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5-7-21的《成都晚报》上，无意之中，又看到杨涛先生发表的以《公共委：走出“诺斯悖论”的尝试》为题的文章，这已是我知道他的第二篇了。由第一篇文章，他使我懂得了什么叫潜规则。据此，还使我进而得以从另一位作者所写的《强势笼罩下的失语》一文中，对此一现象，即失语（症）（aphasia）引申出来了深入一步的解说（参见《陈情表》 五 答辩篇）。

　　第二篇文章是他在国家提出医疗体制改革之后，不失时宜地发表了他的独特看法：诺斯悖论。不久，他又接二连三地揭穿了贪官的另两个悖论，并且在随后，几乎每个月都可以从这份晚报上，见到他的短文。看来，司法部的这位法律学者真的有三板斧：他硬是一位善于、长于针对时弊的政论家。我爱读他的文章，差不多天天在报纸上寻找他的墨迹。本文先说说他的医改观，然后结合媒体对四川资阳疫情的报导和本人的专业，谈谈我的直觉观感。

　　杨先生这篇文章，除了明确指出，像医院这类全然为公众健康服务的行业，不应一味追求利润走完全市场化道路外（按照杨的说法，这样的单位一旦体制变了，就不会为公众利益提供服务）。他还特别强调，他们的婆婆，尤其不应插上一手，帮助医院捞钱，使自己陷入“诺斯悖论”中。杨先生把具有监管职能的上级主管卫生厅局，我想还应包括双重领导附属医院的大专院校，比作婆婆，说他们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样一身二役的双重身份和作用（诺斯悖论），理应予以取消。所谓悖论，用四川话来说，就是歪歪道理，当然不能摆到桌面上来辩解。据称，诺斯悖论原本是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个术语。它涉及一个为公众利益服务的事业机构在由计划经济过渡为市场经济的走向和定位问题。

　　我不懂经济学，对诺斯悖论的由来更是一无所知，再加上离岗已十多年，对外界，尤其本行业所发生的体制改变，及其后续影响，不甚了了。因此，对杨先生的论述，似乎无从说起，但是联系到媒体对今年资阳疫情的报导，还是有一些感触的。

　　今年资阳的这次疫情最终被证实是一种人畜共患疾病，其疫源可以追溯到猪，即在生猪散养户饲养场中因有猪链球菌病流行，通过伤口、消化道等途径传染给人。

　　有关这次疫情资讯，我全都是来自媒体的报导。我是在7月25日《成都晚报》上第一次看到，说是疫情已在该市出现一个月之久，即由6月24日起，已有55例农民患者住院治疗，其中死亡15 例。主要症状表现为高热，恶心，呕吐，后出现皮下瘀血，休克等，病因至今尚未被查明。在这篇新闻报导中，并未言明这是一种人畜共患疾病，也未说出猪只已经发生严重死亡。由于我是一位关心防疫的读者，当时心急如焚，从媒体引述的主要临床症状来看，我可以断定，这是一种由超级抗原引发的典型的中毒性休克综合征（Toxic Shock Syndrome,缩作TSS）。病原体通常有三种，其中包括最常见的金葡菌，其次是链球菌。因此我在２６日便打了一份报告给所里，说明我的观点，希望所里能插上一手参与这件事。

　　不料，在26日的报纸上，卫生部和农业部却于25日当天发布了一则联合通报说，资阳原因不明的疾病初步被认定（由PCR检测）为由猪链球菌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疾病，还说发现疫情已有一个月之久，临床症状危急，有50%的病例表现为TSS。

　　在看了这两则新闻之后,我觉得有点蹊跷。在疫情发生一个月之后，相隔一天来了个急拐弯，消息为何这么不协调、畅达？于是，我开始追踪报纸上每日疫情的报导。原来在1个星期之前，由卫生部、农业部派出包括国家疾控中心（CDC）在内组成的专家小组，在现场采取了有力的防控和救治措施，终于在被证明为人感染猪型链球菌病后的十多天内，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各地发病人数共212人，其中死亡38人。

