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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创新教育悖论

  创新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教育的途径,让受教育者获得创新的能力,那就要求施行教育的人首先具备这种能力。如果具备创新能力的老师告诉学生应该创新什么,怎样创新,再让学生按照自己教导的方法去做,即使获得了成功,那还叫做创新吗?另一个与此相近的说法是,我们既然能够教会别人创新,何不自己“创”了便是?通过面授机宜,让人日后再“创”,存在弄虚作假的嫌疑,无非是哗众取宠而已。如此说来,创新教育的确是一个无法成立的假命题,创新教育的理论只能是一个时髦的口号、一个悖论。

  悖论并不是不能解决的矛盾,它往往是由同一知识体系引出的两种互相冲突的结论造成。发现悖论不仅不可怕,而且值得庆幸,因为她可以引导我们突破原有理论框架,重建合理的知识体系。那么,在教育理论的逻辑体系中怎么会出现悖论呢?难道必须向下一代传授知识,通过教育的途径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的想法会出问题?事实上,问题就发生在我们一贯坚持的,教育是传道、受业、解惑的理解方式上。人类社会与其他社会之根本不同,并不在于组织结构上的差别,而在于决定人类社会性质的基因是文化,文化的创造与继承决定了人类个体可以享受前人的思想成果,也可以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和改造传统文化,使之得到丰富和更新。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人类社会纔可能成为一个自我创生,自我完善的组织系统。

  作为文化传承的主渠道,学校不仅是传播文化的地方,也是创造文化的地方,更是培养创造型人才的地方。创新只能建立是对现有知识怀疑的基础上。创新教育的核心是树立创新精神,形成提出问题、创建新知识体系的能力。把学生看成被动接受知识的机器,提倡对教师的絶对服从,否定学生的怀疑态度,打压学生的批判精神,显然是和树立创新精神背道而驰的。传统教育致力于灌输现有知识,忽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致力于对学生应用现有知识的能力进行强化训练,不可能帮助学生形成建立新命题的能力,也不可能帮助他们学会创建新的知识体系。把这种教育模式和创新教育联系起来,必然引出不可克服的矛盾,这就是创新教育悖论的由来。

  与创新相对的应试教育,建立在对教学内容确信无疑的基础上,任何对教学内容的质疑都会遭到压制。为了防止应试教育的负面作用,把教育引导到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方向上来,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了反对单纯追求升学率的口号,把除升学率以外的某些可量化指标,作为评估学校教育质量的重要依据。这一措施表面上不错,然而,学校的好坏不一定是教育行政部门说了算,学校的知名度主要取决于社会和学生家长的认可。你的金字招牌再多,学生毕业后的走向不好,家长学生不买帐看你怎么办。所以高明的校长,反对单纯追求升学率的口号只会停留在口头上,而实际上仍然把升学率作为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与升学率关系不大的工作,无非是做一点表面文章。

  上海市曾经在高考中引进开放性题目,决心发挥高考指挥棒的导向作用,把高中教学引导到创新教育的轨道上来。所谓开放性题目,就是比较灵活的题目,其答案不是唯一的,甚至是不确定的。只要学生言之有理,即使不在事先给定的参考答案内,也给满分。据说,这样的考试能够体现学生的创新能力,可以检验学生开放性思维的水平。统计结果表明,这种题目的成绩与高考总分相关性不大。却给阅卷评分带来了麻烦,给教学质量的评估造成了混乱,并不适宜在选拔性考试中大量采用。

  近年来,国家考试中心又设计出文理科综合考试的办法,用来考查学生跨学科应用知识的能力,希望引导中学教学向着培养综合型人才的方向发展。可是,这一措施却迅速诱发了文理综合训练课程的冲动,综合考试复习资料通过各种渠道大量发行,新的考试办法迅速纳入应试教育的轨道,综合考试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由于命题、阅卷,以及评分、统计方面的困难,给教学质量评估带来的诸多不便。两年后,考试中心只好言不由衷地宣布,在以后高考中,只搞学科内综合,取消学科间的综合知识命题。文理科综合考试形同虚设,学校教育又回到最初的状态。

