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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早期城址
刘 昉(刘昉,深圳南头古城博物馆。)
【中文摘要】本文对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城址进行了简要概述,通过对城址规模、形制布局、筑造技术、遗迹遗存等考古资料较为全面的梳理和初步研究,揭示出中国早期城邑经历了滥觞期、发展期、成熟期,逐步从环濠聚落到都城的发展过程。
【关键词】新石器时代 聚落 城址 发展阶段
Abstract: This paper gives a general overview of the archaeological city sites of the Neolithic Period excavated in China so far. By overall combing and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such as the size, the arrangement, the building techenology and the relics, etc, elucidates that the early Chinese city sites grew up from the settlements to the capitals, experienced the primitive period, the developing period and the matured period.
Key words: Neolithic period settlements city site development period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城的出现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城”,在《说文解字》中释为:“城,以盛民也。”段玉裁注:“言盛者,如黍稷之在器中也。” 《礼记·礼运篇》说:“……城郭沟池以为固,……。”《墨子·七患篇》谓:“城所以自守也。” 《古今注》云:“城者,盛也,所以盛受民物也。”《孟子·梁惠王》云:“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死而弗去。”《吴越春秋》谓:“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始也。”《管子度地》释曰:“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秦蕙田在《五礼通考·社稷篇》中说:“而城垣所以卫人,且浚隍为城,亦土之功用。”从这些历史文献可以看出,城的概念是以防御为主要内涵的。
历史文献中有关城的初始时期的记载各有其说。《史记·封禅说》云:“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此说虽乃方士之言,似有谶会之嫌,但《史记·五帝本纪》中确有载“皇帝邑于涿鹿之阿”。《事物纪原》引《轩辕本纪》云:“黄帝筑城邑,造五城。” 又引《黄帝内传》曰:“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书纪·神农之教》说炎帝之时已有“石城汤池,无粟不能守。”《吕氏春秋·君守篇》曰:“夏鲧作城。”《淮南子·原道训》云:“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太平御览》卷192 引《博物志》则云:“…禹退作三城,……,城郭盖禹始也。” 与所谓三皇五帝传说时代相对应的考古学年代大致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这一时期的城址迄今为止已发现约七十座,从而印证了历史文献的记载。综观这一时期城址,可以大致分为滥觞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三个发展阶段。
一、滥觞期——从环壕聚落到早期城邑的演进
从已公布的考古资料来看,早期城邑是从环壕聚落发展而来的。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是目前发现的最早一处有环壕和在沟内侧堆筑土围的聚落〔1〕。 遗址位于古河阶地之上。有椭圆形壕沟及用土筑围墙。遗址内发现10多座地面式房址及灰坑、墓葬等遗迹〔2〕。
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大量聚落遗址中,目前面貌较清楚、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和安徽蒙城尉迟寺环壕聚落遗址。半坡遗址面积约3万平方米,平面呈近圆形,围以大型壕沟,沟宽6~8、深5~6米。沟内侧有带状硬土堆积,疑为围墙建筑。姜寨遗址面积1.9万平方米,壕沟围成椭圆形,沟宽和深均仅约2米,发现了2个门址。这两处聚落遗址均由壕沟将居住区和窑场、公共墓地隔开,居住区内由中心广场和朝向广场的房址群组成,而其中的中心大型房址均未发现有炊灶遗迹。发现有窖穴、灰坑遗迹〔3〕。尉迟寺遗址亦发现有大型环濠,沟宽约30、深约4.5米。遗址平面呈椭圆形,以该遗址为中心周围分布有十五处大、小型遗址群〔4〕。
