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人类学研究进入了第一个实质性阶段，也就是原始资料的积累期。主要工作就是通过调查现存地球上未开化的文明，发掘人类社会与动物社会的区别，寻找各类文明的共同基础。许多学者深入南美原始森林，非洲热带草原，太平洋岛屿和澳洲腹地，考察那里土著居民的生活状况，观摩他们的祭祀活动，征集他们的神话传说，研究他们的语言，对比各种文明之间的异同。在瞭解他们的生活习俗和信仰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他们对自然和人类自身的理解方式，为文化人类学的发展积累了不少资料。

　　文化演进学派的研究发现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向着同一个方向发展的。只是因为各民族文化发展进度不同，各个发展阶段的文化类型才同时呈现在地球上。所以，通过考察现存文化类型，就可以模拟研究人类文化发展的全过程。按照斯宾塞的归纳，社会演进学派坚持以下三个主要原则。（1）心理一致性原则。这是所有人类文化都按照统一的路径发展的根本原因；（2）独立发明原则。各民族文化要素，是由各民族各自创造出来的。基于心理一致性，所以各种文化创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就决定了各民族文化将沿着基本一致的方向发展；（3）逐步进步说。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顺序是不容颠倒的，她们之间只有发展快慢迟早上的区别。

　　萨瑟兰对文化发展阶段性的划分，最能体现社会演进派的观点。他把人类文化的发展分成野蛮、半开化、文明人和文化人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又分为下、中、上三个等级。每个等级又和历史上，或者现存世界上的文化类型对照起来，呈现出一幅文化渐进的图谱。他认为，二十世纪初生活在南非的布须曼人、斯里兰卡的维达人除束围腰外无衣服；集10至40人为一个社区而没有固定的住所的人，属于下级野蛮人。他把能建造石块房屋，有完整的着装；普遍使用铁器，会铸造钱币，有简单法律；一般形成50万人口的国家，比如初期罗马帝国，白人入侵前的墨西哥、秘鲁土著，属于高级半开化阶段的民族。而十九世纪的中国，属于上级文明人，欧洲发达国家则属于下级文化人。萨瑟兰认为，世界各民族都迟早都会经过人类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向着高级方向发展。中级文化人是当前人类奋斗的主要方向，而高级文化人则是全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的最终目标。

　　用这种方法类比原始人类的文化发展，存在一定的危险。如果按照生产技术的发展水平，二十世纪初大多数蛮族还处于新石器时代。但是，由于文化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有些蛮族文化很可能跳跃进入较高阶段，因而有可能打乱文化演进的顺序。而且，类似的情况在历史上的确发生过。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我国云南密林深处发现的“苦衷族”原始人群，经过民主改革之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因此，用目前各族文化的地理分布来推测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究竟能有几分真实性？的确值得怀疑。

　　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人们对东西方文化差异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力图揭示产生文化差异的原因及其后果，希望从文化渗透与冲突的角度来解释人类历史，推测社会发展的趋向。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古人类学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现代人的诞生问题、文化发展与交流的问题、科学与人文的关系问题、人类生存的环境问题、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等重大课题，陆续提出来。科学方法向人文学科中渗透。统计学、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新方法的广泛应用，对社会学、人类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促使文化人类学逐步走向成熟。

　　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社会演进学说的观点遭到了批评。主张文化传播的学者指摘演进学派没有注意到文化交流在各民族文化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巴斯蒂安对保留原始文化的民族进行过多次考察，他说。自己每考察一次，对人类的统一性的理解便加深一次。他分析说：文化演进学说中的心理一致性原则是比较稳固的。但是，由于文化交流普遍存在，很多民族的文化的发展，虽然不可逆转，却并不一定遵照严格的顺序进行。这就打破了“独立发明原则”，同时动摇了“逐步进步说”。

