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制的出现造成贫富悬殊，社会分工和政权组织的建立，使之演化成等级制度。由于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不同，人们获取劳动成果的多寡和方式不同，导致阶级分化。和自然界中的物种一样，社会各阶级之间也存在着既斗争又合作的关系。藤蔓植物和高大乔木之间是一种斗争与合作相结合的关系，蜜蜂与开花植物的关系基本上是合作。斗争加速物种之间的替换，造成跨越式进化，合作促进生态系统的完善与壮大。阶级斗争往往会引发社会革命，促使社会形态激变。激变的结果可能引导社会进步，也可能造成社会发展的停滞或倒退。阶级合作促进社会和谐。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是多元化的，社会的发展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并非只有革命的道路才能促进社会进步，改良是社会进步更为常见的形式。社会的进步需要阶级斗争，也需要阶级合作，需要革命的因素，也需要非革命的，甚至反革命的因素。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更需要阶级合作。

　　阶级关系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只要存在社会分工，阶级差别就不可能完全消除。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也是阶级合作的历史。资本家一旦消灭了工人，资本的增殖就不再可能；工人离开了资本、技术和科学的管理，便无法从事大工业生产。工人和资本家之间既斗争又合作的关系，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把对手当成真正的敌人，以消灭对手为目标的斗争，必然导致自身的消灭，是注定要失败的。真正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国家政权，应该是资本家与工人共同执掌的政权，是阶级合作的组织，也是非阶级的政治合作组织。而把国家政权作为阶级斗争工具是根本性错误，把历史概括成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

　　一百多年来，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列宁曾经诅咒的垂死的、没落的、腐朽的帝国主义被我们尊称为先进国家。民族民主运动还没有形成高潮，共产国际却已经自动瓦解。毛泽东所倡导的革命游击战争尚未形成燎原之势，星星之火已经熄灭。共产主义运动给人们留下的深刻的教训是通过武装斗争，由贫民执掌政权，走向世界大同的道路行不通。即使像红色高棉那样，将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子女——统统杀掉，也无法铲除剥削和压迫的根源。俄罗斯和我国革命运动的现实告诉人们，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新贵们，完全可以顺理成章地登上权力的宝座，他们比自己的前辈更疯狂。看来，铲除剥削压迫的途径不是权力的转移，而必须依靠发展科技，创造足以支撑现代化生活的物质财富，通过推行民主和教育的途径，使人们转变价值观念，懂得生命的意义，让剥削的观念与三大差别同时消失。

　　恩格斯对此早有预感。他曾经说过，随着技术的进步，知识在社会生产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衡量商品价值的方法将会失去意义。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能过时，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实践将失去理论基础。自从世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来，这个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重大的发明可能创造出空前的财富，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活和社会运行方式。而创造发明却很难转换为以时间为单位的社会必要劳动来衡量。比尔·盖茨连续若干年成为世界首富，并不是他剥削了别人的劳动。而是全世界因比尔·盖茨的创造，从提高工作效率中获取了巨大的好处。袁隆平创造的杂交水稻带来的丰硕成果，不知是他所得回报的多少万倍。而他研发杂交水稻所投入的时间，对于创造同样产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来说，又不知是多少万分之一。从这两个极端的例证中不难看出，在目前的条件下，不可能以实现同样产值所应付出的社会必要劳动，来衡量在创造发明中物化在商品里面的贡献。按劳分配实只合于以体力付出为主的劳动方式，按专利权获得报酬才适合于创造发明者。多种分配形式幷存的现实，摧毁了用剥削关系阐述社会结构的理论基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知识创新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不断加强，帝国主义已经没有必要占领别国的领土，掠夺别国的资源。他们在企图主导世界发展的同时，更希望落后国家的经济有所发展，技术有所进步，以便扩大高科技产品的市场。发展中国家不再担心国际资本控制本国的经济命脉，他们在引进技术的同时，也希望引进大量资金和先进管理模式，为本国的富余劳动寻找出路。在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与个人之间，出现了广泛合作的可能性。

