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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记忆

  回忆往事,有许多事情仍记忆犹新。想起1960年考进母校——中山大学的第一天,到65年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有许多事情觉得还是昨天发生的事情;虽然40多年过去了,但对我们地理系自地65届这个班集体仍是留恋不舍。因为它有很多事情在我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中有几件事情看来是小事,但在我脑中印象特深。

  首先一件是60年粮食困难时期,班里的几位女同学,把她们定量的粮食减下来,捐献给班里的其他同学。由于58年的“大跃进”不少地区刮起了浮夸风,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再加上国外帝国主义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和苏联对我们国家的逼债,使得当时整个国家的粮食和副食品都十分紧张。有不少农村公社的食堂无米下锅,社员的粮食也严重不足。城市的居民由于国家照顾每月有20斤或24斤定量。对大学生国家特别关照,每人每月定量为30斤。30斤粮,今天来说是不少了。但我们这批刚进大学的学生,个个都是20来岁的小伙子,还正在长身体哩!当时因食油和副食都紧缺,加上大一的学习任务较重,30斤粮食也就不算多了。班里有一些个子较大,平日又喜爱体育运动的小伙子,一天三餐,一日一斤粮食确实是吃不太饱的。就在这时,班里的4位女生,如刘曼明、邓瑞莲等,她们主动提出:她们每月只吃24斤定量,节约下来的粮食捐献出来,分给食量较大的男同学。这一举动一直延续至63年,国家国民经济好转,中大学生食堂的米饭又重新畅开供应。也许现在在校的同学会说:几个粮食何足挂齿!当然,在今天,我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粮食生产又连续五年取得好收成,粮食早就畅开供应,几斤粮食是区区小事。但在当时有些地方或农村,一根红薯或一碗稀粥也许就能救活一条生命的那日子,我们班的女同学能作出这样的举动,我认为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当时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

  另一件小事是4尺布票。因为60年考进中大的学生,大都是来自广东农村的农民子弟,家里的经济都比较困难。特别是男生,头发长了每个月必须理发一次。可是当时中大市场的理发店只有一家,理个发至少也得4角钱,而且经常还得排队。4角钱今天来说是一件很小的数目,可是在当时来说至少是一顿饭钱,那时的一斤大米才1角4分钱。当时有不少同学想给家里写封家书,或给考到省外的原高中同班同学写封平信……。一封信当时只贴8分钱邮票就行。但对我们当时这些穷学生来说仍有一定困难。所以,我们班的许多男同学建议:叫班长去找校方联系,我们去搞些勤工俭学,用挣来的钱买套理发工具,同学们自己互相理发。可是,理发工具买回来了,却没有理发用的围布。要买围布就得用布票。当时布票是每年定量发给个人,定量只够做一套衣服,而且广州布票才能在广州使用。做个围布虽然只需几尺布票,确实大家都还有点为难。就在这着急的情况下,班里的李桂森同学则自动把他的4尺广州市布票捐献出来了。而李桂森同学自己身上穿的上衣背肩还有一个大大的补疤,而内衣也是有半节是接补的。桂森同学能为集体作出牺牲,我认为没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和良好的道德品质是做不到的。

  谈到我们自地65届这个集体,我始终为她感到自豪和骄傲。我虽不敢说我们的班级是一个战斗的集体;但起码我可以说她是一个团结的集体,向上的集体。当时,无论是学校的义务劳动;革命歌曲演唱比赛;全系或全校的篮球比赛;甚至学校的爱国卫生运动,我们班全体同学从来都没有落后过。回想起来,我们班能够这样,是和当时系的学生党支部和班的团支部对我们的引导,班委会对我们的关心以及平日大家热情的政治学习分不开的。记得快毕业的时候,班里的团支部和班委会,把我们五年来在中大获得的各种奬状集中起来,贴在一块近两个平米的黑板上,几乎贴了整个黑板,拍成一个“集体照”。它代表我们自地65届的集体荣誉,我至今仍然把它保留在我的私人相册里。

  (张奕宏系中山大学自然地理专业1965届毕业生,重庆市自然博物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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