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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优化发展的对策思路
吴厚德
一、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第30年,30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2007年全国GDP增长为11.4%,连续五年来GDP平均增长超过10%,为世界之最,明显超过了8%的预期目标。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国家财政的大幅增收,2007年全国税收收入约5.1万亿元,同比增长31.4%;目前国家外汇储备约1.5万亿美元,排世界首位;中国将在不久可能会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经济体;其进出口总额排世界第四。在广东,开始实现由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转变,经济综合实力大幅提升,2007年GDP增长14.5%,其总量约占全国GDP总量的1/8,为全国第一,经济总量超过亚洲“四小龙”。与此同时,财政收入也快速增长;来源于广东的财政总收入由2003年的2800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7750亿元,约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7,为全国之最,年均财政收入增长约28.04%,10多年来一直位列全国首位。
30年的改革开放,大大增强了我国和广东的综合实力,取得辉煌的成就。但是,改革开放的成果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多大的福祉,享受多少改革的好处,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如何?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率、就业状况等方面都在下降,未能与GDP增长同步进行。
1.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6:1,2007年为3.24:1。据我国城市居民财产调查表明,占城市居民10%的最高收入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城镇居民财产的45%;同样占城镇居民10%的低收入家庭,其财产总额仅占全部城镇居民财产的1.4%。如果把城乡放在一起比较,现实更是触目惊心!国家统计局专家姚景源根据数据的测算认为,城乡收入差距达到6倍或6倍以上。2007年全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12.2%,与我国当年财政收入年均增长31.4%相比,“两者”落差悬殊,很不相称。财政的高收入增长,“国”富了,但“民”没有富,在民生问题上的支出却远远不足,未能导致公共财政对民生支出的倍增。虽然近年来城镇居民工资有所增长,但八成左右的人根本没有感到工资的增长,而感触最深的则是物价上涨大大超过了工资增长,只是垄断行业的高工资拉起了工资增长的假象。
2. 家庭消费支出下降。中国家庭的消费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47%下降到2006年的36%,占世界人口的20%的中国人口的消费额仅占全球消费总额的3%左右,在全球所有大经济体中,这一比例是最低的,美国家庭消费的比例高达72%。中国家庭的储蓄率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21%,下降到2006年的15%,中国国内储蓄率之所以增高,主要不是来自居民储蓄,而是来自公司和政府。
3. 物价上涨揪民心。物价不断上涨,民心惶惶不可终日,2007年物价上涨是11年来的年度最高涨幅,其中肉价劲升56%,居民消费价格水平(CPI)上涨6.9%,超出央行3%的预定目标。但居民消费物价水平上涨尚未包括房价、医疗、子女教育、股票、黄金等资产、生产资料的价格,以及煤油、汽油上涨幅度较大的消费品,因权重较小,未能反映在CPI中。如果把以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物价上涨将大幅增长,大大超过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物价不断上涨,已成为当前全国人民共同关注的焦点,虽然政府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但从发展的态势看,比如,房价仍在不断上升,2007年12月份全国房价平均上涨7.8%,若任其如此发展,其后果不堪设想。
4. 行业间收入分配出现两极分化趋势。同样是中央企业,垄断企业如中石油年均人收入工资7.2万元,竞争行业如纺织业年均人收入工资是1.1万元,相差6倍多。中石油集团2005年度用于人工成本的开支约657.8亿元,比上年增长22.2%,这一数字比中部大省河南省一年的地方财政收入还要多。目前,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还在扩大,从1978年的219元猛升到2005年的50000元,差距增长250倍。就以中国石油为例,2005年利润总额高达1756亿元,占中央企业实现利润总和的27%,其上市公司以1333.6亿元净利润成为亚洲最赚钱的公司。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对央企“赚钱赚得发愁”的描述,就可见一斑。我国13个被统计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也扩大了,最高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与最低的农业相比,人均工资差距超过了10倍以上,而且自2002年以后,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已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之势。