　　我们先看几个文化交流的例子：

　　云南丽江一带流行的纳西古乐，原本属于明朝宫廷音乐。明王朝为了加强对边区少数民族的控制，派军队到云南丽江一带驻防。数万官兵中不少人懂音乐，因为各种原因，他们或者被留了下来，或者把演奏技巧传授给当地百姓，宫廷乐曲在边区民间流行起来。最近有人把至今仍然在当地流行的乐曲整理出来，组织一批老年好闲者公开演出。演员们穿上满清时期达官贵人的装束，舞台上配以仿古宫廷壁画，其演奏技法十分古板，缺乏现代气息，号称纳西古乐。随着旅游胜地丽江古城的名气越来越大，冠名纳西古乐的明代宫廷音乐声名远播海外，已经成了纳西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源于印度的佛教，于公元二世纪开始传入我国，唐代以后经我国传到日本，属于大乘佛教那一支。而另一支小乘佛教，沿南线向东传播。当佛教和这些地方的文化传统互相融合的时候，在她的发源地却开始衰落，被后来兴起的印度教取代；我国古代儒家文化十分发达，唐宋时期达到了顶峰。西域各国、高丽、东瀛、百越、吐蕃等国纷纷派员前来学习。宋朝以后，由于异族入侵，更因为国内政治动乱，政权频繁更迭，文化传统屡遭重挫，致使我国儒家文化传统发展停滞。五四运动和解放以后，在反封建的口号推动下，发动了对儒家传统的几番清算。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儒家思想成了重要的批判对象，使本来已经走下坡路的儒家文化进一步衰落为国人所淡忘。可是，在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却广泛残存着来自于我国的唐代遗风。

　　历史上的文化选择往往都带有强烈的功利性，郑和下西洋的兴衰似乎是一个例外。明成祖夺得王位不久便不惜重金，组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船队，派遣郑和七下西洋。大规模航海行动并没有扩张领土的军事任务，也不是为了发展国际友谊或执行外交任务，更没有殖民意图和侵略野心。主要作用就是张扬国威，向南洋各国广播浩荡皇恩。可是，航海所带来的商业利益远不能冲销航海支出，朱隶和郑和死后不久，朝廷便下令停止建造远洋航船，严禁出海远航。从此，中华民族与海洋文明絶缘。虽然郑和航海超过了达·伽马开辟绕过好望角，发现东方航线的航海规模，也为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时的壮举所望尘莫及，航海的时间也比他们早。可是，由于目光短浅，为航海设定的使命与世界潮流不吻合，所发挥的历史作用，远不及达·伽马和哥伦布。

　　在历史上，某些文化要素的传播是通过战争方式来实现的。十字军东征历时两百年，在传播基督教文化的同时，西欧人把古希腊的智慧带回了家乡，为文艺复兴运动的发起埋下了伏笔。自从蒙古人用中国火箭把欧洲军团打得落花流水，火药技术传到了欧洲，促使冷兵器时代向现代化武器转变，军事文化发生了根本变革。十九世纪中期，西方列强仰仗坚船利炮的威力向远东扩张。在屡战失利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派岩昌、伊藤博文等人到欧洲考察。亲眼见识了工业革命的巨大威力，对“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世界现实感悟特别深刻。回国后，他们力主放弃尊王攘夷的国策，倡导植产兴业，创建国会，推动制宪，取得了明治维新的成功。同一时期，我国清朝政府拒絶接受西方先进文化。自命天朝大国与世界潮流抗衡。可是，扺抗列强的战争屡次败退，直到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泱泱大国被刚刚走上变法道路的日本打败，朝野上下这才深感落后于人。痛定思痛的中国人奋起变法，却遭到统治阶层顽固派的残酷镇压，百日维新竟以失败告终，历史再次陷入困境。中国和日本面临同样的历史机遇，采取不同的文化选择而导致迥然不同的民族命运的历史值得深思。

　　文化是社会的基因，社会的性质，取决于国家的制度，人民的信仰，以及居于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国家的先进落后，由文化发展状况决定。一个民族的文化选择，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决定了国家发展道路龢民族的命运。我们说文化是社会的基因，还因为文化要素的出现，具有类似于基因突变那样的偶然性。人的精神世界是絶对自由的，文化创造总是在不可预期的情况下发生。而偶然诞生的文化要素需要通过社会选择决定取舍。对各类创造的选择结果，不完全取决于创造本身的正确性、先进性，主要是由传统观念、社会力量对比、外部条件，以及其他偶然因素来决定。

