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媛文（张媛文,惠州市博物馆。）

　　【中文摘要】考古发现证明，东江流域的惠州等地是先秦时期岭南最发达的地方之一。据文献记载，先秦时期在以惠州为中心的地方存在过一个古方国，即“缚娄国”。

　　【关键词】惠州　先秦时期　缚娄国

　　Abstract: Archaeology studies prove that the areas around Huizhou along the Dongjiang River valley used to be the most prosperous place in Lingnan in Pre-Qin Period.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there used to be a small local state known as Fulou in Huizhou in Pre-Qin Period. 

　　Key words: Huizhou　Pre-Qin period　Fulou State

　　

　　惠州的文物考古工作始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意籍香港传教士麦兆良在粤东地区包括惠州所做的调查工作〔1〕。之后，从五十年代开始，广东省博物馆文物队和其后继者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惠州市文博部门的专业人员在惠州地区范围内做过许多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取得过一系列的发现，其中包括获得200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博罗横岭山商周至战国墓地。多年的文物考古工作证明，惠州是我省先秦文化遗存最丰富的地区，在岭南地区先秦考古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现将多年来各位专家学者所作的考古发现做一总结，以便于惠州市有关部门参考。

　　一、新石器时代遗存

　　新石器时代上承旧石器时代，下启铜石并用时代或青铜时代。它在文化上有三个方面的要素：（一）磨制石器；（二）制陶；（三）谷物农业的生产性经济。据初步统计，惠州市已发现13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从地理环境或堆积特点分包括山岗遗址、台地遗址和贝丘遗址三大类。尚未发现滨海地区常见的沙丘遗址。

　　1. 蚬殻角遗址

　　是目前所知惠州年代最早的遗址。位于惠阳区潼湖镇广和墟，属贝丘遗址，面积约600平方米，堆积厚约40厘米。采集有石斧、石锛和夹砂细绳纹粗陶及陶器座等〔2〕。

　　2. 葫芦岭（浮碇岗）遗址（下文化层）

　　位于博罗县城之东，是一座孤立的大山冈，以形似故称，属贝丘遗址，它南临东江，东望群山，旁有溪流，其间及西、北面是宽广的冲积平原。贝丘堆积于葫芦岭西岗全山，东西长100、南北宽50米,高出河面40米,从岭顶到岭脚堆积着厚厚一层蚬、螺、蚌、蚝类贝殻,厚约0.85米。1960年8月由广东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李始文组织开掘探沟2条，面积合共8平方米，发现有两个不同时期文化层相互叠压的遗址。下文化层（新石器时代晚期），灰黑色土贝殻层，出土遗物有：石锛、石凿、多边砍砸器、石饼、砾石、骨器、夹砂粗陶等。夹砂陶以夹砂粗黑、红陶为多，出现灰、红色软陶，也有磨光红、灰陶，并在夹砂粗黑陶和磨光灰陶的表里面着白色陶衣，为其他贝丘所未见。器形有缶、坠、纺轮、管饰等，完整陶器有豆和器座，纹饰有绳纹、篮纹、方格纹、曲尺纹、云雷纹、刻划纹等几何印纹，有素面 〔3〕。

　　3. 龙舟山遗址

　　位于惠东县盐洲镇考洲洋，龙舟山是延伸至考洋洲的一个半岛，因形状酷似龙舟得名。1956年广东省博物馆普查人员在龙舟山东南面发掘出土新石器晚期石器一批，1985年惠东县文物普查工作组又在遗址采集到一批以红陶为主的陶片〔4〕。

　　4. 田心遗址    　

　　位于博罗县石湾镇田心村西约1公里，原为东江河谷平原的一处低矮台地的南坡，现为广惠高速公路石湾出口。2000年为配合广惠高速公路进行抢救性发掘。遗址文化内涵较丰富，发现并清理了新石器时期灰坑３个，灰沟３条，墓葬１座。出土陶器为夹砂陶，器表多拍饰绳纹、亦见刻划纹和镂孔，器型有釜、圈足罐、器座等〔5〕。

