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统治者原本就有学习汉文化的倾向。多尔衮攻占北京之初，为收买人心，按原封品位启用旧朝官吏，初步显示其价值取向。当他们的势力迅速向中原地带扩展的时候，为缓减民族矛盾，以巩固统治，在政权建设方面进一步沿袭明朝体制；在思想文化方面接受儒家传统，大搞尊孔活动；适当减轻赋税徭役，缓和民族矛盾；同时，加紧对明朝残余势力的剿灭镇压。南明王朝垮台后，除了在推行满族发型和服饰方面引起局部骚乱外，社会上并没有出现严重的动荡。随着生产的恢复，康干盛世的到来，王朝中兴，我国再次出现封建社会的鼎盛局面。在这种形式下，原发于我国的启蒙思想几近中断，甚至被诬的导致国力衰竭，丧国的祸根。已经不可能发挥其引领中国走向近代的历史作用了。

　　可是世界潮流不会因为局部地区的文化选择而改变其走向。十七世纪的欧洲，随着近代科学的迅猛发展，人文主义思潮带动人的解放运动崛起，资本主义经济迅速成长。就整个世界历史的潮流来看，封建社会气数已尽，而我国王朝勃起只不过是回光返照。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清朝统治者却依然沉醉于天朝大国的美梦之中，把天下当成一家之私产，高居万民之上耀武扬威。他们对世界的发展动向视而不见，对人民的意愿充耳不闻，企图凭藉大国地位和世界潮流抗衡。正如与干隆同时代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分析的那样：“中国历来就是世界上一个顶富裕，也是最肥沃，耕种最合法，既勤奋而人口最多的国家。可是看来她长久以来已在停滞状态。……可能远在当日之前，这国家法律与组织系统容许她集聚财富的最高程度业已达到。”事情不幸被亚当·斯密所言中。十九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列强以武力敲开中华大门，我国自然经济遭到严重打击，闭关自守的天朝大国从此难以为继。

　　早在王朝鼎盛时期，和李贽、黄宗羲启蒙思想一脉相承的龚自珍，已经看出封建统治必然覆灭的命运。他在《明良论》和《乙丙之际着议》中，揭示了封建社会已经转入“衰世”，王朝正处于“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危险境地。他斥责朝廷以“无巨细，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的制度压制了人的创造精神，大声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说：“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大胆提出“探世变”、“思更法”的主张。他认为社会动乱的根源在于“贫富不相齐”，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改革科举，努力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龚自珍的变法主张，不失为戊戌维新的先声。

　　鸦片战争爆发后，统治阶级软弱无能，加上科学技术和军事文化相对落后，扺御西方列强入侵的战斗累遭失利。中华民族在维护封建传统和谋求生存发展的十字路口徘徊不定。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国内矛盾稍有缓减，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开始萌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格言一时间成了工商界、和学界的主导思想，逐渐渗透政界。洋务派利用手中的大权，积极开办洋务。他们从西方引进先进的工业技术，开矿山，修工厂，试制洋枪洋炮，创建了我国最初的民族工业。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通过公派和其他渠道出国留学的人越来越多。留学欧美的学子，把西方的人文思想和先进技术一并带来中国。他们中的很多人，最终成了在国内推广技术的专家和传播民主思想的政治精英。

　　洋务运动期间，国内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王韬主编《申报》，提出以“师其所能，夺其所恃”的方式与西方抗衡。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最早鼓吹君主立宪的主张。甲午海战失利，洋务运动破产，大大加深了民族的危机。有识之士纷纷扼腕奋起，誓死为挽救民族危亡效力。康有为首先认识到，欧洲国家之所以能够走上富强之路，是因为他们建立了共和政体，建全了万民共尊的法度。1885年，他撰写了《康子内外篇》，提出了“平等公同”的社会理想。1886年撰写《教学通议》，提出揉合古今中西之学，以改良政治的主张。1890～1893年在广州、桂林等地聚徒讲学，着有《长兴学记》、《桂学答问》等书。在《公羊传》中，康有为将“三统”学说阐发为“改制”、“因革”的改良主义理论，把“三世”学说推演为“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历史规律，强调只有通过变法，中国才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最终和全世界各民族一道走向“大同”，为维新变法制造理论根据。