　　最近，比尔·盖茨宣布将自己数百亿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股神”巴菲特也捐出了个人资产的百分之九十，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教育问题。其实，这种倾向在一百多年前已经开始出现，瑞典化学家诺贝尔的壮举就是一例。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曾经说：“带这么多钱进棺材，是不光彩的。”临终之前，他把自己的积蓄捐献出来，成立了一个基金会，首先为全国教师设立了养老金，然后和各州政府合作创办文化事业。到目前为止，美国有数不清的音乐厅、图书馆、学校和其他免费的文化设施，都是用卡耐基的名字命名的。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将自己的巨额资产贡献社会，会成为一种时尚，并以国家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大工业生产是手工作坊强劲的对手。为了免除失业的威胁，早期工人运动都以破坏机器设备，阻碍技术创新为主要手段。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留给体力劳动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产业工人对资本和技术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工人阶级从来就不是，将来也不会是先进技术和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中许多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已经逐步脱离了以出卖体力维持生计的群体，成为技术乃至于资本的主人。而原来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已经沦为离开资本和技术便无法生存的弱势群体。他们不是先进技术的主人，而是技术的奴隶，是知识的奴隶。建设和谐社会，我们必须关注这个群体的生活状况。然而，赋予其领导阶级的虚名，利用其不满挑起社会斗争，并不能推动历史前进。

　　文革前后，党的政策是把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对立起来，通过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以消灭三大差别。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说：“知识分子也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种提法使长期处于压抑状态的知识分子兴奋了好一阵子。可是，政治热情并没有因此而持久，因为这种提法仍然源于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出于实用政治的需要。其实，知识分子才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如果说的确需要消灭某种社会成分以消除三大差别的话，首先会被消灭的就是工人阶级，而不是知识分子。工人阶级走向消亡的途径是努力提高工人的知识能力，实现技术现代化，用机械化生产代替体力劳动，让工人转变成知识分子。知识不仅是生产的力量，也是思想解放的力量。工人需要解放，知识分子也需要解放，而最后解放全人类的社会力量来自知识分子。社会进步需要阶级斗争，也需要阶级合作。一味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必然引起历史的倒退。

　　中国没有发生过文艺复兴那样的思想运动。我国近代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并非原发于本土民主意识的觉醒，而是在西方列强压力之下不得已的挺而走险，是一种被动的“起义”。我们的民众普遍缺乏怀疑的胆识和批判的勇气，缺乏独立创造的精神。而我们从西方引进的精神财富却一再遭到曲解或神化，在各种社会理论本土化的过程中，掺杂了过多的迂腐、奴性、趋炎附势，以及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强盗逻辑。重树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的确需要来一次摧枯拉朽的思想运动，但不一定就是“文艺复兴”。

　　欧洲由文艺复兴而崛起，那是发生在四五百年前的事情。文艺复兴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产生的负面效应也是巨大的。她造成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对立，诱发现代文明与原始文明的冲突，导致殖民主义的兴起，让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重新进入人类社会。在漫长的中世纪，神权取代了人权，神性压制了人性。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人性的解放成了时代的最强音。只要有利于冲破封建主义思想牢笼的主张，都成了革命营垒里的坐上宾。科学精神、人文主义、自由、平等、博爱、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无政府主义、野性和莽撞都是好东西。对上帝的虔诚，对私欲的克制，牺牲世俗利益而尽忠于主的美德，一概被斥责为伪善；贱买贵卖，牟取暴利，哗众取宠，争权夺利，聚众造反，弱肉强食，甚至革命营垒中玩弄权术、自相残杀，都被视为自然和当然的事情。在大乱中，风云剧变，精英人物层出不穷。不少政治扒手、流氓窃贼、江洋大盗也乘机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思想解放的强劲风潮鼓舞了人民的革命热情，促进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也激发了西方人向外扩张的野心。

