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您好！

　　接奉大札，确实勾起了我们廿多年前的回忆。本来想等你的著作发表之后，看看你吐的是什么样子的一种苦水，再给你回信。现在等不及了，先说说我的苦水。

　　首先，蒙你们一行同道于2006年11月19日来舍间造访，我表示由衷的感谢！为了这件事，我在头天考虑了一个晚上。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只向各位汇报一下我的身体状况，然后说些好听的、违心的话。我女儿也叫我，别提往事，不要倒苦水了。

　　然而，我心里还有另一套想法，也就是那天我向各位暴露出来的那三条；只可惜因为时间关系，你们说是要登机，我只露了个头，没能细说下去。

　　1．我离开上海所的原因：那年（1985）我申请去上海所工作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为这件事，据说是郦所长（注1）点了头、出过大力的（事先，我和他并不相识）。当他在位时，蒙他有一次引我去见钱部长，单独会面。老部长主动向我指名道姓地问起五、六十年代成都所刘铁山（党委书记）搅局的事(此人专门好搞拉帮结派，打压知识份子)。钱部长显然是想听听党外人士对成都所混乱局面的看法，我一一作了回答。我在上海只呆了一年多，不巧，成都所的党委书记赵永林亲自到上海，可谓三顾茅庐，一次一次地劝说我回成都工作，我的心肠一下子又软了下来，于是又返回了成都。 

　　2．我对《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一书的编写工作有意见。我在会上只是说了：对大连所的评价，以及在抗美援朝期间做出的贡献根本未提，或者提得太少了。这使我感到十分失望。我当场还向章以浩说了一句不客气的话：“那年，我打过报告辞去《中国生物制品史略》一书的编委，但在最后还是安上了我的名字(注2)。”

　　在建国前后，沈其震院长不只为大连医学院，而且通过魏曦教授对大连所生产科研班子的招募和组建是功不可没的。就全国来说，当时叫“大连卫生研究所”的技术力量和装备应该被认为是数一数二的。

　　尤其在抗美援朝期间，大连所提供了最大份额、甚至是独特的军用医疗产品，例如气性坏疽血清、鼠疫活菌苗、痢疾噬菌体、斑疹伤寒疫苗等，和最多的人力——魏曦教授和周惠民主任去了朝鲜战场（最后，他们二人还获得了朝鲜金日成的奖章）；有一段时间，为了反细菌战，魏文彬和其他几乎所有的高级技术人员都去了渖阳参加卫生技术会战。这些都没能在这本书里反映出来。

　　以下就魏老的主要贡献而在书中未得到反映的几件具体事例叙述一下：

　　(1) .用乙醚处理牛痘苗的方法是魏老首先提出来的，这有文献作证。（2）.魏老在1941年去贵阳建立了中央防疫处贵阳制造所。当时，魏文彬正在湘雅医学院读第六学年，主动放弃临床实习积极参加了该所的组建和生产工作。（3）.魏老在1944-45年去了缅甸，和美军一道发现当地的一种无名热为恙虫所致，从而获得了美军的奖章。（4）.魏老在1954年还去了一趟罗马尼亚，并从该国带回来了12株钩体标准菌株，为我国开展钩体病工作提供了重要的诊断手段。我本人为四川温江1958年发生的钩体病特大疫情所使用的方法就是用该抗血清做出诊断的。以上所述，仅仅是魏老功绩的简略叙述。

　　在五十年代，大连所在机构设置上有以下三个特点：在全国率先建立了生产科，并制定了好多规章制度，为日后我国生物制品的科研生产管理的规范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于重视制品的安全性，早在卫生部下达命令设立流行病学科之前就已指定专人（留日的李光祖医师）负责制品不良反应的调研工作，随后李被任命为流行病学科科长，这为成都所以后创下了奇迹。再就是，按照武汉所安排谢毓晋教授为总技师的作法，我在大连所被卫生部任命为第二位总技师的职务。  

　　此外，还有几桩事值得提一下：我们一行5人，于1984年去澳、法，开创了生物制品出访的先例；后来，你还去了加拿大考察；成都所朱锦忠所长一行去了瑞典、加拿大考察；我于1987年应邀去日本（全程经费日方主动提出由他们负担）作钩体报告。这几件事的意义在于：一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派出人员考察GMP；二是朱所长对成都所首先在国内开创血液制剂大规模生产的功绩；三是日本人十分重视温江那次特大疫情和无黄疸性赖型钩体的发现 ，乃至六十年代我国新的钩体菌苗的成功开发。

