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写罢《我永远感念母校地理系》一文以来，这些天来我的余兴一直都犹为未尽，仿佛回忆的闸门一旦给打开，要想把它关上就不那么容易了。这情形或许有点儿像幼年时玩陀螺那样，当抽紧绳子让它旋转地落到地面之后，总是要凭着惯性转上好一阵子，然后才会慢慢地停下来的。也好，就趁着余兴还在，写一写至今尚能依稀记得的当年康乐园里的一些琐事吧。说实话，在母校地理系读书的那段岁月确实也太值得怀念了！

　　（一）

　　我们经济地理班的男同学当年都住在校园中区地理系学生宿舍，全班分住第一层搂的101至103等3个寝室，每个都是8个人。3位女同学则住在东区的“广寒宫”里。全班的分组也因此分成一、二、三等3个组，女同学是拆零编入。我住102，故属于第二组，同组有陈进尚、曾庆云、韦德贤、熊智、廖玺华、曾祥章、梁承义等。女同学刘士英归在这个组内。

　　当年是强调政治挂帅的年代，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开学不久，我们首先就遇到了反右派斗争，之后是“红专”大辩论、勤工俭学运动和除“四害”运动，接着又有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运动，到后来还有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等。

　　我们的小组活动大多都要配合政治形势来进行学习和讨论，其目的是要帮助同学们提高政治认识、解决好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入学后的一段时间里，每周至少都会有一次全组会，其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时而多一些时而少一些，而到了三年级以后好像就不那么多了。

　　这种分组活动，总体上来说，对全班同学都能跟上当时的政治形势是有积极作用的。然而，要论其实际效果，对不同人却是有所不同的——有的好一些，多半人大体都如此；有的则没有那么好，甚至还发生了一些误解，结果留下了后遗症。后一种情况的产生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中包括与工作方法上过于简单、粗糙、甚至鲁莽都有不少关系。就我后来所知，在一些同学当中就因此留下了不少积怨。

　　同学之间，由于经验不足、历练有限而又年轻气盛，产生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自然在所难免。现在看来，当年的一些教训当然是很有必要引以为戒的。与此同时，当几十年都已经过去了以后，我们同样也有必要好好地想一想，四年同窗共读的那段特别短暂却又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毕竟已不可能重来了。因此，我深深地感到“有容乃大”这四个字对我们大家都是值得共勉的。

　　（二）

　　在我们入学后不久的一个深夜，康乐园里已是万籁俱寂，人们都在梦乡中畅游着。忽然间，我所在的102寝室不知是谁大声喊叫了一声，顿时，有人以为有贼入室行窃便立即呼叫了起来，于是抓贼的声浪不仅整个寝室都被惊醒了，而且也让整座宿舍楼的许多寝室都纷纷拉亮了电灯，一些同学甚至还跑到楼道上相互瞭解究竟发生了什么。

　　当时住在楼上的自然地理班三年级同学董效舒，一听到喊叫声就已三步并作两步地一马当先跑到了宿舍楼前的草地上。他以高度的警觉四处搜索着，可是当他折腾了好一阵子之后却是无功而终。接下来，就听到有人这样地议论开来了：唉，还是回去睡觉吧！可能是这些新来的同学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心理上太过于紧张了吧？！

　　（三）

　　按照当年的惯例，邮递员把报纸、杂志送到学生宿舍都需要由住在一楼的一位同学代收，然后由他逐一分送到订户。此项差事好像是上一年级经济地理班的王贵桓同学转给我来承担的，我自然乐而为之，反正这并不会躭误我的功课，只不过多花费一点课余时间而已，其好处则是可以扩大我在同楼同学中的接触面。我没有想到的是，此事后来居然还让我获得了一笔劳务上的收入——这在我人生中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新鲜事！

　　不过，上到二年级时我就得罢手换人了。当时，我当然是循例转交给了下一年级经济地理班的同学——在我的记忆中好像是钟烈元同学，再往后是刘琦同学吧。

　　（四）

　　还是在一年级时的一天，那天天气特别地晴好。下午由于没有课，其他同学或者去了图书馆，或者到外面办事去了，寝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在复习功课，倒是格外安静的。在我正全神贯注地复习功课的当儿，突然有人在寝室门外发问道：房间里有同学吗，我们可以进来看一看吗？当时大门是敞开着的，只是里层还有一道纱门掩着。我边抬头边招呼道：请进来吧！接着便有人推开纱门走了进来，尾随大约有三到四人，我也赶忙起身迎了过去。

　　其中一位很有学者风度的长者见我走了过来，便十分和蔼地问道：你是从哪里来的？我回答说是从海南岛来的。他一听到我的这个回答，立即非常亲切地特别“哦——”了一长声，然后又十分亲切地问我睡在那个铺位。当我指出自己的铺位后，他的话也更多了起来：啊，你是睡在上铺呀，会不会跌下来，能睡得好吗？你上下铺位要特别小心才行呀！他一边说着还一边仔细检查起我睡的双架床来。随后，他轻轻地拍拍我的肩膀便走出了寝室。