　　戊戌变法失败，君主立宪的美梦成了泡影。义和团的兴起与覆灭，八国联军入侵，终于使国家大乱。皇党和后党都失去了对时局的控制力。西方各种思想迅速涌进国门，纷纷亮相，粉墨登场。1898年，民主革命先驱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正式出版，给中国思想界以极大震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知识界流传最广的格言，自然进化和社会发展的观念第一次被中国人所接受。1905年废科举，办学堂，西方的教育体制正式取代我国两千多年的儒家教育传统。1908年，严复又翻译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以及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名学》，系统介绍西方近代科学知识龢民主政治思想。章太炎、孙中山、邹容、黄兴、蔡元培等革命党人通过《民报》与身居海外的康、梁保皇派展开论战，鼓吹革命，宣传民主建国思想。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政权后，无力控制局势，国家一度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各种“主义”再次在中国大地上翻腾角逐。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和李大钊等革命志士一道向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期间，李贽、黄宗羲等人批判皇权的思想受到肯定，成为知识界推崇的偶像。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按照列宁创立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员除了承认党的纲领外，还必须宣誓忠于党的组织，服从党的领导。正是这种与人权原则相悖的组织规范，保证了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高度一致，提高了党的战斗力，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根本保障。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等著名文章，以阶级斗争理论指导革命实践。文章热情赞扬农民运动，提出“矫枉必须过正”的革命原则，这一原则在解放初期，以及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阶段，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着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论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系统论述了革命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开辟了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同一时期，毛泽东还创造了向军队派遣党代表，把党支部建立在连队的制度，保证了党对武装力量的絶对领导。全国解放后，将这项制度推广到国家机关、企业、学校，把全国建设成一种半军事化组织。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受命于为难之间，取得了对红军的领导权。他发挥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指挥红军转危为安，夺取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创作了《实践论》和《矛盾论》，把辩证法转述为矛盾的发生和发展，为以毛泽东命名的思想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毛主席还结合中国革命实践，把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作为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提出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联系实际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三大作风，用以指导各级党组织的斗争实践。针对当前抗战的形势，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对抗日战争和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做出了科学的分析和适时的指导。从延安整风开始，党内逐步形成了通过群众运动，整肃党员和干部思想的工作方法。这种藉助群众运动的声势，强力推行集中意志的做法，是对民主集中制的创造性发展，一直沿用到文革期间。

　　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再次发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指挥解放军打垮了国民党的精鋭部队，夺取瞭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在革命斗争的一系列紧要关头，毛主席总是造性地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适时制定出符合斗争形势的战略战术，领导党和军队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就没有新中国，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临近解放，毛主席又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著名文章，阐述了新国家政权的性质，“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把“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根据斗争的需要，共产党放弃了组建联合政府的计划，实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制度。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抓紧进行思想改造，致力于扑灭知识分子中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倾向。胡风等人首当其冲，被打成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分子。接受匈牙利事件的教训，五七年在国内开展了反右斗争。在此期间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文汇报的资产阶级倾向应该批判》等重要文章，系统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那就是把维护党的领导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把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是否有利于党的领导作为判断香花与毒草的最高标准；坚持一党专政，坚决打击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言行。六十年代初，毛主席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系统阐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方针。六四年开展“四清”，开始把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注意力转向党内，在思想上、理论上和组织上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作好了准备。

　　与此同时，毛主席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国方针。以极大的勇气和苏共领导集团决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独树一帜。此间，毛泽东指导中央书记处，发动了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公开论战，发表了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系统阐述了他本人和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应用和发展马列主义的经验；深刻批判了所谓“全民的党”，“议会道路”的修正主义纲领，和与帝国主义妥协的投降主义路线；斥责了苏联共产党领导集团凌驾于兄弟党之上的“老子党”作风；同时，把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经验介绍给世界人民。和苏联领导集团分道扬镳的伟大壮举，虽然给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暂时的困难，却大大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影响和地位。使我国彻底摆脱了苏联的控制，避免因苏共的政策性失误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

　　毛主席农民战争的战略思想，赢得了一些经济欠发达国家革命人民的欢迎。他们纷纷学习毛泽东思想，效仿中国的做法，开展游击战争，坚持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直到八十年代后期冷战结束以后，世界矛盾的焦点向反对恐怖主义方向转移，毛泽东思想才逐渐退出国际政治舞台。

　　文革期间，毛主席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出了“党内有党”的严重警告，把“反修，防修”的历史任务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他认识到，只有挖掉党内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才能彻底铲除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毛主席利用自己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大胆发动群众清算各级党组织。他所构想的战略部署，是先斗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取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的大权，建立三结合的红色政权；紧接着就是深入批判资本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后改革政权组织，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可是，群众运动迅速演变为派别斗争。一开始，毛主席对这个发展趋势并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认为混乱是群众运动中的正常现象，还不无赞赏地说，这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可是，大批领导干部被打倒，全国陷入无政府状态；国民教育中断十多年，一代人被遗忘在知识的传统之外；由于长期停止招工招干，建设人才严重匮乏；不能就业的闲散人员，构成社会动乱隐患；疯狂运动迫使工农业生产瘫痪，国家财政濒临崩溃的边缘；科研工作陷于停顿，我国科学技术与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拉越大。一乱再乱，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林彪事件爆发，毛主席培养接班人的战略部署遭到重挫，党的领袖地位面临无以为继的局面，严重影响了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文革以嫁祸群众的方式草率收场。