5. 现行经济结构的弊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带来邓小平早先所提出的“小康”社会或者共同富裕。中国社会群体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则是世界上领先的,中国当前面临着一个扭曲的局面,经济增长越快,收入差距就越大。传统的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分化在继续延伸,幷且有恶化的迹象,流动于农村和城市的农民工的生活没有任何制度性保障。城市正在产生越来越多的贫穷人口,包括低工资者、下岗失业人口、退休人员等。
从理论上讲,“小康社会”更多指的是一种经济结构,一种能够实现人人富裕而避免社会极端分化的经济结构。可是我们今天在这种经济结构下,政府控制垄断行业、资本泛滥、少数人控制生产过程和社会大多数人被排斥在生产过程之外,每天都在制造着许多的超级富人,同时也制造着数以万计的穷人,这种经济结构有利于制造财富,但更有利于财富从多数人向少数人的转移(社会不公平)。更严重的是表现在文化和行业上,富人讨厌穷人、穷人憎恨富人已经成为社会常态。这些年来犯罪活动猖獗,满门抄斩屡见不鲜,社会治安每况愈下,和这种心态不无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哪来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
二、成因透视
从我国和广东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引发的负面效应来看,可以说像人的两条腿走路一样,“一条腿长和另一条腿短”的左右摇摆,容易摔跤,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是一条长腿,社会发展是一条短腿,由此引发各种社会经济矛盾和问题,根本在于制度和体制。特别是社会问题中的重中之重——民生问题(如教育、住房、医疗、社保等)就成为当前全民关注的焦点,成为“短腿”。
遵循客观发展规律,事物发展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动力,二是平衡。一个人走路,光有力气,可是缺乏平衡,就走不动,或走得不平稳,艰难向前,十分吃力。动力与平衡,两者缺一不可,有了动力不平衡,事物不能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有动力又平衡事物才能得到全面健康地可持续发展。我国的“动力”——经济快速增长,很多指标名列世界前茅,广东也如此,动力是够足的,可它的背后却是不平衡,主要是涉及民生大事的社会发展跟不上,说到底就是如何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问题,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平衡”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我们改革开放的终极目标。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一条腿“短”的不平衡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找出原因,才能有的放矢地解决问题,治好“跛脚”,让我们“两条腿”走路更加平稳健康地向前迈进。从现实情况分析,导致发展不平衡的主要成因是:
1. 现行分配制度缺陷
居民生活水平的高低是由收入分配的多少决定的,而收入分配主要体现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即第二次分配)是否体现公平原则。
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由于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一方面使得政府应收到的税收缩水,不少企业偷税漏税十分严重,侵占了国家的财富,化公为私;另一方面又使劳动者处于被动的地位,弱势群体任凭企业摆布,不少应得到的利益难以保障。在初次分配中,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三大主体,只剩下企业处于相对主动的地位,体现为两个极端:一极是企业以投资者的身份占有更多的利润,另一极是企业以压低工资和待遇、强制加班、拖欠工资等方式来盘剥员工利益。改革开放以来,在广东财富的初次分配中,有数据显示:劳动者报酬比重日益降低,从1978年的60.58%下降到2006年的38.69%,减少21.89%,相反,投资者(企业)的营业盈余,从1978年的不足15%上升到2006年的30%以上。在农村,农民被排斥在最低工资制度之外,虽然有最低工资制度,但在法律上却得不到保护。而在所有的城市,低收入的工作大多是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从事的。
