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口语的出现尚且可以在一般动物之中找到前兆的话，艺术和审美情趣则完全属于人属动物，甚至只能是现代人的“专利”了。因为艺术品是仅仅用于欣赏的物品，生活在最低生存线上的动物是不需要，也不可能从事艺术欣赏与艺术创作的。人类豢养的宠物成天接受文化的熏陶，既没有发生艺术欣赏的兴趣，也没有形成艺术鉴赏的能力。穿上漂亮衣服的小狗，不会因为衣服的美丽而陶醉，别的小狗也不会对它投以羡慕的眼光。可见，把艺术品的出现，看成现代人类诞生的可靠标志是不会有问题的。

　　考古发现表明，艺术品在三万五千年前才开始大量涌现，是伴随着现代人一道登上历史舞台的。将贝殻和骨头珠子穿成串，用来装饰身体，在某些工具的手柄上雕刻动物的形象是那个时期的杰作。很显然，这类艺术品的制作，并不是为了某种实用的目的，只能使环境和物品更具观赏性，或者装饰自己的身体，使之具有某种特色，是为了向他人炫耀。某些原始部落中出现的文面和文身一类装饰艺术，最初可能与狩猎时的掩蔽性措施有关。古人用兽骨磨成缝衣针，表明着装的时代已经开始。最初的衣服可以看成御寒的工具，也可能同时起到遮羞的作用，以防止过度淫乱干扰正常生活。这些东西逐渐向装饰身体，以便向他人炫耀的方向转移，是完全可能的。而项链之类佩带品一开始就是纯粹用于身体装饰的。装饰身体的需要，应该出现在人们具有一定审美意识的情况下。岩洞壁画之类的艺术品，却可能与制作者的某种感受或者思想方法有关，也可能和神话或者巫术联系起来。如果人们普遍相信通过某种仪式可以免除灾难，求得好运，而在这种仪式上必须用到特殊的图形，发出独特的声音，做出特殊的动作，这类具有迷信色彩的艺术便可以随着巫术意识的加强而得到发展，却往往不会随着巫术的转变和衰落消失，而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在人群中继续流传。

　　人们在研究史前艺术的时候，最关心的不是它们的艺术价值，而是为什么那时的现代智人要制作这些艺术品？三万五千年以前的古人类，包括尼安德特人在内，都没有制作艺术品的先例。在远古洪荒的自然环境中，对人类来说，艺术品是一种不具备任何生存价值的作品。也可以说，那时的艺术享受是一种危险的奢侈。古人类难道可以不顾生存危机，异想天开地过起糜烂奢侈的生活来了吗？

　　也许我们真的应该相信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员约翰·霍尔沃森的判断：史前艺术只是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对我们来说那些极为珍贵的艺术遗迹，不过是一群年轻人闲得无聊时的乱涂乱画。看看那些岩洞石壁上乱七八糟的手印，就会想到人们在制作这些东西的时候是多么兴奋。大家都把自己的手按在岩壁上，争先恐后地往上面喷颜料，把自己手掌的形状印下来。但是，当我们一旦接触到类似于西班牙拉斯科洞和阿尔塔米拉洞中的大型壁画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坚持用这样的方式来揣测古人制作艺术品时的心情了。

　　在岩石上绘制巨幅壁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法国考古学家米歇尔·洛布兰谢仿照想象中古人的作画方法，用细管蘸了颜色，用嘴吹气的方法将颜料喷在岩壁上去，试图复制佩谢·梅尔岩洞中的史前壁画。这幅画中有两匹马，高约1.2米，马身上有许多红色或者黑色的圆点，马的周围有很多手印。为了复制这幅古画，洛布兰谢整整花了七天时间。他说：“这项工作搞得我筋疲力尽”，到了最后只觉得自己不是在画画，而是“把你的灵魂从自己的身体中最深的部分喷射到岩石面上”。这样的感受会使人联想到绘制艺术品是一种神圣的事业，或者是为一种神圣的活动做准备。

　　理查德·利基在分析三兄弟洞中的那个人兽合一的壁画时指出，那是一个男性巫师的形象。他身披兽皮，装扮成一个怪兽，面向洞口，头上的野兽头饰似乎在显示一种神圣的身份。类似地，拉斯科洞中的独角兽壁画也可以看成是一个乔装动物的人，正在进行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表演。利基还注意到史前壁画中画的东西，不一定是人们经常接触到的东西。他形象地说：“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画家脑子里装的是马和野牛，而在他们的胃里却只有驯鹿和雷鸟。有些动物在洞壁图画中，比在自然风景中远为突出的事实肯定是有意义的，在绘制这些动物的旧石器时代，它们在人们心目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性。”

　　不过，我更相信自己的假设。应该注意到，艺术品不仅可以供自己欣赏，也可以供其他人欣赏，而且只有能够得到大多数人赏识的作品才能进入艺术的领域。制作和拥有艺术品的人可以从别人对艺术品的赞赏中得到一种心理的满足。很显然，这样的情况只能在拥有自我意识的人群中才会出现。当原始人类的自我意识发展到足够充分的时候，他们不仅注意到自己的存在，也知道他人的存在，而且注意到别人也在关注着自己的存在。到了这样的时候，人们才会关心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一旦专门为改善自己在别人心目中形象的作品大量涌现的时候，艺术的时代就来到了。

