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宏（王　宏，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

　　【中文摘要】我国的考古发掘主要是配合基本建设工程的抢救性发掘，本文结合参与配合性发掘的实践，简要论述如何开展考古学研究和与自然科学结合的课题研究。

　　【关键词】抢救性发掘　课题研究

　　Abstract: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China are mainly planed to combine with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This dissertation elucidates how to carry out researches on archaeological culture and other archaeological items combined with natural science in practical salvage excavations.

　　Key words:salvage excavation　subject-oriented research

　　

　　长期以来，我国奉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保护方针，以科研为目的主动性发掘非常少，主要是配合基本建设工程的抢救性发掘。近年来，国家和地方的重点工程尤其多，除了线性的高速公路，铁路工程外，配合大型水库如三峡水库、黄河小浪底水库、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丹江口水库的配合性发掘更是汇集了全国的考古力量，成为各家考古队伍互相观摩、合作、交流、提高的大舞台。配合基本建设工程的发掘，时间紧、经费事先规划，给提高考古发掘的科研水平带来一定难度， 如何做好发掘规划，尽可能获取多的古代文化信息是每一个发掘者应该考虑的问题。

　　最近十余年来集全国考古发掘力量的大型项目是三峡文物保护工程和南水北调中线文物保护工程。三峡文物保护工程规划经专家论证通过，并经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批准，实施保护项目为１０８７项（其中地下文物７２３项）。总埋藏量为3000万平方米。根据普查和试掘情况，确定了10％的遗址、30％的古墓群，作为重点发掘对象。在考古发掘中又分为全面发掘、重点发掘、一般发掘和小面积发掘四个等级。河南省丹江口水库淹没区已确认各类文物点170处，总干渠涉及文物点160处，共计330处。

　　承担大型配合基本建设工程的抢救性发掘任务的国家、省、市各级文物博物馆机构和高等学校考古专业，与地方文物主管部门签订文物保护协议，往往以发掘面积为基本工作指标，除完成发掘面积外，文物主管部门也要求各承接单位开展课题研究。近十年来，笔者主要参加了三峡水库工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文物保护发掘工作，结合参与配合性发掘的实践，个人以为每次发掘可以在以下课题研究方面作一些尝试：

　　一、考古学文化及相关课题的研究

　　1.考古学文化的研究

　　考古学研究的核心是考古学文化〔1〕， 各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建立，更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工作之一〔2〕。史前和先秦时期，各地的考古学文化有自己的特点。最初的考古学侧重的是文化史的研究，考古学文化的确立、文化面貌的认识、文化性质的确认、文化分期与年代、早晚或邻近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等课题,可以说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

　　三峡工程开展之前，三峡以及三峡以西的长江沿岸，只有巫山大溪遗址等零星的考古发现，古代文化的发展序列无从谈起，三峡工程开展不久，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努力，重庆市及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面貌的研究、古代文化序列的建立等传统考古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3〕。

　　三峡地区是古代巴文化的分布中心，对“巴”的历史研究，应主要以考古学为主，并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如何从遗迹遗物识别巴文化的内涵和文化特征，是考古学需要探索的问题，也是三峡考古的重点课题之一。早巴文化的确认与早蜀文化的关系；晚期巴蜀文化的面貌与文化结构；巴与蜀、楚、秦等国文化的关系等问题都是历来研究所重点关注，考古工作者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探索〔4〕。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水库周边地区即鄂西北、豫西南地区是我国南北文化的交汇地带，亦是南北交通的要冲。豫西南地区龙山时期的文化有石家河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南北两地的龙山时期文化在此交汇。汉水中下游的文化序列主要是边畈文化，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有学者提出之后还有后石家河文化〔5〕。豫西南地区则主要是仰韶文化、石家河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是两地的共同点，除了对石家河文化本身的界定有差异外，石家河文化的去向在两地是不同的，这就需要我们用更科学的方法对考古学文化进行定量定性以及比较的研究。抢救性发掘不是简单的出土文物的增多和积累，从中可深化旧课题和发掘新课题研究。2008年下半年笔者负责发掘的淅川上凌岗遗址，时代单一，堆积厚，有利于丹江流域龙山时期石家河文化的分期编年、文化面貌、文化性质、文化交流等的研究。

