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孟钦（冯孟钦,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中文提要】陶器的器形种类、形态和纹饰等的发展逻辑轨迹是有迹可寻的，这是考察事物发展的宏观方法。陶器的形态和纹饰是“文化”要素，最能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色；在相异的地方发现相同的陶器以及相同的纹饰，不管制法、火候、质地是否一致，都很可能说明族群的迁移。

　　【关键词】岭南　先秦　陶器　逻辑变化　

　　Abstract: In general way of speculating development of things, traces of the logical development of types, shapes and patterns of pottery can be seen. Shapes and patterns of pottery are elements that mostly reflect the typical ethnic culture. If similar potteries and patters are found in different places, it might be evidence of ethnic migration, no matter the way of making, the fire and texture of the pottery.

　　Key words: Lingnan Region　pottery of PreQin period　logical changes

　　

　　陶器是常见的古代物质文化遗存，也是最重要的一类遗存。史前考古学是通过遗存的空间关系寻求时间序列和发展变化规律的学问，陶器由于其易碎，更新速度快，反映时间变化敏感的特点，因而备受史前考古学家的青睐。本文尝试通过对岭南先秦陶器遗存（因陶器是新石器时代的产物，故重点放在新石器）做历时态的考察，探寻其逻辑变化的轨迹，并作简单的论述。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岭南新石器时代的基本格局

　　不同的文化系统有不同的发展路径，要探讨陶器的发展，必须按不同的谱系分别进行。故首先要搞清楚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存在着多少个系统，是个什么样的格局。

　　1.  广东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系统

　　迄今为止，岭南地区最早的出土陶器的新石器遗存是英德牛栏洞，但其出土陶片量少，细碎，不能辨其形态〔1〕。因此，也就不能明瞭牛栏洞和后来岭南文化究竟有何关系。岭南发现的最早的能辨器形的陶器应是甑皮岩一期的钵形釜。就目前的情况看，广东新石器时代至少存在四个系统。第一个系统姑且称为“甑皮岩系统”，其源头目前可以追溯到甑皮岩一期〔2〕。甑皮岩遗址工作做得非常精细，被分为五期。第一期只有一种钵形釜，遂溪鲤鱼墩早期的钵形釜形态与此相似，但要进步许多。广东封开簕竹口遗址第一、第二期〔3〕，在陶罐形态和甑皮岩遗址第二、第三期相似；而石峡遗址一期〔4〕、封开杏花铺门窑址〔5〕、吴川梧山岭遗址〔6〕晚期、高明古耶遗址〔7〕早期的高领罐，则与甑皮岩四期高领罐相似但年代可能要略晚。岭南新石器的甑皮岩传统在粤西、粤北一直到距今约五千年前都一直处于支配地位。这个传统影响的最东界，是否及古椰而止？或是否已进入珠江三角洲的腹地？在珠江三角洲腹地，在距今七千年以降的文化遗存是以白陶、彩陶为代表的遗存。  

　　珠江三角洲白陶、彩陶与湖南新石器文化具有密切的关系。邓聪、区家发提出，作为珠江三角洲彩陶代表的“大湾式彩陶盘”是受长江中游一带大溪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8〕，何介钧先生更从器物组合、装饰工艺、彩陶、白陶几个方面论证了环珠江口的史前彩陶与大溪文化的关系〔9〕。显然，如是何介钧先生认为的通过沅水经过西江进行的文化播迁的话，那么，途经广西就不可避免。但广西彩陶发现较少，平南石脚山遗址只出少量彩陶〔10〕。石脚山和珠江三角洲的文化联系证据目前并不充分，但高要蚬殻洲彩陶遗存中发现的屈肢葬与广西桂林甑皮岩的屈肢葬应是同一传统的继承关系。

