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生命科学的研究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创立了创造进化论。和拉马克的理解方式相同，柏格森反对把生物进化的原因归结为偶然变异加自然选择的结果，认为把自然和社会的双重选择作为促进人性形成的主要原因，更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指出，生命进化的原动力来自生物内部。在与惰性物质抗争的过程中，生命诞生之初的原始冲动促使生命朝着越来越高级的方向发展。就是说生物是主动进化的。柏格森发现，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形式，并没有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植物发展麻木、昆虫发展本能、高等动物和人类发展理智。这是柏格森与拉马克进化论的重要区别，也是柏格森创造进化论最成功的地方。通过对本能和理智两种生存方式的对比研究，柏格森为揭开人性的秘密打开了新的思路。

　　在哲学上，柏格森是一个非理性主义者，他认为科学的方法不可能揭开生命的最后奥秘。他指出，早期人类的思维以想象为主，是情感式的和非逻辑的。近代科学诞生以来，人类在发展和完善理性的同时，非理性和非逻辑的思维方式受到严重抑制。柏格森担心，虽然科学的发展已经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是她的负面影响将会越来越严重，很可能将人类引上灭亡的道路，他的预言局部地为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所印证。

　　法国生物学家莫诺最先揭示蛋白质的生化过程，开创了分子生物学研究领域。莫诺也是一位著名的生命哲学家，他认为，既然生命过程只发生在原子、分子这个物质层次上，通过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完全可能揭开生命的奥秘。他说：如果有人不仅能够描述决定遗传过程的分子组成，而且能够确定它们的装配定律，他就有资格宣称自己揭开了生命的最后秘密。

　　在哲学上，莫诺强调科学的客观性原则，反对在科学研究中引进任何价值判断。在莫诺看来，人类并没有什么特殊，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和自命不凡的理由。与其他生命形态一样，人类的出现是偶然的，任何地方都没有规定过人类的命运和义务。人生意义的提问，出自人类自作多情。

　　如果说，达尔文进化论的出现，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基督教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基础，那么，莫诺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出发，对生命价值和人类优越性的全盘否定，对人类中心主义无疑是最为致命的打击。正因为这样，莫诺的观点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反对，其中不乏宗教人士的不满，有人本主义者的质疑，也有来自社会学家的指责。不过，莫诺并不一般地反对人类社会的价值观念，而是反对在科学研究中引进价值判断。因为他坚信，价值判断会使科学研究失去客观性。

　　更重要的研究来自二十世纪前半期，德国兴起的哲学人类学思潮。他们在人与动物的区别、人与世界、人与历史、人与文化的关系的研究领域里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马克斯·舍勒首先把人的存在表达为感性冲动、本能、习惯和实践智能四个层次。舍勒认为，人的欲望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人的精神则是创造力的源泉。他预言，作为开放系统的人类精神世界，将与天地共存。

　　阿尔诺德·格伦从生物进化的角度发展了舍勒的理论。他指出：人与一般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的器官功能没有发生特化，因而不具备一般动物那样强大的生存能力。但是，也正是这种没有特化的器官和机体，使人类不会被限制在同一种特定的模式下生活，人类才会不断地创新生活方式。格伦把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精神活动的成果称为文化，把文化作为人的第二本性，认为是个人能够实现自身价值的唯一的领域。

　　兰德曼进一步发展了格伦的文化人类学。他指出，人的主观精神是建立在客观精神之上的。他所说的客观精神并非黑格尔的宇宙本原，而是人类自己创造的文化。人与文化的关系不仅表现为每个人都必须接受前人创造的知识，同时也会对传统文化进行加工改造。传统文化对个体具有引导和启发的作用，也具有约束的作用。传统的力量越大，个体创造的可能性就越小；传统越是弱小，个体创造力的发展反而越旺盛。所以，当旧传统已经动摇，新传统尚未形成的时期，便是人类精神最容易绽开绚丽花朵的季节。

　　哲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对我们今天继续进行人性研究很有帮助，尤其是他们重视人类文化对人性发展的影响，以及他们对人所特有的精神世界的关注，都具有指导意义。我们对很多问题的讨论将从这里展开。

　　也许，科学的确应该是一种纯客观的判断，她仅仅是关于宇宙间的物理事件是怎样发生和为什么会这样发展的说明。而有关人的存在意义和事物美与丑、善与恶的划分涉及到人的主观意向，和人类个体或者团体的利益，因而属于艺术和伦理学范畴。以描述客观事物演变规律为己任的科学体系，既然逥避利益关系，就必然和人文科学絶缘，两者之间没有沟通的可能。既然在科学家们看来，价值判断会干扰科学研究；在道德家们看来，人类的精神无涉于物质运动。科学的客观性要求从根本上排斥了价值观念的引入，人们还能通过科学研究获得人类生存意义的可靠证明吗？还能对人的生命价值做出具有科学依据的判断吗？

　　可是，假如每个人都有来世，而且可以任意选择的话，恐怕十之八九都要争取重新做人。所以，我们仍然可以肯定地说，人比动物优越得多。不过，人比其他动物更加优越的地方，并不在器官功能上，而是在于智慧，在于我们能认识客观世界。认识就是描述世界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除非人性的发展没有规律，不可能描述，也不需要原因，否则科学总有用武之地。我们用以描述世界的工具，就是建筑在概念基础上的科学理论。除此之外，我们的确找不到更恰当的方式对世界进行描述和解释了。看来，我们必须迎着困难而上，为在人性研究中引入科学方法开辟道路。必须相信，只有通过方法的创新，人性的研究才能取得真正的突破。