　　及至28日，报纸上正式宣称，全血培养成功，纯培养物经鉴定为猪链球菌。但是这天报导还说，“有少数病例在TSS基础上，出现化脓性脑膜炎”。据此，在8月1日的电视上，引起了WHO官员的猜测说，这次疫情有可能是由两种疾病所致。关于这点，我当时的看法是：尽管8月1日电视上有上述说法，尽管8月2日报纸上说，正常猪的II型带菌率高达42.5% ,我仍然认为链球菌是造成这次疫情的唯一病因。这是因为：（１）．报纸上只是说了少数病例而不是主流；（２）．文献上说，链球菌所致的感染可伴有１０种并发症，其中就有脑膜炎，因而出现少数病例也就不足为怪了。［参见：Stevens D.L.着：Streptococcal Toxic Shock Syndrome  p.481-501,1994.］

　　根据这本书的论述，关于链球菌ＴＳＳ的治疗最好使用抗血清，然而这在美国或是欧洲，目前尚无此类产品，因此瑞典学者主张使用静注丙球（IVIG），不失为一良好的对策，用于治疗TSS这一病死率很高的患者。

　　上述６段内容，我已于8月3日夜间写好，并于8月4日一早就上报所里，并要求所里转报省卫生厅和省疾控中心。

　　我投书上报的目的无非是希望生物制品所的人员要争取投入这场战斗，因为在将来，人用抗链球菌菌苗，说到底，还得靠生物制品所来制造。他们应该从这次疫情中，找到合适的菌种用于生产菌苗。这是他们的天职。

　　然而，在这次抗击人畜共患疾病的斗争中，却未见生物制品所人员现身。至此，笔者当然感觉若有所失！以下，笔者简要谈谈自己在生物制品界，干了整整60年的感想，重点当然限于本专业在抗击瘟疫的作用问题上。

　　建国以来，国家把“以预防为主”定为国策，并在6个行政大区各设置1个生物制品研究所，这不失为防疫工作做出的一项重要举措。从此，生物制品所不只在提供防疫制品上与地方防疫站，即现在的CDC捆绑在一起，并且在随后学习前苏联经验的基础上，还成立了流行病学科，因而在学术上，与防疫站又进一步加深了双方的密切关系。若干年来，事实证明，流行病学科的设立，其业绩、效用是不容置疑的，也是难以由防疫站单独一方所能取代的。它不但在维护防疫制品的信誉，即安全有效的信任度上起着耳目作用，而且在疫苗R & D中，尤当出现新病种，或者旧病种重新肆虐时，通过与防疫站的精诚合作对菌毒种的分离和选育是责无旁贷的。这由过去多年来在控制常见病和多发病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足以提供充分的证明。新病种的出现，或旧病种的重新肆虐是国际学术界，乃至WHO近年来向全球提出的警告或敲响的警钟。只要国家不改变“预防为主”的方针，这一多年来行之有效的防疫体系就不宜、或者说不应贸然予以更动或变相取消。前苏联之所以把以流行病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并列简称为“流微免”（ЭМИ）办成一种综合杂志，是适应他们的国情之举。这的确不愧为独具匠心、慧眼有识。在我国，当年虽则是步人后尘，那种把 “流字当头、免字结尾（防疫站），和微字居中、免字殿后（生物制品所）”拼凑成为有特征的体制，并且在以后若干年来，在防疫实践中被证明为功效卓著的结合形式，真可谓巧夺天工、珠联璧合！

　　值此免疫学处于“第二个黄金时代”之际，免疫学的若干理论已发生根本的变化，由此牵动了基础科目的发展，并引申出了若干新思路、新概念。例如，这次在资阳发生的一种人畜共患的链球菌病，现已被证明为由超级抗原引起的一种称作TSS的疾症。超级抗原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才被认定的一种特殊抗原，由链球菌、葡萄球菌等引发的、以休克以至死亡为特征的疾症，现被统称为某某菌TSS。据文献报导，这一疾症可试用静注丙球（IVIG）进行治疗，挽救垂危的休克患者。