　　虽然证据还不充分，但从石脚山彩陶、带状刻划纹等因素考虑，仍将珠江三角洲划入“甑皮岩系统”。

　　第二个系统即石峡文化系统，粤北是其中心分布区，也分布于粤西（如乌骚岭），个别因素到达珠江三角洲（如银洲）。

　　第三个系统是环珠江口刻划纹系统，以香港东湾遗址为代表（见邓聪《香港考古之旅》第50页上图）。这个系统可能是环珠江口土著独创的考古学文化。

　　第四个系统是粤东前“后山类型”系统。包括梅州、汕头至汕尾等地。这个地区发现较早的遗存是潮州陈桥村遗〔11〕。当时的报告已认为陈桥村遗存的陶器“不论质料、形制和装饰，都和广东及邻近省区一般新石器时代遗址所出土的有所不同，是值得注意的现象。”然而，在后来粤东地区的先秦考古发现中，则主要属于“后山类型”或“浮滨文化”。后山类型的年代相当于中原夏商之际或早商〔12〕，“浮滨文化”年代要比“后山类型”晚。介于陈桥村与后山之间的遗存尚未发现，因此，粤东的情况甚不明朗。

　　上述各个系统，在空间分布上并非自古一贯，一成不变的，除了甑皮岩系统，其他系统呈现“镶嵌”式的形貌。比如粤北地区，前石峡文化时期属甑皮岩系统的分布区，之后被石峡文化取代，进入商周时期，则又与珠江三角洲趋同；珠江三角洲的彩陶遗存，年代区间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间，此前的情况资料较为缺乏，其后的资料有东莞南城蚝岗遗址三期〔13〕和东莞圆洲一、二组〔14〕等；刻划纹那套器物除了香港东湾，还有珠海宝镜湾等，其上限可能在彩陶时期，下限不晚于蚝岗三期，分布范围很有限，主要在珠江口。

　　2. 广西的新石器文化系统

　　广西史前文化应有两个系统，主要为“甑皮岩系统”，包括“顶蛳山文化”等；桂北部分地区属长江流域，资源县晓锦遗址〔15〕与湖南新石器文化具有紧密关系，应属“彭头山系统”（暂名）。当然，甑皮岩与湖南彭头山文化有许多相似因素〔16〕，特别是罐类，究竟它们是什么关系仍需再研究。也不排除它们本来就属于一个更大系统的可能。

　　下面我们探讨岭南陶器的发展，仅以“甑皮岩系统”为限。

　　二、岭南陶器器形的发展

　　器形指器类。器物型态的发展变化备受考古学家的关注，这是类型学的核心研究内容。器形种类的发展变化，一方面可以明晰的反映出陶器工业发展的轨迹，另方面也是文化发展的鲜明线索。道理很简单，事物的发展都是从简单到复杂的，陶器的种类的发展也是从单一逐步走向多样化。多样化到什么程度，由当时人们的生活需要所决定，生活所需，无非锅碗瓢盆，故陶器种类在达到一定数量后就不再增长。

　　早在十八世纪，西方人类学家就提出陶器发明于把粘土涂抹在易于着火的容器上的观点〔17〕。恩格斯指出：“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18〕 因此，毫无疑问，陶釜是最早的陶器种类。目前岭南最早的陶器发现于英德的牛栏洞洞穴遗址，根据测年结果，学者认为已超过万年，但只发现夹砂陶片，器形种类难辨，报告作者估计很可能是釜类。罐是继釜之后出现的器物，在早期既是储存器，也是水器。釜、罐两者最初出现的时间不会相差太久。甑皮岩遗址被分为五期，第一期只有釜，年代在距今12000～11000年间，第二期出现了罐，年代在11000～10000年，两期相差约千年，但实际上两者出现的时间差可能要小些，因为只有煮东西的釜而没有起储藏、打水作用的容器会很不方便。据初步观察，岭南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陶器器形为釜与罐。釜、罐的区分经常困扰着考古工作者，有时并不细分，笼统地都叫作罐，因此，不能排除部分罐也可以作为釜来使用。大致看来，釜作为炊器，需要经火烧，故首先必须是夹砂的；二，为了取用熟食方便起见，口的径有一定要求，不能过小；三，为了节省能源，至少在成熟期的陶釜应带盖，这就决定了其母口的出现。