国民收入再分配是以政府主导的第二次分配,政府主要通过财政政策和各种具体财政手段,配合货币政策进行间接调控,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注重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但政府职能转变滞后,财政投入不足,不到位,税收政策和转移支付制度未能把大量增收的税收收入回报民生,而目前政府的行政支出费用增速快,大约高于日本的8倍,美国的2倍,相比之下,财政用于社会性支出(如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的比重偏低。政府财政分配如何合理地把钱用在民生急需解决的焦点上,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广东人均GDP增长为12.5%,2001-2006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实际增长分别为3.5%和6.7%,明显低于全省人均GDP增长的12.5%,也低于同期全国人均收入增长水平。
2. 滞后的基本建设投资体制
高投资、低消费是我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我国投资长期由政府主导,大部分流向效率较低的国有经济部门。由于缺乏有效机制来约束投资冲动,加上条块分割所带来的地方保护和部门利益的驱动,出现了大量的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若逢政府换届,也是大上基本建设,大搞招商引资,以显示任职期内GDP大涨的政绩,因而高投资就成为首选项目,由于无法形成资本自我积累的良性循环,为保护经济增长,又得加大投资,缺乏配套工程,不少基建项目成为半截子工程,未能形成生产力,造成资源的冻结与浪费。
投资和消费是国民收入分配中此消彼长的一对矛盾,长期过高的投资率意味着长期偏低的消费率。消费率低意味着当年的国民收入分配中将更多的部分用于投资(长期占国民收入比重的40%以上,有些项目的基建投资达到50%以上),大大超过了国家规定的30%左右的比重,从而造成即期人民生活水平的拮据或降低。
3. 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我国目前产业发展模式总体上仍然是粗放型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成本大,降低了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这种“三高一低”的经济增长方式未能得到根本改变,一方面是高速增长的经济对资源的需求极大,而资源相对不足;另一方面是资源利用率低,浪费大、环境污染严重,问题十分突出。据中国工程院院士范维澄介绍说,以人民币计,英国亿元GDP死亡率为0.02,日本为0.05,美国、澳大利亚、法国在0.04-0.06之间,而中国为0.73。按照这个数据,我国亿元GDP死亡率高达这些发达国家的二三十倍。简单的数字背后,潜藏着丰富的社会内涵,在这种“带血GDP”、“含泪GDP”的背景下,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为人还是为物?不少官员认为,GDP等于经济增长,GDP越大,官员的政绩也越大,可是GDP的背后,我们有多少兄弟死于生产事故中。在广东,实际发展路径是,投资翻8番,能源消耗翻4番,环境污染同步翻番。广东的能源电力利用远低于世界先进水平,万元产值能耗是日本的6.2倍,美国的2.3倍,英国的3.2倍,德国的4.4倍,法国的3.9倍,经发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3倍,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同步进行,目前广东酸雨率46.3%,有10%以上的江段水质劣于V类,珠江三角洲网河区大部分中小河涌水质污染现象较为普遍;深圳东莞河流水质均劣于V类标准,基本失去了使用功能;耕地土壤恶化,电子垃圾污染严重。能源、原材料、污染已成为制约广东经济发展的瓶颈。
在粗放型经济发展的模式中,包括固定资产折旧以及营业盈余在内的“物”的因素回报却不断增加,广东从1978年的不足15%上升到2006年的30%以上,但以劳动者报酬为代表的“人”的因素回报不断下降。广东经济的发展已经越来越靠“物”的因素支撑,在事实面前,我们终于弄清楚了,“什么才是发展”这一命题的真谛,那些“有增无长”的年代该结束了!
4. 垄断行业侵占了大量垄断利润
垄断行业是依靠国家特殊政策获得超额垄断利润的行业。现阶段我国企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有两个方面:一是垄断行业与其它行业领域的收入分配差距在扩大;二是同行业内部管理层与被管理层收入差距扩大过快、过大。垄断行业何以会出现如此高涨的垄断利润,就在于它们是国有垄断行业,它们的薪酬不受经济利益、劳动强度、劳动复杂程度及企业盈亏的约束。它们盈利了,大部分利润被留在行业内部,成了职工的暴利,而非全民所有;它们亏损了,由国家和全民来承担,成了全民的亏损,而不会对垄断企业伤筋动骨。
2005年国家拟向石油行业征收“暴利税”约600亿元。去年来,进口石油价提升,中石化和中石油两巨头,向政府申报“政策性亏损”,寻求政府的补贴。中央财政在2005年和2006年两次出台补贴政策,中石化分别得到一次性补贴100亿和50亿元。石油垄断行业以“政策性亏损”为由向国家财政索取补贴是站不住脚的,从现实看,为了稳定物价,石油企业是承担了一些“政策性亏损”,但这些负担只是让其少赚了一些钱,而不至于有多大的“政策性亏损”,何况,为了弥补企业炼油和进口中的“政策性负担”,政府近年来已提过好几次油价,去年11月份更是大幅度提高了成品油价格,让消费者承担相当部分成本,仅汽油涨价一项,消费者就多掏了数百亿元给中石油。更为重要的是,为了维护市场稳定而承担部分“政策性亏损”,本就是垄断行业的合法性基础,不承担政策性亏损的话,还要垄断干什么?垄断有很多害处,既没有效率又缺乏公平,既滋生腐败又导致分配不公,既盘剥着消费者剩余又伤害了公益。但垄断行业既然存在,而未被消除,就是有一利,即能通过资源的计划调配,避免市场失灵带来的价格震荡,在负担某种调控成本中保持资源供给的稳定,不致出现大的资源的短缺。正因为垄断的这个好处,政府容忍了垄断的弊端。因此,垄断存在的唯一合法性就是承担“政策性亏损”,而且这种亏损已通过专营权得到了数十倍补偿,国家赋予的垄断权就是最大的制度性补贴,怎么能反过来向国家索取补贴呢?说到底是垄断行业贪婪之心在作怪。