　　媒体在报导这次资阳疫情时，步调显得凌乱，而且重复了以往捂盖子的老毛病。他们似乎忘记了前年SARS的深刻教训，未能及早、如实地揭示疫情的困惑之处，求得社会上有识之士，包括医务界、生物制品所的行家里手，献计献策，早日为国家解困。

　　然而，在这两次疫情突发事件的当初，均未见有生物制品所的人员介入病原体的探索工作，岂非咄咄怪事！原因何在？其与医改的关系如何？我因不明就里，不便妄加评论，但就近年来，生物制品所体制发生的变化，似乎从中可以看出某些端倪。 

　　生物制品所的体制与其服务宗旨是密切相关的。即使在目前市场经济大潮中急流勇进时，除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外，生物制品所仍应有其优先考虑的一面，亦即应保留其与当地的CDC相互密切配合，为广大群众利益提供服务。这是我国过去若干年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有我国特色而符合国情的运作方式。例如，在考核制品预防效果这个问题上，生物制品所与防疫站联手合作取得成功的经验是极为丰富的。卫生部下属的6个生物制品所各皆有这方面宝贵的记录可查。另一方面，本文还可以引述两大震惊中南海的疫情，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说明生物制品所所属领导关系改变前后对防疫工作产生的不同影响和效果，即由卫生部下属的中国生物制品总公司转变为国资委下属的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1958年发生在四川省温江专区的钩端螺旋体病的特大流行。这次流行堪称史无前例，影响农民生产、生活和生命之深、之重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在抗击病魔的过程中，尽管经历了许多艰辛和曲折，但在省卫生厅的统一、有力指挥下，通过医院、大专院校，尤其生物制品所等，与卫生防疫部门之间亲密无间的通力协作，不但在最短的期间内，逮到了引发这次疫情的元凶，赖型钩端螺旋体；而且在1964年，在卫生部的领导下，由北京、上海、武汉、成都生物制品所和北京检定所5个所协作攻关，最终在8个月的时间内，研发成功一种新菌苗，从而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甩掉兔血清制造钩体菌苗的国家。新菌苗的安全性通过成都所流行病学科，联合当地卫生防疫站，连续数年作了大规摸的现场考核，终于证明不但不会引发老菌苗（内含兔血清）的人群过敏反应，而且安全有效。以致在日后推广应用时，有效地控制了疫情大规模的发作，为四川农民的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和坚实保证。

　　另一个是2003年始发于广东的SARS疫情。这是从反面提供了一个未能充分发挥同心协力、合作攻关的实例。有关这方面的资讯，我几乎全部来自网站的报导。它给我最深刻的印象，一个是参与病原体探索的单位或部门“各自为政，各行其是” ；另一个是最急于从这次疫情中获得病原体的生物制品所，他们的踪迹不见了。在这次探索病原体的过程中，在全国范围内，一开始就分为南北两派，发扬团队的精神消失了，互通资讯或交流经验减少了，过去联合攻关的光荣历史不再显现了。双方在打了好长一阵子口水仗之后，终于在国内首先发现冠状病毒的这顶桂冠，先是被广州和香港，最后被洋人捷足先登夺走了。 

　　在探索和查证病原学的过程中，SARS失利的关键原因在于当时没有一个学术权威能够稳得住或压得住阵脚，再加上主管卫生部领导的失误，一时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最后让洋人钻了空子，“空留青史竟成灰”。［注：据凤凰台9月12日《李敖有话说》引于右任原诗句，“不容青史尽成灰”，笔者改写」

　　由上述几则事例的对比，可以看出，生物制品所出现“不插手”的根源，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似乎是由于换了婆婆，撤销了流行病学科，从而与CDC的关系只剩下一根单线在联系，亦即只有产品供求方面的联系。

　　那该怎么办呢？看来，在不变更现行领导体制和组织形式的前提下，只有把这一根断了的线设法重新连接起来，才能使生物制品所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这就是一位有良知的知识份子想说和该说的。

　　注：参考文章的出处：

　　1.《强势笼罩下的失语》 孙自忠(山东)  媒体工作者 《成都晚报》2004-12-5

　　2.《公共委：走出“诺斯悖论”的尝试》 杨涛 《成都晚报》2005-7-21

　　2005-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