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昌谋 

　　一、改革开放30年，广东一直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排头兵，无论是经济总量、出口总量、外汇收入、财政税收等等，但凡属于经济可量化的指标总是排行国内第一。30年的发展累积，改变了广东的面貌，改变了广东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变了广东的社会形象。

　　但是却有一点让各级领导大伤脑筋，那就是广东最贫穷的地方，可比得上全国落后的乡村。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历届党委和政府采取了许许多多的措施，如富市帮穷市，对口扶持，省党政各机关（包括中央驻粤单位）派员下乡，推行电视下乡，村村通公路等等，尽管有许多成效，但并未有从根本上改变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的“三农”面貌。

　　问题到底在哪里，如何看“三农”？

　　所谓“三农”，我认为，“生活在农村广大地区（农村）的，以农业作物生产为主要经营方式（农业）的劳动者群体（农民）”，这样的定义比较符合我国我省 “三农”的实际情况。

　　我认为，我国我省现在的“三农”状态是中国五千年农业国的产物，要从根本上改变它的面貌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30年的改革开放也只能使城市地区实现中等小康水平，“三农”问题的改变没有50年的时间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发达的城市和落后的农村和山区同时幷存是历史的必然，它不是那一个书记、省长的无能，它不会使人丢脸，因此，从思想认识的层面上要立足于长期的规划，尽量避免短期行为。

　　二、“三农”问题的最大难点是农业

　　因为农业生产不同于工业产品的生产，农产品是国人生活的必须，它不能少，少了就要捱饿。解放以后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粮食定量供应，让每个中国人至今记忆犹新，那时候是“手中无粮心里恐慌”，但是它又不能太多，多了没有那么多的地方放，也就是说它的总需求有一个度。

　　由于这个“度”的限制，大量的农民同时进行生产，平均每人所得就显得很少很少。全国和广东的统计都表明城市和农村的人均收入差别大约是4至5倍。

　　为了提高农民的个体收入，在生产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只有减员，即减少农民的数量，或者说是提高城市化率，从现在的30至40%，提高到70至80%，那时农民的收入将会有大幅度的提高。若提高到90%，那时农民可能比一般的城里人都富。

　　三、多余的农业劳动者到哪里去？

　　这是问题的症结。改革开放30年，广东大量地吸纳了农村的富裕劳动力，数以千万计，他们不但为进入地带来了繁荣，也为出发地的家乡生活的改善作出贡献，单单是一个东莞的虎门镇外来打工人员每年从邮局彚出的总金额都超过100亿元。

　　我国大量富裕的农村劳动力造就了中国的“世界工厂”，30年来，这个“世界工厂”成了中国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最终目的地，成了所谓的“农民工”。但是这些“农民工”普遍的特点，是文化程度太低，只能从事最低层次的、收入最低的体力劳动（即使如此也比在农村里收入好），从本质上讲他们都是出卖体力和青春，一旦青春期过去，体力不支就随时都有失去工作的可能。一旦失去工作以后，这些务工农民在城市里，靠什么吃饭，靠什么生活？他们“打工”期间的收入和积蓄又能支撑多久？当“返乡团”回到农村去就是他们的最终出路。现今很多人士认为，应该给他们城市居民的待遇，这是很人性的说法，但是，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来看，若是如此就会使刚刚有了生气的城市一下子就窒息而亡，这么一大批无知识、无文化、无体能的“居民”，城市政府要给他们房子住，给他们饭吃、衣穿，政府财政不给压垮那才怪，正因为这个原因，各地各级政府都对城市入户实行严格的管理。

　　城市的发展是“三农”问题的最终出路，只有城市发展扩大了才能吸纳更多的“农民”进城，但如果在城市发展前就开放城市，不但城市发展不了，也从整体上堵死了以后的农民进城的希望。

　　四、“返乡团”为什么返乡？

　　青年农民进城，老年农民返乡，是开放开发30年的普遍规律，（如在城市里的比例很低），问题的结症在哪里？

　　根本的原因是进城的青年农民工受教育的程度低，文化水平、知识水平的实际状况使他们不能在市场经济中找到稳定的能够与提供他们在城市站稳脚根相适应的收入水平的工作。供不起房，更买不起房，没有房（租、供、买均可），便没有家，这是很普通的道理。