　　在岭南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七千至五千年，其文化的发展进入了白陶和彩陶时代，进入了一个艺术创作的高峰期，出现了除釜、罐外的圈足盘、豆、碗、钵、杯等，作为器物附件的器座也在这时出现（咸头岭，蚝岗二期）。圈足盘或豆这类器物，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即作为主体部分的上面的盘，再加上一个起辅助作用的圈足。从逻辑的方向考虑，在罐与圈足盘或豆之间，应该先有盘的存在，然而，从岭南的考古发现看，却并没有这样的阶段，咸头岭的盘是与圈足盘是同时存在的。根据学术界对彩陶的研究成果，我们也相信圈足盘和豆、碗都是和彩陶艺术一样，是从岭北传进来的。也就是说，彩陶原不属于甑皮岩传统的东西，圈足的因素也是受惠于他人。

　　到了新石器晚期，约距今五千年以降，陶器器形没有增加，只是似乎支脚比器座更流行了（蚝岗三期只有支脚，没有器座）。蚝岗遗址第三期和珠海宝镜湾一、二期可以作为这个时期的代表。这种状况到相当于中原商时期的岭南地区没有大的变化。

　　珠江三角洲在彩陶之后开始流行磨光黑陶和几何印纹陶，幷且影响到粤西的雷州半岛（遂溪鲤鱼墩第②层出土陶器与珠江三角洲有许多相似点）。岭南新石器时代的三足器，是外来因素，主要见于粤北石峡文化，在珠江三角洲只见于三水银洲和东莞圆洲。

　　综上所述，在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只有釜和罐两种器物，到中期增加了圈足盘、豆、碗、钵、杯、器座等，至新石器晚期除了个别地方吸纳了三足器因素外，基本没什么改变。

　　三、岭南陶器器型的发展

　　器型指形态。岭南最早的釜是钵形釜，甑皮岩第一期，遂溪鲤鱼墩早期都只有钵形釜单种陶器。这是最简单的器型，直口微敞，斜弧壁。除新石器早期出现过厚尖底外，釜类在数千年间都是圜底，其变化多在口沿部分，或者上部。釜的圜底的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它的这个造型能最大的扩大受热面积，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但例外的情况仍然存在。2007年笔者主持发掘洛湛铁路粤境7处南朝至唐遗址，出土了一批陶器，其釜类全部都是平底的。这种不合理现象背后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釜类的发展首先是对钵形釜（甑皮岩一期；作为一种文化“survival”,即“遗型”，钵形釜在珠江三角洲的新石器晚期到相当中原商时期的遗存中都仍存在，如东莞村头遗址）的腹部加深，与此同时，在颈部的部位稍稍内收（甑皮岩二期），接下来是对口沿进行翻卷或外折（咸头岭文化），沿面内凹（草堂湾第一期），盘口（甑皮岩五期）。在珠江三角洲，到大约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园洲一、二组）或相当于中原商时期时才出现盘口，与此同时，沿面出现多道凹凸弦纹。釜类的发展变化轨迹是：直口微敞—直口—口沿略外侈；颈部微收—侈口卷沿—沿面内凹—母口—沿面多道凹凸弦纹。

　　罐类由釜类发展而来的，罐的功用是储藏或装水，因此，口不必大，将釜的口收窄就成了罐。釜、罐在后来的发展中界线并不明晰，形态也接近。因此有时并未作严格划分。应当说，在日常生活中，釜的必要性要大于罐，故有的报告中报导有罐，却没有釜，是不合逻辑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能给予一个称谓，则叫釜可能更符合实际。