　　今天，我们已经步入了二十一世纪，中国人的心态远非四五百年前西方人可比。我国从来就没有形成过一元神的正统宗教，上帝从来就没有俘虏过中华民族的心。中国人除了自私保守之外，丝毫也不缺乏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本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已经过度放大。你只要看看一桩桩经济诈骗案件，略微瞭解一下触目惊心的官场腐败，就会知道中国人对金钱的野心已经用不着加以鼓励。需要的是倒是让享乐主义稍微收敛一点点，让人们对社会正义和精神力量的敬畏有所提升。

　　人们不可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西方发动文艺复兴的年代，华夏文化正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那时的西方人已经知道东方文明的若干优点，但是他们却没有打算跟在我们的屁股后面爬行。如果真的这样，他们就不可能实现对东方的超越。今天，

　　我们也不能走西方的老路。我们需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重树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调动全体人民的创造热情，共同探讨振兴中华的道路。

　　党的十七大吹响了创建和谐社会的进军号。何谓“和谐”？“和”者“口禾”，就是要做到人人有饭吃，解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谐”者“皆言”，就是要让每个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做到无话不说。创建和谐社会的口号兼顾了人民生活与发扬民主建国精神两个方面的需要，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是基于人性的诉求。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十年经济建设，我们的国力大大增强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也富裕起来了。不过，目前的水平离“和”的要求还有很大一段距离。我国经济总量虽然比改革前增长了很多，但是，我国人口多，人均收入还不算高。在收益分配上，两极分化还相当严重。获取收益的大部分资源，仍然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贫富悬殊的程度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危险标准，贫困地区群众和低收入家庭的生活依然有困难。

　　我们是幸运的，国营企业改革虽然还不彻底，但是，国民经济并没有因为国营企业的改制进入陷阱，社会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担心的剧烈震荡。为此我国工人阶级的确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在企业脱离计划经济轨道的改革过程中，企业员工以获得极其有限的社会保障为条件，放弃了铁饭碗，依靠自己的力量自谋生计，重新就业，化解了企业改制造成的巨大困难。政府和全国人民絶不会忘记他们在国家经济转型期间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允许农民进城务工不仅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也为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城里，农民工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住最简陋的房，拿最低的劳动报酬，享受最差的福利待遇。他们的子女没有接受正规教育的权利，他们的工作机会和人生安全最没有保障。同时，他们在劳动中炼就一付强壮的身板，一身过硬的本领。可是仅仅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获得成功和发展的机会不得不大打折扣。只要设想让有钱人和他们换位体验，你就会发现他们不是孬种，不是生存意义上的弱者，而是不合理游戏规则的受害者。在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应该充分关注他们的状况。

　　值得庆幸的是，各级政府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了。各地陆续开始推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制定最低劳动报酬标准；为低收入者提供失业保险、医疗卫生和养老保险；免除农业税，减免贫困地区学生的书学费；为家庭困难的大学生提供助学金和助学贷款；推行经济实用房制度，让低收入家庭住上廉价实用房；取消农村和城市户口的区别，加快城市化步伐。目前虽然离“和”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但是，我们已经起步，步伐正在加快。

　　与“和”的要求相比，更困难的还是实现“谐”的目标。不过，实现这个目标的困难并非来自于物质条件不足，也不因为经济发展滞后，关键在于我们的思想。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中，还保留着大量封建主义的残余，和许多革命战争年代留下来的痕迹。是这些思想观念和制度安排妨碍了民主与法制建设，阻碍了还政于民的进程，妨碍了创建多元化的政治体制。

　　有人说，如果把人们的思想统一起来，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是就“和谐”了吗？其实，那是不可能的。由于每个人的立场不同，看问题方法不同，在任何社会中，思想一致都是相对的，不一致才是絶对的。文革初期，林彪提出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我们以革命的名义规定只能推行一种主义，宣传一种思想，连人们说话的内容和方式都用游标卡尺统一了“口径”。可是，“和谐”了吗？没有！那不是“和谐”，是思想的戒严，是封建的专制，与我们提倡的“社会和谐”风马牛不相及。事实上，只允许采用单一音调，声音越大越不和谐。只有取缔“一言堂”，充分发挥不同音调的作用，才能组成时代的交响曲，实现最大限度的和谐。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如果社会由单一因素所控制，她要么因为正反馈作用走向崩溃，要么因负反馈作用形成内稳态，失去演化与发展的可能。如果社会由两个相反因素所构成的平衡控制，好比是由一个被捕食者（x）和一个捕食者（y）组成的生态系统。它们各自的增长率与自身数量成正比，还与它们的生存能力有关。其数量增长规律可以用以下微分方程组描述。