垄断企业对中国老百姓是暴利行业,而对国家财政是亏损行业,双重身份兼备,左右逢源,而老百姓和国家却双双受损。垄断行业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应该加以改革和取缔。
三、对策思路
1. 解放思想要理论创新
(1)理论创新的客观必然性。我们要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同志多次重要讲话的指示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广东的大发展。广东如何以世界的眼光看待率先遇到的困难与不足,防止过度沾沾自喜,固步自封,我们亟需新一轮的思想大解放,或者说第二代的思想大解放。第一代思想大解放,其核心是如何摆脱贫困,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为当时我国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是0.57,农村近8亿人口的恩格尔系数是0.67,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的42.5%和70%,属于典型的絶对贫困,其解决的主要途径是发展生产,增加物质财富,尽快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因此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否则我们就没有出路。而第二代思想大解放,其核心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见物又见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它不同于我们传统的投入大量的生产要素或资本,换取生产大发展的模式。这种经济发展不是传统的高增长,而是高质量、高效益、公平、可持续发展的高增长。为了达到这种高增长,就要理论创新,最终达到制度创新。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本质是一种实践创新,在这种实践创新过程中,我们今天的社会由以物为本走向以人为本,由控制人走向解放人,由一元主导社会走向多元化幷存的社会,由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这些实践如何不断推广,就必须要求理论作指导,否则就成为盲目实践,就会犯大错误,为此,一种新的理论创新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2)努力营造理论创新环境。目前,中国的理论创新面临着种种的阻力和影响理论创新的诸多因素。为了迎接新时代的挑战,我们必须实事求是的揭示影响当前思想大解放、理论创新的诸多因素,以便正视现实,为理论创新创造有利条件,营造一个新的环境与氛围。
①尊重人的独立自主人格。理论创新的主体是人,人是否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格直接影响着理论创新的程度,尊重人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格,使人的思路具有相对独立性,是理论创新的前提。然而,传统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层次结构过于注重对人的思想管制,比如作报告统一调门,照本宣科;学生考试统一标准答案,怕出乱子,不注重对人的思想解放。适度的管制是必要的,但过分管制却泯灭了人的独立性和个性,就会使“自我”不能进行独立自主思考,就容易使人形成依附性人格,任人摆布,如果从国家角度看,就很危险了。
②尊重个性差异。尊重个性差异和不同思想交流是社会进步的一个主要表现,也是推动理论创新的一条规律。“大一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曾做出过某种历史性贡献,但随着社会实践的进步,这种“统一”应与尊重个性差异和多样性相结合。思想碰撞,互相启发,取长补短,是有利于理论创新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仍然是我们要坚持的学术方针,对个性差异的遗弃,是违背理论创新原则的。
③允许和宽容失败。创新是从事一种前所未有的事业,存在一定的风险,也可能失败并付出重大代价。实际上,历史上的许多创新都是由无数次失败换来的,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就是这个道理。但在我们的社会环境中,由于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等级分明的社会层次结构,容易形成一种枪打出头鸟,不为人先,不鼓励冒险,不宽容失败,甚至指责失败或追究失败的责任。其实,“宽容失败”本身也是一种观念创新,美国硅谷的企业普遍推崇的价值观就是“允许失败,但不允许不创新”,“不要惩罚那些因冒险而失败的人”,以至有人认为,“失败是硅谷的第一优势”。微软公司的哲学理念是“最大限度地允许失败”,微软公司现在的财富是由少数成功的项目带来的,但其中失败的尝试不计其数。我们不仅要鼓励创新,而且要宽容失败,只有这样,才能为创新之树的成长提供肥沃的土壤。因此,我们既要确立创新成功的奬励机制,更要确立创新失败的宽容机制,使成功者舒心,失败者安心。
④确立能力本位的理念。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着重的是权位而不是能力或本领,注重的是等级而不是业绩,不是对能力价值的追求,更谈不到对创新能力的培育,这就是身份崇拜对能力价值的排斥。理论创新的根本条件就是具有创新能力。理论来自实践又回到实践指导实践,理论创新的源泉来自实践、时代和现实生活。在今天发生大变革的时代,我们的理论应紧紧地根植于改革开放的实践,专心致志的做事,用在提高能力上,而不是为了攀居权位,把精力用在拉关系、争选票、买官卖官上。就中国来说,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种理论创新都是与时俱进的结果。可见,理论创新都根植于时代、实践与现实生活,这是一条客观规律,违背了这一规律所制订出来的方针、政策和制度,必然要受客观规律惩罚,历史的教训我们是不能忘记的。