从上述遗址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聚落规模一般较小,但已经开始由早期布局单一,内涵简单发展到中期开始出现居住区、生产区、墓葬区相分隔的区划布局,并有城门及通道连接。墓地也有分区埋葬现象。开始出现有中心建筑的居址规划(如中心广场、中心大房址)。而且出现了地面房屋建筑和窖穴遗迹。此期无论是从壕沟还是围墙来看,其防御功能缺少军事色彩,而主要是为了防洪、防盗、扺御野兽、防止儿童和牲畜走失等,同时也有“分区”“隔离”之用。通过研究这些聚落遗址,应该说聚落与城邑的区别并不是从以壕沟为重到以城垣为重的防御设施重心的转移,而是诸如布局规划、建筑形制等功能内涵的变化。城墙的产生汲取了壕沟的经验,但都是作为防御设施,似不能过分强调两者时间上和发展层次上的承接关系,而是随着生产水平、地理环境和社会需要等强化了相互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使各自不断变化发展。可以肯定的是,出现有城墙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城址无疑是在环壕聚落的建造技术和建造形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发展期——新石器时代中期城址
新石器时代中期城址在湖南、山东、河南等地均有发现。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始建于大溪文化,沿用到石家河文化中期。城址周围分布着数百处大溪、屈家岭至石家河文化的遗址。城址平面略呈圆形,面积约9万平方米。夯土城墙外环绕有城壕,宽约35、深约4米。城垣用大块河卵石以平夯法建墙基堆筑而成,开有四门,其中北门为水门,门内为一近圆形内港,通过水门与护城河相通。城址中心有夯土台基,城内发现有道路、水井、制陶区以及椭圆形祭坛遗迹。城西、北有土坑墓和翁棺葬墓地〔5〕。
山东滕州西康流城址位于两河交会的河旁高地上,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平面近圆角方形,面积3.4万平方米 。遗址出土有石器、陶器和骨器〔6〕。
鲁西阳谷县王家庄城址始建于大汶口文化早期,沿用到龙山文化时期。城址平面呈东北到西南向的圆角扁长方形,面积约4万平方米。采用束棍夯筑城垣。
河南郑州西山城址属仰韶文化晚期。面积3.5万平方米。城垣采用小板块夯筑法挖基建成。城内中部、东南部为南北成排分布的居住区,中部发现面积达100平方米的大房址。东北部和西城垣外西侧分布排列有序的墓葬。各区之间有道路相通〔7〕。
内蒙古准葛尔旗白草塔城址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北方石城。始建于海生不浪文化时期,延用到老虎山文化时期。城址位于面向东南的阶地状台地上。城址三面断崖,东面为土石混筑的石垣〔8〕。
山东丹土城址始建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后期又连续废弃、扩建两次到龙山文化中期。早期城址平面为椭圆形,龙山文化中期呈刀把形〔9〕。
上述城址在结构上虽然还保留有环壕聚落的一些特点,但城墙修筑技术进一步提高。夯土城址出现,防御功能进一步加强。布局区划更加规整有序,更加复杂化,开始出现大型夯土基址、手工业作坊和宗教祭祀建筑基址。通过这些城址可以看出已经基本具有城的功能和性质。此期城址在选址上有较强的承接性,大都是在前期聚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城址不仅为龙山文化时期城的大量涌现奠定了基础,而且孕育了龙山时代中心城的形成。
三、成熟期——新石器时代晚期城址
新石器时代晚期城址,目前已发现六十多座,本文分以下几部分加以论述:
1. 黄河上游阿善三期文化—老虎山文化城址
目前发现近20座 ,均为山地或临河台地的石城。相对较为集中地分布于包头附近的大青山西段南麓、准格尔旗与清水河之间的黄河两岸和凉城岱海的西北岸三个区域。
大青山西段南麓由西向东依次分布有阿善、西园、莎木佳、黑麻板、威俊及纳台石城。均位于大青山山前台地,多跨越二三个东西并列台地。发现有石城垣、半地穴式和地面石墙式房址、石堆、石圈祭祀建筑和近300米的巨型石墙建筑遗迹。城址总面积为2—5万平方米〔10〕。
准格尔旗南流黄河两岸石城址目前发现有准格尔的白草塔、小沙湾、寨子塔、寨子上和清水河县的马路塔、后城嘴六处,均位于临河台地上,发现有石城垣、半地穴式和地面石墙建筑。其中寨子塔的两道石垣上有加宽的城门和暸望台之类的设施。后城嘴面积总达40万平方米,石城内的白灰面方形房屋从北向南整齐排列。还可见分层收缩的高层石砌建筑〔11〕。
海岱西北部地区迄今发现的石城计有凉城老虎山、西白玉、板城和大庙坡4座。这些城址均位于面向开阔平地的数个台地上,各城址的石垣均沿山脊而行,平面形状多不规整。居址内的房址平面多呈“凸”字形。其中老虎山面积最大约13万平方米,发现有陶窑,已经形成了空间上的功能分布。该遗址与板城遗址均发现有祭坛遗迹〔12〕。
中国北方石城大多地势险要,有明显的军事防御功能,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城在前期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多数城址发现有祭坛遗迹,从一个方面说明石城及其区域的形成除了血缘纽带的联系,同时也强调宗教信仰的凝聚力。无论从城址规模和城址内涵来看,此期石城之间没有明显差距,老虎山城址规模较大,内涵相对而言较为丰富,有可能具有重心地位,但总体来看不似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心城址功能卓然。