　　墓葬发掘，是抢救性发掘的主要内容。墓葬若造成破坏，影响大，所以是配合基本建设工程的重点保护对象。墓葬出土随葬器物多，保存完好，是考古工作者的最爱。墓葬发掘，不能简单的挖墓，出器物。可在传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领域如墓地制度、墓地分布、墓葬分类、墓葬分期、文化交流等等方面作探讨。墓葬出土物种类多，还可开展各类材质文物的多项测试和研究。笔者2007-2008上半年负责发掘的重庆忠县翠屏山崖墓墓地，发掘了较多未被盗掘的崖墓，在十盗九空的崖墓中殊为难得，而且崖墓墓地从东汉延续到南朝。面对复杂的地貌，我们仍然将墓地揭露作为工作的首要考虑，力求在家族墓地分布、墓地早晚分布等方面找寻规律。对于出土的瓷器、釉陶器、金器、银器、玉器、玛瑙器、琥珀器、琉璃器、铜器、银器、人骨等用多种仪器进行检测，力图探索当时的科技发展水平。

　　2.考古学新兴课题的研究

　　随着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自他学科的渗透和结合，传统的考古学研究也引入了许多新的理论和方法。聚落考古、文化变迁、古代移民、古代交通和贸易的研究就是近年兴起的新兴课题。

　　（1）聚落考古  “聚落考古是以聚落为单位进行的考古学研究,目的是探讨聚落社会结构、聚落社会之间的关系与聚落社会的时空变异,以及聚落社会同自然环境的关系。聚落考古不仅要做好聚落个案研究,而且要研究同一文化、同一时期的聚落群,并以此为基础探索同一文化不同时期、不同文化同一时期和不同文化不同时期的聚落变异,从中求证社会群体的演变,观察历史社会的变化”〔6〕。聚落考古“一般应包含三个方向的内容。即：（一）单个聚落形态和内部结构的研究，(二)聚落分布和聚落之间关系的研究，(三)聚落形态历史演变的研究” 〔7〕。把遗址当聚落看待，是目前考古学界的普遍认识。

　　淅川上凌岗遗址以高台地为中心，发现石家河文化时期不同年代的环濠。该遗址有两个特点，一是堆积单纯，只是石家河文化时期的聚落，便于整体研究单个聚落形态；二是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堆积丰厚以及多重环濠，便于开展文化分期和聚落变迁的研究。扩大范围来讲，对于探讨丹江流域石家河文化时期的聚落形态、聚落分布、聚落层次、聚落演变等都意义重大。

　　大昌盆地是大宁河流域面积最大的河间盆地，也是大宁河中游最大的聚居地和交通枢纽，考古发现，两周时期至汉初，大昌盆地集中分布有双堰塘、林家码头、蓝家寨、东坝、涂家坝等多处遗址，对于瞭解该地区聚落分布和聚落之间的关系、巴楚文化的变迁等有积极意义。

　　（2）文化变迁  考古学对古典进化论和传播论的运用极为普遍。比如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就是通过对考古学文化构成因素的分析，确认某一考古学文化的性质、源流、年代，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等〔8〕。但文化变迁的是多样的，我们可借鉴文化人类学有关文化变迁的理论来开展考古学文化变迁的研究。比如文化人类学中的“结构功能论”关注于文化功能的变化、消失与替代；“历史学派”强调每个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取决于文化内部的发展和外部的影响，关注文化的函化；“新进化论”对人类社会文化进化原因和方式的有新的解释，如怀特的能量学说，斯图尔德的多线进化和文化生态学；在建立某一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序列上，引入文化人类学有关文化变迁的理论，研究就可更加深入。

