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元亨 

　　自从上世纪末，珠江文化研究会致力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资源的开发以来，“十三行”在海上丝路的重要地位日益凸出。作为十三行行商谭世经的后裔，当责无旁贷对这一历史文化资源予以深入发掘。这十年来，在高校教学与科研之余，我以较大的精力，投入到长篇历史纪实《一个十三行后裔的口述史：帝国商行沉浮》，及百万言的、纪録十三行后裔所承受的历史重负之《十三行遗嘱》三部曲，目前均已完成初稿，还未进入修改。与此同时，省政府文史馆馆员、著名电影剧作家于力关于十三行的长篇小说，也已近杀青。为完成这些作品，我们在全国各地调阅了很多的历史资料，纠正了若干以讹传讹的史实，如十三行是明代中后期便已形成，而非康熙开海禁后仅统揽外资85年等等。

　　毫无疑义，十三行是中国外资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华彩乐段，这对于今日中国的改革开放有着非常重大的借鉴意义，是难得的一面历史镜子。通过文学、影视等形式予以表现，很有必要，也极具价值。因此，我们的作品尚未完成，约稿者已纷至沓来，反而广东未见动静。对于自身文化品牌的认识，显然有些麻木了。

　　从深层而言，也反映了广东对十三行研究的严重滞后，我们在采写、搜集资料之际，就感觉到了这一点。

　　有关因素的影响，海上丝路研究，尤其是十三行历史的发掘，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进展，甚至连国外的关于中国明清外资的论著都不曾加以翻译。从整体上说，迄今未有超过70多年前，年仅27岁的梁嘉彬所着的《广东十三行考》。而70年前，无论是资料，还是考证，由于条件的限制，都不可能有今天这么好做。遗憾的是，学术上的浮躁，课题申报方式上的缺陷，本来很有可能的推进与深化，也就这么给“大呼窿”掉了。

　　因此，对十三行的历史背景、体制、贡献与局限、经验与教训，尤其是对其作为民商却被视有官商色彩的双重身份，既富可敌国又可一朝倾覆之脆弱等等，都欠深入独到的分析，更严重的是，大量的史料仍沉埋在国内外未有人予以查阅、发掘。

　　由于认识上的不足，对文学、影视的创作造成负面的影响，使之难以达到历史与逻辑的一致，以及艺术上的高度。

　　作为道光年间“十三行”的“八大家”——“潘卢伍叶，谭左徐杨”的几家，我家与潘家一直是世交，如今更是在同一高校（华工）任教，自然，潘、谭的史料，我们已在做，而“左”当为“左恒公”梁家之误，也就是梁嘉彬的前辈梁终国，也有专著研究了（潘、梁两家均为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黄启臣所撰）。值得思索的是，我们同为十三行后裔，全都已离开了商界，也就如黄启臣专著所云，前几辈人均已弃商从文了，有人称这是“十三行遗嘱”作怪，其实却是历史带来的创伤。謡谚从“潘卢伍叶，谭左徐杨，虎豹龙凤，江淮河汉”的宏阔，变成“潘卢伍叶邹，谭左徐杨邱，虎豹龙凤狗，江淮河汉沟”的讥喻，颇发人深思。

　　因此，十三行的沉浮、兴废，内中深刻的历史遗训，不是几句话所能说得完的。这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所以，目前已有的话剧、歌舞等当然不错，让我们来看，却仍未能到位，显得简单了点。这本是一个大题材、大制作，应有大震撼、大思考才对，不要草草应付掉了，坦率说，我也出版了上百本文史哲类专著了，但对待“十三行”这个题材，仍感到相当吃力，所以一写就是十年，还不敢轻易动手去改。出手务必是精品才行，否则也对不起前辈们的艰辛苦楚，有负于这一段沉甸甸的历史。

　　如何总结前一段关于海上丝路以及十三行的研究、开发的经验，从而将这一广东重大的文化品牌亮出去，在改革开放30年纪念之日，当是迫在眉梢了。所以，谨在此提出相关的建言：

　　一、组织一个扎实的学术班底，尤其是翻译人员，全面发掘国内外关于“十三行”的历史文献资料，在这基础上，再进行深入的、到位的研究，无论如何应该有超过70年前《广东十三行考》的学术成果，当然，这需要对当前课题招标方式有所改善，让真正的研究者不被“忽悠”。

　　二、组织好“十三行”这一题材的各种文艺形式的创作，本来，在中国历史上，它比晋商的“银号”、徽商的“钱庄”等，其意义和影响很大。而当今影视，前者宣传力度却强得多，这实是广东不应有的缺失。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当更珍重这一难得的历史品牌。

　　

　　2008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