2. 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1)GDP不能反映国民的生活质量。科学发展观提出是对长期盛行的“只见物不见人”的发展观的否定,而以GDP为主要目标的国民收入核算注重经济产值及其增长速度,体现为“以物为本”,但它无法显示这些物品和劳务在市场以外会发生什么影响,也无法显示我们在生产过程中付出了哪些沉重的代价,如“带血GDP”和“含泪GDP”;同时,该指标忽视了社会成本、环境条件、资源基础、分配公平、社会公正、就业状况和社会福利等诸多方面。由于GDP只是一国所有产品和劳动的货币价值,而产出的增多并不等于生活的改善和幸福的增加,有时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由于现实GDP的统计未能扣除因GDP的增长而污染环境所造成的损失,造成GDP增长越快,环境污染越严重的逆向发展,如果在GDP总量中扣除环境污染的损失,有些地方可能会是负GDP的结局。
(2)优化发展目标是关键。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和政治发展,是全方位的发展。改革开放30年来出现的主要问题是发展目标欠优化。因篇幅关系,本文仅就经济发展方面,谈谈如何优化经济发展目标,提出以下一些对策思路。
①优化的对象。优化经济发展目标其对象主要是指:产业升级、技术升级、开放水平升级和城市化水平升级四个方面。通过这几方面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的优化,使广东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区域。为此必须做到:一是聚集人口、聚集经济和聚集产业,并对人口、经济和产业根据发展目标进行必要的调整与重视,实现强强联合,优优互补,使广东成为全国示范区。二是优化发展,即优化开发和优化人居环境,控制国土等资源开发强度,并扩大生态空间比例。在处理环境伦理与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要注意理顺经济和生态完整保护的关系,要用生态分析对经济分析作补充。现在,除经济分析外还要进行环境影响分析,既然我们同时追求经济福利和重视环境价值,就应将环保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二者放在并列位置,当二者发生矛盾时,应让位于环保。
②优化发展的核心。广东要在全国先行一步,必须继续研究省情、国情和“世(界)”情,找到广东在全国和全球中的定位,进一步发展的制约条件和解决方案,从而不仅要构建和谐社会,而且要率先建成“緑色广东”,率先建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示范地区,这是广东人的神圣任务。为此,优化发展的核心应该是:优化土地和水资源,优化能源结构(以优质能源为主)、优化要素投入结构(以知识、信息、技术和教育为主)、优化产业结构(以知识型服务业为主)、优化贸易结构(以高新技术和服务贸易为主)、优化基础设施(以公共交通为主)、优化人居环境(以低污染、减排为主)。
(3)调整投资结构,实现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协调。宏观调控应总体上控制投资,适当压缩不增加就业的投资规模,积极鼓励会大量转移剩余劳动力、增加城镇就业的投资;通过扩大国民经济转移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城镇就业能力来扩大消费。当务之急,政府要放宽个体、微型和中小型企业创业的注册、市场准入和经营等管制;杜絶相关部门对创业和经营的交叉和恶意执法;让利于民,大规模清理和禁止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收费和罚款,对创业和再就业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要建立切实有效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并提供创业和就业培训。建议政府能够调整部门的权力龢利益,让利于民,幷且调整各方面的体制和政策,改善投资与消费的比例,那么,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与就业的协调,就有可能成为现实。
(4)促进产业跨越式发展。经济的全球化,促使我国产业结构的大调整。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定位,正在经历着“中国的组装”到“中国制造”,最终实现“中国创造”的长期跨越式发展过程。从产业化发展的路线分析,国家产业创新体系必须从产业链的分类管理上,从高端到低端全面系统协调发展。无论从资源型、依附型和创新型三大类型的国家现代化发展道路来看,必然要历经产品链、技术链、标准链、资本链和人才链等环节。