　　3．我在会上还讲了一句大家不爱听的刺耳话——我是二等公民：原因是我的那桩冤案至今仍未得到正名，而作为一等公民的作案人和攀龙附凤者，谁也不敢去碰他们的一根毫毛。

　　写到这里，我想乘便谈一下当年大连所的一些其他情况和特点。众所周知，大连所是日本在二战后留下来的一份遗产。尽管当年的装备和资料，遭到731部队彻底地破坏和销毁（只剩下一台大型超声波处理器，占地约3×1 M2，仍然完好无损），但是，实验室里的基本设施和一般用品，以及种鼠、种兔（五十年代初，在检定所李志中所长（李志绥的亲哥哥）“五胡乱华”思想批判的指引下，后来全都毁了），还是比较完整的。最值得记述的一点是，大连所拥有的书刊杂志是比较齐全的（英美德法日等国），其中有的是十九世纪末的印刷品，这在国内是少有的。我记得，当政务院林伯渠秘书长和宋庆龄副主席来所参观时，宋特别叮嘱我们要好好保管这些宝贵资料。

　　我是在1950年初参加大连所工作的。当时，绝大多数的日本专家已被遣送回国，留下来的只有几个：搞沙门氏菌的滨野满雄、霍乱菌的山内丰纪、鼠疫活菌的高桥秀雄、白喉毒素的奥原广治、牛痘苗的笠井（名字我忘了，是一位老头）和饲养小动物的佐藤善一。此外，还有一位搞噬菌体的哥罗毕兹（女，苏联人）。在这些外籍人士中，除了滨野、山内、佐藤和哥罗毕兹在大连呆的时间稍久外，其余的都早就回国了。

　　我讲这段历史只是为了说明：大连所在人员（又见前述）和装备方面的底子还是比较厚实的。再则，1987年11月我应邀去了一趟日本，不是通过上述日本人的关系前往神户的。关于这一点，有必要再唠叨一下：

　　1981年1月我被卫生部派往日内瓦参加WHO召开的一次生物制品检定工作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我结识了来自日本NIH的村田良介博士。在1992年我办理离休之前，我和他每年都要通一两次信，特别在新年期间，发送贺卡是少不了的。这样一来一往，于是在我的专业（钩体、绿脓杆菌等）与日本的NIH相应科室之间的关系，就拉近了许多。我在钩体方面的关系户有：有光佳子（女）、赤真清人、柳原保武等人，而在绿脓杆菌方面则有：Homma  J.Y.，三渊一二等人。这些人都来访过成都。至于兰州所的很多日本友人，如黑川正身等人，还有上海所的西田尚纪，我在东京，大阪，或是神户时，都曾经见过面，他们也都到过成都。

　　1990年9月在东京召开了绿脓杆菌感染第三届国际会议。当时，由于差旅费问题，我不便，也不愿向所里开口（邀请信是发给笔者本人的），只好向发出邀请的日本绿脓杆菌感染会议主持人Homma博士去函托辞谢绝。

　　附去的《陈情表》续二卷，以及为奉和你的七绝佳作而填的配字诗，请批评指正。

　　专此  顺祝  

　　年安  

　　附：配字诗                   签名   2006-12-18（2008-6-15订正）

　　七  绝

　　上海某教授原作  丙戌九月    笔者用配字诗奉和 2006-12-5        

　　阔别廿载两耄耋              阔别念载未曾忘 

　　满腹苦水无处提              满腹牢骚已断肠 

　　幸得仁人指迷津              幸得仁人揭大丑 

　　但愿残生扫阴疠              但愿落地也辉煌 

　　注：1.郦燮昌：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1967-1988）。2.《中国生物制品史略》 1910-1990  主编 ：赵铠 章以浩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 2003。3.仁人揭大丑系指杂志编者们为笔者公开发表的两篇论文（参见《中国微生态学杂志》16/4：253-256，2004和19/5：封底，2007）。4.笔者将自己比作银杏叶，系借用“银杏叶落地也辉煌”的语句。天下第一毯（见封面照）：位于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围墙外一侧以迄玉渊潭的成片银杏树林，每逢11-12月，落叶缤纷，在长约几百米的路面上，铺成黄灿灿的天然地毯，蔚为北京一大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