　　罐类的发展，口：敞口（甑皮岩二期）—敞口或侈口（甑皮岩三期）—侈口或直口高领（甑皮岩四期）—盘口；颈：微束—束颈—高领；腹：斜直腹—微鼓腹—鼓腹—垂腹；肩：鼓肩（甑皮岩四期，石峡遗址一期，铺门窑址，古椰早期）—折肩；尖底（甑皮岩二期）—圜底（甑皮岩三期）—圈足（圆洲一、二组，涌浪上层，由矮而高，至商时期的河宕，圈足已成喇叭状）—平底（在广东约在西周后出现）。圜底的东西搁在地上会偏向一边而倾斜，为了克服这个缺点，可以有多种方案，一是搁在三条支脚上（鼎的起源？），二是搁在器座上（圈足器的起源？），还有一个办法是将圜底改成平底。所以平底是最进步的形态。在岭南甑皮岩系统，没有发展出三足器，但圈足器发达，从新石器时代中期直到相当中原的商时期都长盛不衰，幷发展为具有南方特色的文化因素。如小口鼓腹圈足罐，在珠江三角洲的香港涌浪、东莞圆洲、珠海宝镜湾等遗址中都广泛出土，这种罐的发展是直口与圈足的逐步增高，及至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末段和相当中原商时期，这种罐普遍见于闽西南的昙石山文化晚期、粤东的“后山类型”等，但随着圈足的增高，这种罐已获得了另外的名称——壶。近年笔者在东莞谢岗榕树岭曾发现这种壶〔19〕。

　　岭南陶壶起源的逻辑关系是：

　　小直口鼓腹圜底罐—小直口鼓腹贴泥片的矮圈足罐—直口高领鼓腹矮圈足罐—直口高领球腹高圈足罐（陶壶）

　　圈足盘（豆）的发展变化规律是：

　　从咸头岭（新时期中期）、鱿鱼岗（新石器晚期）〔20〕和灶岗（商时期）三个时期的圈足器看，圈足盘的发展分两个部分，一是盘的变化，由斜壁发展为弧壁，往容量增加的方向发展；二是圈足的变化，由矮而高，同时底缘外侧逐渐向外撇，再进一步则在圈足外侧加凸棱（凸弦纹），由一道凸棱发展为多道凸棱。这种凸棱是商时期最常见的装饰手法，如高领罐领部的凸弦纹，釜类口沿上凸弦纹，牙璋和大石铲上的把柄部位的扉棱式装饰都是。

　　四、岭南陶器陶质、火候的变化

　　上个世纪50年代，考古界在增城金兰寺遗址首次发现了广东史前文化的“三叠层”，考古前辈曾总结广东史前至先秦时期陶器的发展规律为“砂—软—硬”〔21〕，这个说法后来受到非议，现在看来，“砂—软—硬”的说法，只要不把其絶对化，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真实的，是客观事实的高度概括。从岭南陶瓷史看，最早的陶器就是夹砂陶，只是随着制陶技术的进步，才出现了泥质陶。由于早期的泥质陶火候不高，质地偏软，故谓之软陶。硬陶是陶器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烧成温度已达千度上下，掷地有声。从时代上说，出现硬陶已到了大约相当于中原的商时期，东莞村头遗址晚期和深圳向南村等地这个时期的层位中就出土不少硬陶。当然，不能把“砂—软—硬”絶对化，一见夹砂陶便以为年代很早，那就大错特错了，须知在岭南地区，在唐代仍可见到夹砂陶。所以，夹砂陶的年代，由其共存物来决定，如果只有夹砂陶，而不见泥质陶或其它晚的东西，其年代当然就早，如果有泥质陶与其共存，就得由两者的形态、纹饰等决定其年代（测年当然是获取絶对年代的必要手段）。

　　前辈学者对岭南陶器的时代特点和规律一直是很关注的，除莫稚先生外，何纪生先生也曾提出过见解：“广东古代遗址陶器胎质似有一种发展趋势，即夹砂陶逐渐减少，泥质陶逐渐增多，如金兰寺、石峡、深湾等地均有这种现象”，何先生做了一个统计来说明这个问题〔22〕。应当说，何先生这个见解是非常正确的。