  事实上,用考试成绩的高低来评判创新教育的成败是荒唐的。历史上的确有不少高素质的人在学校读书时的考试成绩就特别好。但是也不乏这样的例子,某些科学家在中学阶段考试成绩平平,后来却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们不仅在主要依靠动手能力的技术性创造中取得了很好的业绩,也有人在主要依靠理性思维的创造上,也获得了重大突破。爱因斯坦就是一个例证。他上中学时的学习成绩不怎么好,老师曾经告诉他父亲说:“你这个孩子比较笨,将来别指望有多大的出息。”爱因斯坦毕业那年的确没有考进大学,补习一年后才考上瑞士联邦工业大学。在读大学期间,他的数学老师还因为他不能按照所教给的方法完成作业责骂过他。

  事实上,我们在学校里教给学生的知识都是前人的创造,考试时所采用的试题必须以传授的知识为逻辑前提,答案是确定的。通过考试只能考察学生掌握现有知识的熟练程度,最多能够衡量他们应用知识的能力,而无法考察其标新立异的动机和提出创见的能力,更无法考察其完成创造的能力和水平。然而,创新所需要的恰恰是标新立异,往往是对现有知识的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发挥重要作用。所以,用考试成绩来衡量学生创新能力是不可能的。

  严格地说,创新能力的培养不属于传统教育的范围。传统教育要求学生对所学知识深信不疑。教师的教学方法是论述、是讲解、是灌输、是对现有知识的反复证明、是千方百计说明现有知识体系无懈可击。在这个前提下,学习就是训练,是一丝不苟地照搬。然而,创新却需要大胆的怀疑,需要勇敢的突破,需要另起炉灶之后对现有知识体系的背叛。如果我们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怀疑知识的可靠性,考试的时候允许学生批判题目的有效性,知识的传授和考试都无法进行。可见,以传授知识为目标的创新教育,和通过考试检验创新教育成果,是同样荒唐的悖论。

  看出了传统教育的破绽,便同时找到了开展创新教育的切入点。这絶对不是直接告诉学生应该创新什么,以及创新的具体做法,而是从两个方面同时展开:其一是树立创新意识,其二是形成创新能力,两个方面都不具有可传授性。既然否认絶对真理存在,肯定科学理论多元化,认为科学必须在不断的否证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那么,让学生相信知识具有时代的特征,相信任何科学理论都不可能放诸四海而皆准,树立对权威的怀疑态度,培养对知识的批判精神,就成了树立创新意识的首要任务。

  创新教育不以传授知识为最终目标,并不是不传授知识。而是在传授知识的同时,阐明知识的适用范围,必要时介绍前人创新知识的劳动。创新教育不是为了培养解答题目的“熟练工”,给学生的练习题,应避免对现存理论作不适当的推广,杜絶缺乏科学性的难题。而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只要能完成基本题目就行了。介绍知识的重点是剖析知识体系的逻辑结构,让学生领会对知识提出质疑的方法,掌握创建知识体系的一般规则。在教学中,应该大力宣扬科学知识发展观,鼓励学生发表不同的见解。课堂教学应该采用启发式,反对灌入式,提倡讨论式,探究式,避免一言堂。努力实施开放式教学,鼓励学生到大自然中去,到社会中去。从实践中发现需要,激发创造的热情,形成提出问题的能力。在教材的选取上,应该全面继承前人创造的文化遗产,尽可能全方位介绍各种不同的知识体系,让学生自己进行比较,做出选择。在评价学生学习成果的时候,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重点还在评估学生在理解能力、想象能力、提出问题的能力、逻辑推理以及构建理论体系的能力是否有所提高。我们在应试教育中采用的若干方法,在创新教育中一样适用,同样有效。只是出发点不同,侧重点不同,适当调整教育教学的重点,就可以在创新教育中发挥作用。