2. 黄河中游龙山文化城址
主要集中于今河南省和晋南地区。有河南淮阳平粮台、郾城县郝家台、辉县孟庄、安阳后岗、平顶山东郊城店、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博爱县金城村、温县徐堡龙山城和山西襄汾陶寺村龙山城。
平粮台龙山城平面呈正方形,总面积5万平方米,城垣平地起建,系小板堆筑法夯成。发现有城门和土坯垒砌的门卫房,城内发现有夯土高台建筑基址、长方形排房及陶窑遗迹。尤其在城门路土下发现呈“品”字形垒砌的陶水管道〔13〕。
郝家台龙山城平面呈长方形,面积3.2万平方米。夯土城垣系挖槽建成,外侧有壕沟。城内发现有长方形排房基址及木板地面遗痕,以及陶窑、窖穴、水井、墓葬等遗迹。该遗址延续到二里头文化期〔14〕。
孟庄龙山城平面近方形,面积16万平方米。城垣系堆筑法束棍夯打而成,外侧有环壕,深5.7米。城内发现有房址和水井遗迹〔15〕。
后岗龙山城面积约10万平方米,发现有夯土城墙。整个城址规模从龙山文化中期到晚期不断扩大。二期发现有台基建筑、散水装置及水井〔16〕。
王城岗龙山城分为东西并列两座小城。东城大部分被河水冲毁,仅存西南角。西城为后期利用东城西墙所建,面积近1万平方米,城墙系挖槽填土逐层夯筑而成。城内中部和西南较高地方发现断续的夯土建筑台基和奠基坑。城址使用时间较短〔17〕。
古城寨龙山城平面呈东西长方形,面积176500平方米。城垣系挖槽小板筑夯打而成,外有壕沟环绕,宽34~90、深4.5米。城内发现有大型高台夯土回廊式建筑和大型廊庑式建筑,还发现有房址、陶窑、水井、墓葬等遗迹〔18〕。
陶寺龙山城平面呈圆角长方形,面积约200万平方米。城垣系夹板石砸夯筑而成,南墙发现有两道、北墙有三道。大城内西北部为陶寺文化中期小城,大城南墙外近墓地处还有一小城。城址内发现有高台建筑基址,东南部发现多处大型窖穴,估为仓储区,整个城址布局较为复杂。城址遗存丰富,发现有红铜铃与砷青铜齿轮形器、朱书“文字”、等级墓葬、礼乐重器等〔19〕。
3. 黄河下游龙山文化城址
集中在山东省,有寿光边线王、章丘城子崖、邹平县苑城乡丁公村、临淄田旺、滕州市官桥镇尤楼村,鲁西的阳谷景阳岗、王家山、皇姑冢、茌平县乐平餔镇教场餔村、尚庄、乐平餔、大尉、东阿县王集、鲁东五莲县丹土等约14座龙山城,此外在兖州西吴寺、蒙阴吕家庄、费县古城等遗址也发现有龙山城的线索〔20〕。
边线王龙山城有两个城圈,内外圈为依次扩建形成。早期平面呈近圆角方形,面积仅约10000平方米;晚期呈近不规则的方形,面积约57000平方米。城垣系用河卵石夯筑筑而成,已发现东、西、北三面城门缺口〔21〕。城子崖龙山城面积20余万平方米。城垣由堆筑、板筑结合,挖基筑成。已发现南北门之间有道路连接,似有门卫建筑。城内有大型建筑基址和水池遗迹〔22〕。 丁公龙山城平面呈圆角方形,面积约11万平方米,城垣堆筑而成,属台城,城门形制、结构应和城子崖相似。该城址发现有面积较大的房址、陶窑以及陶文〔23〕。田旺龙山城平面呈圆角竖长方形,面积约15万平方米,夯筑城垣。城内发现有祭祀坑〔24〕。尤楼龙山城发现于薛国故城郭城中。平面呈方形,面积10000平方米,周围有壕沟围遶,但未发现明显城垣。似属龙山城中的台址〔25〕。
鲁西发现的八座龙山城可分为两组:北组以教场餔龙山城为中心,周边分布有尚庄龙山城、乐平餔龙山城、大尉龙山城和东阿王集龙山城。其中教场餔龙山城平面呈圆角横长方形,面积约40万平方米,存有墙基,城内有大小两座大型夯土台址。其余三座城址面积为3~35万平方米〔26〕;南组以景阳岗龙山城为中心,周围有丹土城、王家山城、皇姑冢龙山城。其中景阳岗龙山城平面呈扁椭圆形,面积约35万平方米,城垣系堆筑、板筑结合挖基筑成,已发现三个城门。城内中部偏北有大小两座大型夯筑台址,从发掘资料看应为大型宫殿基址和祭祀遗迹〔27〕。丹土龙山城平面呈不规则的圆角方形,面积约25万平方米。发现有成片分布的夯土和红烧土遗迹,出土有玉礼器。其余两座龙山城面积分别为4万平方米和6万平方米〔28〕。
山东龙山文化城多为台城,一般都有环壕,主要是取土筑城而形成。堆筑和板筑相结合是城垣建筑技术的一大进步。尤其是出现了具有明显中心地位的大型城址,这些无不代表了早期城邑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4. 淮河流域龙山文化城址
安徽固镇垓下龙山时期城址是淮河流域发现的第一座史前城址。城址总面积近20万平方米,主体平面形状大致呈弧角长方形。城址由城墙(即土垣)、城门、护城河、道路与排水系统、夯土建筑基址、红烧土遗迹、活动场、窑址、水井、灰坑等不同时期的多类遗迹组成。城墙的构筑方法较简单,主要是堆筑法,局部堆积层似有夯打或砸击的迹象。城墙内侧不同时段堆筑的墙体边缘均开挖南北向的排水沟。发现城门缺口4处,有陆门和水门之分。护城河总长约1600米,东、南段以及西段大部分由人工开挖形成,北段则利用自然河道(沱河),相合结合,贯通绕城〔29〕。
5. 长江上游宝墩文化城址
目前发现有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城、郫县古城、崇州双河城、紫竹村等6座宝墩文化城址〔30〕。
宝墩城址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面积60万平方米。城垣系平地起建,堆筑法夯筑而成。城内发现有大规模建筑遗存及墓葬等遗迹〔31〕。芒城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面积约12万平方米。城垣分内外两圈,系堆筑法夯成。鱼凫城平面呈西北至东南向的不规则五边形,面积约32万平方米,城垣系斜坡堆筑法筑成。陴县古城平面呈西北至东南向的长方形,面积32.5万平方米。城内中部发现有面积达550平方米的大型礼仪性建筑及房址等遗迹。其房基建筑较一般房址具有明显先进性〔32〕。双河城址基本呈正南北向,面积约15万平方米,城垣分内外两圈,间距约为15米。紫竹城平面呈方形,面积超过20万平方米。城垣系平地起建堆筑而成,分内外圈,两圈相距10~15米〔33〕。