一是从分类管理的表面层次看,首先是从产品链、技术链和标准链分别入手,在国家产业政策和产业布局上,努力进入产业的高端,形成中国的产品、技术、标准、品牌和市场的核心竞争力。二是真正发挥作用的是资本链和人才链。资本链是物质财富分布状况的资本地图,谁控制世界资本,谁就控制世界命运。美国强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以美元为标志的金融霸权,即印出来的美元,就能控制全球资源。美元的一举一动,贬值或升值都牵动了世界经济的神经中枢。最近美国发生的次贷款房贷信用危机,波及了欧洲和世界各国与股市行情,我国也受到一定影响就是明证。跨国公司是世界产业结构、科技革命、资本管理和人才资源的有效组织形式,世界500强企业对中国态度的变化,说明中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市场竞争、技术进步、资本流动和人才资源的基本格局,它们将在各个方面对中国产业发展的新成就刮目相看。特别是对于我国当前外汇储备的走向,人民币的升值与贬值等问题,都成为它们重要的研究对象。可见,我国改革30年来积累起来的比较雄厚的资本,对于世界产业、国际贸易、科技力量和人才资源的流入流出等方面,将在改变世界的局面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人才链是精神财富分布状况的文化地图,全世界只用不超过10种语言和宗教,就可以基本上明确我们这个世界的文化地图。自主创新战略和人才强国思想推动国家的成功转变,人才链是产业链的核心竞争力,精神财富控制物质财富。市场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竞争,未来世界格局如何定位,最根本上的目标就是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资本地图和文化地图。“神舟六号”的重要意义是让世界知道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在巨大的廉价劳动力数量和消费市场的潜力基础上,还有高技术人才队伍的自主创新能力,都是令人瞩目的。中国越是发展,别人才越会尊敬你,我们就有可能成为世界格局中举足轻重的一员,到那时我们就会说“中国真正强大了”。中国强大的基础靠的是路线正确,政局稳定,人心所向和企业实现跨越式的发展,生产力大幅飙升,社会财富不断涌现,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未来的中国将会是“风景这边独好”,我们充满着信心面向未来。
3. 实行分类管理的环境保护政策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历史看,必须处理好两个根本关系: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只有经济的发展,没有生态环境的保护,经济发展的成果就失去意义,处理好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其核心是利益分配,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其核心就是要保护和美化环境,把这两个关系处理好了,才能真正构建和谐社会。从我省当前的情况来看,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重点就要实行分类管理的环境保护政策。其主要举措是:
(1)可根据不同的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实行分类管理的、有差别的环境保护政策,限制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的产业,并坚持淘汰小水泥、小钢铁、小火电等落后产能。
(2)建立环境资源价格体系,推行排污权有偿交易,完善污水处理付费制度。运用价格杠杆激励企业加强污水治理,“谁污染,谁治理”,“谁污染,谁补偿”,让治污者赚钱,让污染者赔本。
(3)加强跨地区水环境保护的根本途径是对流域环境保护立法,通过立法使流域内地区和各相关部门明确自己的责任,共同承担起流域内的水环境保护责任。并建议尽快出台《广东省江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条例》等法规,以便有法可依。
(4)对于重要河流,比如广东的东江、西江、北江应设立流域管理局,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双管齐下。
(5)污染项目审批要提高审批等级,实行流域“区域限批”,严格控制新的污染源。
(6)加快污水处理、生活垃圾以及危险品处理等设施的建设。
4. 构建制度创新体系
解放思想,原有的制度在很多方面还不能适应新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与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就要实现制度创新。如何实现制度创新,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可以考虑:
(1)产权制度。中国共产党80多年来的奋斗历史,实际上就是一场产权革命,体现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标志是公有制和私有制。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现代企业制度包括国有经济制度、股份制度、外资制度、民营经济制度以及各种混合企业制度等。现代产权制度包括个人、集体、国家和混合产权制度。产权问题在任何国家都必须首先要明确的首要问题,产权归谁,财产的所有权、支配权就归谁,由此就决定了它在社会的地位和作用,直接从经济状况影响到政治取向。在西方国家,不具备一定财产占有量是不可能参与政治领域的角逐。比如说竞选议员以及其它政府官员,法律规定应具有一定财产占有量才有资格参加竞选的,各个党派和政治组织的组合及其代表人物的贵贱身份是由所拥有的产权多少决定的,没有产权就没有社会地位和政治身份。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总的说来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多元化的产权制度。