　　5. 黄巢墩遗址

　　位于博罗县铁场乡西南一里的鱼塘旁的土墩上，由贝殻夹杂些泥土堆积而成，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贝丘遗址。1958年当地农民将贝殻挖走烧灰作肥，故遗址已遭破坏。文化层厚80厘米。1959年省博物馆曾广亿同志曾到该遗址调查发现有夹粗砂黑陶、红黑陶、泥质灰陶等陶片，纹饰有方格纹、不规则条纹，并捡到石斧及残石器〔6〕。

　　6. 黎屋岗遗址

　　位于博罗县铁场村，旧称梅村。它北依罗浮山，南临东江，西依增江，境中岗岭、丘陵延绵达3-4公里。遗址属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层厚40厘米，发现文化遗物有石凿、砾石，陶器仅见绳纹、篮纹、素面夹砂粗陶片〔7〕。

　　7. 宿岗岭下文化层（下文化层）

　　位于博罗县铁场村。有两个不同时期相互叠压文化层，下文化层（新石器时代晚期贝丘遗址），厚30厘米，发现文化遗物有石锛、夹砂粗黑、红陶，纹饰有绳纹、篮纹、曲尺纹、方格纹、云雷纹、划纹等几何印纹，有素面〔8〕。

　　8. 甲竹洲遗址

　　位于博罗县龙溪镇一平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贝丘遗址，面积约300平方米，文化层厚20厘米，调查发现文化遗物有残石器及绳纹、篮纹、素面夹砂粗陶片〔9〕。

　　9. 礼村遗址

　　位于博罗县龙溪镇一6米高的土墩。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贝丘遗址，面积约1050平方米，文化层厚150厘米，调查仅见有绳纹、篮纹、素面夹砂粗陶片〔10〕。

　　10. 广和墟遗址

　　位于惠阳潼湖镇一高20米的山岗。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贝丘遗址，面积约2000平方米，文化层厚0．5米，调查未发现石器，采集陶片有绳纹、篮纹、素面夹砂粗陶片〔11〕。

　　11. 下村里遗址

　　位于惠阳潼湖镇一高15米的山岗。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贝丘遗址，面积约2400米，文化层厚0．5米，调查发现有石锛、残石器，陶片有绳纹、篮纹、素面夹砂粗陶片〔12〕。

　　12. 马嘶村遗址

　　位于博罗县园洲镇一平地。新石器时代晚期贝丘遗址，面积约12000平方米，文化层厚140厘米，调查发现有石锛、石环、残石器、骨镞，陶器有夹砂粗黑陶、红陶为多，灰、红色软陶出现，也有磨光红、灰陶。纹饰有绳纹、篮纹、曲尺纹、方格纹、云雷纹等，完整器有纺轮〔13〕。

　　13. 上南村遗址

　　位于博罗县园洲镇一5米高的土墩。新石器时代晚期贝丘遗址，面积约900平方米，文化层厚80厘米，调查发现有残石器，陶器同马嘶村遗址〔14〕。

　　二、商周时期遗存

　　我国夏、商、周三代已经有瞭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而较中原落后的惠州先民在相当于中原的夏时期，依然还在新石器时代中摸索，并在早商时期步入了青铜时代。〔15〕也就是说，岭南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后段，在年代上相当于中原的夏。从新近定的商时期的遗存看，夔纹陶都未出现，而是流行曲尺纹、方格纹陶；在石器方面出现了石戈和有段石锛等。这种情况可能延续到西周早期，在西周晚期出现夔纹陶从而进入“夔纹陶”时期。惠州市目前已发现7处商周时期遗存。

　　由于大多数遗址都未经过正式发掘，而从这些遗址中采集的遗物，既有商周时期的东西，也有春秋战国的东西，年代混杂。我们把这些遗址归入商周时期，在下面“春秋战国”一节中不再列举。对这些遗址，我们日后还要做分期的工作，而分期要以地层学为基础，故至少要做初步的发掘（如探沟）才行。这项工作有待省考古所和惠州市文博工作者合作进行。

　　1. 窝尾坳遗址

　　位于惠阳区镇隆镇黄洞村民委员会大坪村背窝尾坳，北纬22°57′51.9″，东经114°22′28.2″。 2004年2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惠州市博物馆在进行惠莞高速公路沿路文物调查、勘探时发现，笔者有幸参与了调查、勘探和后来的发掘工作。

　　遗址位于山坳间，面积约3500平方米，地表采集有黑、褐色夹砂陶和灰白色泥质陶片，陶片纹饰有绳纹、方格纹、梯格纹等；石器有石铲、梯形锛、有段锛、戈、镞、盘状器（凹石）、砺石和石料等。