　　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延续至今未曾中断，儒家思想一度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流意识。西汉以后，法家、道家和佛学相继向儒学渗透。宋元时代，儒学逐步远离“平天下”为己任的功利主义路线，向个人修养方向收缩。更重要的是，我国一直存在着反传统的思想潮流。墨家的兼爱和儒家的仁爱对立；道家独立人格和对超凡境界的追求，与儒家半依附人格相对立；魏晋时代个体感性的觉醒，逐步发展为宋元时代的个性解放；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相对峙，逐步酝酿形成原发于我国的民本主义思潮；李贽把“安养斯民”看成君臣共同职责的思想，以及黄宗羲对君权的抨击，都是对老子揭露统治阶级剥削的本质，孟子“民为重，君为轻”思想的继承。对正统的思想反叛，目的是在批判旧传统的基础上，创立新的传统。与儒家对立的意识形态，既是我国的文化遗产，也是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历史上，中华民族大量吸收外来文化，滋养我们的民族精神。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唐朝时期达到鼎盛。从十七八世纪开始，基督教在我国有所传播。二十世纪初，西方各种思潮涌进国门。解放后主导我国思想界的马列主义，就是那个时候经日本传到国内来的。外来文化有干扰的一面，但是其主要作用是滋养，是补充。中西方文化有冲突的一面，主要作用还是互相渗透，互相促进，共同提高。不承认民族文化传统不行，拒絶接受世界优秀文化遗产也不行，海纳百川方显出我们民族的博大胸怀。

　　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为弱势人群撑腰打气的社会理论。其中心任务是通过宣传鼓动，唤起生活于社会底层群众的革命热情，组织和创建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的革命政党，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推翻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马克思相信，只要人民群众掌握了政权，对资产阶级实行强有力的专政，人们就可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共产主义就可以在全世界实现。《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不是用一种剥削方式取代另一种剥削方式，而是要从根本上铲除剥削压迫的根源，在地球上永远消灭剥削制度。必须彻底消灭私有制，这样的革命不能由他人代劳，不可能乞求神仙皇帝的恩赐。马克思一再告诫人们，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必须首先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可是，和历史上任何强大的思想武器都没有真正改变我们从祖辈那儿接下来的文化传统一样，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同样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国人的思维方式。马列主义这种激进的社会理论，经我国宗法观念改造之后，很快就变成了具有封建特色的革命理论。也许是很少在物质方面得到满足的缘故，或者的确没有受到自由精神的感召，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幸福就是物质享受，解放的最高标志就是在生活必需品方面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他们并不以为思想自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不认为是一种幸福，而且是比物质享受更加幸福的幸福。仰赖大人物鼻息生活了几千年的中国人，已经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惯性：人民需要拯救，唯一的方式是对救星的期盼。“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种发自国人灵魂深处的呼唤，虽然与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格格不入，却能够迅速演变成为中国革命的主旋律。不必有尊严，不必有自由，人民需要幸福，幸福就是吃和穿。只要有了幸福，自由还有什么用？空谈自由，没有吃和穿，人也不会幸福。于是，民主不如救世主，人权不如大救星。这种基于宗法人伦社会理念的命题，成了中国革命的当然逻辑。

　　“五四”以来，儒家传统被彻底推翻，文革前后，西方和前苏联的各种主义被已经我们战胜了若干遍。文革的破产，占领人心的共产主义信念、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中国人失去了感召力。我们尽管依然在高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口号，依然坚持口头上的马列主义，精神世界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真空。在经济上与国际接轨，大量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西方的各种思想再次向国内涌来。和世界阔别三十年之后的我们惊奇地发现，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大众并没有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世界的步伐，并没有因为失去我们的关注而停滞不前。情况正好相反，经过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的反复折腾，我国人民仍然挣扎在温饱线上。经过百年的强劲发展，西方人文科学和哲学的进步，远非我们所想象的那么落后。倒是我们自己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一百五十年前马克思那里徘徊。

　　民族传统必须继承，中华文化不能中断，我们再次面临做出文化选择的严峻考验。毛泽东思想并非从天而降，也不会自动遁土。作为指导过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思想武器，作为鼓舞我国两代人前进的精神力量，作为在世界上具有足以影响力革命理论，也作为至今仍然影响着我国未来走向的意识形态，无论今后人们如何评价毛主席的功过，都不能不把她作为我们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和对待文革一样，我们没有理由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我们不能拒絶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与批判。如果承认任何科学理论都必须具有可证伪的特征，都将为更加深刻的理论所取代，那么，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超越，与她们在历史上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共同证实了她们的科学性。可是，人的思想不应该停留在同一个水平上。号召人们忘记历史，拒絶对重大思想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严肃批判，不是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更不是一个勇敢面向世界，即将走向未来的民族所应采取的态度。

　　人类已经诞生了两百多万年，从现代人走出非洲，东亚人和欧洲人分道扬镳算起，各自创造文明的时间还过几万年。原发于我国明朝中后期，狂飙般的启蒙思潮和发源于意大利的人本主义思潮，在发生时代、内容以及形式上的一致性，絶非偶然。只是由于异族入侵和统治集团的文化选择，我们才没有走上与西方同一的发展道路。如果把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表述如下：原本与自由同一的意识创造了文化，反过来对精神造成引导和约束，使之失去了自由。然后通过科学认识的途径，最终使意识重新回到自由的轨道上来。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会使每个民族的发展或先或后走向同一个方向。作为现代人的一个亚种，我们没有理由把自己看成人的另类。或以社会之稳定为忧虑，或以国情特殊为藉口，拒絶融入技术现代化，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最终都是要付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