　　笔者在三峡文物保护工程中，在大宁河中游的大昌盆地发掘过巫山涂家坝、东坝、林家码头等东周时期的文化遗址〔9〕。通过对东周时期遗存的文化因素分析发现，大宁河流域以及长江大宁河宽谷地区的东周时期遗存主要存在两种风格的文化因素，一组如鬲、甗、盂、盆、豆、盖豆、罐、甑等楚文化因素；另一组如鼎、釜、凸肩罐、高柄豆、长珠形网坠等原有的土著文化因素。结合文献记载，更可探明楚文化逐渐西进、替代旧有的土著文化、同时又吸收土著文化因素的历史和过程。“巫山历唐、虞、三代，悉以巫称。……周，巫为庸国地。……春秋，巫为夔子国地，僖公二十六年（BC.633年），楚人灭夔，地共入楚，巫乃属焉。……战国楚有巫郡。……秦《史记·秦本纪》昭襄王三十年取楚巫郡”〔10〕。据此，西周时期巫地蜀庸国，春秋早中期属楚文化系统的夔子国管辖，春秋中期（BC.633年）以后，楚灭夔，巫地可能直接纳入楚国版图。“鲁文公十六年（BC.611年），巴与秦、楚共灭庸”《左传》，巴人领有庸国在今重庆一带的领土，巫地亦有可能从此属巴，但之后巴国继续受楚国的挤压是不争的事实，楚文化因此逐渐西渐。巫地在秦昭襄王三十年（BC.278年）又被秦攻占。从涂家坝等地的考古学文化分析，春秋晚期至战国早中期，巫地一带属楚，之前或属庸或属巴，因此春秋晚期至战国早中期的楚文化仍然保留一些和楚文化大相径庭的文化因素（本篇所指第二组文化因素）。

　　  前面提到的南阳盆地的石家河文化，屈家岭文化是其主要来源，石家河文化的后续文化有王湾三期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之说，其后续文化的性质、文化演变的方式和过程也是需要从文化变迁角度重点探讨的课题。

　　 （3）古代移民  通过走访当地居民，可瞭解近现代移民的历史。淅川上凌岗遗址清代遗存年代明确，和文献结合，为研究当地明末清初时期的移民提供了详实的实物资料，有助于指导当代移民。考古发现清初雍正、康熙年间的青花瓷款识，清代堆积之下是厚达1米有余的河流冲击土，久无人烟。县志记载、居民走访、考古发掘三者的信息是吻合的〔11〕。

　　（4）古代交通和贸易的研究  

　　长江三峡地区是连接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和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的东西交通要道，更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廊道。新石器时代的大溪文化、哨棚嘴文化在峡西和峡中地区就互有来往，商周时期长江上游的早蜀文化系列的三星堆文化以及十二桥文化和三峡地区早巴文化系列的朝天嘴文化和路家河文化之间更是互有渗透。两周时期的巴文化和楚文化除了文化交流，政治军事势力更是你进我退、此消彼长。这些都是通过长江通道起作用的。

　　瓷器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发明，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质之一，汉至六朝时期的青瓷、明清时期的青花瓷也是古代贸易的重要商品，三峡地区有大量出土。通过对负责发掘的忠县翠屏山、巫山大昌古城出土瓷器的类型学分析可以知道和越窑和景德镇民窑的产品风格极为接近，再通过胎、釉、青料的成分分析可为瞭解瓷器的原产地增加佐证，从而瞭解古代贸易路线。

　　从关中平原逾越秦岭东部山地，经丹江流域通往南阳盆地和汉水流域的道路，自古以来就是一条重要的交通线，学术界称为“丹江通道”〔12〕。鄂豫陕三省交界地区在地理位置上是多个区域之间的过渡地带，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仰韶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王湾三期文化等多种考古学文化的交流就已经在这里显露了出来〔13〕。石家河文化北播与中原龙山文化南下，在这一区域表现得更为明显，从古代交通线联系到文化交流、文化传播的研究，也是我们以后对淅川上凌岗石家河文化遗址进行研究的一个方面〔14〕。