　　2006年7-8月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850平方米。遗址文化堆积共分三层，其中第②与第③层为商时期文化层，厚约50厘米。

　　发现灰坑1个，出土可复原圈足盘1件、罐1件。发现柱洞16个，排列不规则。

　　出土陶器有夹砂陶和泥质灰陶。夹砂陶细分为夹粗砂和夹细砂，夹粗砂陶又分为黑陶、红衣褐陶两种，器形有尊、釜、罐等，流行纹饰为绳纹和弦纹，火候普遍较低。夹细砂陶有灰褐色圈足盘。泥质陶只见灰陶，器形有圈足盘、小罐，流行纹饰为方格纹、交错条纹、曲折纹，火候有高有低。

　　石器较多，以锛的数量最多，有梯形锛、双肩锛、有段锛等。此外还有凿、戈、镞、环、镢等，但不见石斧。全部带刃石器刃部都有崩疤等使用痕迹，较钝，推测全是用后废弃品。

　　在发掘过程中，多发现石器半成品和石料，说明石器多是自己制作的，而不是交换所得，从另一个方面则似乎暗示了商品交换不发达或与别的群体相距太远。

　　从文化堆积及遗址发现柱洞遗迹的情况看，窝尾坳应是一处聚落遗址。窝尾坳的出土遗物，时代特征明显，大口尊、圈足盘、石戈、T形环、有段石锛是广东商时期遗址经常共出的器物。经初步比较，窝尾坳遗址出土器物与邻近的东莞虎门村头遗址具有较多共同点，但窝尾坳遗址陶器烧制技术落后于村头，村头硬陶已较多，这里却不见；特别是夹砂陶的火候，窝尾坳遗址远不如村头遗址。从圈足盘看，窝尾坳所出与村头早期同类器相似。因此，窝尾坳遗址应早于村头遗址或与村头遗址的最早年代相衔接〔16〕。

　　2. 横岭山墓地

　　位于博罗县罗阳镇。1999年9月，在对广惠高速公路沿线进行的考古调查、勘探时发现。2000年2月开始由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抢救性发掘，至同年10月结束，发掘面积8500余平方米，发现并清理古墓332座，时间从商周直至明清，出土了大批的陶瓷器、青铜器和玉石器。其中陶器共523件，有罐、釜、瓮、簋、瓿、豆、罍、壶、尊、盆、杯等容器和纺轮、器盖、器座等；青铜器122件，包括乐器甬钟、容器鼎、兵器戈、矛、短剑、镞；玉石器150件，包括玉管、玉玦、水晶玦、砺石等。大型发掘报告《博罗横岭山》已出版〔17〕。

　　横岭山墓葬之集中、规模之大、数量之多、遗物之丰富、延续时间之长均超过了广东以往任何一次先秦古墓葬的发现。是我省最大也最重要的商周时期墓地，是广东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商周时期出土器物最精美、品种最丰富的青铜时代墓葬群。代表贵族身份的大件青铜器及玉器、水晶玦等都出自山腰以上或山脊上的墓葬，且墓葬排列整齐、大小墓葬排列有序，很少有打破关系的现象。据此推测，如此等级森严的墓地与此相适应的已经不是一般的聚落，也就是说如此大规模的墓葬群周围一定会有部落群的居住〔18〕。横岭山墓葬对于研究先秦惠州的社会组织、生产力和生活水平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证。

　　3. 何屋岗遗址

　　位于博罗县铁场镇西面的山岗。遗址的西南面是一片湖水，东西为沼泽地，北依小山丘。遗址东西长50、南北宽30米，厚仅0．2米，地层堆积的淡水蚬殻数量明显较早期遗址的少。1979年省博物馆对此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大量陶片，纹饰主要为云雷纹、绳纹、方格纹、水波纹等。1984年，博罗县文物普查队对此遗址作实地调查时，在地表采集有石锛、石斧、石凿、石戈及石质装饰品〔19〕。 该遗址原定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现重新观察出土石器照片，因为包括商时期常见的石戈并因为已出现云雷纹陶器，笔者认为该遗址改定为商时期可能比较合适。