  几十年来,我国教育体制是高度统一的。我们有统一的学制,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的教材,统一的课程设置。我们大多数校长都不是教育管理的专家,往往是从教学岗位上提拔起来的优秀教师。他们在应试教育方面曾经获得巨大的成功。而在推行教育产业化的过程中,很多人早已演练成教育产业的“老板”,精于商道而疏于教学管理的人太多了。如果一朝僵局真的被打破,很多人,首先是校长们恐怕真会感到无所适从。

  于是,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表面上大谈特谈素质教育,落到实处的还是考试成绩;公开场合批判单纯追求升学率,实际上还得按升学的人数计算奬金;素质教育的名目充斥教育科研课题,各级教育科研院所的日常工作却是组织统考,会考,摸底考,诊断考和模拟高考;口头上高喊减轻学生负担,作业量却大大超标,以“补课”的方式变相取消了双休和节假日;教务处把劳技课、社会实践课、研究性学习课、音乐课、美术课都写上了课表,课时却分给高考学科的老师,成了训练考试的补充时间;学校评优和晋升重点的申报表上全是素质教育方面的内容,而优秀学校的社会标准却是考上名牌大学的人数和升学率。如果真的丢掉瞭高考指挥棒,不仅学校没法组织教学,恐怕连教育管理部门也不知道究竟该干什么。

  应付考试也是一种能力,为了应试而传授的知识不仅是知识,而且也是很重要的知识。由于学生接受能力悬殊很大,要把课讲好,把知识传授给他们,让每个学生都有收获,让每一堂课都得到学生的好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因为我国幅员辽阔,文化差异、贫富悬殊、以及对教育的需求都有很大的差别。目前只是极少数具有经济实力的家庭,纔可能提出让子女接受素质教育,以满足他们他们在高水平上享受生活的要求,对于絶大多数家庭的子女来说,还得为以后的生活担忧,必须接受应试教育。

  有人谈到创新能力的问题时,总喜欢在中美学生之间进行对比。他们说我国中学生动脑能力强,考试成绩好,美国学生动手能力强,创造性成果多。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其实不然。考试是按已知的逻辑给出答案,而创新思维没有现存的答案,关键性突破必须在缺乏逻辑指导的情况下进行。如果说由于加强瞭解题训练,我国学生的智力主要发挥在应付考试方面,考试成绩比美国学生好,那是事实。然而,手听大脑指挥,我们主要的不是依靠手,而是依靠大脑进行创造。具有创新能力的人,主要特点并不是手脚灵活,而是大脑聪明。认为美国学生的创造力来源于动手能力显然是一种误解。除了聪明的因素以外,获得创造性劳动成果的关键还在于是不是具备创新的意识,有没有从实践中发现需要的强烈愿望。

  也许是个现代寓言,说的是两三百年前的英国,有一位年轻人,因为太穷了,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来到海边沙滩上徘徊,几次跃跃欲试,差一点投海自尽了。突然,他踢到一个小东西,拣起来一看,是一枚硬币,锈得几乎无法辨认。他想,这个古钱一定是许多年前,沉没在附近海域的商船上的遗物。如果把古人以这种特别方式留下的财产打捞起来,其价值将无法估量。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冲动,使他忘记了来海边的初衷。他跑回城去,把自己的奇思妙想告诉有钱人,鼓动他们创办了一个海洋打捞公司,自任总经理,开始了海洋打捞事业。不到十年,这个年轻人成了远近闻名的富翁。

  事实上,那个海洋打捞公司的经理去跳海之前,肯定为了发财已经费尽心机,多方努力没有成功,才落到那般穷酸境地。在这样的时候,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候,一枚锈得不能再锈的铜板,才能激起他心中的灵感,使他产生丰富的联想,从而杜撰出那般令人神往的宏伟蓝图。一个生于安乐,饱食终日,穿梭于剧院舞厅的阔小姐,成天忙于交际争宠,她能为一枚破钱所动吗?她能够看出这枚古钱的真正价值吗?