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法律不断健全,1997年党的十五大承认私营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修订的宪法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样,私有财产与国家财产几乎享有同等地位,这是一个产权制度革命的飞跃。但我们在产权制度方面还很模糊不清,最集中的体现在我国的土地制度、土地产权,从宪法上说,土地是国家所有,农民有使用权,但没有所有权,因此,由于土地产权归属模糊,致使我们今天的土地大量被非法滥用,尤其是地方政府利用土地与房地产开发商交易,政府收取“土地转让金”,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也叫“土地财政”。房地产开发商为了自身利益,大量囤积土地,获取暴利。土地的大量减少与非法出卖所造成的恶果,已十分明显,这就说明,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进行一场全面的清查土地的非法占用,审视在现有的土地基础上,如何进行规划、利用、监管,充分发挥现在土地的最大潜力,为民造福,这是涉及到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的大事,应成为政府必须做的、涉及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性制度。
在现代企业制度方面,我们要实事求是,吸取“公有化程度越大越优越”的历史教训,不搞一刀切,只要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充分就业,增加社会产品,满足人民需要,不违法乱纪,照章纳税,我们就应该允许发展,积极扶持,而“混合所有制”企业可能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方向。
我们要不断地完善和不断的革新现存的产权制度,使之适合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2)信用制度。目前我国落后的主要表现是整个社会的信用程度低,市场发育成熟程度也低。因此,政府决策、企业管理和社会运行的成本和风险很高。没有信用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信仰。如何重建公共道德基础,弘扬中华文明礼仪之邦的浩然正气,在文化教育、科技进步、管理体制和法制建设上,都要做出艰苦的努力。在产业化发展的历程中,如何形成中国的产品、技术、标准、品牌和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全凭企业的信用度高低,它是企业能否顺利发展起着基础作用的保证。信用是企业立足与发展的道德准则,企业要长远发展,一靠诚信,二靠质量,三靠服务。而诚信(即信用)是决定企业兴衰存亡之首位,诚信取信天下,诚信获得民心向往,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需要建立企业信用等级制度,定期和不定期地进行考核评估,以提高企业信用度,取信于民。
(3)风险制度。当今世界风云变幻莫测,突发性和不确定性的风险大大增加,要真正树立“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不要超越阶段提出社会经济发展的奋斗目标,避免各级领导干部盲目的“政绩观”所带来的决策失误。面对突发性事件的不断出现,企业应有忧患意识,居安思危,从最困难的方面设想,多做“几手”准备,因此,企业应从实际出发,构建企业突发性风险应急救援制度,预留企业风险基金,以防不测事故发生,保证企业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
作为政府更应该做好突发性和不确定性的风险准备,比如“非典”和年初我国南方出现的百年一遇的冰雪严寒,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严重的灾害和困难,暴露了我国风险意识的脆弱和风险制度的缺陷——我国国家的应急系统似乎还停留在许多年前的计划经济时期,现在是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时候了。当务之急,应该建立完善、科学、高效的国家应急机制,其目的是要防止任何特大自然灾害的发生,要对这些特大灾害事先做好准备,一旦灾害发生将其破坏程度降低到最低水平。中国应该成立一个类似于美国紧急救援管理署那样的国家应急管理指挥中心,尽量避免出现“一失皆失”的局面,提高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
如何将灾害破坏程度降低到最低水平,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一是基础设施行业(如能源供应、铁路、高速公路、电网、水源业、水坝、通信网络、计算机网络、医疗卫生、食品供应等),要按照各自行业的特征进行详细的灾难风险评估,在此基础上建立各自的服务持续计划和灾难恢复计划。这些计划不但要建立,并根据新的情况加以充实和修改。二是需要有一个机构来协调涉及跨企业、跨行业、跨省市的协同努力,统一指挥,形成合力。三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要慎重考虑各种灾害的可能性,在规划建设每一个基础设施工程时要充分留有余地,以防万一。四是从上至下建立全民忧患意识,未雨绸缪。比如各电网要定期测试紧急供电系统,电台定期测试紧急信号等等。
不断完善我国的产权制度,构建企业信用等级制度和风险制度,是在新一轮思想大解放中,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基础性制度的重要制度保证。我们要不断革新,探讨新的发展经济途径,以适应经济全球化,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2008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