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人是万物之灵。仔细想来，这种说法好像也没有多少道理。和其他动物一样，人能吃能睡，有生有死。究竟有没有人性？什么是人性？这是人类学家所关心的大问题。不过，人类学的研究又总是受到社会潮流的影响，关于人性问题的答案，往往成了社会思潮争强斗胜的副产品。二十世纪初，当战争的阴云笼罩欧洲的时候，就有人提出，人是狩猎者的后代，捕食以至于消灭另类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当共产主义在世界上广为流行，劳动成了时髦口号的时候，劳动创造了世界，同时也创造了人类本身的学说流行起来；当人们发现动物也能为自己的生存付出努力的时候，劳动的观念受到挑战。于是，又把是否制作和使用工具作为劳动的标志；可是，当人们发现黑猩猩为了获取食物，也会使用和组装工具的事实之后，这种理论又出现了危机，人的概念又回到人所具有的社会性方面来。

　　一种具有建设性的研究思路，是对人类与其他高等动物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的社会结构进行比较。这相当于站在远处用望远镜观察不同社会的运行情况，同时用显微镜观察人类和其他动物个体的行为特征。从而发现人类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也许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断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天然联系，克服人性概念“孤岛式”的状况，把人性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不过，我们却发现：人类社会的特点是由人类的行为方式决定的。以下的讨论将从这里开始……

　　（一）社会并非人类所独创

　　关于人和一般动物的区别，真正被人们普遍看重的还是人类生存方式的社会性。由于缺乏必要的联络方式，一般动物总以个体为单位生活，似乎只有人类才生活在特殊社会中。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虽然人类的社会性十分鲜明，但是把社会存在作为人类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根本属性，从而把人类和动物严格区别开来，却办不到。首先，动物也具有社会性。我们不必引证昆虫社会作为例证，这是一向被认为是非常特殊的例外。我们只要看一看与我们最为接近的物种，所有灵长类动物都生活在结构复杂的社会中，就可以判断说人类社会是猿类社会的延续。

　　在我们已知的猿类社会中，广泛存在着通讯手段；它们的每一个群体都具有强烈的地盘意识；猿类群体并不是杂乱无章的乌合之众，猿群中存在严密的等级划分。这里有首领，有帮伙，有受领袖宠爱的女眷，也有受到歧视或被排挤的其他成员。每个成员都必须遵守等级制度中的各项规则，使它们之间服从和反抗、领导与被领导、统治与被统治、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达到相对的平衡。个体之间的协作与竞争，个体与整体之间服从与对抗，各小团体之间的相互联合与抗衡，协调着整个种群内部的矛盾。这样的组织形式不仅维持着内部稳定，促进种群的发展，同时也被用来对付外部的威胁。伴随着个体社会角色的不断变更，猿类社会的形态处于缓慢更新的过程中。

　　研究表明，在猿类社会中，生活在一定地域范围之内的种群大小，各个年龄阶段的“人口”比例，处于各等级上的个体数量，是相对稳定的。以生活在草原上的狒狒为例，它们往往以数十个个体构成一个群体，处于权利顶峰的首领，是通过“角斗”的方式产生的。谁在角斗中表现得最英勇，最顽强，谁就有资格登上首领的宝座。在角斗中失利的雄性面临两种可能的前途，一是留下来加入到帮伙的行列中去，听从首领的使唤。二是被驱逐出群体，“离乡背井”，过着流浪汉似的生活。后者往往三五成群地徘徊在原来种群的边沿地带，他们得不到集体的保护和关爱；时常受到来自原来种群或者其他群体成员的欺侮；它们遭到天敌攻击的可能性比种群内部成员大得多。可是，它们复仇之心不死，随时都有可能卷土重来，挑起与首领的争霸战，对现任首领至高无上的地位构成威胁。

　　在一个群体里，首领的权利主要表现在“享乐”方面，即优先取得生活资源和交配机会的待遇上。在首领周围会有一个数量可观的雄性帮伙，它们帮助首领镇压内部的“反叛”，扺御外来的“入侵”。在群体中，首领虽然可以为所欲为，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它并不需要限制其他个体的自由，只是在下属威胁到自己的领袖地位的时候才给予惩罚和教训。首领的责任主要在“处理公共事务”方面，诸如平息内部纠纷，带领群体成员投入扩大或者保卫领地的战斗。在狒狒的社会中，女眷的高低贵贱是以得到首领“宠信”的程度来确定的。首领需要防止帮伙成员接近他所宠幸的雌性，以保持自己在群体中的遗传优势，而对其他狒狒的“自由恋爱”并不在意。

　　首领的特权随时都会受到挑战，“家奴”的反叛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来自于邻邦，或者是那些早先被赶出家门的流浪汉卷土重来。由于每一个首领最终都会衰老，在它们风烛残年的时候，遭遇年富力强的对手，那也只好甘拜下风，拱手称臣了。因此，个体的地位总是处于动荡不定之中。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猿类社会，它和人类社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拥有发达脑神经系统的高等动物已经具备某种权衡利弊和控制自己行动的能力。一个处于劣势地位的雄狮，当着狮王的面是不敢随便和狮王所宠爱的母狮亲近的，这种冒失行动往往会招致杀生之祸。在意识能力更强的灵长目动物中，对利益的追求可以通过某种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往往表现得更“阴险”，从而造成动物社会新的复杂性。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员多萝西·切尼和罗伯特·赛法思花了几年时间来观察记録长尾猴的生活，偶尔会看到由于利益纷争而引起的混乱局面。其实，所有混乱都是假象。由于自身利益的需要，猴子们对它们自己在混乱面前应该做什么都非常清楚。有一次，一个叫做牛顿的雌猴向另一个名叫泰乔的猴子冲了过去，争夺泰乔手中的食物。当泰乔逃跑时，牛顿的一个姐妹克劳斯跑过来帮助追逐。而牛顿的另一个姐妹斯克拉布却跑到十八米以外，去打泰乔的一个姐妹的头。