上述6座宝墩文化城址可分为两种形制:一种是有两重城垣的城址,均坐落于平原边缘近山地带;另一种只有一重城垣,分布于平原的腹心地带或河流的下游地区。六座城址均没有环壕设施,与各自河流、台地的方向相一致,由此增加了城址的抗洪能力。城墙的建筑方法均为平地起建斜坡堆筑。
6. 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城址
主要有湖北天门石家河、石首走马岭、澧县城头山、江陵阴湘城、荆门马家垸、应城县门板湾、公安县鸡鸣城〔34〕。
石家河城址坐落于石家河文化遗址群中心部,周围分布有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遗址约30处。城址面积约120万平方米,城垣外环绕以壕沟,建于屈家岭文化中晚期,石家河文化期最为兴盛。城址内发现宗教祭祀、手工业作坊区、居住区、墓地等遗迹〔35〕。马家垸城址平面呈梯形,总面积约24万平方米。城垣为平地起建,外有环壕与古河道围遶。四面均发现有城门,其中流经城内的一条古河道连接东西垣上的城门,似水门。城内北侧发现有一片建筑台基。阴湘城平面呈圆角长方形,残存面积约20万平方米。有夯筑城垣和环壕(宽约20米)。四面发现有城门,其中北门似为水门,城内东部为居住区,有较大的分间房屋〔36〕。走马岭平面呈不规则横椭圆形,总面积7.8万平方米。城垣上有数处缺口,有些缺口两边有圆形土台遗迹,西墙南门似为水门。城垣外有护城环壕。城内东北部为主要居住区。门板湾城址平面呈方形,面积20多万平方米。发现有环壕、城垣和城门。城址内布局较规〔37〕。城头山城址平面呈近圆形,城内面积7.6万平方米。夯筑城垣外有人工河道和自然河道结合的环壕。宽约35~50、深约4米。四垣有城门,其中北门似为水门。城内东门正中有宽约5米的河卵石路面。中部发现有夯土台基式的房屋建筑。偏西部为墓葬区。面积约15万平方米。城垣宽40~60米,有护城河环绕,宽40~70米,城内发现有两处不规则圆形台地〔38〕。
上述古城址一般坐落于近河台地上,受地理条件所限,形制多不规则。城垣均为平地起建夯筑而成,有壕沟环绕,且多利用自然河道与人工围壕相结合,均较宽浅。所谓水门应该兼具交通、用水和排水等功能,为此类城址一大特点。另一个特点是城址规模较大,尤其石家河城址是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特大型城址之一,也是该地区目前发现的最大城址,具有中心地位。
7. 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城址
良渚文化城址多分布于太湖流域。目前较有代表性、较为确定的有浙江余杭莫角山,江苏昆山赵陵山、武进寺墩、连云港滕花落城址。而江苏吴县草鞋山、上海青浦福泉山等均发现有古城性质的遗存。
余杭良渚古城遗址略呈圆角长方形,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是目前所发现同时期最大的古城。城墙宽40~60米,石头基础以上用较纯净的黄土堆筑而成,并在其中掺加一层黑色的黏土层,增加了城墙防水能力。城墙内外均有壕沟。在其周围约4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里,分布着130多处良渚文化遗址。其中有反山、瑶山、汇观山等良渚文化贵族墓地和祭坛,有面积约30多万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台基——莫角山遗址〔39〕。
赵陵山城址位于整个遗址中心部位人工堆筑的大型土台上。土台残存面积约3000平方米,周围有河道相围。土台南部发现大面积呈大土坯状的红烧土层。北部是祭坛和贵族墓地〔40〕。寺墩城址有两重河道环绕,将遗址分为内外两区,内区为一椭圆形土台,原台地面积约十几万平方米,现主体已被毁,估为祭坛遗址所在,周围有一条环绕成方形,宽20米的“内河”。墓葬集中分布于内河外周边的二级台地上,外围又有一周河道环绕。以“外河”为界,总面积约90万平方米〔41〕。
从上述城址可以看出,长江下游古城址因其地处河流密布的多水地域,多利用河流水道构成护壕或就势分隔成区。城墙营建方式具有较强的军事和防洪功能。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祭祀建筑遗址和贵族墓地均建于人工堆筑而成的大型台地上,拱卫形成主要组成部分。而从遗址出土的大量玉器等礼仪性遗存,充分说明良渚文化宗教神权的统驭凝聚力远大于军事的强制性权力。
四、结 语
就目前所知在中国境内北起内蒙草原,南扺湖南北部,西到成都平原,东至东海之滨的辽阔区域都发现有新石器时代聚落或古城遗址。从聚落发展到城,从简单到较为复杂的布局形制,不仅是建筑水平和建筑技术的进步,同时也是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生重大变化发展的物化体现。无论是北方石城,还是南方水城、中原的夯土城,它们都是当地居民因地置宜、就地取材的结果,是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等各方面的综合载体。因此城的起源如同文明起源一样并不是单一的而亦应是多元的。随着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不断变化,城的布局结构、建筑方式、建筑技术、内涵性质亦随之不断提高和延伸发展,到龙山时代后期,宽大的壕沟、高大的夯土城墙以及大型高台建筑基址充分说明瞭此时城具有了“国家机器”性质。城址规模的扩大和手工业作坊区的出现表明社会经济较前有进一步发展。当然这种提高、发展的水平和速度各地区并非同步,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基础上各个地区先后从新石器时代进入到青铜时代。第一个王朝——夏朝建立,伴随着王权的确立,都城随之首先在中原大地上出现。至此,中国城市在早期城邑的基础上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注释:
〔1〕任式楠:《我国新石器时代聚落的形成与发展》,《考古》2000年第7期。
〔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县梦溪八十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12期。
〔3〕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等:《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西安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4〕[日]杉本宪司:《关于中国古代都市文明的形成》,《西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5〕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澧县城头山屈家岭文化城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93年第12期;《澧县城头古城址1997—1998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6期;何介钧:《澧县城头山屈家岭文化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何介钧:《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4》,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蒋迎春:《城头山为中国已知时代最早城址》,《中国文物报》1997年8月10日。
〔6〕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滕州市西康留遗址调查与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3期。
〔7〕杨肇清:《试论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古城址的性质》,《华夏考古》1997年第1期;许顺湛:《郑州西山发现黄帝时代古城》,《中国文物报》1995年11月12日 。
〔8〕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准葛尔旗白草塔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
〔9〕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ZK)]
〔10〕包头市文物管理所:《内蒙古大青山西段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6年第6期。
〔11〕魏峻:《内蒙古中南部史前石城的初步分析》,《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12〕同注〔11〕
〔1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1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15〕袁广阔:《辉县孟庄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2年12月6日;《199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辉县孟庄遗址》,《中国文物报》1995年1月29日。
〔16〕尹达:《新石器时代》,三联书店1979年版。
〔17〕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第3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
〔1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蔡全法、马俊才、郭木森:《河南省新密市发现龙山时代重要城址》,《中原文物》2000年第5期。
〔19〕解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20〕张学海:《试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城》,《文物》1996年第12期。
〔21〕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进中的十年——1978-1988年山东省文物考古工作概述》,《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22〕张学海:《城子崖与中国文明》,《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
