又一次被堵死了。

　　根据以上所述，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1958 年被内定为右派，同时也使我得以脱离了责重而繁杂的行政事务工作，并且正巧又碰上了温江钩体病的特大流行。原先我指望咸鱼在这次大疫情攻坚中有可能得到翻身。然而，可悲的是接着又碰上了一只大鳄，它连眼泪也不掉一滴，一口吞下了我的救命成果，最后造成了一桩千古奇冤。（注：鳄鱼落泪，引自西方古代传说）

　　回顾以往，我这个人过去在作风上未免太过于耿直，不会逢迎，也不愿溜须拍马，以致得罪了个别当官的。我在下面举一两件实例来做说明。这些例子至今仍有教育价值，可以公开辩论，告诫后人。

　　我是1954年被派来成都协助新所搞生产车间室内技术设计的。我抵达成都后，生产大楼和分散车间的外壳均已盖好，就等我来按不同制品的生产工序提出我的设计方案。我最得意的一件杰作是在每个无菌操作室都附带一个缓冲间（即相当于现代的风淋间），配上一盏紫外灯，这是我从丹麦学来的。

　　过去大连所在日治时代的731部队治理下，和我国中央防疫处都是没有这一要求的。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上海、长春等所派人来大连所参观时，我推荐了缓冲间的构想。其次，成都新所的无菌通风系统，是武汉所的陈畴工程师和我商量设计的。他是留美的，曾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协助杨永年所长，用了除土地以外，一切来自美国的材料，建成了武汉生物制品所（这在当时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中，为了打击杨所长的一种夸张的说法）。但是，那种老式通风系统现在当然落伍了。

　　我来成都的那几年，曾经和陈畴、还有魏曦副所长，乃至成都所的个别老领导在私下发过以下的议论，或者说是牢骚。

　　第一，成都所的生产大楼安上了半地下室，正门还有十多层台阶，多此一举，完全没有必要！西方的生物制品所没有一处设有高台阶。北欧虽有半地下室或地下室，甚至大连也有，那是因为北方天寒地冻，为了御寒、节省保暖费用的权宜之计。成都气候温暖潮湿，做了这样的安排，不啻是凭空添了麻烦，没事找事。事后，我打听到了这些都是卫生厅周绪德副厅长的主意。周系华西坝医学院毕业生，早年留学加拿大，专习细菌学。加拿大地处北美，和北欧一样，冬日冰天雪地，免不了家家有地下室。但是，如果用到成都所的一栋主体大建筑上来，未免有点“食洋不化”（中国谚语叫食古不化）了。我冒失地讲出了这句人人犯忌的话，当然会引起一些人包括领导层的反感，一点也不足为怪！

　　第二，我还说过，成都所的分散车间、辅助车间占用地面面积过大、分散，管道线路铺得太多太长，既不利于维修，更不利于节省能耗。

　　去年春天，我特意去了我所新建的菌苗大楼，看了看建筑设计。我的一个总的印象是大——操作间过大，人流物流通道足以放置一部吉普车。当时不巧在该处碰上了一位副所长，在走廊里我向他当面讲了：我国现在是能源消耗大国，处处节约能耗是我们开工厂的原则，也是国家的要求。

　　祝好                             

　　陈廷祚     2005．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