　　4. 西埔墓地

　　位于博罗石湾镇西埔村以北约400米，一个呈马鞍形南北走向的山岗。2002年为配合广惠高速公路建设而发掘，发掘面积为1770平方米。清理出商周至明清墓葬多座。其中商时期墓葬 16 座，陪葬陶器主要有：罐、豆、壶等。纹饰主要有：曲折纹、云雷纹、“Ｘ”纹、弦纹等〔20〕。

　　5. 苏屋岗遗址

　　位于博罗县铁场镇，苏屋岗是铁场镇岗岭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年代原定在新石器时代至春秋，现在看来应属商周时期至春秋。属贝丘遗址，主要由蚝、蛤、蚌与雕纹龟（海上生物）等遗殻组成〔21〕。遗址面积1800平方米，文化层厚约90厘米。县文物普查队在试掘时发现有曲折纹、方格纹、旋涡纹、等印纹陶器及施一层青緑色釉的陶罐、豆；采集石器有石斧、石矛、石锛等，此外还有青铜斧等〔22〕。其中曲折纹、方格纹、漩涡纹是商周时期的文化要素，而釉陶豆和青铜斧是春秋时期的遗物。

　　6. 田禾墩遗址

　　位于博罗县平安镇山前乡西北角三里的田禾墩村后背山，山的前面是一条溪河。遗址采集有石戈、石斧、石凿、石锛、石矛等石器和夹砂陶、印纹陶罐〔23〕。

　　7. 君子营商周时期遗物点

　　位于惠城区沥林镇君子营村民委员会深坑村书房背山西边（N22°57′34″，E114°14′24″）。2004年2月，笔者在随队进行惠莞高速公路沿路文物调查时发现细绳纹灰褐色硬陶片。另在书房背山东边，君子营明宗小学南（N22°57′40″，E114°14′23．8″）处采集到黑褐色方格纹陶片，黑色素面圈足盘等，在附近池塘边上，发现有商周时期文化层。2008年12月，在进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在君子营河背山采集有方格纹、夔纹、云雷纹、米字纹陶片，此外还有1件小石锛（溜肩）。

　　三、春秋战国时期遗存

　　广东考古界一般认为夔纹陶出现在西周而流行于春秋，米字纹陶的年代属于战国（如果米字纹加戳印的则属于西汉）。春秋战国墓多有发现，但遗址发现较少。东江流域是广东发现春秋战国时期遗址较多的地区，惠州目前已发现16处春秋战国时期遗存。

　　１. 梅花墩遗址

　　位于博罗县园洲镇田头管理区塘角村（N23°07、414′，E114°02、270′），其附近北有沙河，南50米为一溪河,河水可直达东江。梅花墩为一土墩，四周是低洼的水田。这里原有三个土墩，分别叫拉尾墩、中间墩和梅花墩。1973年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时，拉尾墩和中间墩被平整为水田；梅花墩也遭到部分破坏。该窑址是1975年文物普查时发现的，分布范围约1万平方米。1992年1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博罗县博物馆对窑址进行了首次发掘，发掘面积100平方米，出土了大量文物，幷发现一座龙窑。1995年1月，上述单位又在原探方的基础上扩方，将未清理完成的龙窑作了全面揭露〔34〕。2008年底笔者专程前往梅花墩窑址看到，在原发掘10米×10米区，现已成为一小水塘，10米×10米外的西、北、东面为专业养殖鱼塘，南面为猪舍。也就是说，梅花墩遗址已遭到基本破坏。

　　梅花墩遗址文化堆积分为四层，其中第③层和第④层为春秋时期文化层，出土大量方格纹、夔纹、菱格纹、重圈纹、篦点纹等纹饰或组合纹饰印纹硬陶器（片），以及少量酱釉陶片和原始瓷片。陶器为泥质灰、红陶，器型以实用的罐和豆、盂、器盖为主，另有碗、杯、簋、纺轮、网坠、陶拍、陶垫和陶塑动物等，品种不多，以大型器居多。原始瓷器主要有豆、罐、盘、盂等。

　　梅花墩遗址是经正式考古发掘的广东地区为数不多的春秋时期遗址，根据有关专家对遗址第③层和第④层出土陶片和瓷片所做热释光（一种陶瓷烧后时间的测定技术）年龄测定，分别为2920±230 B.P （B.P 指距今)、2790±220B.P、2680±210 B.P和2850±220B.P，平均值在距今2800年左右，即约在春秋早期。