　　二、与自然科学结合的研究人地关系的研究

　　科学的发展趋向表现为现代科学的整体化。21世纪的科学既是高度分化的，又是高度综合化、整体化、社会化的，二者互相依存，更深刻、全面地反映了自然与社会。科学整合化体现在：（1）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日趋结合。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提供方法、手段，社会科学又为自然的发展方向、目标、布局等提供战略指导。（2）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综合学科的大量涌现。这些学科从方法到内容上都要求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融。这些新兴学科不但在不同程度上填平了历史上完全分离的基础科学，也填平了不断生长的新分支学科的界线，把离散的学科交织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考古学发展到今天，实物资料的积累愈来愈多，而考古材料所包涵的丰富信息，不是固有的考古学方法所能全面揭示的，必须藉助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才能进行更广更深层次的研究。广泛利用自然和科学技术，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势在必行。考古学的从业者大都是社会科学研究者，跟上时代步伐，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拓宽研究领域势在必行。

　　1.地理信息系统等和考古研究。

　　地理信息系统  居住地址的选择是古人利用自然资源、适应环境的行为。区域调查或大范围的考古活动采用GIS 空间分析方法〔15〕，如郑朝贵等对重庆库区旧石器时代至唐宋时期考古遗址时空分布特征的分析，从遗址的时间分布、平面空间分布和垂直空间分布三个方面进行：遗址的时间分布，主要考察遗址数量随时间变化的特征；遗址的平面空间分布，主要考察遗址分布密度、遗址域范围、遗址距河岸距离等特征；地表勘探，地形遗址的垂直空间分布，主要考察遗址分布海拔高度、遗址叠置特征等〔16〕。

　　电子地图  单个遗址或墓地，现在一般也采用GPS，全站仪等采测大地座标数据制成电子地图，精确的地图是瞭解古代地貌和环境的重要参考，也是环境考古研究人地关系的重要内容。更大的地形全貌还可以通过上网从google卫星截图获得。

　　高空摄影  高空摄影对瞭解遗址或墓地的全貌与周围环境、瞭解遗存之间的相互关系都是很好的手段。限于条件，考古工地一般采用氢气球、热气球、航模等手段进行高空摄影。我们在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文物保护中采用过氢气球和航模进行高空摄影，效果很好。

　　2.环境考古研究

　　环境考古学是考古学与自然科学交叉而产生的新学科，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着重研究古代文化和其所处的生态系统之间的动态关系，即人类文化生态系统研究〔17〕。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有学者等将环境考古划分为4个研究领域，即地学考古(Geoarchaeology)，植物考古(Archaeobotany)，动物考古(Zooarchaeolgoy)和分子生物考古(Bioarchaeology)〔18〕。也有学者认为，环境考古研究领域包括古气候的重建、古地形地貌的重建、沉积学与土壤学、植物考古及动物考古5个方面〔19〕。对于史前人地关系，即古文化与古环境之间关系的重建，只能依靠环境考古学。环境考古学将考古学、地学、生物学、环境学的研究结合到一起，通过分析古代文化内涵与自然环境因素，研究古代环境与人类的相互关系。自然环境和生物环境为人类提供生存条件，人类的活动反过来又在改造着自然环境的面貌和生物环境的构成。生态环境的变化对古代人类的生活和行为有着强烈的影响力，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复原古代生态环境和瞭解其变化规律对考古学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三峡文物保护工程和南水北调中线文物保护工程的发掘工作中，我们和中山大学地球科学系和广州地理研究所合作，采用了孢粉、植硅石、炭屑、磁化率、粒度等方法，开展了长江三峡大宁河流域的环境考古研究〔20〕，分析注重了对古代遗存的生态环境、生业系统、水文和文化堆积成因等的研究。下面是一些研究实例。