　　甑皮岩一期的陶釜，胎质疏松，器表开裂，呈鳞片状，制作粗糙，捏制而成。表面灰白色，较致密，有一定的耐水性，而内层则非常疏松，遇水则立即解离开来。报告说：“它应该属于未经过250℃以上温度烧制过的粘土，也就是说这一样品是没有经过250℃以上温度烧制过的。”李文杰先生认为这是处于由泥塑制品向陶器过渡的中间状态的东西，尚未陶化，因此不宜称为陶器〔23〕。虽然甑皮岩一期的那件“陶釜”尚未算陶器，但可以相信，一旦火候到位，烧成的陶器就是那个样子。

　　根据以往的测定数据，岭南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夹砂陶火候约为680度〔24〕，到中期烧成温度仍无提高，如珠海淇澳岛后沙湾遗址一期和三灶草堂湾遗址一期陶片的烧成温度只有650度〔25〕，晚期火候有较大提高，可达900度以上，至相当中原商时期出现的硬陶，可达1000度以上。

　　五、岭南陶器制法的发展

　　 从甑皮岩的发掘可以瞭解岭南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陶器的成型技术。甑皮岩被分为五期，年代在距今12000～7000年间，其中第一期的距今约为12000～11000年，属新石器早期前段；第二期至第四期距今约11000～8000年，属新石器时代早期后段；第五期距今大约为8000～7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前段。甑皮岩第一期的陶器成型方法为捏塑法，通过用双手直接捏塑而成；第二期～第四期是用泥片贴筑法成型〔26〕；第五期部分器物采用泥片贴筑法制成，多数经慢轮修整，除贴筑法外，还可能使用了泥条盘筑法，但报告并未说明。封开簕竹口〔27〕、深圳咸头岭〔28〕距今也在六、七千年，也是使用贴筑（塑）法。大致到新石器晚期，如东莞蚝岗、圆洲一、二组，轮修流行，但是否是泥条盘筑还有待研究。不过到商时期，泥条盘筑肯定没问题了〔29〕。

　　 六、岭南陶器纹饰的发展

　　如按陶器的起源论，最早的纹饰应是篮纹，但实际上岭南发现的最早陶纹却往往是绳纹。绳纹从新石器时代产生时开始，一直流行到新石器时代结束，此后仍偶见使用，直至唐代，仍能在陶釜上见到。 

　　方格纹是南方古代几何印纹陶的最早纹样，也是最为发达的几何纹样，英德青塘洞穴中就已发现方格纹，在岭南地区，至少到唐代仍能见到这种纹饰。方格纹的发展在新石器晚期到战国时期，变化繁复：它的四边变化，直角变为钝角和鋭角，便成为菱格；通过线条数量的增加发展为复线方格纹；加对角线再加圆点就成繁琐的复线方格对角线圆点纹；方格纹加横线或斜线的进一步发展，就成方格加对角线纹，它的规范化发展，便成了米字纹〔30〕。方格纹发展的另一个逻辑方向是单线变复线后格内不增加线或点，而是继续增加边框线条的数量，从复线（双线）发展为三线、四线，在增城西瓜岭〔31〕竟达到了五线。五线是方格纹线条增加的极限，尚未见到六线的。西瓜岭的方格纹盛极而衰，此后鲜见多线方格纹。

　　继方格纹之后出现的几何印纹是曲尺纹。广东最早发现的曲尺纹是石峡16号墓出土的一件鼎腿上刻划的曲尺纹和增城金兰寺遗址下层出土陶片上刻划的曲尺纹〔32〕。

　　与曲尺纹大体同时的S纹，广泛存在于珠江三角洲新石器晚期遗存中，有各种各样的变体和形式，并衍生出云纹〔33〕，而曲尺纹派生出雷纹，成为继曲尺纹之后又一种主要纹饰〔34〕。而f纹（夔纹）又由云雷纹、S纹派生出来的〔35〕。

　　米字纹出现后，几何印纹陶开始走下坡路，它的时代大约为战国时期。秦统一中国后，政治的统一导致文化的统一，地域特色与民族特点减弱，到西汉时，全国大多数地方，包括岭南，陶器的形态与种类都与中原大同小异。