　　梅花墩遗址清理出一条完整的龙窑，在广东窑业史的研究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已有的资料，广东春秋以前的窑炉，均为升焰式圆形竖穴窑，这种窑在生土中挖成，窑室平面呈圆形或椭圆形，无顶，窑壁作弧形，规模小、升降温慢，烧造火候一般在900～1200℃之间；而梅花墩窑炉是建筑在垫土层斜坡面上的长方形平焰式龙窑，规模大、升降温快，其烧成温度可达1200℃以上。从升焰式圆穴窑发展到平焰式斜坡龙窑，是广东陶瓷生产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25〕。

　　梅花墩窑址面积大，堆积厚，出土遗物丰富，尤其是制陶工具、动物模型和刻划符号的大量发现，是广东同时期文化遗存中罕见的。窑址烧造的陶器种类多，数量大，既包括大量的普通日常用器，也有一部分档次较高的原始瓷器，说明这时期陶器烧造工艺与窑炉技术较前有了显着的进步。该窑址出土的原始瓷器属于一种高岭石质，其中原始瓷豆是南方百越先民所独有的创新陶瓷器〔26〕。直至战国时期，这里仍是陶瓷供应中心，但具体位置已不在梅花墩，而是与此不远的龙溪银岗。

　　2. 银岗窑址群

　　位于博罗县龙溪镇银岗村，遗址由河谷平原上七个东西向相连的低矮岗丘组成，面积达10余万平方米，周围地势平坦，水网密布，低洼处常积水成塘，当地俗称此景为“七星伴月”。 东江于其南面约2公里处自东向西流过。

　　遗址为窑址群，于二十世纪80年代文物普查时发现。1996年11-12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发掘地点选在遗址中部的瓦片岭和松古岭，发掘面积约900平方米。其文化堆积厚约60厘米。遗址分为两期，第一期遗存年代约在西周、春秋，出土了大量的陶折沿罐、带耳罐、平底罐，折腹豆，带耳杯，钵，碗，器盖和陶珠、纺轮、环、陶垫、动物模型以及青铜镞等；第二期遗存年代属于战国，出土了陶罐、釜、钵、鼎、盂、盒、三足盒、双耳瓿、直腹碗、曲腹碗、直腹杯、曲腹杯、牛角形杯、动物模型、串珠、璧、板瓦、筒瓦、纺轮、网坠、陶拍、陶垫、四孔器、环，铁器锸、斧，青铜器斧和石器网坠、砺石等〔27〕。

　　1999年第三次发掘在遗址的松毛岭西坡发现四座战国时期龙窑，出土原始瓷器（釉陶）。此外还发现有取土区、陶器加工场、码头等，码头边的小河直通东江流域。

　　通过发掘，初步弄清了银岗遗址的性质和文化内涵，特别是对早晚两期遗存的确认、划分，为建立和完善广东先秦考古编年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从1949迄该次发掘前，广东发现的先秦（狭义的“先秦”不包括石器时代）遗存主要被归为两类，一类是“夔纹陶类型”，一类是“米字纹陶类型” 〔28〕。由于过去考古发掘进行得少，资料多来源于调查，对两类遗存的相对年代关系一直存在争论。银岗遗址的发掘，第一次在地层中证实了“米字纹陶类型”叠压在“夔纹陶类型”文化层之上，从而证明瞭米字纹陶晚于夔纹陶的相对年代关系,使多年来悬而未决的问题得以解决。

　　3. 田心墓葬

　　位于博罗县石湾镇田心村，新石期时代晚期至清代遗址。其中清理战国时期墓葬５座，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随葬器物均为陶器，类型有：瓮、罐、碗、豆、盂，器表主要拍饰方格纹、亦见有刻划纹和篦点纹，大部分器物的肩部或腹部、底部都有刻划符号〔29〕。5座墓葬出土的陶器与90年代初在增城西岭发掘的龙窑所生产的陶器相同。

　　4. 西埔墓地

　　位于博罗石湾铁场西埔村。属商时期至清代墓地，共发掘战国时期墓葬13 座。出土陶器有：瓮、瓿、盒、杯及原始瓷碗、原始瓷杯等。纹饰主要有米字纹、方格纹、水波纹等。这批早期墓葬只发现商时期和战国至西汉早期的，却不见西周至春秋时期（夔纹陶时期）的墓葬，推测可能是因部落迁徙〔30〕。