　　从欧洲发掘出来的大量考古资料可以看出，在距今四万年到三万五千年之间，欧洲早期人类文化发生过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初人们使用的工具属于莫斯特文化类型，与一百四十万年前的阿舍利工业时期的产品没有多大差别。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制作的石器突然变得更加精细，更加适用，现代化语言在同一个时候出现，艺术品、神话与巫术也起源于这个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的祖先已经开始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来理解世界，幷且用这种理解指导自己的行动，从而为我们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发展前景：也就是通过发展理智与认识能力，追求超生存意义的幸福。这就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技术与文化革命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

　　同一时代的尼安德特人，絶对不会在经历了数万年的平静生活之后，突然发动一次具有颠覆意义的革命。在技术和文化突飞猛进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现代人越来越突出地出现在考古记録中。这个时期也正好是尼安德特人在考古记録中逐渐消失的日子。可以想象，突然开始“讲究”起来的，并不是原来就生活在这里的尼安德特人，而是新近从非洲走出来的现代人，“山河依旧，换了人间”。这些“高等”工具和“高级”艺术品，出自现代智人之手，应该是他们从非洲带来，或者是走出非洲以后发明的。尼安德特人则在拥有先进文化的现代人胁迫之下退出了历史舞台。

　　事实上，在同一个地区，一旦出现了更加优秀的“相似项”物种，因为他们在利用自然资源方面非常接近，必然会爆发激烈的生存斗争。这种斗争与狮子和斑马之间的斗争并不相同，斑马为了逃避狮子的猎杀，必须努力发展奔跑能力。斑马后代优秀的奔跑能力，是靠狮子为其淘汰劣种的方式来形成的。在这种生存斗争中，狮子不可能把斑马群完全消灭掉。然而，现代人和远古智人之间的斗争，则没有调和的余地，必须以具有生存优势的一方，彻底消灭对手的方式告终，这是基于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结论。

　　理论生物学家迈尔，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虽然从理论上讲，偶然出现在种群中的优良性状可以通过自然选择，使整个种群的性状得到改善。但是，这样的进化速度是相当迟缓的。而在考古研究中，人们却发现物种的进化，总是呈现出间断飞跃的特征。在一批新物种诞生以后的很长时间内，生命系统基本上保持稳定，新物种的诞生几乎停顿。这时，生态系统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现存生物种群数量的增加，活动范围的扩大，同时形成若干性状相近的亚种。可是，这样的情况不会永远维持下去。经过较长时间的缓慢演化之后，情况会突然变化。平衡会在短时间内被打破，在相当数量物种衰落以至于絶灭的同时，大量新物种迅速诞生，出现物种大换班的局面。接下来，又会经过一个相对平静的适应性辐射阶段，物种大换班的闹剧又会再次上演，这是生物进化史上的实际情况。

　　那么，是什么力量使得生命系统以这种奇怪的方式演化呢？迈尔认为生物物种发生阶段式激进的根源在于各种生物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我们不妨把这种关系叫做生存合作。食物链的存在，昆虫的传媒作用，动植物之间的寄生现象都说明，一个物种的生存发展总以别的生物生长为条件。一旦因为某种原因，部分物种的灭絶，会使生命系统的平衡被打破，往往会导致若干相关物种在短时间内接连灭絶。在普遍灭絶的过程中，一旦出现了与新环境相适应的个体，就会有足够的生活资源和生存空间，得到更好的机会繁衍生息，从而导致新物种爆炸性地涌现。

　　由于某种原因（被驱逐，或者因为地理因素造成的隔絶等），数量巨大的生物种群中的部分个体会脱离原来的群体，在附近形成一个规模较小的种群。由于这样的群体中个体数量有限，一旦出现有利于生存的变异，很容易在种群内普及，迅速造成这个种群的生存优势。一旦条件成熟，具有生存优势的边缘物种会和原来物种发生斗争，并取代原先种群的地位。于是，“边缘物种”的形成与替代作用，便成了物种迅速进化的重要方式。

　　纽约州立大学的人类学家埃兹拉·朱布罗提出了一种计算模式，能够估计出不同数量的生物群体，在生存斗争中相互取代的周期长短。计算结果表明，两个应用相同生活资源的群体如果生活在同一个区域内，只要其中一个物种较另一个物种具有百分之二的生存优势，它们就可以在大约一千年的时间里决出胜负。这个结果给我们的印象是物种之间的替代速度是相当惊人的。不过，只要注意到在我们身边不断发生的物种灭絶事件，你就不会再为自然界的残忍和生命系统的脆弱感到吃惊了。

　　很显然，“边缘物种形成理论”所描述的情况与现代人取代远古智人的过程非常相似。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边缘物种起源假说，移植到现代人的诞生方面来。分布广泛，数量庞大的尼安德特人在欧洲和中东地区生活了十万年之后，在不到一万年时间内迅速消失，就是被从非洲走出来的现代人取代的结果。尼安德特人的性状明显劣于现代人，他们使用的工具比起现代人来也是大为逊色的。现代人具有更加清晰的心志，这可以从艺术与神话的创造中看得出来。正因为这点，现代人的社会组织也应该比尼安德特人更加严密有效。于是在激烈的竞争中尼安德特人一定不是现代人的对手，在很短时间内从欧洲和中东地区完全消失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