　　　　七、结　语

　　陶器的器形种类、形态和纹饰等的发展逻辑轨迹是有迹可寻的，这是考察事物发展的宏观方法。过去我们比较重视微观分析，对宏观的逻辑发展规律的探索未给予足够重视。本文仅是个尝试，自知未能把事情说得透彻，当继续探索。

　　陶器是一个整体，可以细分为多个要素，其中，器物的形态和纹饰是“文化”要素，最能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色；陶器的制法、烧成温度与陶质等是“技术”因素，没有族界，最容易被采借而播迁。因此，如果在相异的地方发现相同的陶器以及相同的纹饰，不管制法、火候、质地是否一致，都很可能说明族群的迁移。通过对岭南陶器的初步分析我们得出一个印象：桂林甑皮岩是岭南文化的发源地，它向南发展的结果是南宁地区的贝丘遗址，包括顶蛳山遗存；向东发展是粤西封开簕竹口、粤北石峡遗址一期、粤中咸头岭文化、高明古椰早期等；向东南发展是遂溪鲤鱼墩、吴川梧山岭。可以基本上肯定，广东原始文化的主体主要是“西来”的。

　　

　　注释：

　　〔1〕英德市博物馆等：《英德史前考古报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页73。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桂林甑皮岩》，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页54。

　　〔3〕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封开簕竹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7期。

　　〔4〕朱非素：《试论石峡遗址与珠江三角洲古文化的关系》，《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十周年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页30。

　　〔5〕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封开县杏花镇两处新石器时代窑址》（未刊）。

　　〔6〕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吴川市梧山岭贝丘遗址试掘简报》（未刊）。

　　〔7〕崔勇：《广东高明古椰贝丘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2007年1月12日第2版。

　　〔8〕邓聪、区家发：《环珠江口史前考古刍议》，《环珠江口史前文物图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ⅩⅤ—ⅩⅤⅡ页。

　　〔9〕何介钧：《环珠江口的史前彩陶与大溪文化》，《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页321。

　　〔10〕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平南县石脚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第1期，图四。

　　〔11〕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潮安的贝丘遗址》，《考古》1961年第11期。

　　〔12〕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普宁池尾后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7期；曾骐、吴雪彬：《揭阳榕江流域的后山类型》，《揭阳考古》，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236。

　　〔13〕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东莞市南城区蚝岗遗址初步发掘报告》，《华南考古》第2辑，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页151。

　　〔14〕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东莞市圆洲贝丘遗址的发掘》，《考古》2000年第6期。

　　〔15〕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资源县晓锦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广西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页101。

　　〔16〕何介钧：《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17〕（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第一章注释③、④，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18〕（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页19。

　　〔19〕冯孟钦：《东莞发现昙石山文化晚期陶壶》，《中国文物报》2005年11月11日第2版。

　　〔20〕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南海市鱿鱼岗贝丘遗址发掘报告》，《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十周年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页282。

　　〔21〕莫稚：《广东考古调查发掘的新收获》，《考古》1961年第12期。

　　〔22〕何纪生：《广东南海县灶岗贝丘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3期。

　　〔23〕李文杰：《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陶器的成型工艺》，《文物春秋》2005年第6期。

　　〔24〕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页50“续表三”。

　　〔25〕黄素英：《淇澳岛后沙湾、三灶草堂湾遗址出土陶片测试》，载《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6〕同〔23〕页31～34。

　　〔27〕同〔3〕。

　　〔28〕深圳博物馆等：《深圳市大鹏咸头岭沙丘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11期。

　　〔29〕同〔22〕页206。

　　〔30〕冯孟钦：《珠江三角洲先秦陶纹母题与文化序列研究》，《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十周年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页119。

　　〔31〕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东增城、始兴的战国遗址》，《考古》1964年第3期。

　　〔32〕徐恒彬：《广东几何印纹陶纹饰演变初步认识》，《文物集刊》第3辑，1981年。

　　〔33〕同〔30〕页118。

　　〔34〕同〔32〕页205。

　　〔35〕同〔32〕页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