　　5. 沙岭山遗址 

　　位于博罗县罗阳镇丁口村沙岭山东西坡地，为配合广惠高速公路基本建设进行发掘。发掘并清理出战国、汉代及明清时期墓葬１９座，其中战国时期遗存主要有文化层、墓葬、灰坑和水沟，陶器有罐、碗、杯、钵、盂、盒等，纹饰以米字纹印文硬陶为主。器形和纹饰特征与博罗银岗遗址二期出土陶器大致相似。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随葬器物有碗、 罐、杯、盂和石斧等〔31〕。该墓葬出土的陶器与银岗窑场所生产的陶器一样。

　　6. 葫芦岭遗址（上文化层）

　　葫芦岭遗址上文化层（青铜器时代夔纹硬陶类型）：陶器以灰红色硬陶多（火候较高，击之有声），红色硬陶少。陶壁较厚，多在1厘米左右，表面多抹平后着赤红色陶衣拍印几何花纹，以夔纹为主，还有云雷纹、方格纹和各种组合纹，也见少量曲尺纹、篦点纹等；器形多为瓮、罐、缶等，轮制，多为敞口、鼓腹的圜底器，平底器较少，均为口大底细，附耳多饰柳钉。其器形、细部、花纹皆有明显仿商周时期青铜器的特点。完整陶器仅见算珠式的红色硬陶纺轮1件〔32〕。

　　7. 宿岗岭遗址（上文化层）

　　属青铜器时代夔纹硬陶类型，文化层厚20厘米，发现遗物同葫芦岭上文化层，除硬陶外，尚有釉陶，未见完整器〔33〕。

　　8. 黄狗尾遗址

　　位于博罗县长宁大洞水库的黄狗尾山坡上，现山坡已辟为梯田。青铜器时代的山岗遗址。1959年广东省博物馆文物队曾广亿同志到该遗址调查时，在地表采集夹粗砂黑陶、泥质灰陶的陶片，纹饰有方格纹、旋圈纹、米字纹、大小斜方格纹、夔纹等；石器有石斧、石锛、石凿等〔34〕。

　　9. 瓦窑岭遗址

　　位于惠州市三栋镇官桥乡瓦窑岭山顶，东临西枝江。属广东青铜器时代的“夔纹陶类型”文化遗存。面积200平方米，采集有刮削器、砺石、陶网坠和磨制的石网坠，同时还发现一批灰红色的几何形印纹硬陶片。纹饰有夔纹、小方格纹、篮纹、篦点纹等〔35〕。

　　10. 舂碓石山遗址

　　位于惠东县平海镇洞上村。东周。面积约300平方米。该处为一小山丘，有不少山洞。1983年县文物普查队在山洞、河边采集有石斧、石锛、石镞、石环等石器和编织纹、方格纹、篮纹、夔纹、米字纹、水波纹等几何印纹陶一批〔36〕。

　　11. 大埔顶山遗址

　　位于惠东县安墩镇九洲村福有窝。春秋时期。面积约500平方米。采集到青铜戈和方格纹、夔纹、云雷纹陶罐残片。戈直援直内有胡有阑，阑侧方穿，援有云纹等纹饰〔37〕。

　　12. 沙公岭遗址

　　位于梁化镇梁化屯村沙公岭，座落在梁化盆地的南面，梁化河在它的北面自东向西流过。1975年当地群众在该处垦荒时发现战国时期的篦点弦纹陶瓿1个。1984年县文物普查队又在该处附近发现有云雷纹、米字纹、方格纹、水波纹的陶片〔38〕。

　　13. 花树下遗址

　　位于惠东县梁化镇梁化屯。春秋时期。1954-1956年建花树下水库时，在柯木山、油麻排山、桐仔岭、观音山、鹰哥山等地，采集窃曲纹青铜鼎1件，磨光石斧、锛、镞、矛和陶鼎、碗、罐等一批，陶器纹饰有夔纹、云雷纹、方格纹、米字纹等〔39〕。