　　实例一：从大昌古城遗址D区T0730探方剖面的分析结果看，①-②层的粒度分选性较差，碳屑含量高，堆积物质有明显人工堆积或扰动的痕迹，孢粉的栎属、松属以及各种蕨类孢子基本上都是目前亚热带长江流域的典型分子，因此气候环境与现今没有太大区别。③-④层的堆积物也有一定的人类扰动，但对比上两层，其人为扰动的程度略低。D区的⑤-⑥层沉积环境则较为稳定，以自然堆积为主，粉砂含量较多，植硅石和碳屑均较少，可能是河漫滩冲积物。⑦层与上层沉积物絶然不同，粘土含量高，占35.14%，植硅石和碳屑含量极少，应属原地的风化残积土或坡积物。出土文物多见于D区的④-⑤层，表明在⑥层之后，该遗址一直都有人类活动，人类活动的强度由下至上不断增加。〔21〕

　　实例二：巫山林家码头遗址位于大宁河一级阶地，高程143.40~144.52米。大宁河自龙溪以下，地势豁然开朗，河道极易产生摆动，现河道宽约70米，而可见的河漫滩宽达500米，历史以来河道多次变动。因此，在阶地形成前，此处人类活动遗迹早已被破坏。至于汉后期的人类活动遗迹缺失，我们认为文化层上是河流相沉积物，此处当时应是被洪水淹没。从T1347探方北壁剖面粒度分析表中可以看出，该沉积剖面（地表现代旱地耕地样除外）基本以粉砂为主，粘土含量略高于砂，只有②层例外，其砂的含量为47.93％，粉砂含量16.86％是各层最少的，粘土含量32.77％，同时本层含砾2.44％，是各层中最高的。②层结构较混乱，砾石磨圆度不高，沉积分选性差，似为河流冲积物，本层未能采集到含碳质样品，不能直接用14C测定年代，根据沉积速率推测，距今大约百余年，似应是1821年大宁河河水暴涨从上游带下的冲积物。③层样品粒度明显变细，是各层中最细的部位，粘土含量高达47.46％，推测这一时期降水量较高，经常受到水淹，故文化层中断。④～⑥层粒度结构相似，细砾含量占0.00％～0.56％；砂含量占20.98％～23.11％；粉砂含量47.00％～55.07％；粘土含量20.55～31.07%。这段时间的沉积作用相对稳定，⑤层为文化层，出土较多东周－汉代文化遗物，探方西壁的③层下有灰坑，14C测年为距今2320±60年，与T1509探方的⑤层（距今2620±70年）为同期沉积，而⑤层下的“沟”， 14C测年为距今6280±110年，沟底为河滩的巨卵石。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林家码头所处的一级阶地大约形成于距今6000多年前，当时受水浸，尽管存在人类活动遗迹也不易保存。大约距今3000千年，水位下降，沉积相对稳定，人类活动频繁。到了距今数百年来，此处再次遭受洪水袭击，表层近代人类活动遗迹被破坏，故仅保留了周－汉的文化层和明－清时代后的一些人类活动遗迹〔22〕。

　　3.动物考古、农业及生业系统的研究

　　动物、粮食作物都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在三峡文物保护工程中，我们采用孢粉、植硅石分析找寻古人种植水稻的物证，还请张镇洪教授对巫山涂家坝、巴东黎家沱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了鉴定，得出了两地不同环境、不同生业系统的结论。

　　实例一：巫山涂家坝兽骨共同的特点是:①种属简单，只有水鹿、麂、狗、猪、水牛和马等种。②均为现生种，无絶灭种。③猪、狗巳被驯化饲养。④各类兽骨中，成年个体占絶对优势，约为95%。通过动物骨骼的鉴定，对黎家沱遗址的环境、动物驯化、生业系统等问题也有认识。

　　   生态环境　动物种属基本上属草原林栖型的，需要水草丰盛的环境。该地点应靠河边而且地势比较平坦。

　　   气候　水鹿、麂等动物的出现，气候应属温带的气候，即南温带气候，四季更为分明。

　　   生业系统　出土的猪和狗个体较大，充分反映出这个时候那里的居民巳能够驯化和饲养猪和狗。水牛和马这两种动物的存在很重要，说明这里的居民当时很可能巳把它们作为农耕的工具。一般来说，家畜饲养和农业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所以根据猪、狗的大量饲养，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这里的农业也相当发达〔23〕。