　　要使农民进城后不再返乡，必须提高他们进城之前的文化水平，使他们在城市里，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具有与城市人大致相等的竞争力，能够找到可供他们长期在城市生存生活的职业，在城市里“成家”。古云：先成家后立业，现在是倒过来，必须先立业才能在城市里成家，无业不成家。

　　五、“三农”的正解

　　“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答案，应该是也只能是大量地减少农民的数量，全国现有九亿农民，如果能减少到二、三亿，“三农”问题就不再成为国家的问题。

　　大量的农民进城并在城里立稳脚根，如上所述就必须在进城之前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的文化教育水平，这是最正常的认识逻辑。

　　提高农村儿童的教育水平，必须实施全民免费义务教育，教育改革是“三农”问题解决的最核心问题，要让农村的孩子能接受城里孩子同等水平、同等质量的教育，这是目前国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和任务。

　　六、教育改革的方向

　　“三农”的出路在城市化，城市化的实现要靠农民的子女文化水平的提高，农村儿童文化水平的提高要靠教育的改革，把教育的资源大量地向农村倾斜，教育资源主要投向义务教育。因高等教育社会化，把大量的教育经费和资源从高等教育中解放出来，是世界上普遍的做法，它也应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方向。

　　可以相信，如果我国的教育按照这一原则执行，不用30年，“三农”问题便不再是困扰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头等问题，那时国民的教育水平、文化水平，国民的普遍素质会有根本的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便自然的会自行调整，高附加值的产业会大量的涌现出来，国力会更加强大，人民的生活会更加富裕。

　　七、改革的难题

　　上面所说的教育改革方向，各级党政领导都清楚，问题的结症在于谁来推动，谁来执行？

　　不是说要用科学的发展观来规划发展方向吗？教育改革是不是最具根本性的改革？

　　不是说人力资源的投资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投资吗？

　　不是说要尽快缩少城乡的差距，减少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吗？

　　但是实行起来，为什么那么难？国家教育法规定教育的投资在“八五”期间要达到GDP的4%，现在已经是“十一五”了，很多地方教育的投入却不到2%！

　　问题的核心在于政府的框架，在于改革不到位。政府是由各个部门组成的，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经过近30年的磨合，各部门之间的权责界线已经非常的清晰非常细微了，每个部门都把精力放在把本部门的权力边界数量扩大上，但不要侵害其他部门；眼晴时刻警惕着自身的权益是否遭到别人的侵害，这种权利的博弈实际上是这新时代的“诸侯割据”，只不过是割据的不是地权而是事权。

　　八、中央和地方

　　教育问题是最大的公共事务，涉及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前途，理应是国家财政统一管理，免费义务教育理应由国家财政埋单，但中央财政始终不表态，不但如此还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农村义务教育由县级政府统筹，要知道国家那么大，全国的县级发展的水平极不平均，有的极贫，有的极富，这种政策导致农村教育发展的大分化，极大不公，贫富的差别体现在教育资源的筹措上。

　　教育经费也不应该由市、省级统筹，国家问题之大，在于各地发展不平衡，尽管历史原因比重很大，但是如果国家不干预，不作为，这种状况不会改变，只会越来越扩大，30年的实践证明就是如此。

　　国家说现在是干预了作为了，方式是转移支付，问题是到目前为止这种方式效果并不理想，是否可以解放一下思想作出另外的决策？

　　我认为，在免费义务教育上，国家应在全国范围内，不分东西，不分城乡，应该制定出一个统一的经费标准，统一由国家支付，至于各地方政府，它如果认为必要和可能，可自行对所辖范围进行追加，国家不予干预，不扣减国家支付额度。

　　九、解放思想

　　现在全国全省范围开展新一轮的解放思想，为谋划长远发展，要打破旧有的思维模式，解放思想约束，我认为这是为教育改革吹起来的一般强劲的东风。

　　在30年改革开放建立起来的经济基础上，我们应该有一个更新的发展目标，如果说前30年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相对富裕的国家，那么现在开始的30年，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全面提升全国人民的思想文化素质，提高全民族的教育水平，把大量的财政资金投放到全民教育上去，是历史的选择。

　　教育水平提高了，全民族的素质提高了，困扰国家的“三农”问题可以缓解了，困扰城市的治安问题，社会不公问题也都可以大大的减缓，若能如此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2008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