　　14. 散屋村遗址

　　位于博罗县公庄镇陂头神乡大沥散屋村。遗址属散屋村地形最高点。西南向500米处为公庄河，河直通东江，北临一条溪沥，四周溪河环绕。1984年村民在遗址处挖墙基沟时在距地表深20厘米处发现一套七件的青铜编钟，编钟层叠式堆放，或许属于祭祀山川田器，为春秋时代的窖藏文物〔40〕。

　　15. 铁场甬钟遗物点

　　1975年在铁场潭严屋铺地段积沙河床时曾发现两件青铜甬钟。此甬钟呈顶部带甬与带旋式，是西周常见款式。是古代祭祀、宴乐礼仪中供敲击使用的一种乐器，应是成组成套相互配合用于演奏的。在当时单独的甬钟有可能是作为军旅征战发号施令〔41〕。

　　16. 独孤山遗址

　　2008年11月笔者参与的(东)莞从（化)高速公路调查、勘探，在博罗县福田镇联和村独孤山（N23°14、627′，E113°54、543′）发现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陶片，纹饰有方格纹、复线菱形凸块、篦点纹、方格及曲尺组合纹、席纹、云纹、勾连雷纹、云雷纹等；陶器有釜、罐、豆等。在探沟中还出有粗夹砂陶碎片，饰粗绳纹，为敞口束颈釜。

　　在福田镇围岭村委围岭仔荔枝园（N23°13、081′，E113°55、456′），采集有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陶片，纹饰有方格纹、复线菱形凸块纹、篦点纹、夔纹、曲折纹等。此外还采集到有段石锛等磨制石器。

　　四、结　语

　　迄今为止在惠州市尚未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存。岭南旧石器遗存多属于洞穴遗址，少数属旷野遗址，惠州缺少洞穴，但旧石器时代的旷野遗址是有可能存在的，这有待于专业工作者的继续努力。惠州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址是蚬殻角贝丘遗址。在珠江三角洲，目前考古界认为最早的新石器遗存是彩陶遗存，这类遗存在环珠江口地区有分布，如深圳咸头岭、大黄沙，珠海后沙湾（一期），增城金兰寺，东莞万福庵、蚝岗等。一般认为环珠江口彩陶流行的年代约在距今七千至五千多年之间。蚬殻角位于珠江三角洲，但没出彩陶，也没出与彩陶共存的夹砂粗陶，该遗址所出土的夹细砂陶片胎体较规整，烧制火候和工艺也明显较夹砂粗陶进步，故其年代应该晚于彩陶的年代。从蚬殻角遗址看，惠州至迟在5000年前就已有人类活动。

　　惠州先秦文化遗存的分布特点是：以东江为主轴，重要的遗存都分布于东江边或其支流的边上，如新石器时期的惠阳区潼湖镇蚬殻角遗址、博罗县葫芦岭遗址、黄巢墩遗址等都濒临东江或西支江的岗丘台地，之后随着时间推移，先民活动逐渐由东江两岸向两侧扩展。青铜时代遗存主要分布在博罗县，如罗阳镇、福田镇、石湾镇等地。

　　这些先秦文化遗存包括有生活遗址、窑址、窖藏、墓葬等，不仅类型齐全，也颇为重要。在我市发现的横岭山墓地对我们瞭解先秦时期的社会与文化情况，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当之无悔入选了2000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还有梅花墩窑址，是至今为止广东发现年代最早的一座龙窑，它的发现使广东龙窑的历史提前了近两千年；十万平方米的银岗窑址群也是省内迄今所发现的一处年代久远、规模最大的先秦陶器制作工场，同时首次在地层中证明瞭米字纹陶晚于夔纹陶的相对年代关系，对研究先秦时期东江流域乃至整个岭南地区制陶业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惠州地区最重要的是青铜时代的遗存，年代大致相当于中原的商时期到春秋战国。博罗公庄、横岭山遗址、铁场遗址、惠东花树下水库发现的青铜甬钟、青铜鼎等，这些都是中原商周时期的重要礼器，是礼仪制度的反映，这些重器在惠州的发现，说明当时土著首领或方国国君仰慕中原宗周文化，已受到中原文化的浸润，并非完全如史书说的野蛮滞后、是“夷蛮之邦”，换言之，惠州地区是开化较早的地区，其推行中原的文化礼教过程远在商周时期，而不是等到秦始皇那50万大军开进岭南以后。出土的各式青铜兵器，述说着古代方国战事频繁、“越人好斗”的特点〔42〕。