  美国学生创造性成果较多,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宽松的社会环境和与我国迥然不同的价值取向。美国是一个以个人为中心的商业社会,尊重知识,讲求实效已经成为社会的时尚。只要你的发明能够创造价值,你就可能成为百万富翁。那里的优秀人才一天到晚都在想着创造,一旦接触新鲜的事,就会想到有没有发财的机会。我国的优秀学生想的却是我的学习成绩这么好,毕业后能不能应聘到一个稳定收入的工作岗位,有没有优越的生活条件和显赫的地位。在我们国内,往往搞好了人际关系,手中有了实权,什么好处都能够捞到,还想着发明创造干什么?一旦公共权力真正的和个人利益完全脱钩,通过掌控公共权力牟取私利的道路被彻底截断,创造发明成了超额收益的唯一来源,袁隆平之类的人物能够保持在我国首富的地位,中国人爆发出来的创造热情也许会超过美国,所涌现出来的创新能力,很可能比美国更胜一筹。

  研究科学发展的历史,你还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很多划时代的创造都出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有人解释说,那是因为青年人精力充沛,很少保守思想,勇于创造的原故。我看少有保守思想,勇于创造也许可信。而真正阅历丰富而又年富力强的应该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无论在事业心、意志力方面,还是工作经验和钻研精神,他们都比年轻人强。但是,大多数创造发明还是出自年轻人之手,这还该作什么样的解释呢?

  精神创造是个体精神世界中知识库和分析器运转的成果,创造的基本途径是想象。有这样的情况,当一个人系统知识不足的时候,提出的问题往往很多,解决的方法檏素而有新意。然而,人们总是把现存的知识当真理,用现有的逻辑判断自己的想象是否合理。所以,对知识丰富的人来说,当他的猜想和已知理论体系发生矛盾的时候,新的想法很快就会被头脑中的知识体系所消化。于是,一个人掌握的知识越多,越严密越系统,能提出的新问题就越少,独出心裁的想象越不容易发生,建构新知识体系的困难就越大。

  只要以公平竞争的方式提供自我表现的机会,人才就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有了跑马场,就无须伯乐。如果在马匹上跑道之前设置一个选择机构,按照现有标准进行筛选,凡不合于主流意识的马匹都不得进入比赛。那么,奇迹永远不会发生,千里马永远不会出现。为了激励全体国民的创造热情,需要广建跑马场,同时限制伯乐们的抉择权。

  应该说,爱因斯坦高中阶段的学习状况,是不适合参加奥林匹克物理竞赛的。他在科学上的巨大成功并没有得益于丰富的知识,而是得益于在知识不足的情况下提出的“阿劳悖论”,是这个“幼稚”的想法在划时代创造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十六岁的爱因斯坦想到:我如果坐上了超光速马车,马车的灯光还能不能照亮地面?我会不会看见过去的时光?时间会不会倒流?应该相信,掌握了严密电磁学理论的科学大师,是不可能产生这种“荒唐”想法的。老年爱因斯坦在自己的回忆録中说,他创立相对论的时候,并没有听说过洛伦兹的收缩理论,也不知道彭加勒的研究成果,对于创立相对论,只需要知道光行差现象和迈克尔逊—莫雷的实验结果,已经足够了。据此,我们有理由判断说,爱因斯坦的成功得益于无知。对于理论创新而言,知识不足是一个可贵的优势。