　　dx/dt=(m-ny)x

　　dy/dt=(px-q)y

　　如果m、n、p、q是不变的常数，微分方程组的周期解意味着两者的数量会在一定的幅度上振动。如果m、n、p、q随着x、y的数量变化，x、y之间的交互作用会出现非线性，振荡幅度过大会引起激变。可见，两个因素控制下的系统，比单一因素控制下的系统，其稳定性和创造性发展的可能性都有所增加。如果被捕食者由两个不同物种构成，当其中一个处于临界数量及其以下时，捕食者必然调换捕食对象，系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崩溃。随着影响系统的决定因素的增多，在系统稳定性得到增强的同时，随机性也会有所增加，创造性发展的动力也会得到增强。

　　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受各种因素的支配。这些因素相互制约，相互关联。如果思想高度一致，人们的精神创造基本相同，相应的社会倾向就会通过精神世界的反复放大，必将导致不可遏制的正反馈，最终使促进社会发展的力量走向自己的反面。文革的教训告诉我们，强行统一思想必须依靠群众运动或者诉诸行政的权力。必然压制不同意见，破坏社会和谐。既然要创建和谐社会，就得承认思想不一致的合理性，承认各种思想自由传播，自由竞争的合法性，让人们在竞争中取长补短，求得共识。

　　像基因突变那样，文化的创造非常偶然。“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体制中的人，对体制本身的问题往往看不清楚。因知识丰富而成为权威的人，创新的意识反而容易枯竭。因此，并不一定名气越大，地位越高人的意见越有价值。某些高明的创见，可能出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只有创设宽松的政治环境，广开言路，让各种不同的见解自由发表，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思想纔可能涌现出来。在此基础上，通过民主抉择的法律程序，纔可能作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文化选择。把创造的权利集中起来，坚持以少数人自认为先进的思想引领社会发展，迟早会闹出乱子来。

　　创建和谐社会不是对人民的施舍，而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巩固改革开放成果的需要。改革开放后出生的新一代，没有受到高度统一的社会意识的强力牵制，他们敢爱，敢恨，很少保守思想。应该相信，在有利于个性发展的社会理性引导下，在他们身上会逐渐孕育形成独立的人格，新的社会风尚将逐渐形成。能够引导个性健康发展的社会理性，不是特定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标准，不是对权威的顶礼膜拜，也不是可以强迫人们接受的价值观念，和对公共权力的贪婪。而是一种多元化的价值体系，是建立在相互理解基础上的社会共生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并不是没有私欲，没有竞争，没有嫉妒，没有雠恨。而是宽容精神足以把这些看起来会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转变成了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从而达到和谐。

　　创造是精神世界的重要功能，创造力必须建立在精神自由的基础上。只有在自由竞争中，人的创造力才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社会文化选择纔可能得到优化。在这样的问题上，任何越俎代庖和人工仲裁都是错误的，也是无效的。为了保证社会健康成长，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创造性潜能，必须建立健全民主体制，防止少数人对权力的垄断，防止他们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民众。更不能够允许操纵民意，以哗众取宠的方式压制不同意见。应该创造条件让各种思想，各种主张自由传播，平等竞争，让每个人的精神世界都成为思想的源泉，创造的场所，人性的发祥地。

　　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让每个人都无话不说，心情舒畅，只是我国当前民主进程是主要内容，是为最终走向自由民主的道路创设的必要条件。即使实现了和谐，仍然没有达到现代社会的要求。完整的民主政治不仅包括保障人民群众的发言权和监督权，还必须充分保障他们对政权组织的选举权和对国家事务的抉择权。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发挥全体社会成员的创造性潜能，对国家龢民族的发展做出最佳的文化选择。