　　人们以前只注意到在交配的季节，许多动物会发出特殊声音、展示生殖器官、或做出某种姿态、表演特殊的舞蹈，以引起异性的青睐，从而获得交配的机会。夏季里，雄性琴蛙发出悠扬悦耳的声音；在雌性孔雀的发情期，雄孔雀会聚集一起，展开折扇般的尾羽，举行“比美大赛”；公鸡围遶所爱恋的母鸡打转，同时发出“咯咯”的邀请声，都是通过“文明”手段求得佳偶的例证。此外，蚂蚁发射超声波传递报警信号；蜜蜂用舞蹈告诉同伴，蜜源在什么地方，这都是人们早已熟悉的动物通讯。近年来，行为学派的研究发现动物的通讯活动十分频繁，用途十分广泛。它们以叫声和动作表示各种意向。两个狒狒的角斗时候，都会发出吼声以示威胁。如果其中一个明显处于劣势，它就会像幼年狒狒嗷嗷待哺那样张大嘴巴。似乎在说：我认输了，我投降，我甘心做你的忠诚奴仆。

　　一般动物都具有强烈的地盘意识。登上狮王宝座的雄狮，首先进行的一项工作，就是用尿液界定所在狮群的领地。一个生物群体的领地，是不会轻易让另一个群体随意入侵的。除非是为了扩大地盘，它们也不会轻易跑到同类动物另一个种群所占有的地盘中去。它们似乎都懂得，地盘是一个生物群体基本的生存空间，它们必须为保卫和扩大领地而战。可见，社会性不是人类特有的属性，社会组织并不是人类的首创。

　　到了二十世纪中期，生物学的研究内容仍然集中在生物形态学、分类学、遗传学等方面。在涉及到动物行为的时候总是就事论事，把它作为单纯的生活习性看待。至于动物群体中普遍存在的通讯、势力范围、地盘的观念、血缘关系、等级划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王位争夺规则等，则基本上没有列入生物学研究的范围。这种状况给人们造成普遍的误解，认为社会性是人类特有的属性。于是，人类是社会化动物的观念便应运而生。

　　其实，值得质疑的不仅是人的社会化特性。人的优越性、人类在进化发展中的领先地位同样存在疑问。

　　近代科学诞生后，发展的观念牢固地占领了人们的思想。拉马克首先创立了较为系统的进化论。他认为每一种生物物种都有一个独立的进化史，所有生物都朝着体制越来越复杂，器官功能越来越强的单一方向发展。而人类则是当今地球上，所有生命形式中进化最为成功，形态最为完善的一种。因而也是目前地球上最高等级的生命形式。

　　那么为什么经常使用的器官会越使用越发达呢？拉马克引入了获得性遗传的原则。他认为，锻炼不仅可以强壮自己的运动器官，也可以让自己后代的相应器官得以强壮。以特定方式生活在特定环境中的动植物，经过若干世代的适应性锻炼，常用器官的功能会越来越强。很少应用，或者根本没得到应用的器官会逐渐萎缩。可是，随着十九世纪科学成果不断涌现，建立在“自然发生说”基础上的拉马克进化论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矛盾。当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创立以后，拉马克的“平行进化理论”终于到了历史的尽头。

　　不过，达尔文和拉马克所采用的生物进化标准大体上是一致的，和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存在之链基本吻合。先进性就是指生物形态的完整性、复杂性，同时，也是指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那就是说，生物体结构越复杂，器官功能划分越细致，对环境的适应性就会越好。人类最聪明，其身体结构也最复杂，拥有世界霸主的地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观点和人们所认同的世界在永恒运动的看法相吻合，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基本一致。也可以说是这种理解迎合了人们维护自尊心的需要。

　　但是，这里却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疑点，那就是某些低等动物可能比高等动物对环境适应得更好。蚯蚓的结构相当简单，却能够在暗无天日的土壤中生活。将其切成两段，它就变成两条。所以，蚯蚓是“杀不死，斩不絶”的。与蚯蚓的超级适应性相比，人的生命就显得太脆弱了，别说一切两段，即使是个别器官发生故障，往往也会导致死亡。结构更为简单的水母，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三亿多年。而形体庞大，拥有尖牙利爪的剑齿虎，却只在地球上生活了不到两百万年，已经灭絶了。可见，不一定是体制越复杂的动物，生命力越强；结构复杂和与环境相适应不见得是一回事。然而，推翻了生物机体复杂性和对环境的适应性相一致的客观基础，我们将无法评价物种的先进与落后。缺乏先进与落后的客观标准，我们又凭什么说生物在进化呢？

　　我们的问题集中到一点，那就是什么叫做对环境的适应？如果不考虑环境的演变，现存生物对环境都是适应的。如果考虑到环境在不断变化，我们则会看到某些低等生物比高等生物更具适应性。事实上，越高级的物种，体制越复杂，功能划分越细致，各部分之间相互依存关系越紧密。一旦某个局部遭到破坏，必然危及整体。在这个意义上，高级生命形式更不能适应变化的环境。既然如此，在自然选择过程中，生物的演化就不应该朝着体制越来越复杂和功能划分越来越细致的方向发展。然而，当今的生物物种，在体制上的确比原始物种复杂得多。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生命形态先进与落后标准出了问题，与生物进化概念相关的所有理论都发生了危机，这将直接威胁达尔文主义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