  爱迪生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系统知识有限。可是,他努力从生产生活的实践中去发现需要,一生中获得的专利发明就有一千多项,成了闻名世界的发明家,继工业革命之后第二轮技术革命的排头兵。如果教育的目的的确是为了培养创新型人才,那么在教育过程中,不必急于向学生大量灌输知识,不必让他们死记硬背现存的结论,也不必让他们做大量难题,形成应用知识的熟练技巧。而应该让他们重点把握知识体系的逻辑结构,鼓励他们在没有受到系统知识约束的条件下,拓展想象的空间,以期提出划时代的科学问题,把握创造的先机。

  建立健全鼓励创新的社会机制是造就整个民族创新意识的重要手段。一个到美国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自己出国前所写的论文,本来是打算在国内杂志上发表的。事先,他向一位历史学权威人士请教。他刚说出:“我认为……”几个字的时候,他的谈话就被打断了:“什么‘你认为’?”权威问他:“你读了几本书?知道多少历史?懂得什么是研究历史的方法?我搞了这么多年的历史研究,也不敢随便说我认为什么,什么的”。可是到了美国,那里处处都在鼓励创新,反复证明已经获得证明的理论是没有用的,缺乏独创性的东西没有市场。

  学者的故事让我联想到二十世纪初,剑桥大学的情况。二十几岁的研究生卢瑟福,竟敢推翻他的老师汤姆逊刚提出不久的原子结构模型。而汤姆逊却因此把卡文迪许实验室主任的职位让给了他。还自豪地说,我从事科学研究以来最大的发现,就是发现了卢瑟福这个天才。在德国,不久前还埋怨科学院无理拒絶自己能量子理论新观点的普朗克,很快就登上了柏林大学物理系主任的位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能够在1905年成功发表,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在此之前,物理学在创建相对论的路上走了半个多世纪,已经接近成功的边缘,最后的冲刺却始终没能成功。正当全世界科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年方二十六岁,名不见经传的爱因斯坦,以伯尔尼专利局三级审查员的身份,在德国《物理学年鉴》上连续发表了三篇论文。其中一篇以很小的篇幅,破解了这个世界级的难题。一个无名小卒的文章,怎么会被国际级权威杂志的编辑们相中呢?也许《年鉴》的编辑们最初也没有认识到了这篇论文的真正价值。但是,在他们的观念中,不以名份定取舍的原则起了关键性作用。爱因斯坦的论文具有新颖性、严密性,是可以肯定的。只要在他们看来言之有理,不论她是谁的作品都可以采纳。

  有了跑马场,就无须伯乐。只要提供通过公平竞争自我表现的机会,人才就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而在马匹上跑道之前设置一个选择机构,按照现有标准进行筛选,规定凡是不合于主流意识的马匹都不得进入比赛。那么,奇迹永远不会发生,千里马永远不会出现。为了激励全体国民的创造热情,需要广建跑马场,启动程序性选拔人才机制,取消伯乐。

  真正意义上的素质教育,很可能首先会在家庭教育中出现,然后再向社会推开,最后被正规学校所采纳,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那么,能不能创办这样一种学校,其教育宗旨就是提高人的素质呢?这种学校完全取消功利性,不以升学率论成败,不以向学生灌输知识、培养学生应用知识能力为目标。她通过发展学生的特长,满足学生的兴趣爱好,培养个性,使他们能够在更高的层次上享受生活。如果我们的教育体制允许的话,率先在某些有条件的地方进行这种教学实验也许是有益的。

  我们发展创新教育,需要创设宽松的学术环境,敢于包容一切言之成理的学术观点,为不同思想的自由竞争创造条件。目前我国虽然还停留在谋生教育阶段,可是,向素质教育方向转变的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只不过要现实我们心中的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目前,我们只能在推行应试教育过程中,适当压缩必修课内容,切实降低教学难度;开展研究性学习,鼓励学生深入社会,联系实际,体验生活;适当渗透素质教育的方法;开设科学讲座,传播科学发展观;提倡怀疑精神,培养批判能力等,为打破思想僵化的局面,为全面推行创新教育开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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