　　   实例二：巴东黎家沱兽骨有如下共同的特点：①种类贫乏，有赤鹿（Muntiacus rnuntiak）、野猪（Sus scrofa）、獐鹿（Hydropotes sp.）、豹（Partnera sp.）狼（Canis lupus）、猴（Macaca sp.）。此外还有水生生物，如鲤科的鱼（很可能是鲤鱼和草鱼），还有泥龟和珍珠蚌。在这些种类中以猪的数量最多，占发现的兽骨总数的2／3。②幼年和老年个体占絶大多数（90%），③没有人工饲养的结构特征，连常见的被饲养的猪和狗也不是。④更无絶灭种类，均为现生种。再加上水生生物（鱼类和龟、田螺类）等种类也为现生种。通过动物骨骼的鉴定，对黎家沱遗址的环境、动物驯化、生业系统等问题也有认识。

　　   环境　巴东黎家沱是一处依山傍水的地方，因为麂、獐、猕猴、野猪均是林栖性的动物，而且具有一定面积的林间草地，或水边草地。麂、獐和野猪的生存环境均喜欢这种环境。另外，这个地点附近会有相当大片的水域或沼泽地，因为出现了很多的鱼类脊椎骨，鳃盖骨和咽喉齿以及有泥龟和珍珠蚌殻和田螺的出现。

　　   气候　由于有猕猴、麂、獐等动物出现，气候应属温带的气候，即南温带气候，和当今三峡地带的气候环境差不多。

　　生业系统　农业经济不发达甚至没有，家畜饲养也不明显，最早和最容易驯化的狗和猪在这里还是野生的，出土的全部兽骨中幼年和老年个体占90%，这是野生狩猎的结果，并非驯化饲养的结果。当时生活在这地区的古代居民，狩猎经济占了相当的地位，家畜饲养和畜牧业尚未发展起来〔24〕。

　　4.科学测试技术及古代科技成就的研究

　　我们在配合性考古发掘中，也尝试采用了科学化、规划化的手段和方法，更多的是和自然科学工作者进行合作研究。

　　土色色谱对比　一般在考古记録和报告中，对土质土色的描述是比较随意的，往往因人而异，甚至同一个人也因时而异，同样的土质土色因天气、光线、土壤干湿等等的差异而会有所区别，比如在不同的光线条件下，人眼对颜色的观感会有所不同，土壤湿度也会对颜色产生变异，如若发掘者对土质土色缺乏科学的认识，田野发掘中又缺乏标准化的色谱对照，难免出现描述土质土色语言不规范化甚至前后不对应的现象。考古发掘往往采用分探方作业，大的考古发掘还分片发掘或分年度连续发掘，相信分探方、分区发掘的地层对应是发掘和整理资料中颇费周折的一件事，对遗址的研究造成诸多不便。

　　国外考古学者对土壤的颜色进行精确的和标准化的描述已经较为普遍，广泛使用的曼赛尔颜色图表(Munsell Soil ColorCharts) 〔25〕，从色彩的色相、明度、纯度三个方面进行描述。为使地层的描写科学化和规范化，在考古发掘中我们一般引用上壤学中广泛使用的曼赛尔(MUNSEL)颜色系统对土色进行定量描述。

　　多项技术测试　我们对忠县翠屏山崖墓和大昌古城遗址出土的各材质文物运用各种技术手段进行了测试。如采用X荧光衍射分析方法对金器、银器、铜器、铁器、瓷器、釉陶器、玉器、琉璃器、玛瑙器等进行表面和胎质分析，以确定其物质构成和锈蚀；采用红外光谱和拉曼光谱仪检测玉石性质；人骨进行体质人类学的研究；采用岩石切片通过显微镜检测崖墓所凿岩石的石质。