　　在楼道上，走在最后的一位年纪较轻者回过头来悄悄地告诉我——他就是陈序经副校长！一听说是陈校长，我身上顿时就好像一股暖流涌动了起来，激动得伫立在那儿，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就一直深情地目送着他远去……

　　（五）

　　二年级第一学期刚开始，为了向校庆献礼，我们班接受了一项任务，就是参加比例尺为1∶500的校园地形测量，以便最终为校园制作一个模型沙盘。当时我是一个测量小组的组长，领着两位同学在校园东北部进行测量作业。由于同时还要上课，那一阵子搞得我忙乱成了一团，结果不知是什么时候出的阴差阳错，导致一幅刚开始进行测量作业的图幅不翼而飞。

　　此事被校方有关方面知道后，立即当成了一个典型的失密事件。于是，校方有关方面专门发出通报把我批评了一顿。通报内容具体都怎么写，我现在已记不清楚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受到通报批评，自然也让我增加了这样的一种经历和体验。

　　当时，我内心里认为此事是被小题大做了，所丢失的那幅图纸才不过刚刚布设了一些测点，其他的各项数据都还没有记上去，何来有密可失！这是一；二、也从来没有人向我做过调查，问清楚丢失的到底是一幅什么样的图纸，没有弄清情况就断定我失了密。

　　不过，我当时对此却是十分坦然的，既没有找谁作解释，也没有向谁提出申辩。我心里想，反正事情已经发生了，人家也都那么说了，解释和申辩能起什么作用呢，不如把这当成一个教训来吸取好了——诚如俗语所说的那样“吃一堑长一智”吧。正是因为记住了这次教训，我后来凡是使用地形图，都会特别在意地好好加以保管，从此再也没有给自己惹什么麻烦了。

　　（六）

　　    二年级时，神州大地已兴起勤工俭学之风。我们班在这方面一点都不落后于人，很快地就承接到了位于广州工业大道的一个氧气厂建设工地的任务，于是，除了病弱者以外，全班同学都意气风发地在那里干起了地基挖土和推车运土、甚至是挑土等体力劳动。

　　对在氧气厂的这段勤工俭学劳动，我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了，主要还是靠刘士英同学的帮助，才使我记得当年确曾有过这样的一件有趣的事情，即：全班同学不分男女全都住在一个大仓库里，具体安排是女同学靠里、男同学靠外，彼此之间仅以一条布帘来相隔。

　　后来，有一天的下半夜，忽然有一位同学在睡梦中唱起了电影《柳堡的故事》主题歌来，顿时把许多同学都搅醒了，可大家这时却都不约而同地不发出响声，而是静静地躺在床上乐着，谁也不愿中止这美好的夜半歌声。从此，大家便把这个夜半歌声的故事当成了我们班的一个经典佳话流传了下来。

　　    写到这里，我想说，我在氧气厂参加勤工俭学劳动完全可以用“有头无尾”四个字来形容，原因是后来班里已把我单独抽了出来，派去接受了另一项新的勤工俭学任务。

　　这项新的勤工俭学是到广州中苏友好展览馆当一名清洁工，我被分配的任务是清扫展览馆室外的场地、道路和厕所等。大家知道，在当年人们的观念上，这样的一种工作是不被看好的。面对这种现实，我感到自己作为一名新中国的大学生参加勤工俭学，正好可以表明，社会所需要的每一项工作不应有贵贱高低之分。

　　于是，每天上班，我胸前都会佩戴着白底红字的中山大学校徽，拿起打扫工具大大方方地幷且也是认认真真地去完成自己的任务。实际上，那段时间我所遇到的人们，凡是注意到我是中大学生者，大多都能投以理解和尊重的目光，倒是很少能够看到露出十分惊讶的神情来。

　　在展览馆勤工俭学的此段实践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对待一项社会所需要的工作，当人们存在有不同的看法时，在乎的应当是自己的观念，而不是别人会怎么看。自己心中能够做到坦然以对，则顾虑往往也就会变得多余了。

　　（七）

　　大约在三年级第二学期的后半段时间，系里已有意安排我提前毕业，故特别把我从班上抽了出来，让我随同本专业毕业班的3位同学——林幸青、陈汉欣、李旭庆等前往江西省南昌市参加全国南北水运网规划的调查工作。

　　我们在南昌的那段时间好像有两个月的光景。当时适值夏季，南昌的蒸热难耐让我一直都忘却不了。白天工作上忙这忙那倒容易分散注意力，最要命的是晚上的时间很难熬。

　　当时我们所住的省交通部门招待所，其设备之简陋是今天的人们想象不出来的，不说现在普遍使用的空调那时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就连电风扇也是属于奢侈品之列，招待所当然不可能配置。

　　尽管我们的睡铺是用棕绳编成的，上面也只铺一张草席，倒是挺透气的。然而，每天上半夜，我都不敢躺下来睡觉，因为这很容易全身汗流不止。我只能坐在床上不停地摇着扇子，一直摇到下半夜又累又困了，这时才不由自主地倒到床铺上稀里糊涂地睡了过去。当年所盛传的南昌是长江流域“四大火炉”之一，我真实地感受到了确实名不虚传。