　　近年来在东江地区发现的不少春秋时期的遗址或墓葬群，如横岭山出土的部分陶器和原始瓷器，与梅花墩春秋龙窑所生产的陶瓷器完全相同，战国墓葬的陶器与银岗窑场所生产的陶器和原始瓷器恰又一样，说明梅花墩窑址及位置毗邻的银岗窑址群很可能是西周至战国时期在东江流域的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陶业生产中心，先民利用东江水网作为运输渠道，交通十分便利。在深圳西丽水库、观澜追树岭、香港等地也发现其产品，更说明这些窑场在当时已是独立于农业，幷且是用于贸易的专业的手工业工场。

　　在银岗窑址还发现了以方格纹为主的板瓦、筒瓦和云纹瓦当，这些瓦当与广州汉代绳纹瓦不同。在当时，瓦当还未广泛使用，故絶非普通建筑所用。

　　考古发现证明，东江流域的惠州等地，是先秦时期岭南最发达的地方之一。据文献记载，先秦时期在岭南以惠州为中心的地方存在过一个古方国，即“缚娄国”。缚娄国之名最早出现在《吕氏春秋》卷二十《恃君览》，根据记载，大约在西周时期，珠江流域各部族就已形成，因族群众多，被称为“百越”。战国时期，由于民族的融合等原因，就只剩下驩兜、缚娄、阳禺、西瓯等国。从考古发现看，只有西瓯和“缚娄国”在考古上发现了若干线索，虽经考古学家不断探索，终未能确定古缚娄国的城址何在？这有待于考古学家的继续探索。东江流域的惠州地区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和近年来在东江边大量采集的出水文物对于寻找和复原先秦的惠州提供了大量重要的资料。初步判断，等级森严的横岭山墓地及附近的龙溪遗址、铁场遗址等很可能就是缚娄国的遗存。增城（原属惠州）曾发现战国时期的西瓜岭大型窑址，因此，增城也应该是探索缚娄古国的重要地区之一。相信传说中的古缚娄国都城很快就会在考古专家的努力下撩开神秘的面纱。

　　

　　附记：本文的写作得到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邱立诚、冯孟钦两位老师的悉心指导，特此鸣谢！

　　

　　注释：

　　〔1〕（意）麦兆良着，刘丽君译：《粤东考古发现》,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 徐志达等：《惠州文化教育源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32〕 莫稚：《广东珠江三角洲贝丘遗址》,《南粤文物考古集》,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4〕〔36〕〔37〕〔38〕〔39〕 惠东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惠东县博物馆：《惠东县历史文化资源》，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 。 

　　〔5〕 李子文：《博罗县田心新石期时代至清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

　　〔6〕〔19〕〔22〕〔34〕〔40〕 黄观礼主编：《博罗县文物志》，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7〕 〔8〕〔9〕〔10〕〔11〕〔12〕〔13〕〔14〕〔23〕〔33〕莫稚：《南粤文物考古集》，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15〕 卜工：《广东青铜时代初论》，《华南考古》第1辑，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16〕 冯孟钦：《窝尾坳商时期遗址》,《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17〕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博罗横岭山》，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18〕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 

　　〔20〕崔勇：《博罗县西埔上岭商时期至清代墓地》，《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21〕〔41〕 杨豪：《铁场考古春秋》，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

　　〔24〕 刘成基、杨少祥:《广东博罗园州梅花墩窑址的发掘》，《考古》1998年第7期。

　　〔25〕 邱立诚：《论广东地区两周时期的考古文化》，《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十周年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

　　〔26〕〔42〕 朱非素：《试论石峡遗址与珠江三角洲古文化的关系》，《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十周年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

　　〔27〕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博罗银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7期；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博罗银岗遗址第二次发掘》，《文物》2000年第６期。

　　〔28〕 徐恒彬：《 广东青铜器时代概论》，《广东出土先秦文物》，广东省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4年出版。

　　〔29〕 李子文：《博罗县田心新石期时代至清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30〕 崔勇:《博罗县西埔上岭商时期至清代墓地》，《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2003 年版。

　　〔31〕 刘成基：《博罗县沙岭山战国、汉代及明清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35〕 邹永祥、吴定贤：《惠州文物志》，惠州市文化局、惠州市博物馆编，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