　　推行民主与法制建设与国家实现和平崛起的目标是一致的。推行民主建国方针并不需要照钞西方的民主制度。事实上，西方各国政体也没有统一的模式，而我国政治体制的某些方面比西方国家更先进。我们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国情。推进民主和法制建设只是一个总的目标，具体的行动方案必须根据我们的国情、民情而定。不过，无论怎样，都必须让全体国民逐渐树立起民主意识，充分调动他们的智慧和积极性。只有这样，才能成功开辟出过渡到现代社会的最佳途径。我国目前所推行的行政权力适当集中的制度，对统一调动人力、物力、财力，发展公共事业，应对自然环境和国际环境的风险是有好处的。关键是需要建立一种能够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的机制；加强人民群众对各级政权组织的监督；切实做到权龢利的分离，堵死一切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道路。将各级政府建设成为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向，自由发展的服务性组织。

　　早在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就说过，中国的民主要逐步放开。原国务院总理朱熔基曾经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目前我国只是在村民委员会实行了直接选举，今后要逐渐推广到县级、省市，直到中央。温家宝总理在《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中论述到：“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他在回答法国世界报记者提问时，还提到：“社会主义民主归根结底是让人民当家作主，这就需要保证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龢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就是要在平等、公正和自由的环境下，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全面的发展。”

　　我们注意到，这些口头上的承诺确实在一步步逼近人类文明的共识，一天天走向人性的起点。但是，我们国家的民主进程确实是举步维艰，进展迟缓。因为在我们所坚持的意识形态中还存在着大量封建残余，僵化的政治体制和冷战时期的阴影还笼罩着我们。不过，巨轮已经摆脱搁浅状态，航程将不可逆转。我国政府一贯承认和尊重的《世界人权宣言》充分体现了人类共同奋斗的价值理念。其中包括个人信仰不受干涉；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公民拥有思想和表达思想的自由权利；拥有选举权、被选举权，以及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这些都是不容诋毁的。虽然我们目前的政治理念和这些条款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差距不是不可弥合的。只要注意到我们国家领导人对于民主政治的态度正在转向，你就会产生一种信任的力量。

　　有一种奇谈怪论认为，推进民主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世界人权宣言》确定了人人生而平等，生而自由的价值观，这种观点的一个推论就是主权在民，人民拥有反抗压迫的权利。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为走向民主自由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二条第三款明确指出：“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该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检票程序进行。”政治并不仅指阶级斗争，政乃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和执行，这才是政治的本义。必须牢固树立主权在民的思想。正当的政权转移，应该源于人民的信任和委托。

　　解放初期，为了防止反动势力的复辟，实行专政似有必要。但是，共和国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人民的政权已经相当稳固。与此同时，蒋经国以极大的勇气宣布开放党禁，取消反攻大陆计划，国民党的政治理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此后，台湾的民主法制迅速推进，岛内政权两易其手，国民党的执政地位失而复得。在这种情况下，担心资本主义复辟是不必要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庸人自扰，或者另有图谋的自作多情。自从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国际地位不断提升。随着冷战结束，国际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阵容的解体，经济全球化、技术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潮流不断推进，出现了对我国发展极为有利的大好形势，为在国内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当然，我们必须谨慎行事，努力实现平稳过渡，防止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和负面影响。有一种思路是建设性的，那就是首先打破理论禁区，广开言路，发动人民群众对治国的方针、政治改革的路线，以及推进民主法则的方案开展讨论，让广大群众在讨论中明辨是非、提高认识。在对问题没有取得充分共识之前不应该盲目行动。在推进民主的步骤上，可以从党内到党外。党的施政纲领通过辩论的方式形成，党的领导机关通过竞选产生。待条件成熟以后，再推广到社会上去。总之，在推进民主的过程中，要避免一哄而起，防止发生群众性恶性事件。我相信，有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有对人性和人类发展的共识，我国的民主进程一定可以顺利推进。一个自由、民主、和谐的社会主义中国不久将会屹立在世界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