　　此外，每天晚饭后都要到抚河里去游泳，也给我留下了非同寻常的印象。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河水的温度很高，我每次去了都不敢久留，因为即便只是置身于水中，依然还是会冒出一身汗；二来则是在我身上发生过一件抢救溺水者的事情。

　　那时有一天我游完泳刚回到招待所，黑龙江交通学校的一位女同学已上气不接下气地追了上来并向我喊话：老广同学呀，我们学校的一位男同学游泳失踪了，请你赶快去救他吧！一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求救声，我立即拔腿往抚河跑去。但当来到河边时，只见很多人都站在岸上探头张望着，河面上却是一个人影都没有，不禁让我大吃了一惊。然而，救人毕竟是一道无声的命令，我没有时间多想，便“扑通”一声地跳入了河中。

　　在河里，我一会儿潜入水底一会儿又浮出水面，这样地转了一大圈就是找不到溺水者。正在我一筹莫展之际，有一个人从河对岸把一条小船向我撑了过来。在小船的帮助下，我后来终于在一个大木排底下找到溺水者并把他拖了出来，随后又推放到了小船上。

　　可是，为时已经晚了，因为溺水者送上岸后，无论人们怎样施行人工呼吸术，随后还有医务室医生赶来打强心针，均告回天不能。当时有一个人似乎有过这方面的经验，他根据现场看到的迹象这么判断道：溺水者可能是憋气死的；要是他肚子里灌饱了水，可能还会有一线希望。

　　过后，当回想起这件往事时，我真不明白自己当时竟然会有那么大的勇气和力气做这件事。我不仅水性非常一般，而且从来就没有学过水中救人的本事。因此，一些知情者都说我是太鲁莽了。

　　应当承认，这种批评是很中肯的。可是，在那样一种紧急情况下，作为来自中山大学的一名青年学生，我也容不得自己有所迟疑，因为在当时救人可是第一要紧事！或者可以说，这纯粹是一种责任心所使然吧。

　　（八）

　　在四年级当中，系里决定由钟衍威副主任宣布严崇潮、马清裕和我3人提前毕业，要我们参加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华南热带生物资源科学考察队，前往福建省开展闽南热带生物资源科考工作。紧接着，我们就随大队人马出发了。当时，我们3人都被安排在由广州地理所陈骏、黄远略、覃文清等组成的经济组。

　　到福建算是我第二度出省了。那里给我最强烈的印象，就是其粮食紧张状况自南而北地呈台阶式递增之势。我们出省后的第一站是福建南端的诏安县，该县除了在大街上拉起热烈欢迎的大横幅外，还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隆重款待了我们。宴席之丰盛让我大开了眼界，这表明，那里的粮食紧张状况离严重程度还远。

　　之后到了漳州，情况就有变化了。地委招待所有一个规定，就是每人每天的粮食供应量限定在1斤上，多了不行。后来到了泉州，则减为8两。再后来，我和福建师范学院的一位同学前往省城福州收集资料，第一顿晚饭只能凭当天长途汽车票吃到1碗稀饭。那位同学感到过意不去，提出要我和他回到师院吃客饭。没想到，到了师院后却吃了闭门羹——由于粮食紧张，师院食堂已取消了供应客饭的制度。

　　不过，在福建的那段时间里，闽南人的功夫茶给我的印象倒是挺深的。

　　有一次，为了收集一个山间盆地的资料，由我一个人冒着倾盆大雨赶山路前往一个国营林场。当年的闽南山区，华南虎的出没可不是什么新鲜事，因此，我一路都倍加细心注意防范。所幸的是，后来并没有遇到《水浒传》里所提到的那类吊睛大虫。

　　可让我没有想到的却是，在路过一个山村问路时，村人初始还以为我是台湾国民党派来的特务，特别对我做了一番仔细的盘问。这样，当我后来在一个渡口通过竹筏扺达那个国营林场之后，已经是筋疲力尽了。

　　场长见我到来，其接待态度非常热情，当即拿出他精心炒制的茶叶泡起功夫茶来招待我。当时我确实也口渴得要命，一接过一小杯茶就一饮而尽，没想到喉咙里顿时又滑又香的，非常爽意。这是我此生第一次喝到功夫茶，真令我终生不忘。后来不论再喝到什么名贵的功夫茶，我都已无法再找到这种感觉了。

　　在福建的科考当中，我还记得挨过一次批评的事。那是在一次收集资料中，在我说明资料要求后，当地接待干部怕记不住，便要求我把提纲留下。由于时间很仓促，我没有多加思考，顺手就把自用的提纲递了过去。

　　没想到后来领导上会把这当成了严重的事情，特别把我叫了过去，严肃批评我不懂得尊重当地干部。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位领导这样批评道：你给人家留便条，既不写抬头称呼，又不留自己的名字，简直目中无人！

　　（杨冠雄系中山大学经济地理专业1961届毕业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后调任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副厅长）