〔23〕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邹平丁公遗址发现龙山文化城》,《中国文物报》1992年第2期第一版;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4期。
〔24〕魏成敏:《临淄区田旺龙山文化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
〔25〕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薛故城勘探试掘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4年6月26日。
〔26〕张学海:《鲁西两组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及对几个古史问题的思考》,《华夏考古》1994年第4期。
〔27〕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阳谷县景阳岗龙山文化城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97年第5期。
〔28〕罗勋章:《五莲县丹土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6》,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29〕中国文物信息网:http://www.ccrnews.com.cn/100027/100028/100034/22511.html
〔30〕张之恒:《长江流域史前古城的初步研究》,《东南文化》1998年第2期。
〔31〕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新津县宝墩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97年第1期;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四川新津县宝墩遗址1996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期。
〔32〕《成都平原发现一批史前城址》,《中国文物报》1996年8月18日;《成都史前城址发掘又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7年1月19日。
〔33〕张擎:《宝墩文化》,《殷商文明暨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34〕张绪球:《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发现和初步研究》,《考古》1994年第7期。
〔35〕北京大学考古系等:《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5辑,四川科技出版社1992年版;石河考古队:《湖北省石河遗址群1987年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
〔36〕江陵县文物局:《江陵阴湘城的调查与探索》,《江汉考古》1986年第1期;冈村秀典等编:《湖北阴湘城遗址研究(Ⅰ)—1995年日中联合考古发掘报告》,《东方学报》(京都)第69册,1996年;荆州博物馆等:《湖北荆州市阴湘城遗址东城墙发掘报告》,《考古》1997年第5期。
〔37〕张绪球:《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发现和初步研究》,《考古》1994年第7期;张绪球:《石首市走马岭屈家岭文化古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
〔38〕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鸡叫城古城址试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5期。
〔39〕杨楠:《余杭莫角山清理大型建筑基址》,《中国文物报》1993年10月10日。
〔40〕江苏省赵陵山考古队:《江苏昆山赵陵山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 钱峰:《赵陵山遗址发掘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2年8月2日;车广锦:《良渚文化古城古国研究》,《东南文化》1994年第5期。
〔41〕南京博物馆:《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的试掘》,《考古》1981年第3期;南京博物院:《1982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第2期;江苏省寺墩考古队:《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第四、五次发掘》,《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