　　如果在人文学科中否定理性思维的作用，排斥科学方法，放弃客观性标准，就会造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目前，人性研究的确像艺术领域一样，处于“散点汇焦”的状态。各家各派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仅没有形成相对统一的理论基础，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是非标准。就连人类是不是拥有共同的人性，是否可以应用科学方法研究人性也没有取得共识。有人否定理性思维在社会学与艺术研究中的积极意义，主张完全用非理性代替理性，以非科学代替科学。他们说，推理论证是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而在人文学科中只能采用断言的方式。然而，排斥科学和理性，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就只能建立在信仰基础之上。拒絶接受经验的引导，放弃严密的逻辑推理，排除实践对理论的检验，人们就可以在不具备事实依据的前提下，任意虚构，并将虚构的神话强加于客观世界，这和迷信还有什么区别？

　　假使我们可以这样来划分科学和人文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自然科学是关于是与非的判断，人文学科是有关事物好与坏的评价。那么，又为什么不能用理性的方法来评判事物的好坏呢？也许可以这样来辩解：人是有意志有目的的动物，好与坏的标准牵涉人的利益。那么，我们今天是研究人类的本性，如果约定不以任何个人的利益为标准，而以人类整体发展的利益为标准。就是说，有利于人类整体生存和发展的事物就是好的，否则就是不好的。既然人生价值的最高准则已经确定，行为准则得到严格证明的可能性还会有疑问吗？可见，在人性的研究方面引进逻辑方法同样是有效的。

　　按照非理性主义的理解，在研究人性方面目前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属于非理性的范围，科学理性还无法涉及，这当然是对的。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创造新的方法，把属于非理性的事物纳入理性的范畴里来，让问题得到澄清。不能把我所说的科学方法狭隘地理解为逻辑的方法。逻辑的方法是科学的方法，非逻辑的方法也可能是科学的方法。存在科学的理性，也存在科学的非理性，将未来发展起来的科学方法用于研究当前的非理性事物同样是可能的。

　　近代科学理论出现的公理化倾向是理性发展的必然结果。一套科学理论必须包含为数不多的公理，其余的结论都应该以这几条公理为基础，符合逻辑地推导出来。知识的创新，归根结底是基本公理和推演法则的创新。而建立新公理，必须接受科学事实的引导。既然是一种创新，其结果便不可能从现有的知识演绎出来。因此，人们不得不大量采用不完全归纳、顿悟、类比、想象等方法。于是，善于应用非逻辑方法，便成了科学家的必备素质。

　　在人文学科研究方面，大量采用非逻辑方法，这一点不仅无可厚非，也很有必要。科学理论被规范成逻辑体系这是一回事，在建立这种逻辑体系的过程中大量使用非逻辑的方法是另一回事。两者都是科学的要求，不仅不相矛盾，而且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科学精神的本质在于鼓励创新，在于尊重客观事实，反对思想僵化，反对迷信权威，相信人类理性能够对客观世界给予必要的说明。我们没有理由认定与人们已经获得的思想成果相扺触的结论一定是谬误，也没有理由判定前人没有使用过的方法不是科学的方法。随着知识的发展和创新，科学研究的方法也在不断创新。我们有信心断定，在科学前进的道路上，虽然存在着大量没有解决的问题，却不存在永远不能解决的问题，存在前人还未曾采用的方法，而不存在科学方法创造的终期。

　　在古代，同时在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的确很多。仔细研究你会发现，他们往往是从艺术和政治活动中吸取了进行科学创新的精神营养，又将从事自然科学研究所获得的方法应用到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去，在两个方面都获得了丰硕的成果。进入近代之后，由于知识量急剧增加，个人的精力有限，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同时在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不同部门中承担研究任务。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统摄知识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强。一个人同时把握自然科学、艺术，以及人文科学知识的时代必将重新到来，同时具备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两方面知识，也将成为时代的要求。

　　很显然，人类是自然演化的产物，我们在研究人类本性的时候絶对不可以离开人类与其他动物的联系，更不能够割断人与自然的联系。一旦切断了这些联系，人性概念将成为科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孤岛，我们便无法找到她和别的概念之间的关联。如此一来，我们不仅不能研究人性的起源，也无法揭示人性的本质。但是，如果我们在研究人性的时候，总是在其他动物身上查找与人类相似的特点，把人性看成兽性的自然延伸，我们又会坠入达尔文当年的泥潭，永远不能确定人和一般动物之间的本质区别，也不可能发现真正属于人类的特征，从而失去解决人性命题的可能。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不能自拔的两难境地。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将特别关注这个重要的悖论。

　　我们不能够割断历史，也不能够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人类的出现既然是生命进化过程中一个重要里程碑，我们就应该用进化的眼光去审视人类生命的特殊性，找寻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最终搞清楚人性的本质。既然人类在宇宙进程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我们就应该通过剖析宇宙演进的全过程，从中揭示人类诞生和发展的意义，从价值角度确定人在宇宙和生命发展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在弄清楚什么是人性，以及人性的由来之后，我们才能确定应该弘扬什么，反对什么，为生活在迷茫中的人提供足以信赖的精神支柱，为人类未来的发展选定正确的方向。这就是我们这一代文化人的历史使命，更是时代赋予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为了突破重围，我们需要探讨现代人之所以能够从一般灵长类动物中脱颖而出的真正奥秘，为我们揭开人性之谜提供线索。幸运的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的考古工作，为我们提供了大量证据，有关现代人诞生的一系列重大课题，已经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在本书的第一章里，将首先介绍在现代人起源问题上的最新研究成果，作为人性证明的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