　　还准备与其他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合作，拓宽技术手段和研究流域。比如进行陶器残留物研究，研究古代人类食谱；进行浮选，试图探索植物种类以及环境研究等。

　　  

　　总之，配合性考古发掘是被动的，但每一项发掘，考古发掘者都可以主动的优先考虑课题的发掘和研究。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日新月异的发展和相互渗透，拓展了考古学研究的领域，给每位考古工作者和提供了学术驰骋的场地。受个人经历局限，以上提到的在实际工作中开展的课题研究是有限的，每一位考古工作者都发挥自己的作用，考古学研究的领域会无限深化或拓展。

　　

　　注释：

　　〔1〕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169。

　　〔2〕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页169。

　　〔3〕邹后曦、袁东山：《重庆峡江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重庆·2001三峡文物保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技出版社2003年版，页17-40。

　　〔4〕林向：《四川盆地巴文化的探索》，《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4期；赵冬菊：《三峡考古与巴文化研究》，《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5〕孟华平：《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结构》，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页101；王劲：《后石家河文化定名的思考》，《江汉考古》2007年第1期。

　　〔6〕张忠培：《聚落考古初论》，《中原文物》1999年第1期。

　　〔7〕严文明：《聚落考古与史前社会研究》，《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页107。

　　〔8〕李伯谦：《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 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9〕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等：《巫山涂家坝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三峡库区考古报告（2000年卷）》，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等：《巫山林家码头遗址2001年度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年卷）》，科学出版社 2007年版。

　　〔10〕\[清\]李友粱等纂:《巫山县志》卷二:沿革志。

　　〔11〕中山大学人类学系2008年淅川上凌岗遗址发掘资料。

　　〔12〕侯甬坚：《丹江通道述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

　　〔13〕马保春、杨雷：《新石器时代晚期鄂豫陕间文化交流通道的初步研究》，《江汉考古》2007年第2期。

　　〔14〕中山大学人类学系2008年淅川上凌岗遗址发掘资料。

　　〔15〕曹兵武：《GIS 与考古学》，《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4期。

　　〔16〕郑朝贵、朱诚、钟宜顺等：《重庆库区旧石器时代至唐宋时期考古遗址时空分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科学通报》2008年第1期。

　　〔17〕杨晓燕、夏正楷、崔之久：《环境考古学发展回顾与展望》，《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41卷，2005年第2期。

　　〔18〕Re E J，Newsem L A，scudder S J．Isues in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In：Reitz E J，Newsem L A，Scudder S J，eds．Case Studies in Environulental Archaeology．New York and London：Plennum Pres，1996．1-16.

　　〔19〕Dincauze D F．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Principles and Practice．mbridse：mbridse University Press，2000．588.

　　〔20〕石俊会：《长江三峡大宁河流域的环境考古学研究》，《四川文物》2006年第3期。

　　〔21〕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等：《2000年巫山大昌古城遗址发掘报告》附録一：郑卓、谭惠忠、王宏：《2000年大昌古城遗址环境环境、年代检测分析》，载于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三峡库区考古报告（2000年卷）》，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22〕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等：《巫山林家码头遗址2001年度发掘报告》之附録一：郑卓、谭惠忠、王宏：《林家码头遗址环境、年代检测分析》，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年卷）》，科学出版社 2007年版。

　　〔23〕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等：《巫山涂家坝遗址发掘报告》之附録一:张镇洪：《涂家坝遗址出土兽骨的初步研究》，载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三峡库区考古报告（2000年卷）》，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24〕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等：《巴东黎家沱遗址2000年度发掘简报》，国务院三峡建设工程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一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25〕《Munsell Soil Color Charts》，Munsell Color，Gretag Macbeth Year2000 Revised. 小山正忠、竹原秀雄：《（新版）标准土色帖》28版，农林水产省农林水产技术会议事务局监修、财团法人日本色彩研究所色票监修，日本色研事业株式会社2006年2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