　　人类学研究表明：当前世界各族人民虽然分散居住在环境条件截然不同的区域，生活在性质迥异的文化环境中，除了在知识水平上的差别而外，世界各族人们思维能力方面的差异并不大。对于大多数引导方案来说，他们的心理指向也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因为各民族长期隔离，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社会意识和生活习俗才千差万别。“性相近，习相远”的论述的确非常准确。文化之间的区别不能够用地理环境的差异加以解释，人类文化的发展，也不会是一个严密的逻辑过程。一方面由于文化创造的偶然性和文化选择的主观性，各民族文化的差别会逐渐增大。另一方面，随着各种文化的广泛交流，世界各种文明之间的差别又会越来越小。这是两种相反的作用过程，两者的平衡决定当前的文化状况。互相学习、知识和技术的引进，属于和平方式的文化交流。在历史上，通过战争征服，强行推广特定文化的事情也经常发生。

　　在如何评判文化的优劣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不同主张，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文化的优劣属于价值判断，她总是和特殊的功利有关。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事物往往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因此，笼统断定某种文化是好的或者坏的，并没有意义。但是，假设我们站在整个人类生存发展的立场上，代表人类最长远的利益，我们对文化要素优劣的判断就可以获得肯定的结论，这正是人性研究的目标，也是我们应该坚持的价值取向。

　　生活在南非的阿兹特克人，至今依然保留着剖开人的胸膛，取出血淋淋的心脏举向天空，用火焚烧以祭奠天神的传统仪式。作为牺牲的人选是由部族首领通过特殊仪式确定的，他们不一定是违反社会公德，或者因为其他理由应该受到处罚的人。阿兹特克人还经常袭击比邻部族，杀死战俘，烹而食之。我们会因为听说世界上还存在着这种风俗感到吃惊。然而，在他们看来战俘不杀了吃掉，难道还要用食物将其喂养起来不成？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生活资源，豢养战俘的做法与发动战争的目的格格不入。虽然我们不能说服阿兹特克人放弃其习俗，但是，至少不能说是一种优秀的传统。

　　世界上越是原始的文明形态，其共同点越多。在独立发展的前提下，后期文明之间的差别会逐渐增大。东西方的旧石器基本一致，说明她们具有相同的渊源。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文化交流，以后各自发展的弓箭、陶器和青铜器、铁器的差别越来越大。这种情况可以认为是他们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各自创造的成果。但是到了十四五世纪以后，东西方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逐步形成文化大融合的趋势。这种情况不仅说明瞭文化继承中存在着大量自主选择，也说明瞭各种文化之间的相容性。世界各民族文化之不同，是由于原创文化的差别，和文化选择上的区别造成的。生活在原始状态下的民族，超越生存底线不远，所创造的文化非常贫乏，可供选择的余地不大。到了今天，文化形态已经非常丰富，正确进行文化选择已经成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关键。

　　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成果，也是人类社会继续发展的基础。随着科学技术不断提高，生产工具不断改善，社会组织形式也在不断演变。尽管人们的精神创造五花八门，但是只有取得社会认同的文化要素，才能在特定的社会中传播，在特定的人群中继承和发扬。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进行文化创造与选择的历史。由于社会力量对比在文化选择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通过社会力量对比做出的文化选择不一定是最好的。因此，和生存斗争中自然选择的情况不同，文化的社会选择不一定都有利于社会的进步。简单地认为，在各种力量互相斗争的过程中，优秀文化一定会战胜落后文化，因此社会文化选择的结果一定会导致文化向着越来越优秀的方向发展，从而鼓吹人间斗争有利于社会进步，因而奉行“斗争哲学”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古希腊以其科学、哲学和城市共和制闻名于世。可是，这种优秀的文化为什么不能永世长存，而被相对落后的马其顿战胜了呢？在那个年代，军事文化的水平决定了文化选择的结果。马其顿国内长期实行军事管制，男孩子从小参加军事训练，长大后长时间服兵役。打起仗来，希腊城帮国家确实不是他们的对手。在马其顿消灭希腊共和制后的两三百年间，希腊的科学传统逐渐淡化，被人们遗忘。直到中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才被重新发掘出来，文艺复兴过程中才开始以新的方式继承和发扬。

