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元亨

　　自上世纪末，我国“大学城”便开始兴起，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在以科技为主要竞争力的时代，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高校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1999年，位于北京城外40公里的河北廊坊经济开发区，划出2万余亩地，投资120亿元，建设“东方大学城”，城内可容纳25万名学生与教职员工。紧接着江苏、浙江、广东等地，纷纷开发建设大学城。其中，仅2002年，全国就有10多个大学城项目破土动工。迄今为止，全国大学城已达50多个。而在广州的规划中，还有几个大学城待建。尽管全国大学城规模已经可观了，但大学城的历史，在中国仍不足10年。

　　这里说的是规划建设的大学城，而非自然形成幷发展着的大学城。即广州小谷围与石牌六校之区别，如我在前一篇建言中所说的。因此，作为规划建设的形式，当先有理念，后有规划，按道理，应当是考虑得比较成熟，方方面面都相当到位的。但是，由于攀比心理，仓促上马，加上各自为阵，别说大学城建筑特色乏善可陈，甚至在建城理念上都不成熟。市场化、社会化，这没什么不对，过去大学办社会的模式早该摒弃了。但是，一说市场化，交通部门为赢利，就可以在大学城无视老人优惠政策，把没带零钱的老教授撵下车，就可以让学生比居民多交一元方可进学校，至于各项社会设施，就更谈不上完善了。让那么多大学分一块地进大学城区，造成资源、人力的浪费，教师与学生脱节，这恐怕更不是建城的初衷吧？

　　其次，在发达国家，自然发展的大学城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而作为规划建设的大学城的历史，也有半个世纪了。我们可参照的，当是后者。这可以有美国密苏里大学城、日本筑波大学城为先例，一如我上篇所云，当补上这一课，去“西方取经”了。

　　其实，近在东方的日本筑波大学城，我们早耳熟能详。其大学城的构想，是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在他1961年的《日本列岛改造论·大学篇》中提出了筑波大学科学城的蓝图。但日本政府仍经过上10年的酝酿、争论，反复论证，这才于1970年为内阁会议通过，1973年又通过相关法案，同年10月，于东京东北约60公里的茨城县土浦市，建成了一座规模宏大、且颇具远见的面向新世纪的新型大学。其办学理念开宗明义：在基础和应用科学方面，同国内外教育和研究机关以及社会之间，加强密切的交流与联系，在取得科学协作成果的同时，有效地进行教育和研究，以培养具有创造性才能和高尚品德的人才，为推动学术文化的发展作贡献。

　　平心而论，筑波大学编重的是应用科学，但它对过去大学陷于狭隘的专门领域，造成教育与研究两方面的停滞、固化与脱节，从而远离社会现实的历史，则有着很好的反思。它提倡“教育与研究新体系”、“新大学自治”、“开放的大学”等全新的理念，欢迎不少科研机构进入，如国土地理研究院、高能加速器研究所、国家科学博物馆筑波研究中心等，如今，还有60个左右教育与研究机构进入筑波大学城，为此，它也被誉为“学园都市”与“日本硅谷”。而它大胆的改革举措，至今仍为世界所称道。这些就不一一道来了。仍举一例，日本12位诺贝尔奬的获得者，有3位即四分之一出自这所大学。

　　当然，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国情，但大学城当有一个全新的办学模式，却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人口多，国土大，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素质不一，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如何应对这些，是不可以生搬硬套他人的经验。如何从发展的观点、生态的观点，整合好这么一种多校进入、分区划地的现状，让不同观点产生碰撞，从而激活出一种新的管理理念等等，都需要认真地思考。

　　因此，本着办学的宗旨，我建议：

　　一、在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同时，让各方面充分阐述各自不同的意见，联合国内众多的大学城，总结近十年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找出差距予以对应，使之走上良性的、健康发展的道路。

　　二、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大学城建设的理念，不仅仅是市场化、社会化，也不仅仅是“产、学、研”相结合，还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在人才培养、文化整合、社区环境、人文生态上，都应有全方位的思考与全新的创建，从而赶超发达国家的水平——拓开思路，相信会有新的发现、新的对策、新的模式出现。比筑波大学城更具特色、更完美、更具优势。大学城不是把大楼撵到一起便是的了，而是应当，而且首先应当有大师、有名牌的研究机构、名牌的学科，总之，有自身标志性的旗帜。

　　三、由于一校多区、一区多校，造成管理机构庞杂，教师疲于奔命，学生无所适从。表面看，硬件的资源配置没问题，有了电梯还外加上楼的无障碍通道，可软件的优化配置却遥遥无期，一区多校，各自为阵、划地为牢，谁的专业优势无从问津，如何共建信息平台、各校互相自由选课、实验室共享、研究机构整合、教学实践基地全面开放、举办全城的跨校学术讲座，乃至于文艺汇演等等……显然，这仍是一个理念上的提升与创新问题，方可使当今大学城人文生态的失衡，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2008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