　　那时，在意大利北部出现了人文主义的思想萌芽。这种启蒙思潮逐渐向科学和政治方面渗透，揭开了人类近代史的序幕。与此同时，我国正是明王朝统治的中后期，在儒家阵容内部里逐渐形成一个反传统的思想潮流。他们大胆怀疑儒家学术的权威性，向封建礼教挑战，向皇权挑战，掀起一阵源发于我国的民本主义思潮，唤起民众个体意识的崛起。如果任其发展，必将逐渐形成中华民族的现代意识。可是，这股思潮却遭到了统治阶级的镇压。明王朝覆灭以后，清朝统治者为了笼络汉人精英阶层，巩固自己的政权，做出了尊儒复古的文化选择。源发于我国的启蒙思想逐渐退潮，进入康干盛世以后只在少数知识精英中流传，已经不可能导致社会运动。而在同一个时期，西方科学技术迅速崛起，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并取得了成功，启蒙思潮引导欧洲走进了现代。不同的历史际遇，缘于不同的文化选择。

　　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华民族又一次陷入深重的危机。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正统儒家学说、源发于我国的民主思潮、维新变法思想、以及从西方引进的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社会主义，各种思潮等粉墨登场，竞相争斗，我国进入文化选择的重要时期。各派政治力量反复较量，经过辛亥革命、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终于在五十年代即将到来的时刻，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可是，社会的发展不会停息，精神的创造永无止境，文化的选择不会就此终结。半个多世纪以来，共和国所走过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伴随着国际政治形势的激烈变化，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从来没有间断过。尽管我们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方式统一认识，控制人们的思想，但是，国人的思想从来都没有真正统一起来。文革以后，共产主义信仰被彻底抛弃，中国再次变成缺乏信仰的处女地。杂草与鲜花竞相孳生，各种思想的幽灵重新在中华大地上徘徊，我们再一次来到文化选择的关键时刻。

　　这是历史给予的机遇，也可以看成是中华民族被迫接受的挑战。今天的我们已经不再是数千多年前蒙昧祖先，也不再是一百年前任人宰割的奴隶，我们已经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国家，拥有强大的国力，具有空前优越的国际条件。这是我们做好文化选择的有利因素。可是，中国人缺乏做自己主人的精神，没有接受过自由的洗礼，没有获得过真正的自由民主权利，没有创设起进行文化选择的有效机制，也不具备进行自主文化选择自觉和能力。因此，有必要广泛宣传人性的理论，来一次自我意识的启蒙，把创造的权利交给大家，让每个人都意识到我们的国家、我们们的民族正处在历史的紧要关头，让每个人的认识能力都在文化选择过程中得到提高，为民族，为人类的发展选定正确的方向。

　　对文化进行选择也是一种创造的过程，任何选择都意味着对其他选择的放弃，往往也意味着失去重新选择的机会。斗争并不是进行文化选择的唯一方式。事实上，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多样性的，可以通过斗争，通过交流与合作。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人类已经远离生存底线，在超生存的状态下，以是否有利于生存决定文化取舍是荒唐的。同时，由于文化选择的结果和社会力量对比有密切的关系，在不同时期，各种文化要素发挥的作用不同，以斗争的方式决定文化选择，很可能将优秀文化抛弃掉。

　　十三世纪，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游历了大半个中国，回到意大利后把在中国的见闻公诸于世，对西方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打破了过分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引进了市场经济，国家管理制度和国际接轨，其实就是向西方学习，是一种非对抗的借鉴和融合过程。这一过程大大加速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对我们的民族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在摸索中发展前进的。虽然世界文化融合的趋势不可避免，但是，究竟应该通过怎样的途径实现融合，以怎样的方式走向世界大同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鉴于历史的教训，抹杀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的区别是不可取的；以所谓民族文化特殊性为藉口，保护落后文化是与历史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鼓吹某种文化的絶对先进性，否定其他文化存在的合理性，崇尚霸权，以武力推行一种价值理念，把某种特定的社会模式强加给人类的企图都是违反人性原则的。历史要前进，社会要进步，中华民族要生存、要发展。我们应该在继承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为民族的兴旺做出有益的文化选择，让祖国的未来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